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诗词世界》第一期
何
但愿花好人长久 年年岁岁看花来
拜读线装书局周兴俊总编赠送的线装《王亚平诗词》，穿行在王亚平君用生命孵化的文字里，徘徊于每一个标点之间，丈量着他落满红尘的心路，就像走进了情感的迷宫。满目玑珠，俯拾皆是。丁国成先生说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教学、科研、创作并重；新诗、旧体、评论兼擅。”（《逝川序》）是的，王亚平君确是同时代诗人中罕见的全才。为这样一位高贤作评，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况且，新疆兵团《王亚平研究》出版在即，迫切待稿，思来想去，也是亚平君之意，仅就其诗作中爱情题材之篇什略作赏析。
爱是两颗心的叠加。当一个人突然感到自己内心整整多了一半重量的时候，那多余的重量就是爱。为了这一半的重量，爱德华放弃江山，吴三桂冲冠一怒。在徐志摩的眼里，那河畔的金柳便是夕阳的新娘，揉碎在浮藻间的天上虹也沉淀着一个美丽的梦。于是，他甘心做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可见，这爱情的魔力有多大。然而，在爱情如快餐一样贬值的今天，在浮躁充斥了世俗，功名占领了心地的时代，在“爱情也许会老，尘心永远年轻”的歌声里，还有几个人能坚守在那个动感地带？由是，王亚平君对爱情的执着就越发让人起敬。这种敬意，随着对其作品的全面解读，而愈加深重。
“来觅相思一梦遥，何辞水远共山高。”诗人故地重游，心事浩茫。遥想当年，伊人在侧。如今物是人非，独对流水，“怎一个愁字了得”。“新翻残月杨柳枝，心事浩茫鱼雁知。”踏歌沂水、共枕秋声的美好时光已化作高天流云，飘向远方。诗人天真地不肯也不想承认现实，总想把自己还原到当初。然而，“登台今日意何如，满目秋凉月上初。因忆早春携手处，伤怀老眼渐模胡。”无奈啊！默对孤灯，月下花前，已是“怕读红楼石头记，老来心境转苍凉”。再不想吟那梁祝鱼水，再不想唱那彩蝶双飞。唉！徒然地“卅年读破洛神赋”，却“不见惊鸿照影来”。无奈，真无奈！“揽镜卅年双鬓霜，深杯独酌月昏黄。无端锦瑟凄凉甚，梦逐鹃声向洛阳。”罢了，罢了。“凭栏无语对斜晖，逝者如斯不可追。”由她去吧！枯荷听雨，此情谁知？这“一朵心花无寄处”，只能“珍藏红叶待题诗”，有什么办法呢？“风来花影怒于潮，独伴青灯读楚骚。瑟鼓湘灵人不见，怀孤怕听雨潇潇。”其实，拿得起真的容易，放得下何其难也。“衣香人影太匆忙，落得今生憾恨长。二十八年归一梦，孤芳梧叶两飘黄。”还是放不下！放不下就会怀恋，就要抱怨：“谁家玉笛弄秋风，零落天涯绿万丛。莫向花间寻旧梦，枝头不见旧时红”，这哪一个字不是血泪铸成？“此恨砌成千万重，断桥残月又秋风。一片伤心画不出，黄昏血绽石榴红。”读到这里，心里会隐隐作痛，非关文采，只为情真。“无边落木听萧萧，心底潮通梦底潮。是处残红飘欲尽，但有痴情不肯凋。”是啊，这世界就是痴情不肯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在受罪，在自虐。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走不出。看吧，“柳老沈园无絮飞，凋伤玉露更相摧”，岂不伤感？“月下小红歌婉转，倚箫莫唱彩云归”，又是怎样的复杂心境？即便这样，依然改变不了诗人“春生红豆证流年，入骨相思托梦传”这样的期盼。但愿望和现实总有一段距离，所以诗人有“一段痴情肠九曲，怕看花落怕听鹃”的悲叹。毕竟，韶华易逝，红颜难留。正是：“听歌怕听摘玫瑰，忍看凋残秀色堆。锦瑟无端弦五十，相思九曲总成灰。”也许，“只恐相逢在梦中”，那时“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也未可知。
《沂水十八拍》是一曲风流祭，是一组断肠吟。她告诉我们：时光只能磨损无情人的记忆，却无法删除有情人的相思。读罢《沂水十八拍》，始信赵京战“西山红叶沉吟久，一笔写成天下秋”非是心血来潮之辞，实为饱经沧桑之笔；忽觉靳欣“借来一管生花笔，抹去三生刻骨情”，当属“欲知了了便不了”之列，未至“不知了了是了了”一层。
刘征先生在写给王亚平君的信中说：“当代诗词恋爱诗少，佳者更少。”我们看到，许多诗词刊物都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设情诗栏目，不发爱情题材的作品。恋爱诗不少才怪！没有一定的数量，难有一定的质量，故佳者少也是必然的。诗与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是主情的。无情何以谈艺？王亚平君以其坦荡的个性把自己的炙热的情感晾晒到他的字里行间。这种勇气，可钦可佩！
