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鼎革之后，明廷为了建构其正统性，巩固其统治基础，确保其政权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发动了可以称之为『再造华夏』的社会运动。首先，明廷建构了由汉唐经宋元至明的正统王朝谱系，以此整合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辽宋金元时期，生活在不同政权下的华夏族群不但在身份认同方面存在分歧，[1] 而且拥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记忆。为整合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明廷先是否认由少数族群建立的辽金政权具有正统地位，将华夏族群建立的宋朝建构成大一统王朝，然后将由蒙古族群创建的元朝视作宋朝正统的继承者。於是，华夏族群就拥有了共同的从汉唐经宋元至明的历史记忆。值得注意的是，明廷虽然将元朝嵌入华夏正统王朝谱系之中，却反复强调传统的华夷秩序，将元朝建构成有别于华夏正统王朝的『变统』。
其次，明廷重新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元代统治者笃信藏传佛教，因此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独尊地位。『九儒十丐』虽有夸大之嫌，但儒学的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创立后，明廷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透过兴办学校、开设科举、颁布《御制大诰》等手段来宣扬『先圣之道』，期望以此强化华夏族群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与此同时，明廷刻意贬低元朝统治，以凸显华夏与『胡元』的差异。
其三，明廷致力於恢复华夏传统礼制，以行为规范、礼仪象徵等手段强化族群认同。对於象徵族群身份的冠服之制，明廷耗费二十多年时间推行涉及社会各 阶层的冠服复古运动。对於日常礼仪，明廷也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以革除元代遗俗。
其四，为了整合南北华夏族群，主要由『南人』（按：在元代的族群等级制中被划分为『南人』的社会群体）创建的明朝采取争取北方华夏族群认同的举措。如前文所述，明廷藉免粮之机展开政治宣传以激发北方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宣称『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意胡人入据已及百年』， 『山西、陕右，地居西北，山河壮丽。昔我中国历代圣君，皆都此而号召万邦』。为增强北方华夏族群的认同意识，明廷还特别关注北方学校的有效运作并派遣大量国子生奔赴北方推广王道教化。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明廷不但未依法『究治』公然违反『应举不第之人，不许喧闹，摭拾考官』规定的『北士』（按：来自包括四川人在内的，在元代的族群等级制中被划分为『汉人』的社会群体），反而将白信蹈等考官处以极刑，『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2] 如此极端的举措如果不将其置入明廷始终致力於强化北方华夏族群认同意识的历史情境中予以考察，很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对臣民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洪武年间，高度中央集权的明廷对基层社会具有明朝中后期的明廷无法比拟的强大影响力。因此，明廷运用道德规劝与国家暴力在明初推行的『再造华夏』的社会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 就本文关注的华夏族群史而言，这场社会运动的重要意义在於基本消除了部分华夏族群的胡化现象，逐步抚平了南北华夏族群由长期的政治分裂与一度被区隔为『汉人』、『南人』两个不同族群造成的裂痕，强化了华夏族群的认同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洪武年间明廷『再造华夏』的社会运动无疑是华夏族群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篇章。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明朝初年明廷主导的『再造华夏』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将其他少数族群彻底驱逐于王朝体系之外或尽数将其同化的排外行动。[4] 就前者而言，以下事例可以为证：在前文征引的《谕中原檄》中朱元璋政权即明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洪武年间明廷对包括蒙古族群在内的前元将士亦始终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5] 就后者而论，《太祖实录》的以下记载可以为证：『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6] 可见，『再造华夏』并不是以尽数驱逐与全面同化为宗旨的排外行动，而是一场恢复华夏传统、整合华夏族群、改良社会风俗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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