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妺喜是《有夏志传》中塑造得最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描绘了其由貌美才巧的可人少女蜕变为“亡国”祸水的性格演变过程。妺喜形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夏志传》在借鉴史籍的同时,又重点渲染了少女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和胆识,细腻刻画了她被掠夺的无奈以及初入宫闱所受的屈辱。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有夏志传》 妺喜 明清历史小说 “女祸”
妺喜,又称末喜、末嬉,这位夏王朝的“末代皇后”,是千古“女祸”第一人。虽为“第一人”,但其生平事迹不可确考,其本人也未成为后世文学家的宠儿。因此,妺喜较之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张丽华、杨玉环等“祸水”而言,可谓“默默无闻”,自然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明代小说《有夏志传》却着力塑造了妺喜的形象,较之明清小说中的妲己等“祸水”形象毫不愧色,甚至更为血肉丰满。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这一形象作一考察,并进而探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明代周游所撰《开辟演义》中也出现了妺喜的形象,由于流于简单,谈不上人物的塑造,因此本文探讨的是《有夏志传》中的妺喜形象。[1]《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余季岳刊于崇祯年间。《有夏志传》演绎了夏王朝的兴亡史,重点是夏桀之亡。此书艺术成就不高,但从传统“女祸”论来看,妺喜的形象却较有特色。妺喜为蒙山国有施氏女,因为美貌而成为夏桀谋夺的对象。为此,夏桀发动了征讨有施国的战争。小说多次渲染了妺喜的美貌,先借于莘之口说其“貌过于月宫之娥,态妙于姑射之仙,诗书技艺,无所不通”,继而又介绍妺喜“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巧笑则林下生风,轻语则黄鹂妙啭,殆极人间之美不可形容。”作者几乎用尽了传统的形容女子貌美之词,却又说其“不可形容”,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妺喜貌美才巧,且颇有孝心。她“闻战鼓之声,心甚忧之”,母亲告知唯有她才能救老父母及城中百姓时,她“颦蹙低首,掩袂隈腮而泣”:
儿身父母所生,以儿之身反贻祸于父母,就死在父母前可以免难,亦甘心焉。若使不能免难,任从父母主张也。
如果说答应嫁夏桀是解救父母的话,以下举动则充分体现了妺喜的智慧与胆识:夏桀急于讨娶妺喜,父母则欲留几日作准备,“无计可施”,只得来问妺喜:
妺喜曰:“此何难事?父可垂帘于堂中,叫他内臣到帘外,母可引儿上堂,立于帘内,儿自有话发落他。”……妺喜命葛天生曰:“引王使于帘外见我。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于莘闻言大惊。……妺喜言曰:“天子命贤使臣来问罪乎?加礼乎?”侯、武二人对曰:“君王闻内主令淑,特遣下臣行礼聘内主以为妃,非有他也。”妺喜曰:“既行礼矣,礼者,吉也。兵者,凶也;吉者缓以情言,凶则暴以威劫,必不侔矣。今大兵围城而不解,王命即日而娶女,毋乃类于威劫也乎?又安所云礼?今王命娶女,岂不愿福而乃从凶?国君生女,上嫁于王而不择吉,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敢烦贤使反于王前,称小童此意,上渎天听。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使得顺父母之命。若其不许,有死而已,不用命也。虽灭家国,实负王心,枉劳贤使矣。”言毕而退,娇喉宛转,妙舌轻调,呜呜嘤嘤,如泣如诉之声犹在帘际。于莘等听之,魂魄俱飞,心志丧尽,不能凝立,伏地而拜送之,领命下堂。
妺喜首先以“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在气势上将来使镇住,接着又以“问罪乎?加礼乎?”将夏桀的威逼行为击回到礼法的界线。接着又以“礼”“兵”、“吉”“凶”的对立指责夏桀“命即日娶女”乃“威劫”行为,是不符合礼法的,从道义上指责夏桀“威劫”行为的错误。继而又以“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指出这种行为不符合君王的身份,从而使夏桀从自身考虑收回成命。又以“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答复夏桀。最后,如果夏桀仍要威逼,则“有死而已,不用命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后来,妺喜被送达夏桀营中,夏桀欲留营中歇宿,妺喜又命人奏曰:“天子至尊,岂宜野宿路处?愿先发一军护臣妾先行,君王自发遣诸侯振旅还国,臣妾待之于国门之外。”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尊严。妺喜之言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充分展现了其智慧与胆识。
