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千秋 风流独步
——有感于林散之草书艺术
蔡慧敏
（扬中高级中学，江苏 镇江）
自明末清初出现大书家王铎以后的几百年，中国传统书法中的草书艺术渐趋衰微，后继乏人。林散之先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上下求索的精神，在草书领域里“入古出新”，以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书法语言，对草书艺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入古”到“出新”，关键在一个“变”字。林散之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中总结自己学书过程时说：“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凡此四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者为小变，可为一阶段，后两者为大变，而各为一阶段。
林散之先生15岁时从乡贤范柳堂先生学习诗文，16岁时从范培开先生学习书法，得双钩悬腕执笔法。一年后又从晚清进士张栗庵先生学古诗文和书法，临写褚遂良和米芾书法，并上溯汉魏、二王，在魏楷、唐楷和汉隶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他31岁赴上海拜黄宾虹学习书画，这是林散之先生学艺道路上的转折点；加之跋涉18000余里的游历，眼界与胸襟大开，气质与书画皆出现了质变。他不仅领悟了黄宾虹先生用笔用墨之法，而且深得书法艺术传统之三昧。
林散之先生“古稀之后又一变”，进入了第三阶段。1970年他入浴时被热水烫伤，右手半残，执笔方法也被迫作了调整。在这之前40年左右的时间，他长期浸润于传统书法之中，酝酿着突破，渐进渐化，终于完成了“衰年变法”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独特书风：集怀素的飞动跌宕、祝枝山的恣肆奔放、董其昌的清淡空灵、王铎的奇崛酣畅于一炉；合书卷气和金石气为一体，精湛的笔墨功夫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林散之先生在近一个世纪的学习、探索、创作过程中，形成了超凡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细读他那惊心动魄的大草，其书法语言的包容性、超前性、表现力、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在20世纪的书坛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奥妙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形成林散之草书艺术的最重要因素：
一、 有楷、隶、行的深厚基础
在范培开、张栗庵、黄宾虹三位名师的教诲、引导下，林散之先生在学书过程中始终尊重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古代经典碑帖之间遨游，以最深的功力“入”碑“入”帖，以最大的勇气“出”碑“出”帖。中国书法史上那些最典范的楷书（包括唐楷、魏碑、晋楷）、隶书（《礼器》、《张迁》、《乙瑛》、《西峡颂》等）、行书（二王、米芾、李邕等）、草书（二王、怀素、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等，他都曾用功临摹，潜心钻研，汲汲穷年。
楷书是林散之先生学书过程中用功甚勤的一种，从年轻时的唐楷到后期的北碑楷书。早年的楷书作品如《四时读书乐》、《山水类编》，写得十分精致，用笔沉着劲挺，结体参差错落，没有草率油滑之气，显示出作者严谨的书风。及至晚年，融合各家贯通诸体，掺入隶书和行书笔意，写得平正宽博、天真烂漫、古朴自然，如《赠小娟》横批，纯以神行，质朴恬淡。
隶书也是林散之先生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主攻的重点之一。他说：“我学汉碑已有三十几年，功夫有点。学碑必从汉开始。每天早上一百个字，写完才搁笔……”，又说：“浮名乃虚花浪蕊，毫无用处。必回头，若干年，痛下功夫……”。林散之认为隶书用笔迟涩凝重、断而后起的特点也是让人在用笔上防止草率、轻滑、含糊的良药。因此，林散之把隶书的研究作为自己探索笔法、增强笔力、丰富内蕴的手段，立志“把汉人碑刻一一摹下”。
林散之的行书发轫于二王，尤得力于李北海和米南宫，也学过颜真卿、王铎等人。如1965年所作《瞻园七绝四首》，李北海的影响十分明显，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成熟的书风。而晚年的行书之笔意，圆浑自然、平淡祥和。
二、 以隶入草，创新变化
草书得流走奔放易，得沉著凝重难。林散之将隶书沉著厚重之气寓于草书之中，故其书草能得厚重的老辣气象。
