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惨案   1941年1月25日﹙農歷腊月二十八），正是春節前夕，侵華日軍駐唐山部隊司令部命令，調集丰潤、遵化、玉田、迁安、卢龍、滦县、唐山等地3000 余日偽軍，由日軍駐唐山守备隊指軍官佐佐木高桑親自指揮，對我冀東地區豐滦抗日游擊根据地的中心區——潘家峪，進行了一次有預谋，有准备，组织严密的清剿。屠杀了无辜村民1230人，燒毁房屋1100間，制造了一起惨絕人寰的大惨案。   河北省豐润县潘家峪，位于燕山山脉腰带山東麓，县城東北60里处。潘家峪村始建于明朝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世代繁衍，兴旺發达。惨案發生前，己有220户人家，1700人的村庄。這里群山環抱，溪水長流，满山松青柏翠，坡地果木成林，庭院葡萄满架，被稱為“小吐鲁番”，是華北典型的美丽富饶的山村。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冀東先后沦陷，豐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蹂躏和踐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他們始終坚持抗日愛國斗争，比較早地發展成為抗日游擊根据地，是冀東坚强的抗日堡垒。据當年村辦事員潘鹤皋的日記中記載：“從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二、三年期間里，敌人（日偽軍）前后曾來圍攻130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終頑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擊隊對敌進行大小战斗50多次。”日軍為扑滅冀東抗日愛國斗争烈火，在潘家峪周圍建立了許多据點，普遍設立保甲組織，造“户口册”，發“良民証”，訂“門牌”，實行“五家連坐”，但這都遭到潘家峪人民公開抵制，把王官营偽警所發來的門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燒掉。敌据點經常向村征粮、征款、要柴，潘家峪拒絕交一粒粮、一分錢、一根柴。當時日偽人員一提起潘家峪就談虎色變、胆颤心惊，引起日本侵略者對潘家峪极端仇視。于是日偽軍不斷疯狂的對潘家峪“扫蕩”、“清鄉”，對此，潘家峪人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警惕，全村群众包括老弱婦孺，經常不在家，夜間住在山上，白天回來種地。    1941年的春節前夕，由于處于嚴冬季節，人們居住在山上和外村，生活上困難越來越大，又要快過大年了，人們盼望回村過个團圓年，于是大家抱着侥幸心理，紛紛回村准备過年。當他們看到日軍毫无动静，就誤以為不會發生什麽事情，没有听從黨組織的劝阻，大部分群眾轉回家園。善良的潘家峪人民，哪里知道萬惡的日本强盗，正在預谋和准备好了在地图上抹去潘家峪的计划，并且已经高高举起了屠刀。    1941年1月25日（農歷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豐润、滦县、迁安、卢龍、遵化等据點的3000多名日偽軍，從東北、西北、東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圍得嚴嚴實。此時潘家峪鄉亲們正在睡夢中。早上七、八點鐘光景，日本鬼子槍上膛、刀出鞘，殺气騰騰闖進村來。他們挨門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門聲、吼叫聲、咒罵聲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連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當場殺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70多歲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親被鬼子一戰刀砍成两段，腸子流了一地，潘忠元的祖父80多歲，双目失明不能走動，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歲，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到門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連刺了9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約百尺，寬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圍是一人高的石壩，坑里是厚厚一層冰雪。當太陽升到東山坡的時候，最后一批人被赶來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機槍，四圍站满了荷槍實弹的鬼子兵，鳥黑的槍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對着扶老携幼的人群。當時的气氛多麽紧張，人們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現得异乎寻常的鎮定。在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嚴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凍得要哭，他的母親赶紧解开怀，把奶頭塞進孩子嘴里，不讓他在鬼子面前哭出聲來。   這時候一个約40來歲的日本鬼子軍官来到人們面前。他满脸胳腮胡子，吡着金牙，腰挎一把蘭穗戰刀，這就是被冀東人民罵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們講了一陣“中日亲善”、“王道樂土”、“共存共榮”的鬼話后，就逼問人們“八路軍的東西藏在哪儿？”、“不說統統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發問，人們只是一言不發，佐佐木兽性大發，“錚”一聲拔出戰刀，絡腮胡子竖了起來，像一只惡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圍的土坎上走來走去，一边逼問人們，人們誰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說話。他們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軍，不過是寻衅進行屠殺的借口。   老牌鐵杆漢奸凌以忠見主子下不了臺，摇頭摆尾地討好說：“太君息怒，小人來問。”盡管他怎麽問，人們回答他的只是一陣嗤鼻聲、吐痰聲和鄙視的目光。后來，敌人從西大坑被圍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輕姑娘、媳婦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幾户人家给日軍做飯。飯做熟了，殘暴的鬼子却把婦女推下紅薯窖奸污，做飯的男人也被殺死在村西场地上。爾后，縱火焚燒了他們的尸體。   與此同時，日本殺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殺人場。据一个當時随日軍担任現場翻譯的董蓬林，在戰后交待說：“進入潘家峪村（指他随豐润县日軍顧問佐佐木二郎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指西大坑），村民正在向這里集中。顧問看這里周圍警备不便，讓我告訴特务另找地點。經回報，坑東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家林的宅院，分東、中、西三院，前后三層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偽軍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進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層，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槍實彈的鬼子兵，土墩和平房頂上也架起了機槍。   