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这是全国近1400多万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共同的节日。
对于患者来说，我们都期待遇到优秀的医生，什么是“好医生”？他们身上究竟有哪些共同点？
今天我们整理了《报刊文摘》曾经刊登过的那些好医生的故事，他们白衣为甲，无论何时，都“医”往无前，拼尽全力护佑每一个生命。
吴孟超：能为病人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是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之一,奖金500万元人民币。
吴孟超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个人一分钱都不要,我有三个女儿,他们都没意见,老伴也同意了。我有一个基金会,是搞人才培养和科研的,这些钱可以投入到基金会。
现在我房子有得住,衣服有得穿,我很喜欢穿军装。单位还给我配了车子和驾驶员,条件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我还要钱干什么?”
在吴孟超教授眼里,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吴教授常说:“作为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利,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收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病人治病可能已经花光了积蓄,有的还负债累累。医生只有治病救人的义务,没有收受红包的权利。”
更令人敬佩的是,吴教授做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平时,他要求医生不用价格贵的抗生素,做检查时也尽量为病人省钱。如果做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外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能为病人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林巧稚的秘密
生前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林巧稚说；“青年同志们经常来信问我，你是怎样成材的？让我告诉他们成材的秘密。什么'秘密’？我坦率地跟你们说，什么'秘密’也没有！
有些人也还相信我能治病，那么，我做的这些事情也不是来源于什么'秘密’。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我，唯一的一条可以靠得住的经验就是要勤奋。一勤天下无难事！
“有的人不愿意下苦功夫去打基础，只想走捷径去追求成功和成材。我说，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根基不牢的建筑物，没有一座是能够持久的，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你们可能也听说过，我给每个刚走进妇产科的实习大夫，都立下了一条规矩，不论是谁都要先接生下一百个孩子并做好详细记录，然后才能去做别的技术更为复杂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接生是妇产科的基础，没有把这个基础打牢，你在妇产科这门医学上就不会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就不会当一个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有些年轻的医生开头想不通，嫌我太古板，太机械，嫌只搞接生太单调，太枯燥。我说，你不经过这一关不行呀！这是妇产科医生的基本功之一，不论干哪一行，基本功不练好是不会有很大发展的。”
仁医韦加宁
韦加宁，北京积水潭医院原手外科主任，是“白求恩奖章”、“人民的好医生”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医42年来使数万病人重新恢复了手的功能，他是我国手外科界公认完成手术例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疗效最好的手外科医生。
每天清晨7点，和韦主任同乘一辆班车到达医院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车门刚开，早已“埋伏”在花园里的患者刹那间就一个又一个冒了出来。
一位爷爷抱着先天“并指”的宝贝孙女没了主意，韦主任在假山旁席地而坐，用树枝给爷爷画开了三次分期手术的“蓝图”。当韦主任走到病房电梯间时，身后是老老少少一串“大军”……手外科的“穷人多”，韦加宁每次都以极大的同情心为他们设计最好最省钱的治疗方案，能不住院的尽量在门、急诊解决，然后回家休养。他常常告诉病人，“下次看病不要挂号了，直接在花园堵我。”“你不用交点名费，我给你做手术。”于是全院职工都知道早8点之前“堵”他的诀窍。