作者写少女妺喜时,极尽夸饰之能事,将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胆识一一加以重点渲染,甚至是妺喜的举手投足、软语轻调、一颦一笑都加以细腻的描绘。作为有施国待嫁之女的妺喜是一位美艳动人、孝顺守礼、才思敏锐、有胆有识的可人少女。
入宫之初的妺喜也谨守礼法,封妃后的她并未有恃无恐,她劝说夏桀不要对其过度宠爱,并请求朝见正宫元妃。奈何夏桀对元妃不满,也忙于与妺喜取乐,并未答应妺喜之请。妹喜之愿望既是守礼之行,也是明哲保身之举。然而,宫禁斗争的残酷是妺喜始料不及的,妺喜虽得以朝见元妃,然嫌隙已生:
……(妺喜)乃自求往见元妃。桀不往,就命乳媪领妺喜,二十宫娥引从之,往正宫朝元妃雒氏。乳媪先入启知。雒氏留之,命宫娥且閤寝门。妺喜至正室,不见乳媪,宫娥又閤外门,妺喜与随从彩娥立正室以俟,要进内室求见,不得;要出门回别宫去,又不得。只在正室中站立,自午至申,饥困弊极,委身于地。
妺喜由于得宠,以致获罪。受辱后的妺喜见夏桀“拜伏不能起,伤情不能语”,求夏桀“救全”也在情理之中。夏桀欲杀元妃,妺喜谏曰:“君王为贱妾而伤元妃,天下不服,朝臣多言。且万一后悔,又何可及?总非所以全儿也。”但最终夏桀谋于于莘等人,元妃被废,妺喜得立。关龙逢等人谏阻夏桀,认为妺喜乃“妖姬”,不合为后。此时的妺喜,经过了后宫争斗的磨炼,又听到了朝臣的垢骂,于是“渐发阴毒”。
“发阴毒”后的妺喜首要之事自然是报复元妃,于是派人害杀元妃与太子。之后,“心安意适,只一味媚桀专宠”。夏桀修聆隧、建长夜宫、开酒池肉林,设法与妺喜取乐。后又作倾宫,修宫殿,最终民怨鼎沸,身死国灭。城破之时,与妺喜及其他宫妃淫乐的夏桀之子淳维听说杀妹喜可自全时,不顾妺喜“宛转悲啼”,竟斩之。
小说家描绘了妺喜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入宫之前的妺喜是一个可人少女,入宫后却逐渐沦为“亡国”祸水。但作家对其性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描绘得太过简单,使得“发阴毒”前后的妺喜判若两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割裂之感。
妺喜本事散见于后世典籍中,但都非常简单。如《国语·晋语》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从《国语》来看,妺喜是被有施国当作求和的礼物献给了夏桀。后来大受夏桀宠爱,以致亡了夏朝。她的功劳可以与伊尹相同。[2]妺喜作为祸水的形象已于此存在。因此,《荀子·解蔽》篇感叹“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司马迁也说:“桀之放也,以末喜。”[3]至汉代刘向《列女传》编成,妺喜事迹突然丰富起来: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刘向《列女传·孽嬖》列举了十六位亡国女子,以妺喜为首。刘向引《诗经》中斥骂褒姒的诗句“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来概括妺喜作为“亡国祸水”的形象。至此,妺喜的形象基本定型。刘向说妺喜“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说明妺喜是一位具有男子气的女子。这一点并没有被后世所沿袭。至刘向之后,晋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又增加了夏桀宠爱妺喜的细节:“(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此点也成为妺喜亡夏的一大罪证。
除上述典籍外,还有一些典籍中也记载妺喜事迹,但内容却不同。
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焉,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5]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6]
以上二书所载之妺喜是一个失宠的女子,并充当女间谍,与伊尹联合灭了夏。
