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石窟，也培养了许多艺术家，保存至今的石窟艺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的绘画艺术。
著名画家如顾恺之、谢赫、陆探微、张僧繇、宗炳、王微和姚最等，画艺超群理论丰富，与秦汉时期的绘画不同，不再注意现实本身，开始探索新的领域，例如山水画即作为一种独立科目，寻求新的意境和表现方式。在绘画中还提出许多美学问题，使绘画艺术从实践到理论都得到了很大发展。魏晋时期的绘画内容，概括起来有“三多”：第一是表现生产活动的画面多，如壁画中的《屯田图》，描写人们的垦田、放牧、采桑等活动，颂其辛劳。第二是表现宴享、出行、狩猎等娱乐活动的多，从嘉峪关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聚会、狩猎等活动，以及奴仆为主人奏乐舞蹈的情景。第三是表现少数民族的画面多，如嘉峪关新城6号墓中，有一幅《采桑图》，图中穿短衣窄抽、垂发赤足者，就是少数民族妇女。3号墓中，画有坞壁，坞外有两穹庐，一人半卧，一人在煮食，均髭首，后脑留发，从装束上看这可能是河西鲜卑人。永昌县东四沟墓中壁画，画有上穿红衣，下著红绿相间多褶长裙的妇女，也显然是少数民族的形象。酒泉下河清五坝河墓中的画砖，有两个少数民族武士在操练习武。
许多资料证明无论是从习武的军事活动，还是从生产劳动来看，少数民族都和汉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奋斗，创造共同的文化。这个时期画论开始出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了画艺更加发展。保存下来的六朝画论著作，顾恺之有三种，一是以批评古画为主的《魏晋胜流画赞》；二是以临摹古画为主的《模塌要法》即《画论》；三是以山水画设计构思的札记，即《画云台山记》。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六法”为标准对历代画家进行了品评。 “六法”的内容是：(1)气韵生动：(2)骨法用笔；(3)应物象形；(4)随类赋行；(5)经营位置；(6)传拟摸写。第一条的内涵是关于艺术创作与批评中的标准问题，其余五条的内涵概括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和基本练习的各个方面。这六条法则为历代画家、批评家所遵循，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此外，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姚最的《续画品录》，以及相传为梁元帝的《山水看格》都是六朝绘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画山水序
画家曹不兴与卫协
魏晋时代的士大夫专业画家。在继承汉画的传统基础上。改变了粗犷的风格。开始向精密的技巧发展。据文献记载，他们师徒相承，共同钻研发展。曹不兴。一作弗兴，吴兴(今属浙江)人，为三国时民国画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画家，也是最早接受两域佛画影响的画家。他能在50尺长的丝绢上画大幅人像，心敏手捷，一挥而就，头身四肢都合比例。又擅画龙、虎、马；在吴地与皇象善书，严武善奕等，世称“八绝”。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误落墨点，因绘成蝇，孙权以为真蝇，用手弹上，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此一时期康居僧人会(即康僧会)，携佛像入吴。不兴曾加模与，但画迹早已散失。南朝谢赫在秘阁中只见不兴所画的一个龙头。列入《古画品录》，并评云：“观其风骨，名岂虚战！”
卫协，西晋著名画家，师法三国吴曹不兴，擅绘神仙、佛像和人物故事，曾作大小《列女》，以及《上林苑》、《北风诗》等图。描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顾恺之受其影响，赞卫协的作品“伟而有情势”，“巧密于情思”。南朝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评云：“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跆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和曹不兴比较，卫协有显著提高。由此可知。曹不兴的画和汉壁画接近，线条粗扩，气魄雄健，注意人物的大体动态，不重视细部描写，而卫协改变了这种风格，比较精工细密。所以顾恺之评其《北风诗》卷画“巧密而精思”。这正是由民间的豪迈风格向士大夫画家的精思巧密风格的过度。
敦煌壁画《进食》甘肃 嘉峪关
戴逵(？一296)，字安道，东晋学者、雕塑家，画家，谯郡侄县(今安徽宿县)人，后徙会稽之刻县(今浙江嵊县西南)，他是一位少年成名的艺术家，十几岁时在建康瓦棺寺作的佛像五躯，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狮子国的玉象，被称为瓦棺寺三绝。他曾就学于著名学者范宣，范宣好学贫俭而不虚夸，对他少年苦学影响根深。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士族家庭，但与顾恺之一样，活动在一个政治腐朽、文人放纵的时代，活动在一个传统艺术需要发展，外来艺术需要熔合的时代，故他具有一定的叛逆性格，如他不为权贵鼓琴，多次拒绝“征拜”。他画过《竹林七贤图》、《高士图》，也绘塑了不少佛像。据《世说新语》记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夏时贤人)当免卿此语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戴安道的画，太贴近生活；二是他画的宗教人物画也反映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画过《稽轻车诗图》能完全捕捉人物的情态，即所谓“作啸人似啸人”的程度。顾恺之评他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绘画成就。
《萨本生》敦煌252窟