韦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能替患者精打细算。一位男工，右手截肢了，非常悲观。韦大夫说：“你还年轻，虽然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你还可以去学习，去图书馆搞资料，去管理仓库……”后来他真的去了图书馆，自学了英语。一位边远山区的少女，手腕、手指突然麻痹，当地医生让她务必进京找韦加宁教授诊治。当这个很贫困又很漂亮的姑娘平生第一次乘火车来到首都，身上仅剩下几十元钱。韦教授像父亲一样给她安排：“你一会儿出医院大门向右拐，坐105电车去动物园玩玩，来一次北京不容易。5点下班前在这里等我，我把诊室开开让你在这里过夜，明天上午我领你去做肌电图，这钱你就别管了。下午我会买好车票送你上车。上街别乱走，不三不四的人和你说话，少理睬……”
社区医生陈妙玲：你的苦痛，与我相关
从医14年，南京的社区医生陈妙玲自诩处在“医学金字塔的最底端”，她做的是医疗系统里最基础的活：在一个几万人的社区里，负责基础医疗、健康档案管理、慢性病随访。她把与患者之间的交往细节记录下来，出版了平行病历集《你的苦痛，与我相关》。
陈妙玲看过一份调查，研究“什么是好医生”的标准。她想当然地认为医术好的医生是好医生，在病人眼中，答案却不尽相同。不久前，陈妙玲接诊过一个妇科病患者，从上级医院看完病回来，气冲冲朝她诉苦：“人家都说那个专家有多好多好，让我去找他。真坏得不得了。”
病人把“坏”医生开具的诊断书递给陈妙玲，她看完后的第一感受是，“诊疗专业，处处为病人着想”。陈妙玲去上级医院进修时，跟着那位“坏”医生一起学习过，她知道对方人品很正、技术精湛，心肠也好，只是说话有时并不那么温和。她问患者详情，果然是因为病人一再询问病情时，没有得到耐心的回复。“这个医生没错，他说的是对的。”陈妙玲劝病人。后来手术做得顺利，病人回来告诉她，那位医生的技术果然不错。
在社区医院，医患关系更像一种长期的友伴关系，医生经常需要负责病人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状况。陈妙玲值班的时候，附近有些居民三天两头来找她。有人拿来大医院的检查单给她看，不需要开药，“就跟你说说”。过两三天病好了，人又来了，特地挂个号聊几句。
“我们经常提倡医学有两条腿：一条腿是医疗技术，没有医疗技术，疾病就无法治愈；另一条腿是医学人文，如果没有医学人文，我们医生不就变成治病的机器，病人成了单纯的疾病的载体了吗？”陈妙玲说。
1个医生和90个精神病人的封闭管理：“像朋友一样”
2022年4月1日起，刘文辉（化名）所在的上海某精神卫生中心进入“封闭管理”。精神科病房里的90个病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大多患有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病人们回不了家，医护们也回不了家，艰难时期，医患间有种惺惺相惜的情谊，“像朋友一样”。以下为刘文辉的自述。
精神科病房里，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特别是老年病人，躯体疾病比较多，像感冒发烧、血压高、血糖高这些，或者心梗需要抢救，都是我们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联系120转运到综合医院治疗。
我们精神科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挨打费”——新病人刚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激烈、冲动的表现，我们肯定要上前制止、去保护，可能会受到一些皮外伤。我每年都会被一些病人弄伤。
这段时间，住院病人们的情绪大部分比较稳定，都能配合治疗。那些长期住院的老人，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不怎么关心。一些新入院的年轻病人会有些焦急，我就安抚他们，等疫情控制下来，就可以安排出院，让他们看到希望。
很多人一谈到精神病人，都觉得很恐怖，其实是对他们缺少了解。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非常少，他只要经过治疗以后，病情稳定下来，就是一个正常人，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可爱。
他们的思想很单纯，没那么多复杂的想法。要求他们只能待在病房里，都戴好口罩，所有人就都像小朋友一样，不跨过门口那条线，都出奇地配合。
一些病人还会给医生写信。虽然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说，写信是疾病的表现，说明他的症状还没有完全好，但是信里那些感谢的话，真的很暖心。
有个70多岁的老爷爷，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他很会画画，画满了一本画册。每次我去查房的时候，他都会说“谢谢医生，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把画册送给我。我婉言谢绝了，他却一直要送。
这种朝夕相处，让我们跟病人之间像朋友一样。
《报刊文摘》还刊登过许多好医生的故事。生活中，我们也碰到过无数让我们感动的医生。从他们身上，我们体会到了人间温暖。
向医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