草圣千秋 风流独步
——有感于林散之草书艺术
蔡慧敏 （扬中高中，江苏镇江）
林散之（林霖，1898年11月20日-1989年12月6日），字散之，号三痴，以字行，生于江苏江浦县乌江镇，中国近代书法家、画家，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其幼年即开始作画，被誉为“草圣”，林散之草书被称之为“林体”，代表作品有《许瑶诗论怀素草书》等。1989年12月6日，林散之逝世。
自明末清初出现大书家王铎以后的几百年，中国传统书法中的草书艺术渐趋衰微，后继乏人。林散之先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上下求索的精神，在草书领域里“入古出新”，以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书法语言，对草书艺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入古”到“出新”，关键在一个“变”字。林散之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中总结自己学书过程时说：“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凡此四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者为小变，可为一阶段，后两者为大变，而各为一阶段。
林散之先生15岁时从乡贤范柳堂先生学习诗文，16岁时从范培开先生学习书法，得双钩悬腕执笔法。一年后又从晚清进士张栗庵先生学古诗文和书法，临写褚遂良和米芾书法，并上溯汉魏、二王，在魏楷、唐楷和汉隶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他31岁赴上海拜黄宾虹学习书画，这是林散之先生学艺道路上的转折点；加之跋涉18000余里的游历，眼界与胸襟大开，气质与书画皆出现了质变。他不仅领悟了黄宾虹先生用笔用墨之法，而且深得书法艺术传统之三昧。
林散之先生“古稀之后又一变”，进入了第三阶段。1970年他入浴时被热水烫伤，右手半残，执笔方法也被迫作了调整。在这之前40年左右的时间，他长期浸润于传统书法之中，酝酿着突破，渐进渐化，终于完成了“衰年变法”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独特书风：集怀素的飞动跌宕、祝枝山的恣肆奔放、董其昌的清淡空灵、王铎的奇崛酣畅于一炉；合书卷气和金石气为一体，精湛的笔墨功夫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林散之先生在近一个世纪的学习、探索、创作过程中，形成了超凡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细读他那惊心动魄的大草，其书法语言的包容性、超前性、表现力、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在20世纪的书坛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奥妙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形成林散之草书艺术的最重要因素：
一、有楷、隶、行的深厚基础
在范培开、张栗庵、黄宾虹三位名师的教诲、引导下，林散之先生在学书过程中始终尊重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古代经典碑帖之间遨游，以最深的功力“入”碑“入”帖，以最大的勇气“出”碑“出”帖。中国书法史上那些最典范的楷书（包括唐楷、魏碑、晋楷）、隶书（《礼器》、《张迁》、《乙瑛》、《西峡颂》等）、行书（二王、米芾、李邕等）、草书（二王、怀素、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等，他都曾用功临摹，潜心钻研，汲汲穷年。
楷书是林散之先生学书过程中用功甚勤的一种，从年轻时的唐楷到后期的北碑楷书。早年的楷书作品如《四时读书乐》、《山水类编》，写得十分精致，用笔沉着劲挺，结体参差错落，没有草率油滑之气，显示出作者严谨的书风。及至晚年，融合各家贯通诸体，掺入隶书和行书笔意，写得平正宽博、天真烂漫、古朴自然，如《赠小娟》横批，纯以神行，质朴恬淡。
隶书也是林散之先生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主攻的重点之一。他说：“我学汉碑已有三十几年，功夫有点。学碑必从汉开始。每天早上一百个字，写完才搁笔……”，又说：“浮名乃虚花浪蕊，毫无用处。必回头，若干年，痛下功夫……”。林散之认为隶书用笔迟涩凝重、断而后起的特点也是让人在用笔上防止草率、轻滑、含糊的良药。因此，林散之把隶书的研究作为自己探索笔法、增强笔力、丰富内蕴的手段，立志“把汉人碑刻一一摹下”。