《洛水十八拍》写在最近。诗人重到龙门，落叶萧萧。漫步桥头，闲观鸥鸟。感慨“年轮声转劲如潮”，往日的“不尽相思似春草”能否换得今日的“春来破梦绽新芽”？当年一别，三十春秋。红裙犹在，朱颜已改。纵然有“无边思绪总纷纷，同蔓同根岂可分”的呼唤，也难以改变“相看白发已苍苍，怕忆当年怕断肠”这样的现实。同上孤峰，烟涛滚滚，香山旧事，红叶题诗。多么美好啊！而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任凭你“痴心为报洛神赋，化作石头不肯凋”，也只能是三十年间再回首，满头发为伊人白。如此而已！岁月总是无情的，管你什么“相思豆子年年寄，三十年间粒粒红”。然而，诗人总是浪漫的，不但“长忆青春过洛水，难忘执手泣蛾眉”，还要“倒转年轮十二亿”，看那“千堆雪卷莽苍苍”。诗人更是豁达的，牵衣携手，影趁斜阳，木兰舟上，一笑嫣然。于是“知是情浓秋意浓，踏歌人在画图中。通幽曲径迷芳草，崖畔相思树树红。”是啊，如果没有“入峡诗开新境界，女娲石上赋桃花”这样的境界，怎么能作一流的诗人呢？亚平君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乐观地描述“棹鼓澄波一丈青，美人腮上赤霞明。”诗人又是顽皮的，说什么：“归来检点囊中句，拾得鸟鸣三两声。”如此童心，真的可爱。独伏案头，梳理诗稿，伊人已去，再添新愁。“阳关不忍听三叠，细品相思又一杯。”人间最苦是别离。是啊！日日思君不见君，谁知此恨何时已？爱是自私的，也是贪婪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吧。但是，能吗？
“聚散总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诗人伫立窗前，“天涯旧恨，独自凄凉无人问。”仰首星斗，远方的你还好吗？天知道！不，柳永知道：“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晏几道更明白：“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王亚平君的这组诗虽多缠绵悱恻之情，但不失含蓄内敛之美。《十八拍》中的女主角如是说：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念》：“踏歌沂水沐秋风，共枕秋声入梦中。从此天涯存一念，相思豆子为君红。”往事如歌，清晰而又迷离，亲近而又遥远，深情而又执着，读之令人神驰。其他几首，我的感觉是浓重，浓重得让我这个几乎没有诗词鉴赏力的人读不破，抹不开……（田亚平《王亚平研究·序》）
读王亚平君的两组十八拍，让我们神游唐宋，意会古今。忽而大弦嘈嘈，忽而小弦切切，时而“四弦一声如裂帛”，“时而东船西舫悄无言”。其谋篇之严谨，笔法之新颖，令人仰止。其取法先人处，亦有过之无不及。
亚平君是朵无心出岫之云，像只未倦知归的鸟，在温柔的晴空中，悠闲地滑翔。过去像照片一样永恒，无法改变；未来像白云一样任性，飘忽不定。只有现在，带着只要想要就会给你温馨在自己的手上。抓住它，就抓住了美好。亚平君幸运地抓住了这份美好。爱情诗少，写自己妻子的情诗少之又少。有人说，爱别人的老婆容易，爱自己的老婆却难。虽是玩笑，想来合情。不是吗？天长日久，心如止水，淡漠了，麻木了。离开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还能有诗情吗？王亚平君用他充满激情的诗句为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曲径通幽未见花，已觉花香浮满路”的西园，亚平君“携妇将雏赏花去”。枝头一抹红霞飞过，她，临风一笑，百媚顿生，艳压群芳，天地失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诗人怎能再吝惜笔墨：“妻入西园步履轻，鬓边斜插一叶青。手抚花枝寻香影，惊破红蕾脆有声。看妻赏花思忆久，当年相识花枝后。数行小诗吐情真：今生今世长相守。花开花落几经春，花前老却赏花人。往事真不堪回首，一番回首一销魂。乘兴携妻上东皋，眼底缤纷花如潮。呼妻快取葡萄酒，我欲借酒壮诗涛。诗涛汹涌情无限，不恨情长恨纸短。写罢掷笔仰天歌，不觉日沉天色晚。归途踉跄人欲醉，胸前忽落看花泪。此情唯有吾妻知，他人那晓其中味!呜呼!君不见年年岁岁梅花开，千树万树绣成堆。但愿花好人长久，年年岁岁看花来。”多么惬意啊，惬意得让人嫉妒。情诗容易偏于小巧，事实上也是这样。读罢《看花歌》，让我们深信，爱情诗不但可以写得瑰丽婉约，也可以写得大气磅礴。王亚平君的大气渗透于其所有作品的骨髓之中，而大气恰恰是成为大家的前提。
