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妺喜是《有夏志传》中塑造得最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描绘了其由貌美才巧的可人少女蜕变为“亡国”祸水的性格演变过程。妺喜形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夏志传》在借鉴史籍的同时，又重点渲染了少女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和胆识，细腻刻画了她被掠夺的无奈以及初入宫闱所受的屈辱。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有夏志传》 妺喜 明清历史小说 “女祸”
妺喜，又称末喜、末嬉，这位夏王朝的“末代皇后”，是千古“女祸”第一人。虽为“第一人”，但其生平事迹不可确考，其本人也未成为后世文学家的宠儿。因此，妺喜较之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张丽华、杨玉环等“祸水”而言，可谓“默默无闻”，自然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明代小说《有夏志传》却着力塑造了妺喜的形象，较之明清小说中的妲己等“祸水”形象毫不愧色，甚至更为血肉丰满。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这一形象作一考察，并进而探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明代周游所撰《开辟演义》中也出现了妺喜的形象，由于流于简单，谈不上人物的塑造，因此本文探讨的是《有夏志传》中的妺喜形象。[1]《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余季岳刊于崇祯年间。《有夏志传》演绎了夏王朝的兴亡史，重点是夏桀之亡。此书艺术成就不高，但从传统“女祸”论来看，妺喜的形象却较有特色。妺喜为蒙山国有施氏女，因为美貌而成为夏桀谋夺的对象。为此，夏桀发动了征讨有施国的战争。小说多次渲染了妺喜的美貌，先借于莘之口说其“貌过于月宫之娥，态妙于姑射之仙，诗书技艺，无所不通”，继而又介绍妺喜“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巧笑则林下生风，轻语则黄鹂妙啭，殆极人间之美不可形容。”作者几乎用尽了传统的形容女子貌美之词，却又说其“不可形容”，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妺喜貌美才巧，且颇有孝心。她“闻战鼓之声，心甚忧之”，母亲告知唯有她才能救老父母及城中百姓时，她“颦蹙低首，掩袂隈腮而泣”：
儿身父母所生，以儿之身反贻祸于父母，就死在父母前可以免难，亦甘心焉。若使不能免难，任从父母主张也。
如果说答应嫁夏桀是解救父母的话，以下举动则充分体现了妺喜的智慧与胆识：夏桀急于讨娶妺喜，父母则欲留几日作准备，“无计可施”，只得来问妺喜：
妺喜曰：“此何难事？父可垂帘于堂中，叫他内臣到帘外，母可引儿上堂，立于帘内，儿自有话发落他。”……妺喜命葛天生曰：“引王使于帘外见我。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于莘闻言大惊。……妺喜言曰：“天子命贤使臣来问罪乎？加礼乎？”侯、武二人对曰：“君王闻内主令淑，特遣下臣行礼聘内主以为妃，非有他也。”妺喜曰：“既行礼矣，礼者，吉也。兵者，凶也；吉者缓以情言，凶则暴以威劫，必不侔矣。今大兵围城而不解，王命即日而娶女，毋乃类于威劫也乎？又安所云礼？今王命娶女，岂不愿福而乃从凶？国君生女，上嫁于王而不择吉，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敢烦贤使反于王前，称小童此意，上渎天听。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使得顺父母之命。若其不许，有死而已，不用命也。虽灭家国，实负王心，枉劳贤使矣。”言毕而退，娇喉宛转，妙舌轻调，呜呜嘤嘤，如泣如诉之声犹在帘际。于莘等听之，魂魄俱飞，心志丧尽，不能凝立，伏地而拜送之，领命下堂。
妺喜首先以“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在气势上将来使镇住，接着又以“问罪乎？加礼乎？”将夏桀的威逼行为击回到礼法的界线。接着又以“礼”“兵”、“吉”“凶”的对立指责夏桀“命即日娶女”乃“威劫”行为，是不符合礼法的，从道义上指责夏桀“威劫”行为的错误。继而又以“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指出这种行为不符合君王的身份，从而使夏桀从自身考虑收回成命。又以“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答复夏桀。最后，如果夏桀仍要威逼，则“有死而已，不用命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后来，妺喜被送达夏桀营中，夏桀欲留营中歇宿，妺喜又命人奏曰：“天子至尊，岂宜野宿路处？愿先发一军护臣妾先行，君王自发遣诸侯振旅还国，臣妾待之于国门之外。”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尊严。妺喜之言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充分展现了其智慧与胆识。