妺喜作为亡国祸水,其原因却几乎相反,一说因宠亡夏,一说失宠亡夏。但后世基本沿用了前者。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妺喜因宠祸国符合后世“女祸”论的要求,反过来女祸论者的宣传进一步强化了妺喜的这一形象。另一方面在于刘向《列女传》对后世影响太大,后世妺喜形象主要源于此,小说中的妺喜形象也基本以此为依据。
二
《有夏志传》中的妺喜是典型的“亡国祸水”角色。妺喜出现之前,夏桀欲与元妃取乐,元妃则曰:“君王者,万方之主,是为万国所仪型。若内廷正闺阃肃,则万方顾化而成治。若亵狎不检,身失其正,则家淫国乱,而天下叛矣。”元妃所言正是传统“女祸”论。妺喜之美本非过错,但以闺门女子,名闻天下,惹来干戈,几致有施国灭亡。作者于是感叹“美色者,祸乱之胎;冶容者,丧亡之具也”。因此,妺喜在“亡夏”之前,几乎就亡了自己的母国。夏桀及诸侯兵在城外多施暴行,小说家不去指责夏桀之暴,不同情妺喜被掠夺的无奈,而是感叹“蒙山国只为了一个美女……坑得人家吊死多少不受辱的贞女烈妇,又坑杀了多少倔强逢凶的士民”。将这些贞女烈妇、倔强士民之死都归咎于妺喜一人。妺喜被立为妃后,作者也冠之以“哲妇倾国”、“尤物以为殃”之语。被立为正宫后,祖宗、上天都不接纳妺喜,以致祭祀时厉风大作,使得妺喜“仆地良久乃苏”。关龙逢等朝臣认为立妺喜为后,会令“三纲绝而五常灭,人欲横而天性亡”。但妺喜太能“迷惑”君王了,夏桀因宠妺喜一人,致使诸侯叛离,百姓“生不能养,死不能葬,长不能娶,旷夫满于野,怨女盈室,士不得仕,贤才厄穷,善人困苦终身,恶人从桀者乃得食禄”。夏桀之亡,势所难免。
国家之兴废,与参政之人休戚相关。然客观上看,妺喜并未参与朝政,其唯一“阴毒”之事,就是派人去杀元妃、太子。但即便是这件事也是后宫争斗之事,且仅听阿离一人之言而没去追究他们是否死亡,可见其本人并不“阴毒”。至于妺喜之“亡国”,就在于其“惑主”,“妺喜一开喉,而天下无人矣。妺喜一举袖,而天下无容矣”。因此,夏桀只知与妺喜淫乐,而不理朝政;为更好地与妺喜淫乐,尽其所能奴役诸侯与百姓,以致身死国灭,为后人讥。因此才有“桀之亡也,以妺喜”之论。其实,后世史家对夏之亡有着全面的分析: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揜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竟载,骄主而像意,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7]
夏桀统治时期,夏政权已濒临灭亡,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民间怨声载道,与周边其他部落和方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将夏之亡归咎于夏桀一人本身有失偏颇,将夏之亡归因于妺喜更是一大悖论。妺喜最初是其家国利益的牺牲品,最后又成为夏桀覆亡的替罪羊。
《有夏志传》中妺喜“祸水”的形象是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的。除妺喜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有不少“祸水”形象,如妲己[8]、褒姒、张丽华等。妲己乃冀侯苏护之女,“姿色冠世,绣工音乐无不通晓”,且“精通书史,广博百家”,商纣王闻其名而谋夺之。妲己入朝途中,在恩州馆驿被狐狸所魅死。良家女子妲己从此蜕变为千古妖女。九尾狐狸所化的妲己更加美艳动人,纣王封其为贵妃,与其宴游不息,荒废朝政。后商纣摔死皇后,立其为正宫,专宠掖庭。成为正宫后的妲己几乎无恶不作。桓楚向纣王进谏,纣王欲斩之,群臣谏阻,妲己却曰:“群臣皆桓楚之党,交抗王刑,大王若不醢桓楚之尸,何以示法?”纣王即令醢桓楚为肉酱;姜皇后之七十二宫女不愿裸衣供娱乐,妲己制虿盆之刑毒杀之;太子殷郊进谏,妲己蛊惑纣王杀之,未果;梅伯进谏,妲己又制炮烙之刑杀之。妲己见炮烙之刑威慑了群臣,因此更加“恣意仍为,与纣朝夕欢宴不息”。于是,让纣王建酒池肉林,以供游戏。后又蛊惑纣王斩姬昌子伯邑考,醢肉送姬昌食之。更有甚者,妲己教纣王斫人胫,剖孕妇,无所忌惮。最终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去国。商室之亡,已在眼前。国亡之日,纣王举火自焚,妲己为夏师所斩。因此,妲己是“败国之女”,“亡商者,妲己也”。[9]褒姒事见《列国志》及《东周列国志》,后者更为详细。褒姒“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被褒城大夫褒珦子访得以献给周幽王。幽王见之,龙颜大喜。于是,“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食则同器”,幽王迷恋其色,荒废朝政。褒姒因而招申后辱骂,遭太子殴打。后进谗言将申后贬入冷宫,废太子为庶人,谋夺正宫,立己子为太子。然褒姒从未开颜一笑,周幽王为逗其一笑,因而“烽火戏诸侯”,褒姒终于笑了,西周却因此而亡。褒姒也被西戎兵载回营中取乐,后自缢而死。