《多浪公园月季谣》同样给我们分享了诗人的小我之乐。“闲来携妻看花去，小园香径久低回。……妻爱洁白蕴纯真，儿女青梅忆竹马。红红白白何缤纷，清风徐来护花魂。……归途身轻意气豪，生机勃发思如潮。一段诗情红似火，夫妻同赋月季谣。”这是沉淀的爱，虽难寻来处，却流出了诗人的指间；这是唯美的画，于不经意间，便会烫伤读者的眼睛。一行行微笑的文字在跃动，像一泓清泉，缓缓的；像一缕清风，柔柔的。让我们幸福着诗人的幸福。
人生苦短，逝者如斯。“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所以有人说“死了都要爱”，“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白活一回”。可恨者，爱也爱了，恨也恨了。云烟过眼，一场虚空。为何如此？爱错人了！若爱上个“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的欧阳修就不同了。唐婉只因与陆游这一爱，就留下了荡气回肠的《钗头凤》；小曼只因与志摩这一爱，成就了一代文豪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芳名。想来，佳人爱才子是有其来由的。亚平君诗词的背后时有艳影相随。我羡慕她们，我知道，当我们的躯体都消亡的时候，那些鲜活的文字还会留在人间，还会制造出同样的感动。因之，王亚平君的红颜知己，一定会因为有诗人不朽的诗篇而不朽！
刘征先生这样评价：王亚平君有灵气，有才华，有学养。已大有所成，且必有大成。
为这样一位大成者作评，心中忐忑，杳无自信。于是，将拙文从网上发给女友芳芳。少顷，她反馈道:好。一刻钟后，她又道：太好了。半小时后，她向我索要亚平君爱情诗的电子版，我迅即发她。午夜时分，电话响起。你道芳芳如何？她吼道：王亚平，我要嫁你！
行文至此，我复何言？
蔡世平
妙处与君说
人世间有些事虽然细小，但串起来看是有味道的，常常呈现出生命链条的诡秘和神性。80年代的某日，我在兰州新华书店随手购得一本《宋百家词选》（周笃文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时不时翻读。这一翻就放不下了，及至今天它仍在案头床头美丽着亲切着。好在那个年代书是细线装订的，要是今天这种简便压装法早就是枝叶分离，难窥全豹了。正是这本薄薄的小书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人生的价值和姿彩。从那以后，我就记住周笃文的名字。因为《宋百家词选》的潜移默化，春风化雨，2002年我的当代旧体词创作终于生根发芽。并有幸于2004年通过李元洛老师认识周笃文先生——这位驰骋当代诗词界的著名词学专家和词家，直接得到周先生等诸多老师、前辈的栽培和指导，终使其创作有了些自己的面目。
现在又有幸读到周先生的《红袖添香婉约词》（花山文艺出版社）和《豪放词典评》（辽宁教育出版社）。这是周先生继《宋词》、《宋百家词选》、《金元明清词》等著作之后，再次献给读者的两部重要词学专著。它精选精评盛唐至现代三百余首二百一十多家婉约派词作和隋唐至现代近三百余首约二百家豪放派词作，可谓蔚为大观，词的源流及古今面貌得以一一展现。
成一家之言，是两部词学著作的重要价值。词起源于何时？这之前各种词学版本一致认定发端于唐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但《豪放词典评》综合自宋至今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第一首词选自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将词的产生期上溯了近两百年，由唐代而至隋代。周笃文先生在典评中举出无可辩驳的史籍资料后写道：“这首词是现今见到最早的年代可考的长短句。全词气概雄豪，不可一世”，“千古词源，乃起于隋代”。我以为这在词史上是具有断代史意义的。我还以为，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从这里可以找到它的源头。我们知道词的全盛期在宋代，但元、明、清、民国至当代都有不少优秀词家。选古代词人词作不难，因为有各种现成选本可供参考，且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出入不会太大。