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十大启示之七:武器决定论,导致消极应战
作者：海上冰花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消极避战成了甲午战争中实际上的战略指导。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对北洋海军的使用上，坚持“保船制敌”的原则。其原因一是北洋海军来之不易，在具体使用上慎之又慎；二是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这不能不说从指导思想上就犯了兵家大忌。
李鸿章指挥淮军有三个特点：一是本位主义观念突出。李鸿章依重淮军起家，自然在军事上处处想到淮军的利益。在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当时江宁久攻不下，朝廷促李鸿章率兵会攻，李鸿章以金陵城破就在旦夕，托辞延师不出。后来，曾国藩攻克江宁，捷报传来，李鸿章才令刘铭传、盛波等从不同方向围歼残存农民军。这种不顾大局，以我为主的本位思想，在甲午战争中又再次上演。当日军准备在金州、大连登陆，守军向李鸿章请求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北洋舰队赴援大连时，李鸿章不但未及时调整兵力，反责其将领糊涂胆小。受他的影响，其部下本位思想也相当严重。当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从威海到达旅顺时，并未对登陆日军进行袭扰。大连湾失陷后，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借口水道狭小，率舰队返回威海。此后又由从大沽开赴旅顺，稍做游弋又回威海，从此再无出港机会，直到全军覆没。二是依托根据地。李鸿章非常看重对根据地的依赖。清军在与捻军做战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击身亡，震动朝野。朝廷命曾国籓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僧格林沁旧部，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要求率其部队驰防豫西，兼备围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但李鸿章却说：“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讬。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不愿离开根据地的惯性思维却延续到对北洋海军的指挥上。北洋海军除了护送兵船出海与日军在大东沟遭遇外，几次驶出威海，又几次无功而返，始终不敢远离威海，从而把海军当作海岸兵力去用，更谈不上让其争夺制海权。陆兵兵势不能远分，这对于打农民起义军而言，能发挥保障便利等优势，但对海军的使用同样兵势不可远分，就完全背离了海军使用的基本原则。三是包围聚歼。由于农民军流动性强，李鸿章认为对付“流寇”，若不采取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正是这一原则，清军置捻军于死地。但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信心不足，从未对日军采取合围之势。他把积极的用兵之策丢了，把消极的用兵方法却发扬光大。战中因其判断失误，其战略指挥与战场实际严重脱节。
  

  李鸿章虽深知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但因受"武器决定论"影响，“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李鸿章所要做的是“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殊不知，李鸿章训练北洋海军向朝廷表功的时候，北洋海军的面貌却不像不能打仗的军队。如“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为什么仅6年之后，曾远出印度洋的北洋海军却不可恃？从黄海海战中可以看出，北洋海军并非无战斗力，这场海上遭遇战也并非就已输给日军，恰恰因为让其消极避战，最终使其不战而亡。

   黄海海战时中日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方针，这将意味着战略防御的重点由沿海转向鸭绿江西岸，以防日军对奉天陪都和京城形成威胁。在此方针指导下，清军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的部队调往鸭绿江前线。但日军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辽东半岛实施登陆，夺取旅顺、大连。为达成这一目标，日军还在鸭绿江集结部队，吸引清军，掩护登陆作战。显然，李鸿章的判断与调兵，正中了日军的奸计。从实际情况看，清廷也认为旅顺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易守难攻，多年在此构筑船坞，修建军事设施。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却让李鸿章轻易放弃，看上去是为了保卫京畿安全，实际上此时还谈不上京畿之危。因为日军只有大规模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才可能危及到京畿的安全。相反，夺占旅顺口，日军将打开通往东北的通道，其兵力可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得以输送。如果说战略判断失误后，随着日军进攻方向的明朗，迅速修正原方案尚能补救过失，但李鸿章却一错到底。当日军从花园口登陆，清军已从日间谍处获悉日军将攻取金州、大连时，李鸿章只派出2000人的兵力增援金州，而对派遣北洋舰队赴援大连的请求置之不理。最后，日军轻而易举地攻取无人之地大连，随后旅顺失陷。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认为日军将进攻奉天，进而快速逼近山海关，另一路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为此，清政府将主要兵力调往京津方向。但日军的企图正好与此相反，认为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兵出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随后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清军因将主要兵力调往京津方向，山东防务十分薄弱，而李鸿章也不知日军的主要目标是瞄准北洋海军而来，仍指示北洋海军扼守埋伏之地。当发现日军舰在荣成湾龙须岛活动，才令其前往巡察，以防对舰队形成包抄。但丁汝昌也不听李鸿章调遣，始终蛰居威海港内，将李鸿章最初“不得出大洋浪战”的精神贯彻到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种错误的叠加，便促成了清军的惨败。作为战略指挥员，盲目相信唯武器论，战前信心不足，消极应战，战中指挥失误频频，随时谋求通过外交等手段化解战争危机，这不能不说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李鸿章以政治家的角色，扮演了一位陆海军的统帅，他用政治原则代替军事原则指挥作战，这其中方向性的偏差，就不止是一场战役战斗的偏差，而是全局性的，致命的偏差。这一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