大約10點鐘左右，殺人場布置停當。鬼子兵便拳打脚踢驱赶人們進入潘家大院。從西大坑到播家大院100公尺距离，沿途刀槍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門口密布着手端機槍、步槍的兽兵。人們從刺刀林中穿過，這種森嚴恐怖的气氛，孩子們哪儿見過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搶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爺爺見心愛的孫女被殺，就向佐佐木猛扑過去，一个手端刺刀的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漢刺死。人們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齐怒吼着，挥舞着拳头與敌人展開了生死搏斗，手無寸鐵的人們，哪能抵檔住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當場被殺死，大部分被赶進潘家大院，只有少數人冲了出去。人們進院后立刻意識到是怎麽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猶豫不定不想進門，便被鬼子刺死。人們被赶進院子以后，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譯在一旁翻譯：“你們這里，老百姓統統地通八路，今天統統地死啦……！”接着，偽縣長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頭上說：“今天皇軍來，是你們自己惹来的祸，因為你們一贯地通八路，與皇軍作對。”說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聲，院大門關上了。人們知道大難臨頭了，人群開始騷動，有三个人往外跑，馬上就被開槍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從人群中挤出來，想冲出大門，還没到院門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軍用刺刀刺殺。這時群情激憤，有的喊，有的罵。立時，日軍一窝蜂似地冲進來，照准人們的脑袋就砍，對着胸膛就刺。    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從萬一的希望里，想唤回日軍泯滅了的人性，要日軍放過妇女人家和孩子。殘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們的頭顱，鲜血從躯体中直噴出來。東院二門外的日本兵點燃了灑過煤油的柴草，鄉親們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機槍步槍子彈像冰雹般襲來，手無寸鐵的人們被浓烟烈火和槍彈吞没。    這時，村粮秣委員潘輔庭大聲喊道：“快去開門！”于是，一群青壯年冲向院大門。守在門口的日軍見他們冲過來，急忙用機槍掃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來又倒下，又拥上來……。50多歲的潘國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聲：“没死的跟我來，和狗日的拚了！”冒着彈雨冲向日軍，負傷倒下，又挣扎着起來扑向日軍，他從日軍手里夺下機槍，猛力朝日軍砸去。一群日軍扑了上来，潘國生壯烈犧牲。    日軍的罪惡行徑，唤起人們去拚！也只有拚！    潘树密的母親50多歲了，和一群婦女冲到東院藤箩架下，見一枚手榴彈滚落過來，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婦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彈扔向日軍。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婦女被逼進中院的門房，見日軍點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剛邁過窗臺，就被日軍刺殺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繼續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軍急忙躲閃。他們中的一些人翻過院墙跑進了東院。    人們東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國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槍彈，拆開用磚垒死的東院北門，冲出大院，剛跨進道北對面人家的門槛，端着刺刀的日軍追赶過來，人們急忙關門，日軍的刺刀穿進鐵皮門扇，刺刀一時拔不出來，這幾个人才逃脱了。日軍刺刀戳穿的那扇鐵門至今尚存。    潘輔庭、潘老太太等30來人擁進了東院的粮倉。人門用粮食缸等重物頂住屋門，抄起板斧、耙子、稱杆、稱砣准备同日軍拚个你死我活。幸得這間屋和其他房屋不相連，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軍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偽軍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來营救的鄉親救出。    有个十來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栅頂，當他見大火吞噬着自己的親人，跳着脚怒罵日軍。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時，又被日軍抓住惨殺了。    為躲避槍彈，有50多名鄉親挤進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燒落了架，人們被埋壓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間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軍槍殺。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還都站立在那里。    日軍為把潘家峪人民斬盡殺絕，輪番槍殺、刀砍、放火焚燒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歲的潘春元、63歲的潘刘氏，33歲的潘张氏等6人，就在奄奄一息時，被日軍用剌刀殺害。日軍發現東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彈，炸得尸肉横飛。    日軍撤离宅院時，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彈，大火騰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壓着，日軍搜索時也没發現他們，此時，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燒身，忙从尸體下爬出，跳進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軍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進行搜索。