但选近代人词作的优秀作品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周先生的这两本词学著作，从隋至今，一路选来，让经典作品，特别是近当代词人词作的优秀作品得以浮出水面，有如出水芙蓉为世人注目。如民国女词人吕碧城，周先生在典评其《金缕曲·纽约自由神像》时说：“‘花满西洲开天府，算当时，多少头颅换’。是何等警策、深刻、振聋发聩之杰作。无论思想境界与章法词彩，均无愧一流。李清照以后一人而已。”这就是对词人吕碧城的历史定位。纵观吕碧城的身世、思想和词作，我以为周先生的典评是恰如其分的。
无论是对词起源于隋代的界定，还是自古至今词人词作的遴选、典评，都显示了周笃文先生作为当代选家的学识、担当、眼界和胸襟。没有对全局的把握，就不会有局部的发现；没有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就不会有独到的历史眼光。周先生正是以他打通东西，融贯今古的词学知识和古典文学、当代文学修养才建立起了“周氏”的“词学”审美世界。
周笃文先生师从词坛泰斗夏承焘，一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诗词创作，勤奋深钻，灵思天造，成就为当代著名的词学专家和词家。他与张伯驹、夏承焘、周汝昌等词坛宿儒交往密切，老一辈学人的知识涵养和精神风骨得以传承。在北京影珠书屋周先生的家，我曾多次见过他倾十数年精力编修著作的近千万字的《全宋词评注》手写稿。师母张姨誊好后，周先生修正定稿。每张稿纸，无一不是红蓝两种颜色蚂蚁似的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面对如此浩繁巨大的文字工程，我见之目眩，心生寒意。最使我惊奇的是，伏案写作的周先生竟然很少翻资料，历代词人词作的瓜藤豆蔓，青枝绿叶，家常便饭般随手拈来，熨帖成文。这是何等的知识储量，何等的治学功夫。联想到晚年失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八十万字，完全凭记忆口述，秘书记录而成，深为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精神与治学力量而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妙处与君说，是两部词学著作的显著特色。词的明亮与幽微，词的豪雄与婉约，常常表现为“妙处难与君说”。正是因为词的这种“妙处”和“难与言说”，才引得一代又一代词人，学人去创作去言说，去泄露人性中的“天机”。“妙处与君说”，正是周笃文先生词评的妙处，当然亦是“婉约词”、“豪放词”典评的特色。词是最性灵的文字上，非真性情人写不出。那么评语呢？当然也要真性情中人来评，才能入得其内，深得其妙。周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词家，且是一位性情中人，童拙痴顽，机锋时露，既明朗清澈，又深邃逸远。我一直在想，周笃文先生的心里仿佛奔腾着一条中国词史上的河流。词的朵朵浪花，变化万端，激活了周先生的生命形态。词融进了他的血肉，他的生命因词放射出熠熠辉光。周先生在词王国里自由驰骋。他触摸不同时代词人词作的体温，呼吸不同时代词人词作的生命气息。正是因为周先生对各朝各代词人词作的熟稔，使他在“婉约词”和“豪放词”的典评中，下笔便有神助。文字御风而行，一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既飞扬跋扈，又静影沉璧。读经典词作，是一种享受，字字珠玑，流光溢彩。完全是一篇篇精短的美文，稍加整理差不多就是一篇自由曲了。
周先生这样的人不识是可惜的。周先生这样的书不读是可惜的。
黄
人间何处着疏狂
曾经有一个话头，叫“不和七十年代人做朋友”。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对这种说法略感羞愧的同时，也会暗暗叫好：七十年代人往往轻浮、傲慢，还爱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活该没有人和他做朋友。即如我自己，朋友中也很少同时代人，算是这个话头的一点佐证。
现在拿年代说事儿已经不那么好玩了，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纷纷浮出地表，个个叫着“出名要趁早”，七十年代的人已经“老矣”。可是，毕竟还有徐晋如。每每想起这个出生于1976年的人，我就不会对70年代的人完全失去信心。
