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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我钦敬那些敢于审判自己的人 |专访

▲“我总是拿命来迎接、经受这个世界,毫无保留。但它最终还是将我放逐进更深的孤独。”


我钦敬于那些敢于自嘲和审判自己的人。


中国有一些优秀的灵魂之所以不能更优秀,就在于他们审判了别人,而从不审判自己。这就导致一种后果,他们建立了相对“脑残”的优越感,然后很多人跟风,也来蹭这优越感。


这些作者伟大,但并不爱人。


九派新闻记者萧轶 肖黎


我总是拿命来迎接、经受这个世界,毫无保留。但它最终还是将我放逐进更深的孤独。”阿乙如是说。


他经常对自己的文字推倒重来,在那些被人称之为内敛洗练的文字背后,是阿乙对自己无数次的否定。


在《自我训诫课》里,他记录过自己一口气写下三千字后,上床睡觉却彻夜无眠,那些文字的不妥感在他的思考下,就像癌细胞一样慢慢扩散,慢慢长大,以致于到了最后他觉得自己的文字百无一用。


幸好,他并不气馁:“日后若有人胜利,必是珍惜的专注者。因为绝大多数的竞争者都丢下武器。


阿乙的小随笔,展现的是小说以外的阿乙,既自卑又自负,像野蛮生长的藤蔓将自己困到窒息,又像嗜血的刀锋凌厉地切开滚烫的血管,时而薄情寡性,时而血脉喷张,骨子里敏感得如此暴烈,坦诚得令人生疼:“不去维护它,不去建立自尊,也不必为此接受别人的礼赞。”


在这些爪牙凌厉的语句背后,传递出一股股生猛的疼痛感,刺痛的都是要命的节骨眼,而我们每个人都似曾相识。


这些高密度的文字,因为对字词使用的精准洗练,就像他自己曾写过的一句话:封闭的山谷猛然敞开,而大风无休无止地刮了进来,吹向每个人内心深处。


日前,阿乙的新随笔《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上市,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就写作方面采访了阿乙。


▲“我很怀念那时候,就是下班以后自己对生活还有所期待。就好像上班是为了抵达写作必须经过的河流。”


九派新闻:《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本集子包含回忆、故事片段、读书心得、写作技巧解读等各类短文,借用米沃什的一本书,“拆散的笔记本”。小说之外的阿乙吗?如果开头来一段您理想中的自我介绍,会如何叙述?

阿乙: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我设想过——要是有一天它们能赚到稿费就好了。当时我的写作都在工余进行,在疲惫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之所以能写出来,源于一种表达的冲动。

我很怀念那时候,就是下班以后自己对生活还有所期待。就好像上班是为了抵达写作必须经过的河流。


九派新闻:从小镇青年艾国柱到江西瑞昌的乡下当警察,从编辑到作家,您的人生因为写作而发生重大转变,而又因纵欲式写作遭受身体的创伤、心灵的焦虑。经验与写作之间,写作与精神之间, 是怎样的一种冲突与融合,又是怎样的创伤与焦灼?

阿乙:写作对意志薄弱者而言,其与赌博、服毒无异。那种瘾使人看不清危险和后果,有时还自以为使命在身。推荐看茨威格的《国际象棋的故事》。人之受奴役莫过如此。

上次有人留言给我:说句难听的,你是被写作绑架了。我很不舒服,但他说的对。

当我减少对写作的付出时,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特别是因为健康原因,抽烟和踢球已经戒除,就更依赖读写了。


九派新闻:死亡、孤独、疾病这些词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写作中,这些终极式的书写对自身存在怎样的压迫感?

阿乙:孤独已经越来越少。孤独和恐惧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少恐惧。来自于药物的作用。服用过赛乐特,这种药使自己与自己的负面情绪远离。好像建立了一堵墙。还有别的治疗免疫系统的药,似乎也使人健忘。

疾病太难忘。我的隔壁病床,一屋之内,死过两人。后来转院,某天隔壁房一片混乱,又死一人。说是抢救都把内脏压坏。

过个几十年,我们这辈只有少数还遗留世间,接着就都没有了。这种感受在我见过最早的死者就有。


九派新闻:阅读时有种诗性语言的感受,文字所要表达的东西特别密集,另外就是对词语特别注重,对语词的锤炼比其他作家更加注重,似乎在寻找一种更高的语言形式。您对写作语言是否存在模仿?语词的锤炼之于您的写作是什么样的地位?

阿乙:锤炼与修改,动力除开来自追逐完美,还有就是恐惧。在最初将作品拿出来时,我受到的都是否定、挖苦。后来虽然有鼓励,但这种压力仍然存在。

我现在看到别人使用省略号还不习惯,觉得他可能是应付差事,或者是敷衍。可省略的必不用省略号来表示,必然是无形的,会留白,浮现于读者心中。乐于用省略号的,可能是粗糙的作者。

修改和锤炼,有时是强迫症。在“曾经”和“曾”之间取舍,反应的无非是作者的恐惧。

我请教过金宇澄和格非二位先生,他们都建议我不要纠结于此。格非说作者要接受自己会写失败的作品。金说不要拘泥在这细屑的地方不可自拔。他们的教诲对我帮助很大。至少,我削减了对文章的修改次数。


九派新闻:诗歌在您的阅读范畴占有怎样的地位?布罗茨基说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同意吗?