张丽华乃南朝陈后主之妃。她出落得“轻盈婀娜,进止闲雅,容色益丽,每一盼睞,光彩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或临轩独坐,或倚栏遥望,见者皆疑姮娥出世,仙子临凡,俨在缥缈峰头,令人可望不可即”。她不但貌美,且“天性聪明,吹弹歌舞,一见便会,诗词歌赋,寓目即晓”,“亦是陈数当尽,故天生尤物以荡后主之心”(杜纲《南史演义》第31回),陈后主与之整日吟诗作曲,歌舞不绝,荒废朝政,最终将陈国败亡。国亡后,当时的晋王杨广(隋炀帝)欲将张丽华取为己有,李渊却认为:“张、孔(陈后主另一妃子)狐媚迷君,窃权乱政,以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本,再秽隋氏?不如杀却,也绝晋王邪念。”高颎点头称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恐留倾国更迷君也。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以惑晋王哉!”(褚人获《隋唐演义》第1回)于是,张丽华被斩于青溪。
妺喜以及上述女子或有干政举动,但她们的主要过错是貌如花、技艺绝、才思巧,以致“迷惑”了君王,荒废了朝政,祸亡了家国。然而,这些柔弱的女子能担负起沉重的家国兴亡之责吗?小说家并没有给这些女子以申辩的机会,但后蜀的花蕊夫人却有幸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花蕊夫人乃后蜀君王宠妃,蜀亡后,被作为俘虏押往汴京。宋太祖以胜利者的口吻命花蕊夫人作诗以陈亡国因由。花蕊夫人歌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亡国诗》)是啊!君王、将相、十四万军队无法挽救后蜀之命运,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又怎能担负家国覆亡之责呢?家国之覆亡,或与女子有关,却不决于某一女子。
三
妺喜形象乃至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其他“祸水”形象是我国传统“女祸”论的产物。“女祸”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玄宗本纪·赞》:“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以女祸指代武后、韦后乱国。其词虽出自宋人,然其论却由来以久。武王“牝鸡之晨”论可看作“女祸”论之祖。[11]武王认为商纣之亡乃“惟妇言是用”,因而“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上”,以为“亡纣者,此女也。”(刘向《列女传·孽嬖》)《诗经》、《左传》、《国语》也多充斥此论。刘向《列女传·孽嬖》专门记载了十六名亡国女子。伪托汉伶玄的《飞燕外传》记赵飞燕姊妹入选进宫之时,披香博士淖方成便预言:“此祸水进,灭火必矣。”汉朝以火德王,水灭火,意指汉朝要亡在赵飞燕姊妹手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承袭此说,“女人祸水”渐演为一种权威性的正统观念。
能亡人国的女子,自然不是寻常百姓,她们是一特殊的群体——后妃。后妃制度本身就是“男尊女卑”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男性多妻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原本就是从奴隶制度演变过来的,是私有制、奴隶制、男权制的产物。这就预示和决定了后妃们必将在政治上处于被奴役和排斥的地位。然而从男女关系而言,尽管君王是尊后妃是卑。但从君臣关系而言,则后妃为尊臣民为卑。因此,后妃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之妃曰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12]作为天下之“小君”,传统观念在她们身上要求更为严格,以示母仪天下。在家国同构甚至是家大于国的封建王朝中,她们居君王之侧,与君王乃至家国同休戚共命运。巍巍宫墙阻隔了她们的视野,扼杀了她们的青春,争宠成为她们的唯一希望。失宠者或遭冷落、或遭贬谪、或丢失性命;得宠者虽侥幸获得君王的垂青,然一旦家国沦丧,她们便成为君王的替罪羔羊,成为王朝覆亡的祸根。妺喜以及上述女子,并不似吕后、武则天等“干政”,她们只是得宠于君王,而这些君王又亡了家国。因此,其祸国的根源则在于“色”。在传统观念中,有色的女子往往无德。女性形象在《左传》、《国语》中已有“德”与“色”的分离,羊叔姬就有“甚美必有甚恶”的理论传世。