自从“科学”这个概念“进口”一个世纪之后，给我国带来很多好处，但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现在，“科学”变成了科学主义，变成了怪物。科学家变成恒原因，最近收到孙万鹏先生的《西方顶级理论“始点性错误”初探》一文，这才得到了解答。笔者摘录了他的关于医学方面的论述，觉得很有启发。
孙先生1987年前是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现在是国内外灰学创始人、世界灰学文化联合会主席。1987年他做身体检查，医生诊断他患了晚期肝癌，通知他必须立即手术治疗。孙先生的父母曾于1985年患肝癌，双双住院治疗，不到一年身亡；1986年他的大妹妹患肝癌住院，不到一年身亡。鉴于肝癌的西医治疗如此无效，孙先生便拒绝治疗，决定服中草药与癌症抗争。并研究灰学理论，每年著书一册，1994年，他完成了全部灰学理论研究，再去检查，肝癌不见了——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才是真正的勇士。
现在他又面对西方的高级理论，毫不畏惧地指出这些理论的始点性错误，这才是真正的理论战士。前个世纪我们文化界许多巨子，对西方理论顶礼膜拜，非常自觉地接受西方错误理论而不敢稍有逾越，一直主张全盘西化，自上个世纪初开始，至今越陷越深，不以为耻而反引以为荣。现在的西方，都已经发现，他们的学术出了个大毛病，这个毛病就是始点性错误，只能学习中华文化才可以纠正。一个世纪过去了，二十一世纪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反思的世纪了。
笔者现摘录孙先生这篇文章在医学方面的论述，提供读者学习和思考。
[摘要]研究表明，西方顶级的物理学包括荣获诺贝尔奖的理论，基本上都存在“始点性错误”。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大师在“空间是几何的？还是物理的？”起点上选择失误。这种失误又与2000年前西方著名传统—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具有数学《圣经》地位有关。它使得西方物理学家不研究自己的本业“物理学空间”，而热衷于以几何空间为基础的“先验”的“公理”。由于西方物理学长期以来的“领头羊”地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各种科学理论。造成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和原苏联等转型国家经济发展预测发生重大偏差；使西方医学所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
昨日，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某社区干部去看望107岁的健康老人，言谈之间提到：在美国，某医学权威提倡凡50岁以上者每天都要食用一片阿斯匹林，据说非常有利于健康。谁知老人听后瞪大了眼睛：“多看事实，少听虚言。我一辈子没吃过阿斯匹林！”他将手握成拳：“你们看，我的健康怎么样？”
夜晚，天高露浓，107岁健康老人的话，久久在我的脑际盘旋。
从中医为代表的东方医学看西方医学理论的缺陷
大家知道，现今，西方医学与东方医学是世界上两大主流的医学体系。从思想方法来说，西方医学以分析解剖的还原论方法为主来研究生命；而东方医学则以综合的整体论方法为主导；两者各有自己的特色。我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用现代系统的眼光看，下索就是还原，是所谓从外到里的思想方法，属于上向因果关系。例如，犯罪率问题，犯罪当然要由警察来解决（本层次研究），也可以通过分析罪犯的基因来研究和确认罪犯，这就是犯罪基因研究和DNA身份测试（还原方法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效。诚然，根本解决犯罪率问题，还需要把它看做一个与经济、社会、就业和教育等有关的问题，从整体论的脉络中得到解释。它是与还原方法正好相反的上索方法，属于下向因果关系，即指一种较高层级的结构对它的次级结构起着原因的作用。早几年，世界著名学者凯利（L·M·Keller）等人，对同卵孪生兄弟姐妹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40%来自基因，60%来自家庭、学校、国家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系统。这恐怕与“还原中心论”的缺陷渐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综合的时代”有关。（孙万鹏：《生命医学纲要》序，2009）并出现了一股向东方整体论学习与探索的热潮。