林散之的行书发轫于二王，尤得力于李北海和米南宫，也学过颜真卿、王铎等人。如1965年所作《瞻园七绝四首》，李北海的影响十分明显，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成熟的书风。而晚年的行书之笔意，圆浑自然、平淡祥和。
二、以隶入草，创新变化
草书得流走奔放易，得沉著凝重难。林散之将隶书沉著厚重之气寓于草书之中，故其书草能得厚重的老辣气象。
汉隶用笔迟涩、不滑不滞、笔笔力到，而林散之尤重“中实”，即“笔划中间不能让当”，行笔处处皆“留”，这就防止了草书因行笔迅疾极易出现“中怯”—轻薄浮滑的弊端。而隶书笔笔断而后起的方折用笔，也是克服草书行笔过于圆转而失之油滑的良方。在林散之那里，汉隶奇崛的方折用笔，经过他的处理，变成了圆中寓方，柔中含刚的线条，而隶书用笔上的笔笔藏锋，也使得林草的线条含蓄蕴藉，而无抛筋露骨、尖刻浮薄之弊。种种以隶入草，使林散之的草书既沉著厚重老辣纷披，又含蓄典雅神采飞扬。
三、重笔墨
林散之先生在自己论艺诗文中，多次强调了黄宾虹老师论述笔墨的要旨：
“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拆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
“善用墨者，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沉而取其秀。”
“墨如精金，笔如钢杵，燥如秋风，润含秋雨。”
林散之先生一生都在努力地实践着黄宾虹老师的谆谆教导。黄宾虹老人在中国画中创造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境界，林散之先生在中国书法中创造性的展现出来了。
挟数十年临池功力，林散之先生得心应手地驾驭“长锋”或“超长锋”羊毫笔，辅之以墨中加水的“破墨”与“宿墨”妙法，使得其草书点画极富力感、质感和朦胧感。正是“曲处求直”、“圆处觉方”，绵里藏针、柔中含刚；“燥”处如秋风吹裂万岁枯藤，“润”处如春雨浸透千瓣新花，矫健而妩媚、飘逸而浑厚。前人在用笔上所追求的“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等等，在林散之先生笔下皆有所体现。由于将长锋羊毫的特性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其书法具有水墨画般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散锋”，有如中国画中的皴笔，大大丰富了书法点画的表现力。这些对中国传统笔法和墨法的突破与开拓，是林散之先生为中国书法艺术所作的特殊贡献。
四、以学识修养为支撑
林散之早年投师黄宾虹时，即遵从黄老之教诲，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与启功所评其胸罗子史——读万卷书、眼寓山川——师造化相一致。而以学问修养寓之于书，故其书气韵灵动盎然，格调高雅脱俗，神妙不可端倪。
林散之深明读书之重要，终生读书吟诗不断。他反复强调：“学字要才、学、识”，指出“境界就是书卷气的流露，书读多了就有了”。并说：“书法与旧文学是分不开的，能钻进去就好了，不要只看翻译才懂。这是个很高的修养。所谓书卷气，就是书读多了，不是学成的而是养成了。”这正应了唐张怀在《书断》中所云：“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他所指的神采即为“书卷气”。这种生机活泼的气息，没有深厚精淳的文化修养、学问功底是呈现不出来的。归根结底，林散之在草书上取得的成就，是深厚学问滋养的结果。
五、学书做人，德艺双馨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怒涛啸于侧而不变声。”生活中，林散之始终保持一种纯朴天真、散淡宁静的天性。只有书画、诗词、文学才是他寄情所在，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他曾写诗道：“我是当年杨风子，几经尘劫堕凡胎。于今又入婆娑界，写出人间真相来。”在林散之眼里，“学字就是学做人”，就是用艺术改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是传统意义的“弘道”，即济天下。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那年发起书画义卖活动，林老闻知，泼墨挥毫一气呵成，慷慨相赠。古道热肠！“自甘淡泊乐风尘，虚怀若谷润苍生”！林散之先生名满天下却自谦自让，从无骄色。在他的书画集“自序”中写道：“顾念平生，寒灯秋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深望识者指其瑕疵，以匡不逮，则幸甚矣。”其态度何等谦逊！其胸怀何等博大！
面对林老的草书艺术，人们不禁从心底发出由衷赞叹：千秋草圣，风流独步；人生有限，艺术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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