阿乙:诗歌是体裁里的君王。其次是学术论文。往后是戏剧、小说、随笔。就像事物越来越松散,越来越洇开,越来越失去纪律。

我自忖不能当上诗人(他们需要极高的专注度,甚至是一种忘我的疯狂,需要天赋以及对技艺的长年累月的训练),退而求其次,写小说 。每当我写小说感觉不对,就会抓起诗集来读,以获取一种语感上的提示。

诗人、作曲家、哲学家和穷人是人间的仙物。国内的诗人读的不多,但我极推荐上海的徐芜城与施茂盛。有时做梦,如果自己当事,会铺红地毯请他们到某图书馆或大学,请其朗诵诗篇。他们现在一个隐身于生意,一个隐身于政府。


九派新闻:您对当下写作群体的写作语言怎么看待?

阿乙:向上追求的,比如朝着诗歌去努力的,有点少。向下的,拥抱世俗的也并不多(在文章里用然并卵,886,蜀黍,杯具这些自以为是的词)。煽情的有点多。字句用起来就如抽感情税。我了解不多。妄说。


九派新闻:您觉得自己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

阿乙:没有相关的意识。我喜欢准确的语言。判断诗人好不好,我依照的也是“准确”二字。准确意味着凝练、诗意、克制、尊重。

语言里较差的是煽情。最极端的煽情是父爱如山之类的。可以想象,大街上有个吆喝的,来呀,父爱如山啊,来买呀……会感到恶心。


九派新闻:您觉得我们时代有必要更新一套语言系统吗?

阿乙:没有必要。听之任之。语言是体现人的身份的标志之一。我们常对满口脏话的人敬而远之。活到一定岁数,人们就不愿意和最广泛的人打交道。

上次听演唱会,一位毕业于医大的歌手问,你们记得不记得啊?台下一批本科毕业的歌迷齐答,记得。大家像幼儿园的孩子。这说明和大众交流的无意义。


九派新闻:您曾说对时代心灵史诗感兴趣,那么,在你看来,它该是怎样的一部史诗?

阿乙:远远没有想成熟。只是一个遥远的想法。在做一些较小的事,体例不大的文字。大作品要等较大的激情。现在还没听到潮声。


九派新闻:您曾说,学者只有两种,一种是周濂,另一种是一把情绪。这句话很有意思,谈谈你对这两类学者的具体看法。如何看待学者与小说家之间的关系?

阿乙:周濂的美德是注重于对智慧和道理的传播,虽然也很绝然,猛厉,但有讨论空间。

有一类杂文作者则满足于打打杀杀,比他们所嘲笑与仇恨的喋血者还嗜血。凡动辄以人为傻逼的人,大致此类。这些人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在情绪上放纵自己与别人。

我钦敬于那些敢于自嘲和审判自己的人。

中国有一些优秀的灵魂之所以不能更优秀,就在于他们审判了别人,而从不审判自己。这就导致一种后果,他们建立了相对“脑残”的优越感,然后很多人跟风,也来蹭这优越感。这些作者伟大,但并不爱人。


▲“学者只有两种,一种是周濂,另一种是一把情绪。”


九派新闻:最近您老谈及今年五月在美国书展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学与国际文学之间的双重距离: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

阿乙:谈是因为出现了误解。中国文学如果说与世界文学有差距,差距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莫言获奖,中和了一些国人对文学的轻蔑态度。

60后其实出了一批世界级与准世界级的作家,比如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孙甘露李洱残雪北村马原邱华栋等等。简直是银河战舰。包括50后的莫言。

80年代的文学爆炸有时候被认为评估过度,现在看来,我私人觉得评估还不足。但愿未来还有一波这样的高峰,使人以为文学是美好、高级、至少也是有趣的事。


九派新闻:先锋文学曾主导了中国写作,如何看待先锋文学在中国?

阿乙:它从主流变为支流。文学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喧闹。文学需要嘈杂的态度、主张,而不是执行什么戒条。现在也有一些有主张的作家,但其主张其荒谬类似民科,只是一人册封自己的呓语。


九派新闻:最近几年,您先是读了很多关于字词方面的书,近来又在读古籍,是在写作方面有着某种野心吗?

阿乙:是这块幼功没打,缺失。想补回一点。


九派新闻:外省。边缘。外省青年。这几个词放在一起,您会有什么想法?

阿乙:北京有趣的人不多,广州上海有趣的人只是其十分之一,省会又是广州的十分之一。县城估计是万分之一。越在外省,越要接受那些貌似有趣的人的折磨。越在远处,越要追求孤独和自立。


九派新闻:笔下的人物特别像是虚无的或者反抗虚无的,虚无是我们时代最为沉重的意识形态吗?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虚无?

阿乙:人的创造性在缺失。做不成英雄了。我不太谈得懂这个问题,有时想,现代人频繁带病工作也是虚无。还有母死尚且加班,也是虚无。

人好像越来远离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


九派新闻:你曾说过写作不是为什么人服务,也不是为了什么人道主义服务,没有知识分子的情结。最近您说您现在对写作重新赋予了意义:要在文学史上有所建功立业的虚荣心。怎么理解?前后心态是如何转变的?

阿乙:我口无遮拦。我的朴素想法是写很多的作品。最后能有一半看起来比较结实。未来的人如果能依靠我的文字消磨一周的时间,就太好了 。


九派新闻:您说想回到老家,从过去的朋友身上写10个精彩的警察故事。这个写作计划什么时候实施?最后一个问题依旧留给未来的写作计划。

阿乙:最近十年,作为一个出生于乡村成长于县里的人,我一直生活在北京。但是一直没有掌握北京。始终保持一种刚来北京不久的精神状态。一种暂住证的心态。

所以一直没写北京,也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为食材计,想回乡寻找一些我有感觉的故事。但是我懒,一直没动身。

手头的写作任务还没结束。不过我把明年的事大体做好了。明年会出版四本书:短篇集《情史失踪者》、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重版短篇集《灰故事》、重版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编辑 |任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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