实际上，西方医学的顶级医学家们，也与西方物理学大师、经济学大师一样，存在“始点性错误”（潘德孚：《西医病理百年反思》，第70页，东方文化出版社，2011），即“先验”的理论框架。正是这种错误使人类的生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国著名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沉痛地说：“医学（指西方医学）所杀死的人，要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同上，“写在前面”）
19世纪后半叶，在还原论从外到里的外因论思想方法指引下，巴斯德和郭霍建立了疾病由细菌引起的理论，即“细菌致病论”。一开始，就受到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东方医学的批评，认为“人生百病，根在五脏”；“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有细菌侵染照样不发病”。然而，西方医学20世纪的主要成就，即是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致病病原微生物，可谓是战果辉煌。“病灶感染论”似星星之火燎原了。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外科手续，磨刀霍霍。扁桃体切除、阑尾切除、胆囊摘除、子宫切除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亦乐乎。一批传染病病原菌的发现，使一批制药企业大发其财：美国500强中，十大制药企业的利润总和（359亿美元）超过了其他490强的总和（337亿美元）。（同上，序一）与以“悬壶济世”传统的东方医学不同，西方医学的商业行为，研究所所需付出的经费，要从研究中收回，而且，还要加上“知识产权”。这“产权”不只是向美国人民收的，更大的市场在全世界。（同上，第78页）
“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南朝·宋]朱昭之《难顾道七夷夏论并书》）一些西方医学家为了将他们的发现迅速换成金钱，往往“将在现代中医养生论中只需半年——1年内就可能解决的高血压、糖尿病等”（徐振邦讲座），断为“终身服药”之症。并且“使高血压界定值不断降低，使更多健康人进入了用药大军之中。”（[澳]雷·莫尼汉[加]阿兰·卡塞尔/著，尚飞等/译：《药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事实上，一位有良心的美国营养学权威研究表明：“你用的药越多，你发生严重药物副作用的危险性就越大”。“药物副作用，已成为医学领域中的除心脏病、癌症之后的第三号杀手”。（[美]雷·斯丹（Ray Strand）博士著，杨霞等译，《致病药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所谓50岁以上每天都要食用一片阿斯匹林，也不过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我的朋友，与生命医学打了50年交道的全国中医人体学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专治疑难杂症的老中医潘德孚告诉我说：“大名鼎鼎的艾滋病就是西方制药公司的又一次比较巨大的疾病发明”。开始，它似“丈二长的水烟袋”让我摸不着头尾。后来我看了潘医师送给我的书，才知道。原来，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加洛，于1980年初在白血病人体的T细胞里找到了一种病毒，叫T细胞白血病I型（HTLVI）。加洛认为它是白血病的病因。显然，它是一种“先验”的框架。后来，在600万名接受检测的日本人那里，以失败告终。该病毒对白血病人没有丝毫影响。他又解释说，这种病毒可能有40年的潜伏期。1982年加洛又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反转录病毒，命名为人体T细胞白血病病毒II型（HTLVII），于是，把寻找病毒的努力方向转到艾滋病上，1984年提出了HIV假说。认为这种病毒减少了白细胞数目，从而导致了艾滋病。（《现代医疗批判》第89-90页）认定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是检测艾滋病病毒最常用方法，呈阳性是感染的标志。免疫印记（Western Blot）方法被用于对ELISA检验中。但是，1990年在俄罗斯，2万名ELISA实验阳性的病人中只有112例通过了Western Blot。另外，蛋白P24被认为是艾滋病病毒存在的证据。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人体内非致病性轮状病毒中，蛋白P24也不时显身。1991年一项调查发现，P24蛋白阳性的所谓病人多半又转为阴性。
“欺世瞒人都易，惟有此心难昧”。（[明]吕坤《续小几语》）现在，提出HIV假说的加洛博士，也转而不相信HIV理论了。（《现代医疗批判》，第94页；潘德孚《西医病理百年反思》，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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