“他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因爱好古诗词和戏曲，觉得只有到北大去才能使这些爱好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他就要求转学到北大。清华竟然同意他转出，北大竟然同意他转入”；“他常常穿着古人的长衫，出入于北大各种场合”；……这都是在接触徐晋如文字前，看到的有关他的一些资料。那时觉得此人真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异类，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按照经验，当一个人的轶事被众口流传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符号化”了。随后便是在网站上，读到他的旧体诗，在《博览群书》上读到他的《缀石轩诗话》，这时禁不住有“惊艳”之感了，而这是我读当代人著述中很少出现的一种感觉。我惊异于一个70年代的人对旧体诗词的体察、把握乃至运用上会达到如此的高度，他对旧体诗格律的纯熟自不必说，那些寥寥数语的诗话，即使放在近现代名家诗话中也是不遑多让的，我更惊异于一个当代人居然能够如此自如地将现代理念和人格精神贯注于“旧瓶”中，套用一句话，他的诗文是“这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再以后，就是读到徐晋如的两本书。《胡马集》，旧体诗词集，2002年出版；《人苏世》，文集，2005年出版。两书都是在海外出版的，印数都很少，这不奇怪，徐晋如有一种罕见的思想早熟，能够接受他的人是不可能多的。
关于徐晋如的诗词，余杰以“深情”、“深思”概括之。这是很不错的。没有“深情”就不会有诗人，天性凉薄者硬做几首诗，只好以风雅或玄机来掩盖冷血。诗人之情既可是对国家民族之“大情”，也可以是小儿女之“闲情”，只要发自肺腑，自是天籁。所以，在徐晋如的诗中，既有《北戴河海边骤雨》这样慷慨悲凉之诗：“牢落乾坤矜此头，沧溟难托杞人忧。狂来横雨幽燕隘，纷坠沙鸥太上愁。国步径应悲老父，民权虚自说神州。鸱夷浮海如长策，东望扶余涕泗收。”也有情到深处人孤独的伤心人语，像《重感旧》这首，诗曰：“惯带疏狂赏夕晖，又因青酒涴春衣。嫣然巧笑情疑梦，特地高吟意恐违。似水流年还自惜，如花美眷卜同归。欲凭灵异传心曲，甄枕无由通宓妃。”“人生自是有情痴”，徐晋如的“深情”总让人想起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龚定庵。从他的诗看，他是受龚定庵影响颇深的，他的诗中我个人最偏爱七绝，以为冷隽而带一种倔强之气，而这恰又是龚定庵的胜场。不过，他到底不是龚定庵，或者说他要比龚定庵幸运，先后在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吸取精神营养的人，其视野自非“旧学”所能束缚，他的思考肯定要比嘉道之际的旧式士子更为深广，即使是作旧诗，也不会有一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老名士那种下意识流露出的轻薄和风流自赏。“万寿从来终有疆，谀词岂便是仙方。蓬莱烟景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游仙早悔少年狂，自古多情憎帝王。老去江淹尴尬甚，那堪重赋《贺新郎》”，“曾闻浊世有良相，讵料圣朝无直臣。客到淮安休买醉，寻常巷陌倍愁人”……像这样一些诗句，当然只会从今之徐晋如的笔下涌出。试读他的《缀石轩诗话》，“有超世之人，有顺世之人，有游世之人，此数者皆与诗道无缘”，“柳亚子郭沫若有体无象。剑气不以箫心为佐，只一大花脸也”，“程砚秋《花事已开再寄叔通先生》：‘松柏青青入眼同，好花不竞一时红。惊心尚有东篱菊，正在风霜苦战中。’于谐和中隐见锋芒。自来咏菊诗，率皆寄言隐逸，未若此篇独能得普罗米修斯之侠概。俏丽之中，居然肃杀。”……这样的诗论，自然不是陈衍甚至不是梦苕庵能够作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至于七律还是五古这样的形式问题，又怎能桎梏其头脑？
