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3 23:45:48
历史的假设被无限夸大,出色的艺术家们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文化传奇,好像朝廷没有起用这些人,每个权贵都应该自掴其面,每位皇帝都应该把“为国挡贤”的坏蛋就地正法。现在清楚了,官场、文坛是两回事,有能写诗的官员,却很少遇到会作官的诗人。诗人治国,十年不成。官场的运行法则讲究永恒的利益;而诗人的处世方法则是 “作文须放荡”。两者南辕北辙,非要“酱在一起”,就把彼此的历史身份与社会角色混淆了。
帝王是主子,是老板,在他的名义下才谈得上报效朝廷。贤士,包括诗人在内的文化才俊,是仆人,是打工仔。所谓“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飘忽命运就是这个道理。帝王想用谁就用谁,想炒谁就炒谁,江山是他们家的,官僚体制也是他们家的,纵然是想断送了自家社稷,犯不着底下的人顿足捶胸;君臣之间互不赊欠,又何必“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呢?
可惜,历代文人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总是碰钉子,始终走背字儿。
其一,紫袍金带,位极人臣,均为暂时的交椅、有限的权利。任何质疑帝王德才、威胁皇权利益的表现都是值得警惕的。
《道德经》里说:“民之难治,以其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帝王而言,臣与民都是统御对象,绣龙墩以下的智慧,足令皇帝产生不安。 文人难免有才智方面的优越感,这是他们邀宠的资本,同时,也是惹祸的根苗。
白居易就属于这类幸运的“官场诗人”,《新唐书》记载道:一位功成名就的前辈——顾况先生,毫不吝啬地称道了尚未出道的白居易,并极力保荐他。白居易不负众望,从“擢进士”到“以邢部尚书致仕”,官运亨通。但也有忘乎所以的时候,同样是《新唐书》,出现了白居易另外一副面孔;当然,和皇帝叫劲儿的时候,他已经是无所顾忌的老资格了。
后对殿中,论执强硬,帝未谕,辄进言:“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请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
这段史料是什么意思呢?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白居易不等皇帝把话说明白就粗暴地冲撞道:“陛下,您错了。”结果皇帝也恼了,对人说:“这小子是我一手提拔的,竟敢如此张狂,我咽不下这口气,一定得除了他。”诗人的不自量力正在于此,以为皇帝都是一脑袋糨子,不听我们这些有识之士的,便要亡国灭种。其实,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无非政见不同而已。既然饱学的官员以为比皇帝高明,又要人家听自己的话,不如干脆把皇帝位禅让给他算了。雇员给老板脸色看,并想爬到老板头顶上发号施令,这种人不倒霉还等什么?
其二,诗人的文化资本几乎派不上实际用场。
骆宾王卖弄的不就是文辞吗?《讨武曌檄》笔尖如刀,气势磅礴。《酉阳杂俎》记载说,60岁的武则天初读“入门见妒,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只抱以微笑——这点儿人身攻击老太太还受得了。再读“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则坐立不安,惊心动魄。她惊问作者是谁,并惋惜地说:“宰相何得失如此之人?”话虽如此,骆宾王这样的人果真投到武周的旗下,充其量也还是一名“代作幕宾”、“刀笔小吏”。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另外一种人:现实而不浪漫的职业政治家。
李商隐也算宦海中人,虽是晚唐开成年间的进士,可惜夹在牛、李两党中间,难以自处,最终做了党争的牺牲品,贫困潦倒地过了一辈子。那首著名的《贾生》诗,借古讽今,说了皇帝的“小话儿”,与其说替“贾谊”的处境叹惋,倒不如说为自己的命运招魂。“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皇帝“求贤”,召回谪臣,已够贾生之流感激涕零的了。“宣室”问计,居然求仙问卜,听着都令人丧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老板”问,“雇员”答。问什么是皇帝的事,怎么答是臣子的事。皇帝认为,文人熟知的经史子集就是用来做这种业余消遣的。若说“问鬼神”的皇帝一概昏聩,也不能服人。秦皇汉武都是醉心不死仙术的人,其文治武功却非常显赫。细想,还是热衷于“辅弼天下”的文人心态失衡了,他们看来,国计民生第一(尽管这个领域不是他们的长项);“神鬼乱力”,则为儒家所不耻——无奈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诗词文章是用来“玩”的,决不能同诏告天下的政令相提并论。那么,戴乌纱的文人,其政治地位便可想而知了。