作者写少女妺喜时，极尽夸饰之能事，将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胆识一一加以重点渲染，甚至是妺喜的举手投足、软语轻调、一颦一笑都加以细腻的描绘。作为有施国待嫁之女的妺喜是一位美艳动人、孝顺守礼、才思敏锐、有胆有识的可人少女。
入宫之初的妺喜也谨守礼法，封妃后的她并未有恃无恐，她劝说夏桀不要对其过度宠爱，并请求朝见正宫元妃。奈何夏桀对元妃不满，也忙于与妺喜取乐，并未答应妺喜之请。妹喜之愿望既是守礼之行，也是明哲保身之举。然而，宫禁斗争的残酷是妺喜始料不及的，妺喜虽得以朝见元妃，然嫌隙已生：
……(妺喜)乃自求往见元妃。桀不往，就命乳媪领妺喜，二十宫娥引从之，往正宫朝元妃雒氏。乳媪先入启知。雒氏留之，命宫娥且閤寝门。妺喜至正室，不见乳媪，宫娥又閤外门，妺喜与随从彩娥立正室以俟，要进内室求见，不得；要出门回别宫去，又不得。只在正室中站立，自午至申，饥困弊极，委身于地。
妺喜由于得宠，以致获罪。受辱后的妺喜见夏桀“拜伏不能起，伤情不能语”，求夏桀“救全”也在情理之中。夏桀欲杀元妃，妺喜谏曰：“君王为贱妾而伤元妃，天下不服，朝臣多言。且万一后悔，又何可及？总非所以全儿也。”但最终夏桀谋于于莘等人，元妃被废，妺喜得立。关龙逢等人谏阻夏桀，认为妺喜乃“妖姬”，不合为后。此时的妺喜，经过了后宫争斗的磨炼，又听到了朝臣的垢骂，于是“渐发阴毒”。
“发阴毒”后的妺喜首要之事自然是报复元妃，于是派人害杀元妃与太子。之后，“心安意适，只一味媚桀专宠”。夏桀修聆隧、建长夜宫、开酒池肉林，设法与妺喜取乐。后又作倾宫，修宫殿，最终民怨鼎沸，身死国灭。城破之时，与妺喜及其他宫妃淫乐的夏桀之子淳维听说杀妹喜可自全时，不顾妺喜“宛转悲啼”，竟斩之。
小说家描绘了妺喜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入宫之前的妺喜是一个可人少女，入宫后却逐渐沦为“亡国”祸水。但作家对其性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描绘得太过简单，使得“发阴毒”前后的妺喜判若两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割裂之感。
妺喜本事散见于后世典籍中，但都非常简单。如《国语·晋语》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从《国语》来看，妺喜是被有施国当作求和的礼物献给了夏桀。后来大受夏桀宠爱，以致亡了夏朝。她的功劳可以与伊尹相同。[2]妺喜作为祸水的形象已于此存在。因此，《荀子·解蔽》篇感叹“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司马迁也说：“桀之放也，以末喜。”[3]至汉代刘向《列女传》编成，妺喜事迹突然丰富起来：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刘向《列女传·孽嬖》列举了十六位亡国女子，以妺喜为首。刘向引《诗经》中斥骂褒姒的诗句“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来概括妺喜作为“亡国祸水”的形象。至此，妺喜的形象基本定型。刘向说妺喜“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说明妺喜是一位具有男子气的女子。这一点并没有被后世所沿袭。至刘向之后，晋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又增加了夏桀宠爱妺喜的细节：“(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此点也成为妺喜亡夏的一大罪证。
除上述典籍外，还有一些典籍中也记载妺喜事迹，但内容却不同。
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焉，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5]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6]
以上二书所载之妺喜是一个失宠的女子，并充当女间谍，与伊尹联合灭了夏。