天将黑時，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婦女，日軍强逼他們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對院中的大火，人們宁死也不肯再向前邁步，日軍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們，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點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狀的骨头。渗進崖壁的血漬，直到十多年后還斑斑可見。    大屠殺過后，日軍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縱火燒房。全庄一片大火，浓烟里窜動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彌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饒的山村，頓時變為一片焦土。這場血腥大屠殺，潘家峪1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殺害。被圈進殺人場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傷者）僅有276人。    日軍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這一暴行。据偽豐丰润縣長凌以忠供認：“日軍不允許将這件事往外傳，他們准备不承認這件事”，“我對县里的人員傳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說這件事”。然而歷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掩盖的。      　 潘家峪惨案發生后不久，八路軍總政前線記者、《晋察冀日報》特約記者雷曄同志随同當地政府領導人丁振軍、赴尚金、吴玉山等同志來到潘家峪，慰問在惨案中遇難受傷的鄉親。1月31日午后，他們進入潘家峪大惨案現場。雷曄同志在惨殺現場拍下了許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寫了一篇《冀東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訊報道，登在1942年4月9日的《晋察冀日報》上。　　雷曄同志于1943年壯烈犧牲。時過幾十年了，在他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另一篇未發表過的題為《惨案現場視察記》的遺稿，記錄了他目睹這場大惨案的真實惨景。現摘錄如下：       翻过一条山梁，我們就遥望到群山環抱的山村。    走進村頭，招人注意的白粉墙上刷着三个大字“潘家峪”。道旁大树上钉着两块長方形的松木牌寫着“排共彻底”、“亲日和平”。    在我們眼前的尽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礫、草灰、焦炭，再往庄里看：    看不見烟囱，更看不見炊烟，只有几堵白墙耀眼，已經看不见昔日的黑瓦與草屋了。    极目展望山坡野地：看不見昔日的羊群與拾柴草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下地的人。    下庄头的高坡，過了庄頭的石橋到岩石下，有一个不過二尺寬三尺深的小岩洞，塞满着苍綠的松枝，洞外散亂一地玉秫秸尚有末烧盡的尺體夹杂其中。    拿開松枝，使我吃惊地看到四个焦黑的女尸。    石桥边就是惠林家——惠老爺大院，洋灰門墙非常坚固，一進院門，眼前盡是人尸，惡腥的气味迎面扑過來。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門右首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體，有半个腦壳被炸得血腦殷紅，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貼着磚墙，据來認尸的人說：這是潘正東家里的孕婦。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的崩裂，那一定是遇鬼予以刺刀划開，灰色的肠子翻露出來，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親的肚腸上。    敌人是把這大院當做燒殺場。我來時，有許多惨状是看不見了，這天我可能看到的不過是十分之四五而已。据來認尸的青年李某告訴我：“殺燒的第二天我赶來認我姐夫尸首，這大院子是死尸盖着死尸，大院子里是满满的，火苗還旺，我們這些來認尸的就挑水潑了半天，水潑下去人肉發出吱吱的聲响，發出焦臭……”把火苗潑滅后，稍微可以辨認的尸身已抬去掩埋，虽然我看到的是十分之四五，然而已經到处是人尸，可見當時鄉親死難之多與死難之惨了。    最使我愤慨的是老人、婦女、儿童的惨死。這些弱者的尸首，也触目皆是，單就大院里來說，孩子們小小的尸肢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場中就很難将孩子的尸首數清楚，使人所惊吓的是那些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頭，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是幾乎随处可見。    這許多已經過集中，無人來認領暴露到現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經過春雪、嚴霜的寒凍，經過水潑，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焦炭形狀，也不是象病亡時那样平直的躺着，而是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以這样的惨状看來：被仍进硫磺烈火里，被壓在火堆底下，被掷掰踐踏的孩子們，挣扎着，被煎熬着，想爬又爬不起来，于是被火煎、血熬，于是挣扎起來而又仆倒，于是痉挛、弯曲、蜷缩、焦臭、肚腹崩裂……絕痛而惨死。    半焦黑的孩子尸身上還能發現刺刀的戳傷，還有血污，受傷的孩子先遭受到殺傷的痛苦，痛苦中又遭烈火煎烧。這样的痛苦，我們就不忍想象了，我們的孩子，中華民族的儿童，在不忍想象的痛苦中，被鬼子惨毒的毁滅了。    向大院里尸丛中再看一眼吧！有許多已經分不清是男是女，零碎的肢體中，有些還剩下一条腿，一只小脚。    惨死了的母親還抱着哺乳的婴尸，母親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擋護着孩子，母親死了，羔羊似的嬰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我們站着，倒坍、空洞的宅子里，似乎听到有人在哀号、惨叫！举目四望，落日里，只看見恶腥的黑烟。    我們从黑烟、瓦砾里鑽出來，一位白發的潘家峪老奶奶站在夕阳里向尸首哀號：    “我的侄儿在哪里！我的妞妞在哪里！——人不象人、骨头不象骨头……”     雷烨：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村，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前线记者团记者。潘家峪惨案发生后，雷烨拍摄下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并撰写了《冀东潘家峪大惨案》和《惨案现场勘察记》，真实记录了日寇屠杀潘家峪人民的暴行和屠杀现场惨状。1942年4月20日，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撰写照片说明时，遭遇日寇包围，在紧急情况下，他用手枪掩护警卫员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在南段峪村身负重伤，他从容地砸碎了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 由于长期隐姓埋名，他的亲人直到2001年才知道他的下落。而此时，距雷烨牺牲已经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