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妈在家宴请几个老朋友,一群叔叔阿姨忽悠着她把家里那两瓶85年的52度五粮液从大立柜最上层翻出来,都喝了。我听说后心疼得直咧嘴:这两瓶酒可是姥爷当年的珍藏,也就留下这么几瓶了,就这么,都没了,真狠心!
我妈乐了:酒这东西原本就是给人喝的,朋友喝着高兴就成,没啥心疼的。
末了她又补了一句:你姥爷当年也爱喝五粮液,平和,不上头!
“平和,不上头”,姥爷当年也这么说过。
姥爷于自家院子中
我的姥爷,张奉禔先生,1922年11月出生于山东单县,1939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20世纪50年代来到筹备中的中原小城鹤壁市政府工作,从此扎根这里,直至2004年11月去世。人生历程82年,党龄65年就占据了五分之四。
在我的印象里,姥爷是个形貌清矍、但特别沉默的普通老头儿。沉默普通到,他去世15年后的现如今,我想回忆起一些他的事情,发现都像被时光用“渲染”的笔法抹过了一般,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只留了些彼时或温暖或震撼的触动在心尖儿晃悠。
但有个场景却因为是他在世时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复一日”,异常鲜明清晰——
市委大院的有院子的老平房里,姥爷背略弯地端坐在微微泛黄的方桌前,强烈的白炽灯的光从上面照下来,把他面上和手上的褶皱都抚平了些;他微微颤抖的左手端起青花瓷的小酒杯,又用微微颤着的右手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苦瓜炒蛋塞进嘴里,然后抿上一口酒杯里的酒,就是含着,也不咂摸,然后静静咽下,眼睛稍稍眯着,满意而沉默。
酒瓶子就在他手边,我小时候认字早,就指着一个一个念:“五-粮-液!”
姥爷就看着我笑,仍旧不说话。
我就看着他,觉得无趣,低头扒饭吃。
年轻时的姥姥和姥爷
我的姥爷于我而言,总是很陌生的。小时候每到周末,我知道要去“姥姥家”,而不是“姥爷家”,也许在孩子的潜意识里,那个家里的姥姥总会热情欢迎我来,给我做好喝的羊肉、面叶儿、面糊、大馅包子,但那个家里的姥爷就是一个沉默的影子,戴着一个茶褐色的眼睛,背微微驼着,坐在单人沙发上,拿着报纸认真地看;就算没在看书读报,也是把弄着两个不锈钢的保健球,闭目养着神——总之,只要不是家里三个孩子闹翻了天,他连多看一眼都不会。直到开饭,全家人需等他落座后才能上桌,这才能显出点他的存在感。而他就会呈现上文提到过的那一幕——一椅一酒杯,一口苦瓜一口五粮液;大家说着,他看着;喝完那杯酒,吃完一碗饭,他就又溜溜达达回到单人沙发上,摆弄他的保健球。
其实不单是我,连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舅舅,我的姨姨,这些和他最最亲近的人们,对他的故事也是知之甚少。他们也单知道,他在这个城市“官”也不算小,是人大副主任,是宣传部长,参加革命那么早,也应该做出一些功绩,但具体是什么,他从不愿意说,说了也是语焉不详的,没人知道具体的。他的昔日同僚,著书立传,声名远扬,他却就是沉默着,仿佛有了那口苦瓜,那口五粮液,晚年就是完满得紧,再也没什么好求的了。
我小时候话痨,好奇心也强,有时会壮着胆子撒个娇,缠着姥爷让他讲讲他以前的“丰功伟绩”,扬言以后要把他的事写成一本书。姥爷就放下保健球,透过茶褐色眼睛看着我,带着点笑意,但就是不说话。姥姥会出来解个围:“你姥爷年轻时工作,天天跟一大群人讲话,把这辈子的话都快说完了喽!”