妺喜作为亡国祸水，其原因却几乎相反，一说因宠亡夏，一说失宠亡夏。但后世基本沿用了前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妺喜因宠祸国符合后世“女祸”论的要求，反过来女祸论者的宣传进一步强化了妺喜的这一形象。另一方面在于刘向《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太大，后世妺喜形象主要源于此，小说中的妺喜形象也基本以此为依据。
二
《有夏志传》中的妺喜是典型的“亡国祸水”角色。妺喜出现之前，夏桀欲与元妃取乐，元妃则曰：“君王者，万方之主，是为万国所仪型。若内廷正闺阃肃，则万方顾化而成治。若亵狎不检，身失其正，则家淫国乱，而天下叛矣。”元妃所言正是传统“女祸”论。妺喜之美本非过错，但以闺门女子，名闻天下，惹来干戈，几致有施国灭亡。作者于是感叹“美色者，祸乱之胎；冶容者，丧亡之具也”。因此，妺喜在“亡夏”之前，几乎就亡了自己的母国。夏桀及诸侯兵在城外多施暴行，小说家不去指责夏桀之暴，不同情妺喜被掠夺的无奈，而是感叹“蒙山国只为了一个美女……坑得人家吊死多少不受辱的贞女烈妇，又坑杀了多少倔强逢凶的士民”。将这些贞女烈妇、倔强士民之死都归咎于妺喜一人。妺喜被立为妃后，作者也冠之以“哲妇倾国”、“尤物以为殃”之语。被立为正宫后，祖宗、上天都不接纳妺喜，以致祭祀时厉风大作，使得妺喜“仆地良久乃苏”。关龙逢等朝臣认为立妺喜为后，会令“三纲绝而五常灭，人欲横而天性亡”。但妺喜太能“迷惑”君王了，夏桀因宠妺喜一人，致使诸侯叛离，百姓“生不能养，死不能葬，长不能娶，旷夫满于野，怨女盈室，士不得仕，贤才厄穷，善人困苦终身，恶人从桀者乃得食禄”。夏桀之亡，势所难免。
国家之兴废，与参政之人休戚相关。然客观上看，妺喜并未参与朝政，其唯一“阴毒”之事，就是派人去杀元妃、太子。但即便是这件事也是后宫争斗之事，且仅听阿离一人之言而没去追究他们是否死亡，可见其本人并不“阴毒”。至于妺喜之“亡国”，就在于其“惑主”，“妺喜一开喉，而天下无人矣。妺喜一举袖，而天下无容矣”。因此，夏桀只知与妺喜淫乐，而不理朝政；为更好地与妺喜淫乐，尽其所能奴役诸侯与百姓，以致身死国灭，为后人讥。因此才有“桀之亡也，以妺喜”之论。其实，后世史家对夏之亡有着全面的分析：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揜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竟载，骄主而像意，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7]
夏桀统治时期，夏政权已濒临灭亡，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民间怨声载道，与周边其他部落和方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将夏之亡归咎于夏桀一人本身有失偏颇，将夏之亡归因于妺喜更是一大悖论。妺喜最初是其家国利益的牺牲品，最后又成为夏桀覆亡的替罪羊。
《有夏志传》中妺喜“祸水”的形象是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的。除妺喜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有不少“祸水”形象，如妲己[8]、褒姒、张丽华等。妲己乃冀侯苏护之女，“姿色冠世，绣工音乐无不通晓”，且“精通书史，广博百家”，商纣王闻其名而谋夺之。妲己入朝途中，在恩州馆驿被狐狸所魅死。良家女子妲己从此蜕变为千古妖女。九尾狐狸所化的妲己更加美艳动人，纣王封其为贵妃，与其宴游不息，荒废朝政。后商纣摔死皇后，立其为正宫，专宠掖庭。成为正宫后的妲己几乎无恶不作。桓楚向纣王进谏，纣王欲斩之，群臣谏阻，妲己却曰：“群臣皆桓楚之党，交抗王刑，大王若不醢桓楚之尸，何以示法？”纣王即令醢桓楚为肉酱；姜皇后之七十二宫女不愿裸衣供娱乐，妲己制虿盆之刑毒杀之；太子殷郊进谏，妲己蛊惑纣王杀之，未果；梅伯进谏，妲己又制炮烙之刑杀之。妲己见炮烙之刑威慑了群臣，因此更加“恣意仍为，与纣朝夕欢宴不息”。于是，让纣王建酒池肉林，以供游戏。后又蛊惑纣王斩姬昌子伯邑考，醢肉送姬昌食之。更有甚者，妲己教纣王斫人胫，剖孕妇，无所忌惮。最终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去国。商室之亡，已在眼前。国亡之日，纣王举火自焚，妲己为夏师所斩。因此，妲己是“败国之女”，“亡商者，妲己也”。[9]褒姒事见《列国志》及《东周列国志》，后者更为详细。褒姒“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被褒城大夫褒珦子访得以献给周幽王。幽王见之，龙颜大喜。于是，“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食则同器”，幽王迷恋其色，荒废朝政。褒姒因而招申后辱骂，遭太子殴打。后进谗言将申后贬入冷宫，废太子为庶人，谋夺正宫，立己子为太子。然褒姒从未开颜一笑，周幽王为逗其一笑，因而“烽火戏诸侯”，褒姒终于笑了，西周却因此而亡。褒姒也被西戎兵载回营中取乐，后自缢而死。