徐晋如曾自述，“平生议论，不出庄周尼采二家”。这倒不是欺人之语。徐晋如的姿态的确既是自由的，也是精英的。以这种姿态作历史、人生和艺术的旁观者，屡有庸常思维梦想不到之处。在《人苏世》一书中，他论伶界两大王梅兰芳、程砚秋精神之差异，真是体察入微妙到毫巅，连我这对国剧完全陌生的人都恍然似有所悟。另外一篇《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尤是奇诡之作。昔日读章太炎那篇被思想史文化史捧得极高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禁窃窃私语：看不出什么逻辑推理，倒像是谩骂和攻击，与人辩论能如是乎？这样的辩论能使对手心服口服乎？不过也就是暗地里嘟囔几句，目光也局限于文字的技术层面。现在读徐晋如这篇大作，仿佛猛然于幽闭中被打开了一扇天窗，顿觉神清气爽别有人间。他的笔锋所至，已不仅仅是章太炎，不仅仅是那个曾经被捧得奇高的邹容，不仅仅是文字和口舌之争，更及于一种理性丧失下的迷狂的激情，而这正是一种让人害怕的民族性格。徐晋如说：“康有为一定没有想到，他游历万国，覃思熟虑而形成的思想，竟不如一个革命暴徒的观点来得吸引人。他不懂得，从古以来，辩论中胜利的一方，通常并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方，而是擅长谄媚庸众、擅长煽动愚民的那一方。真理往往是深刻的，而通常能够赢得更多听众的，偏偏是浅易而偏激的观点。”其实何止康有为没有想到，历史老人恐怕更没有想到。不知道徐晋如当初搦管戳破这一惊天秘密，于推窗遥望的那一刻，是否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悲凉？
正因为徐晋如不屈不挠的精英姿态，所以在《人苏世》中常有一些惊人之论，什么“民主恰恰是最坏的”，“宽容的本质是乡愿”，云云。对这种惊人之论，我没有资格和学力置一词。不过，我想，在民主和自由这两种价值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应该不是一件坏事；现在是不是一个大众话语已经过于喧嚣的时代，也可以讨论，但在一个狂热和激情常常泛滥的国度，对民粹主义的适当敏感未必就一定是杞人之忧。所以，虽然徐晋如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但我们何妨对这样一个可能不太合时宜的人就“乡愿”一回呢？
徐晋如因这种精英的姿态，常常会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逐渐合流之势，但因为这二者在价值观上毕竟还是有畸轻畸重，因此必须倍加小心，否则，一个保守主义者稍不注意，是很可能从对威权的尊重而不知不觉间滑到“专制”的。个人觉得，徐晋如以自由而精英的立场衡世论人，就偶尔露出了一些他可能未自觉到的破绽，最典型的是他关于王朔的文章。嘲弄知识分子的王朔不在徐晋如喜欢之列，这不奇怪，他写过多篇抨击王朔的文章，也很正常，有几篇还非常痛快，但其中一段仿佛漫不经心的“闲来之笔”却让我困惑不已。那段话的要害是把王朔“想像”成一个似乎有文字以外的力量的人，对这样的人可怎么才好呢？要钳他那张不招人待见的“大嘴”，也只好借助文字以外的力量了。这就是徐晋如那段闲文给人的印象。当年王朔正走红时，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颇为耸动，有心人当还有记忆吧？当然，也许诗人徐晋如并没有我揣度的这样的深刻用心，可是那段关于王朔的文字却实在不能止住别人如此猜想。作为朋友，我宁愿相信这是徐晋如笔墨纵横之际一不小心留下的一处硬伤。
阅读徐晋如，感觉他是在几个时段都不好安顿的人。当商业时代兴起时，他却要去钻研旧体诗词和京剧这样近乎恐龙似的东西；当别人为求“政治正确”而做出拥抱普罗姿态的时候，他却宣扬“民主恰恰是最坏的”。这样一个让几个方面的人都会皱眉头的另类，到哪里去寻安身立命处？“人间何处着疏狂”，这是王静安咏苏曼殊的句子吧，我看移它到徐晋如身上倒是恰好。也许徐晋如对自己的命运是有自觉的，他将自己的文集取名“人苏世”，“苏世”者，楚辞者所谓“苏世独立”也，其中自有几分狂傲，但未必就全无衰飒的气息吧。
前不久听说徐晋如到中山大学读古诗词和文献学的博士去了。我好生奇怪，这人能文善诗，对京剧也有精到的论述，堪称翩翩才子，没想到这冷板凳也坐得。和他通了一次电话，说是一边续写“二十世纪诗词史”，一边在大学里教几个小孩子作诗呢。诗人都是有赤子之心的，和一片天真的小孩子谈诗自是一件兴味无穷的事，不知道当此之际，绕着他的可还有无边的寂寞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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