老了以后不说话的姥爷于是留给我的印象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苦瓜就酒是重复的倒带,偶尔有那么几次单独相处,就是彩蛋。
我八岁的时候,我的表姐九岁,都正是嘴馋的年纪。那个时候姥爷在傍晚的晚饭前会出去遛个弯。那天好像大人们都忙着,我和表姐又嚷嚷着要出去,我妈就嘱咐我俩搀着姥爷。我们两个小鬼头其实早就惦记好了家属院出门左转路口处的那家卖蛋卷的小摊,一左一右“架”着姥爷就冲下坡去,想想我姥爷那时估计惊得快把拐杖丢了~到了蛋卷摊,刚出炉的奶香气早就把我俩的馋虫勾得昭然若示了,我姐先开口:“爷爷,我想吃这个。“
“那不行,快吃饭了,不能吃零食。”
“就买一点儿!”我也帮腔。
“我,没带钱。“姥爷特淡定,拐杖杵着地,抬眼看远方。
“那怎么办啊……”我都有点郁闷了。
“那你俩给人家叔叔商量商量,看人家肯不肯先赊给你,然后你俩跑回家拿钱。”
“啊……好!”我表姐向来比我泼辣些,一口答应,向我使使眼色,我俩就开始央求买蛋卷的小贩。
……谁都没注意,姥爷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实是“皮”了一把,冲小贩一直眨眼睛。小贩会意,都快忍不住笑了。
我和我姐心满意足抱了一大袋子蛋卷,姥爷说他自己去别的地儿先逛逛。我的口水都快从心里溢出来了,但还记得——没给人家钱呢!马上跑回家,向我妈要了钱,然后返回小摊。
“叔叔,给你钱!”我递上去。
“可你们爷爷(姥爷)已经付过钱了啊!”小贩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
啊……我和我姐面面相觑,又奔回家,呼哧呼哧的,这一来一回可是一趟大上下坡啊!结果姥爷早就抄近路溜达回来了,面前还是一盘苦瓜炒蛋,拐杖还在手里,酒却都喝上了。他就看着我俩,带着点儿笑。
“让你俩馋嘴,你姥爷逗你们呢!”大人们都乐了。
现在想来,这可是姥爷同我少有的一点诙谐的记忆啦。
我姥爷的事情,别人说起的多,他自己谈论的少;外人聊起的多,自己人知道的少。
我最初知道姥爷可不是个“普通老头儿”时,已经读高中了;而更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姥爷刚刚去世了。父辈在世时,子孙们对他们的故事总是那么不耐烦也不感兴趣,总觉得他们的人生不也就那样过来了,自己的人生已经够忙,哪里还有工夫听他们讲他们的人生;而当有那么一个契机——通常是父辈已经不在了——我们需要用一些故事去想念他们时,才惊觉自己对他们的事情知道地那么少,才后悔没在他们在的时候,多跟他们聊一聊。
那时我在郑州读高中,恰好姥爷当年的部下,现在的著名画家方玲奶奶,和她的儿子,就在我就读的中学工作,我妈把我拜托给人家照顾一下,我周末有时也会去看望下方玲奶奶。方玲奶奶听闻我姥爷已经去世半年了,去世前几乎一年的时间,都插着胃管,不能说话,她忽然特别伤心,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多可惜,你不知道,你姥爷当年是多么有名的大才子呀!”
“大才子?没人对我说过呀。”
”你不知道,他真的是远近闻名的大才子,整个鹤壁市没人不佩服他的。人大开会,几千人的大会场,他突然被叫上去发言,连腹稿都没打,那是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切中要害,振聋发聩啊!我当时就坐在台下,心里崇拜极了。“方玲奶奶说道。
她好像已经沉浸在回忆里,那个千人的大会堂,黑压压的观众,台上光彩夺目的姥爷。我的震撼也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在我16年的人生记忆里,我的姥爷,甚少说活,真的,甚少,甚少,那个在台上舌灿如莲的才子,竟会是他?
我们真的,对他的了解,太少,太少。
方玲奶奶对我说起过我的姥爷工作上的事情后,我开始在记忆里搜索一些关于“另外那个姥爷”的片段。我终于记起,很多年前,鹤壁当地媒体曾经采访过一些离休老干部,让他们讲讲以前的革命故事——正如预料到的那样,我姥爷话少,对谁都是,小记者快被难为哭了,最后磨了好久,姥爷才讲出来一件看起来特别不起眼的事。以至于后来登报后,大院里别人的爷爷姥爷的故事都是长长的一大篇,都是什么英勇搏斗之类的,我姥爷的故事,就是半个“豆腐干”,讲了这样一件事——
姥爷是家里独子,爹娘宝贝得不得了,家里穷,但仍供他读书。姥爷读书时遇到一位进步的先生,给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点亮了他的革命信念。十几岁的姥爷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于是在一个深夜,年轻的姥爷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裹,就那样“逃”了出去,投奔队伍去了——再也没怎么回过家。
故事就是这么干巴巴的,姥爷讲得一点也不生动,小记者也没办法编得生动。要我说,能登出来都是碍着老领导的面子,分明是不切主题嘛!
但也许,这件事,在姥爷心中,就是他革命生涯的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那是起点,也是他少年时期的终点。从此,他的人生就和红色的事业联结在了一起。即使在很多年后,由于他的深藏功与名,这段联结,也仅存在于他咂摸那口酒时,微茫的记忆里。
姥爷的革命生涯里还有那么一件事,很值得提一提,但就算是提了,也就是那么一句:“你姥爷还和铁道游击队队长喝过酒呢!”这件事也不知道我妈从哪儿问出来的。我那时刚看过《铁道游击队》的小人书,激动极了,连忙向姥爷求证——
“姥爷姥爷,是真的吗?“
“嗯。”
“那他长什么样?”