白居易把倾国倾城的美人比作面目可憎的妖狐:“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3]赵翼认为:“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所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14]绝色无德之美女一旦入宫,则会狐媚帝王,排斥有“德”之后妃,消磨帝王治国平天下之意志,从而怠政致国亡。因而,伊尹说:“美色迷人,无复好德之理。”明清历史小说中的这些女子都是有色无德之人,她们与有德的皇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桀之元妃“貌美而性严,色和而行端”,虽有“色”,但认为“事君以德,未闻以色也。”德、色是不能并存的。她规劝夏桀勿沉湎于女色,最终遭废。商纣之姜皇后“性好雅重,不乐淫乱”(《有商志传》第4回),劝商纣勿以淫邪为宝,被商纣摔死。陈后主之沈皇后“性端静,寡嗜欲”,后主欲废之,后因亡国不果(《南史演义》第32回)。这些贤惠的皇后最终因有色无德的女子而失宠,而一旦此类事情发生,则“亡国必矣”。
然而,明清历史小说家对这些“祸水”的态度是复杂的,有的虽指斥她们为“祸水”,但又给予了同情;有的根本就否定了“祸水”观念,甚至赞美女子的才情。妺喜以及其他“祸水”形象基本上来自原有典籍,刻意虚构的较少。而在沿用典籍时,又对这些女子予以同情。小说家细腻描写了她们被君王掠夺的无奈,她们不论是王侯之女,或是山野女子,都曾是父母的掌中明珠,为了自己的家国,毫无选择地被进献于君王。小说家也真实地再现了她们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妺喜被元妃所辱,妲己被皇后所骂,褒姒被太子殴打。然而,在“女无美恶,入宫见妒”的宫闱中,残酷的宫廷争斗最终使她们“渐发阴毒”,“迷惑君王”,最终成为“亡国祸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妺喜形象。小说家虽然受传统“女祸”论的影响,将夏桀之亡归因于妺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妺喜给予了同情,真诚赞美了她的色、德、才、智、胆,真实地再现了她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以及沦为“祸水”的原因。小说家虽然指斥妺喜是淫乱宫廷的“妖物”,是亡国的祸胎,但给读者印象更深的是少女妺喜的完美形象。因而虽然小说中不乏“女祸”思想,但其论调显得非常苍白。妲己形象也有所变化,《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妲己“迷惑”纣王的力度太大,纣王在宠妲己前是一位好君王,所谓:“商纣为君致太平,黎民四海沸欢声;心昏妲己贪淫色,惹起朝野一战争。”“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纣王初登帝位,归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宁静,四海安然,通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武王伐纣平话》第1回)但自从宠爱妲己后,唯妲己之言是听,广施暴行,最终身死国灭。因此,妲己改变了纣王,左右了商的存亡。而明清小说中的妲己形象虽然基本上与《武王伐纣平话》相同,但并没有将纣王之恶完全归咎于她,妲己入宫之前的纣王本身就“颇好声色,不理国政”。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女祸”的色彩。再如对于西施亡吴一事,小说家没有渲染西施“祸国”,反而为西施鸣冤。[15]齐东野人也未将隋炀帝后妃指斥为“祸水”,反而极力赞美她们的才情和忠贞,且借沙夫人之口根本否定了“女祸”论。[16]褚人获认为“妇人中智慧见识,尽有胜过男子”的。他笔下的曹后、窦线娘母女之智慧见识就胜过了窦建德,窦建德不听其言,最终身死国灭。此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描写了诸多德才兼备、既美且慧的女子形象,如娄昭君、胡桐花等(《北史演义》),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女祸”之论的莫大讥讽。
这种现象与明清时期(主要是明中叶以来)的时代思潮一脉相承。明中叶后,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有识之士的妇女观也有所变化,相应地对“女祸”论的反驳与怀疑日益增多。如李贽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7]唐甄虽承认三代覆亡与妺喜、妲己、褒姒有关,“然女子,微也,弱也;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若使她们生于周文王之世,入于文王之宫,受到良好的礼乐熏陶,“则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18]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女宠虽自古为患,其过终在男子。”明清历史小说家对“女祸”论的怀疑与否定,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体现。