顾恺之(约345一406年)，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军，义熙(405—418年)初任通直散骑常侍。他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很有天才的艺术家，20岁前后就在建康瓦棺寺绘制维摩诘像，佛像神情，表现出维摩诘居士无病而装病的神态，具有悠然超世的精神，获得社会人才的普遍赞扬。刘裕北伐南燕，顾恺之为作《祭牙(旗)文》。他多才多艺，工诗赋、书法，尤擅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或说他“痴黠参半”，实际上是东晋偏安江左，社会动荡，军阀横暴，文人遭祸，士族文人崇尚清淡玄学，这是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态度，顾恺之作为一个文人画土当然也不会例外.他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画人注意点睛，决不草率从事。如他画嵇康、阮籍肖像的时候，很长时间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即这个，指眼珠)”。又曾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上三根毛，而益觉有神。后人论述他的画作“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把他和师法他的南朝宋陆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及唐人吴道子的“疏体”。画论中，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顾恺之的创作丰富，内容广泛，《贞观公私画史》、《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都有详细的记载。现存的摹本《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列女仁智图》等，可以看到他的很高的艺术水平。
《女史箴图卷》，是一幅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的画卷，可能是隋唐时代的摹本，它为未米芾的《画史》和《宣和画谱》所重视，又为近代董其昌，项墨林等评论家、鉴藏家所称赞。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为英军队清宫劫去、现存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女史箴图卷一
女史箴图卷二
《女史箴图卷》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所作讽刺贾后的《女史箴》原文而创作的。现存九幅画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第一幅，画的是冯昭仪以身挡熊，保卫汉元帝的故事：第二幅是表现班姬不与汉成帝同车的故事。
第三幅画的是山水鸟兽，与汉画像石、敦煌北魏壁画画法相似；第四幅是描写宫廷妇女化妆，表现的是“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一节的修容情形；第五幅表达的是夫妻之间，也要“出其善言，千里应之”，否则“同龛以疑”。
女史箴图卷三
第六幅是表现一夫多妻制；第七幅是表现“欢不可以读，宠不可专”的内容；第八幅是表现妇女必须服从丈大的支配；第九幅是“女史司箴，敢告庶姬”。画家并不是只作抽象的描绘，而是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环境，刻画出典型人物。如第一幅，由于一只大熊攀槛欲上而引起的紧张局面，汉元帝、卫士及其他官女惊慌失措，都想逃跑的神情，与冯姨好(昭仪)神色镇定的表情，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冯婕好的形象。又如第四幅，原文的含义是告诫女性不要专门爱打扮面不修养“德性”，如何表现这一复杂而抽象的内容是不易的。画家却通过宁静而肃穆的环境，闹情逸致的空虚生活而使其表达出来，手法是高妙的。又如最后一幅，是描绘一女史形象，对她那种监视宫女，动不动就记录宫女言行的情节。表现十分深刻。
女史箴图卷六
《洛神赋图卷》取村于魏陈思王曹植(字子建)的名篇《洛神赋》的内容。曹子建在《洛神赋》诗篇中，以神话故事曲折地表达自己失去爱情的痛苦，反映了曹氏家庭矛盾的尖锐，同时也反映了因礼教束缚而给男女青年带来的精神上的悲苦，题材很有意义。顾恺之利用绘画手段。冉现了文学原作的主题，更加生动感人。画卷从曹子建和他的随从在洛水看到洛神起，到洛神离去为止，全卷交织着欢乐、哀怨、怅惘的感情。由于构思巧妙，表达人物内心活动十分细腻。曹子建的精神依依难舍，怅然若失，浸沉在沉思默想之中，而宓妃的回眸顾盼，含情脉脉，与那种神采飞动的境界，是相互生色的，正如他自己曾说的，达到“悟通神化”的地步。
洛神赋图卷
陆探微（？一约485）。南朝宋画家，吴（今江苏苏州）人，擅画肖像人物，据《历代名画记》所载，他的68幅作品中，肖像画占总数的六分之五，其中又分历史人物肖像和实现人物肖像。南齐高帝萧道成很喜欢他的画，收藏的384卷名画中，把陆探微放在第一位。陆探微所造型的人物形象，被张怀瓘评为“秀骨清象。似觉生动，今人凛凛（1in，畏惧。）若对神明。”这说明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它概括了当时江南人的那种削瘦型的形象。在敦煌壁画280窟、432窟中的佛和菩萨，均广额、小颐、秀颈，眉宇开朗、清秀俊丽、神情恬淡，可以看出这种风格。他的儿子绥及弘肃，亦善画人物，很有成就，也被誉为“体韵遒举，风彩飘然”。其弟子甚多，较著名的有江僧远，他也是“用笔骨梗”；毛惠远则达到了“纵横逸笔，力道韵雅，超迈绝伦”的程度，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燕太子丹图
张僧繇，梁武帝（萧衍）时期的名画家，相传为吴人，据同治《湖州府志》所载，证实其为今之浙江吴兴人。天监（502—519年）中为武陵王国侍郎，在宫廷秘阁中掌管画事，历官右军将军、吴兴太守。
擅作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时人称为超越前人的画家。梁武帝好佛，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壁。所绘佛像，自成样式，被称为“张家样”，为雕塑者所楷模。亦精肖像，并作风俗画，兼工画龙，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传说。
他曾在建康一乘寺门上用天竺（古印度）画法以朱色及青绿色画“凸凹花”，有立体感。姚最《续画品录》中说：“善图塔庙，超越群工。”张彦远家曾藏有张僧繇的《定光如来像》，并亲眼看到过他的《维摩诘》、《菩萨》等作品。张僧繇生平勤奋，《续画品录》说他“俾昼作夜，未曾厌怠，惟公及私，手不释笔，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足见他业精于勤的可贵精神。在色彩上，吸取了外来影响。据《建康实录》所载：“一乘寺，梁邵陵王王纶造，寺门遗画凸凹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造，远望眼晕如凹凸，近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据传他又创造了一种不用轮廓线的“没骨”法，全用色彩画成，改变了顾陆以来的瘦削型的形象，创造出比较丰腴的典型，画人“面短而艳”。张怀瓘评语“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张僧繇的“疏体”画法，至隋唐而兴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