《史记》中的《郦生、陆贾列传》看得出“马上帝王”对文化人的轻慢。
郦生见刘邦住在高阳的一家旅店里,求见名片递过去,刘邦却自顾叉开双腿让两个女人洗脚。有一名骑兵泄底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这就是汉高祖,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对着文人骂娘。文化在他的眼里简直就是臭狗屎。再次见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刘邦硬说“未暇见儒人”,郦生干脆谎称自己是“高阳酒徒”。结果,“沛公雪足杖矛曰:‘延客入!’”这样死气白赖地给皇帝做事,何苦呢?想必是建功立业的“宝”都押在这个“长亭小吏”身上了。不错,刘邦得天下、治天下,一天也不能缺少文人,但是,他到底还是老粗出身、更爱枪杆子;灵魂深处,他确实看不上那些斯文、酸腐的家伙;用,也是权宜之计。
即使皇帝本人对艺术抱有好感,也扭转不了文人的命运,柳永又是一例。他是最富诗人气质的人物,做举子的时候,流连于汴京、苏杭等地的“曲坊”,常年往来于乐工歌妓之间。不想,词填得越好,名声却越臭。好容易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考取了进士,皇帝身边的人却不买帐,还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宋仁宗心动了,也感到长期混迹于勾栏茶肆的文人靠不住,毕竟朝廷用人是德第一,才第二,有没有这个填词唱曲儿的官员,与江山社稷无碍。最后,皇帝便戏谑道:“且填词去。”就这样,柳永梦寐以求的功名毁了,古典文学史上才多了一个“奉旨填词柳三变”。
还有最典型的例证——纪晓岚,他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做过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又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可与《聊斋志异》媲美。民间传说把他描绘成乾隆面前博古通今的“风流才子”和说一不二的大红人儿,其实,满洲皇帝对汉臣仍然是一脸的瞧不起,多才多艺反倒增加了被蔑视的砝码。乾隆皇帝并不拿“风流才子”当宝贝儿,从一件不大的案子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江浙学政尹会一曾上书劝谏弘历,尽量减少南巡的次数,因为“民间疾苦,怨声载道”,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纪晓岚也在一旁帮腔,向皇帝渗透江南财力枯竭的事实,乾隆则直言不讳地正告纪昀:“我看你在文学方面有一些根基,才赏赐了一个官儿作,其实,不过是当作娼妓和戏子一样豢养罢了,你怎敢得寸进尺,妄议国家大事呢?”乾隆重复的是汉武帝说过的话,《资治通鉴》对帝王“蓄倡优”的出处有明确记载:
上自处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然(司马)相如特以辞赋得幸;(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以任事。
皇帝“蓄倡优”与谋臣“论国事”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角色的认同是多么格格不入。的确,“宦海沉浮,非书生所宜。”
相传,古罗马有明文规定,奴隶在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每年定期接受一百鞭挞,为的是提醒这帮奴隶,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中国文人的痛苦正是,沉湎于君主的“礼贤下士”、幻想着个人的建功立业,结果总是摸不透东家的好恶、看不出主人的眉眼高低,坐冷板凳、吃闭门羹,到头来,仕途惨淡,诗词歌赋却堪与青山共久留。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失相抵倒也公平合理。
当然,我无意为帝王张目,贬低读书人,只希望把这些人物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里作观照,但愿后人不要再把诗人和政客搅在一起,还是各唱各的曲儿、各说各的事儿,以免谬种流传,乱了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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