注释:
[1]妺喜事见《有夏志传》第13——19回,本文所引概不一一标示。本文《有夏志传》与《有商志传》所引版本为《古本小说丛刊》第十九辑之《夏商合传》,中华书局1991年版。
[2]韦昭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妺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见《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页。
[3]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28页。
[4]刘向《列女传·孽嬖》,见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5]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6]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大》,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43——844页。
[7]刘向《淮南子·览冥训》,见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8]明清小说中涉及到妲己亡商的有《列国志传》、《有商志传》、《开辟演义》《封神演义》,本文论述的范围是历史小说,《开辟演义》有关妲己事非常简单,《有商志传》虽然袭用《列传志传》,但较之后者更为详细,因此,本文以《有商志传》为文本。妲己事见《有商志传》第4——12回,本文所引概不一一标示。
[9]《夏商合传序》,转引自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9页。
[10]后唐之亡与女子无关(参见《新五代史·晋本纪》),小说家却说后唐废帝宠爱张后,张后羞辱其妹永宁公主,废帝偏信皇后之言囚禁公主。为此,公主之夫石敬瑭起兵灭了后唐。因此以诗总结后唐之亡:“立娼为后败纲常,姑嫂相戕惹祸殃。败国亡家皆女子,古今垂鉴细思量。”(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45——49回)
[11]《尚书·牧誓》云:“‘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唐颜师古解释为“索,尽也。言妇人为政,犹雌鸡而代雄鸣,是丧家之道也。”见(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6页。
[12]《白虎通·嫁娶》,见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9页。
[13]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古塚狐》,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12页。
[1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女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1页。
[15]如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81回评曰:“越人之进西施,固是欲荡夫差之志。但吾观西施之于吴,不过妖艳善媚耳,皆是妇人之常,非有奸谋毒计,干预政事,足以败坏吴国也。至于夫差之过,自在侈泰骄矜,远忠用佞,穷兵黩武,不恤民力,其事本与西施无干。使夫差当日任用忠贤,恤民修政,虽百西施,何足以败吴国耶?”
[16]见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第15回。炀帝道:“殷纣王只宠得一个妲己,周幽王只爱得一个褒姒,就把天下坏了,朕今日佳丽成行,而四海安如泰山,此何故也?”沙夫人道:“妲己、褒姒岂能坏殷周天下!自是纣、幽二人贪恋妲己、褒姒的颜色,不顾天下,天下遂由此渐渐破坏。”
[17]李贽《焚书》卷二《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见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
[18]唐甄《潜书·女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