张丽华乃南朝陈后主之妃。她出落得“轻盈婀娜，进止闲雅，容色益丽，每一盼睞，光彩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或临轩独坐，或倚栏遥望，见者皆疑姮娥出世，仙子临凡，俨在缥缈峰头，令人可望不可即”。她不但貌美，且“天性聪明，吹弹歌舞，一见便会，诗词歌赋，寓目即晓”，“亦是陈数当尽，故天生尤物以荡后主之心”(杜纲《南史演义》第31回)，陈后主与之整日吟诗作曲，歌舞不绝，荒废朝政，最终将陈国败亡。国亡后，当时的晋王杨广(隋炀帝)欲将张丽华取为己有，李渊却认为：“张、孔(陈后主另一妃子)狐媚迷君，窃权乱政，以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本，再秽隋氏？不如杀却，也绝晋王邪念。”高颎点头称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恐留倾国更迷君也。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以惑晋王哉！”(褚人获《隋唐演义》第1回)于是，张丽华被斩于青溪。
妺喜以及上述女子或有干政举动，但她们的主要过错是貌如花、技艺绝、才思巧，以致“迷惑”了君王，荒废了朝政，祸亡了家国。然而，这些柔弱的女子能担负起沉重的家国兴亡之责吗？小说家并没有给这些女子以申辩的机会，但后蜀的花蕊夫人却有幸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花蕊夫人乃后蜀君王宠妃，蜀亡后，被作为俘虏押往汴京。宋太祖以胜利者的口吻命花蕊夫人作诗以陈亡国因由。花蕊夫人歌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亡国诗》)是啊！君王、将相、十四万军队无法挽救后蜀之命运，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又怎能担负家国覆亡之责呢？家国之覆亡，或与女子有关，却不决于某一女子。
三
妺喜形象乃至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其他“祸水”形象是我国传统“女祸”论的产物。“女祸”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玄宗本纪·赞》：“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以女祸指代武后、韦后乱国。其词虽出自宋人，然其论却由来以久。武王“牝鸡之晨”论可看作“女祸”论之祖。[11]武王认为商纣之亡乃“惟妇言是用”，因而“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上”，以为“亡纣者，此女也。”(刘向《列女传·孽嬖》)《诗经》、《左传》、《国语》也多充斥此论。刘向《列女传·孽嬖》专门记载了十六名亡国女子。伪托汉伶玄的《飞燕外传》记赵飞燕姊妹入选进宫之时，披香博士淖方成便预言：“此祸水进，灭火必矣。”汉朝以火德王，水灭火，意指汉朝要亡在赵飞燕姊妹手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承袭此说，“女人祸水”渐演为一种权威性的正统观念。
能亡人国的女子，自然不是寻常百姓，她们是一特殊的群体——后妃。后妃制度本身就是“男尊女卑”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男性多妻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原本就是从奴隶制度演变过来的，是私有制、奴隶制、男权制的产物。这就预示和决定了后妃们必将在政治上处于被奴役和排斥的地位。然而从男女关系而言，尽管君王是尊后妃是卑。但从君臣关系而言，则后妃为尊臣民为卑。因此，后妃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之妃曰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12]作为天下之“小君”，传统观念在她们身上要求更为严格，以示母仪天下。在家国同构甚至是家大于国的封建王朝中，她们居君王之侧，与君王乃至家国同休戚共命运。巍巍宫墙阻隔了她们的视野，扼杀了她们的青春，争宠成为她们的唯一希望。失宠者或遭冷落、或遭贬谪、或丢失性命；得宠者虽侥幸获得君王的垂青，然一旦家国沦丧，她们便成为君王的替罪羔羊，成为王朝覆亡的祸根。妺喜以及上述女子，并不似吕后、武则天等“干政”，她们只是得宠于君王，而这些君王又亡了家国。因此，其祸国的根源则在于“色”。在传统观念中，有色的女子往往无德。女性形象在《左传》、《国语》中已有“德”与“色”的分离，羊叔姬就有“甚美必有甚恶”的理论传世。