“咳。“
“你们喝什么酒?也是五粮液吗?“
“哈哈哈,那时候打仗,哪儿有那么好的酒,哈哈哈。”
这也是姥爷少有的开怀大笑了。
知道姥爷曾经是个不大不小的“官”,是个大才子后,很多事情就像是被“破了案”,有了点谜底。
比如,77年恢复高考,16岁的我妈刚下乡半年,某天接到信,我姥爷说,恢复高考了,给她报了名,让她赶快复习,参加考试。
“多奇怪,”我妈对我说,“你姥爷天天忙工作,我长这么大,上学上几年级他都不知道,居然破天荒管起我的学习,让我参加高考去。”
有时候闲聊,又聊起这件事,我妈又说:“这也不奇怪,你姥爷一辈子搞文化工作,自己也有才,就喜欢家里的孩子学习好。我上学时,你姥爷也会拿起我的作文看看,看写得好,就还读读。还有你,啥时候跟他说起来你作文得了奖,他就多喝两杯酒。“
姥爷一辈子爱才,惜才。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全国人民都在如火如荼准备庆祝活动。鹤壁市作为新成立的市,也不甘落后。那时,鹤壁市豫剧团名角颇多,须生演员王根保、小生演员陈敏秋、青衣花旦陈慧秋和郭艳君等,都是一等一的叫好又叫座的名家,但其中最著名的,还是是牛派表演艺术家,当年的“七品芝麻官”牛得草先生。市剧团当时得到了一张进京汇演的入场卷,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但偏偏是牛得草先生,因为彼时的某种政治身份,被要求。他能不能演,能不能进京,能不能代表鹤壁把豫剧艺术发扬光大,打响在京城乃至全国的名字,一下子都成了未知数。有关的负责人们也都三缄其口,不敢做声。
姥爷着急啊!他那时时任宣传部长,他深知这次进京演出的重要意义,也绝不忍心这样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被埋没。他在家盘算了好多天,终于寻得个机会向当时的市委书记汇报工作。姥爷只字没提任何政治身份,只强调进京演出的意义,像是随口闲聊似的,三句不离牛得草,句句都在说他刻苦排练,积极学习。时任市委书记也是个真汉子,两人配合默契,顺势直接拍板,明确指示让牛得草进京,演他的拿手戏《卷席筒》。牛派艺术至此一炮打响。
不过家里人说起姥爷,牢骚还是多于褒扬。
可能那个年代的干部都这样,姥爷干工作,真是一心为公,生怕家里沾了组织一丁点儿好处。我妈说那时候困难时期,别看姥爷是个官儿,咱们家一样困难。姥爷都快戒了酒了,直到后来姥爷好友攒着酒票,给他弄来了瓶五粮液,这才算又开了荤。
那时候姥姥是个顶优秀的小学教师,颇有名气,学校还几次要给她评职称,涨工资,姥爷偏不让,理由是:得把指标留给更困难的群众。姥姥委屈,生气,但也没辙。
我舅是家里老大,下乡回来没工作。按道理,那时姥爷一句话,找个什么学校啊文艺团体啊安排了就好了,毕竟我舅也是一表人才的大帅哥,从小泡在剧团里,演戏唱戏也绝对拿得起来,人家团体也是想要。但姥爷就是不安排,硬是逼着姥姥提前退了休,让我舅走“接班”这条路,最后被分配到拖拉机厂。
还有我妈,也是自己参加了高考,后来才分配到学校当老师。80年代初我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市团委相中,想要调她过去。我姥爷又给拦下了——这次的理由是,怕我妈从了政,别人顾忌他的影响力,以后变相提拔我妈。
“那有什么办法,咱爸就是忒正直啊!”现在我妈我舅他们说起来,一边感慨,一边乐。毕竟后来他们都凭真本事站住了脚跟,绝不会有半句怨言。
右起:我舅,我妈,我姨
我总觉得人的味蕾与性情和心思有冥冥的相通。
爱辣的人多数性格直爽,口味清淡的人性子也寡淡。姥爷一辈子就好那一口五粮液,几十年都不变,为的就是那一口平和下的浓香清冽。酒如人,姥爷的一生,也曾那样波澜起伏,大起大落,就如同粮食在酒糟里的发酵,微生物翻腾、转化,待到尘埃落定,偏又成了一汪清澈,但尝一口,又是岁月沉淀下的回味绵长。
姥爷弥留之际,我曾拉过他的手。我年轻的小手在他枯瘦的大掌中握着,那份沉甸甸的命运更替,让我泣不成声。姥爷说不出话,就“啊、啊”地唤着。我妈说,我姥爷那是高兴,他知道你考上了高中。
我知道,那神情,像极了小时候,我坐在饭桌前,看着——
姥爷背略弯地端坐在微微泛黄的方桌前,强烈的白炽灯的光从上面照下来,把他面上和手上的褶皱都抚平了些;他微微颤抖的左手端起青花瓷的小酒杯,又用微微颤着的右手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苦瓜炒蛋塞进嘴里,然后抿上一口酒杯里的酒,就是含着,也不咂摸,然后静静咽下,眼睛稍稍眯着,满意而沉默。
酒瓶子就在他手边,我小时候认字早,就指着一个一个念:“五-粮-液!”
姥爷就看着我笑,仍旧不说话。
我知道他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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