白居易把倾国倾城的美人比作面目可憎的妖狐：“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3]赵翼认为：“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所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14]绝色无德之美女一旦入宫，则会狐媚帝王，排斥有“德”之后妃，消磨帝王治国平天下之意志，从而怠政致国亡。因而，伊尹说：“美色迷人，无复好德之理。”明清历史小说中的这些女子都是有色无德之人，她们与有德的皇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桀之元妃“貌美而性严，色和而行端”，虽有“色”，但认为“事君以德，未闻以色也。”德、色是不能并存的。她规劝夏桀勿沉湎于女色，最终遭废。商纣之姜皇后“性好雅重，不乐淫乱”(《有商志传》第4回)，劝商纣勿以淫邪为宝，被商纣摔死。陈后主之沈皇后“性端静，寡嗜欲”，后主欲废之，后因亡国不果(《南史演义》第32回)。这些贤惠的皇后最终因有色无德的女子而失宠，而一旦此类事情发生，则“亡国必矣”。
然而，明清历史小说家对这些“祸水”的态度是复杂的，有的虽指斥她们为“祸水”，但又给予了同情；有的根本就否定了“祸水”观念，甚至赞美女子的才情。妺喜以及其他“祸水”形象基本上来自原有典籍，刻意虚构的较少。而在沿用典籍时，又对这些女子予以同情。小说家细腻描写了她们被君王掠夺的无奈，她们不论是王侯之女，或是山野女子，都曾是父母的掌中明珠，为了自己的家国，毫无选择地被进献于君王。小说家也真实地再现了她们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妺喜被元妃所辱，妲己被皇后所骂，褒姒被太子殴打。然而，在“女无美恶，入宫见妒”的宫闱中，残酷的宫廷争斗最终使她们“渐发阴毒”，“迷惑君王”，最终成为“亡国祸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妺喜形象。小说家虽然受传统“女祸”论的影响，将夏桀之亡归因于妺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妺喜给予了同情，真诚赞美了她的色、德、才、智、胆，真实地再现了她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以及沦为“祸水”的原因。小说家虽然指斥妺喜是淫乱宫廷的“妖物”，是亡国的祸胎，但给读者印象更深的是少女妺喜的完美形象。因而虽然小说中不乏“女祸”思想，但其论调显得非常苍白。妲己形象也有所变化，《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妲己“迷惑”纣王的力度太大，纣王在宠妲己前是一位好君王，所谓：“商纣为君致太平，黎民四海沸欢声；心昏妲己贪淫色，惹起朝野一战争。”“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纣王初登帝位，归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宁静，四海安然，通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武王伐纣平话》第1回)但自从宠爱妲己后，唯妲己之言是听，广施暴行，最终身死国灭。因此，妲己改变了纣王，左右了商的存亡。而明清小说中的妲己形象虽然基本上与《武王伐纣平话》相同，但并没有将纣王之恶完全归咎于她，妲己入宫之前的纣王本身就“颇好声色，不理国政”。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女祸”的色彩。再如对于西施亡吴一事，小说家没有渲染西施“祸国”，反而为西施鸣冤。[15]齐东野人也未将隋炀帝后妃指斥为“祸水”，反而极力赞美她们的才情和忠贞，且借沙夫人之口根本否定了“女祸”论。[16]褚人获认为“妇人中智慧见识，尽有胜过男子”的。他笔下的曹后、窦线娘母女之智慧见识就胜过了窦建德，窦建德不听其言，最终身死国灭。此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描写了诸多德才兼备、既美且慧的女子形象，如娄昭君、胡桐花等(《北史演义》)，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女祸”之论的莫大讥讽。
这种现象与明清时期(主要是明中叶以来)的时代思潮一脉相承。明中叶后，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有识之士的妇女观也有所变化，相应地对“女祸”论的反驳与怀疑日益增多。如李贽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7]唐甄虽承认三代覆亡与妺喜、妲己、褒姒有关，“然女子，微也，弱也；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若使她们生于周文王之世，入于文王之宫，受到良好的礼乐熏陶，“则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18]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女宠虽自古为患，其过终在男子。”明清历史小说家对“女祸”论的怀疑与否定，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体现。
注释：
[1]妺喜事见《有夏志传》第13——19回，本文所引概不一一标示。本文《有夏志传》与《有商志传》所引版本为《古本小说丛刊》第十九辑之《夏商合传》，中华书局1991年版。
[2]韦昭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妺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见《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页。
[3]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28页。
[4]刘向《列女传·孽嬖》，见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5]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6]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大》，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43——844页。
[7]刘向《淮南子·览冥训》，见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8]明清小说中涉及到妲己亡商的有《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开辟演义》《封神演义》，本文论述的范围是历史小说，《开辟演义》有关妲己事非常简单，《有商志传》虽然袭用《列传志传》，但较之后者更为详细，因此，本文以《有商志传》为文本。妲己事见《有商志传》第4——12回，本文所引概不一一标示。
[9]《夏商合传序》，转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9页。
[10]后唐之亡与女子无关(参见《新五代史·晋本纪》)，小说家却说后唐废帝宠爱张后，张后羞辱其妹永宁公主，废帝偏信皇后之言囚禁公主。为此，公主之夫石敬瑭起兵灭了后唐。因此以诗总结后唐之亡：“立娼为后败纲常，姑嫂相戕惹祸殃。败国亡家皆女子，古今垂鉴细思量。”(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45——49回)
[11]《尚书·牧誓》云：“‘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唐颜师古解释为“索，尽也。言妇人为政，犹雌鸡而代雄鸣，是丧家之道也。”见(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6页。
[12]《白虎通·嫁娶》，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9页。
[13]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古塚狐》，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12页。
[1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女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1页。
[15]如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81回评曰：“越人之进西施，固是欲荡夫差之志。但吾观西施之于吴，不过妖艳善媚耳，皆是妇人之常，非有奸谋毒计，干预政事，足以败坏吴国也。至于夫差之过，自在侈泰骄矜，远忠用佞，穷兵黩武，不恤民力，其事本与西施无干。使夫差当日任用忠贤，恤民修政，虽百西施，何足以败吴国耶？”
[16]见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第15回。炀帝道：“殷纣王只宠得一个妲己，周幽王只爱得一个褒姒，就把天下坏了，朕今日佳丽成行，而四海安如泰山，此何故也？”沙夫人道：“妲己、褒姒岂能坏殷周天下！自是纣、幽二人贪恋妲己、褒姒的颜色，不顾天下，天下遂由此渐渐破坏。”
[17]李贽《焚书》卷二《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见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
[18]唐甄《潜书·女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