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秋韵话鲁虫－－柏良先生访谈-蛐蛐趣事

  秋风拂暑。不经意间，窗前屋后，路边丛中，蟋蟀声已经响成一片了。

　　南京，某蟋蟀俱乐部通过网络向全国发布今年赴山东收虫日程安排；上海，今秋将举办第Ｘ届全国蟋蟀竞技比赛，虫友说：“为了大赛，今年还得下山东”；北京，某公司杨总经理召开专门会议，布置副手临时接替他的工作。属下知道他们的老板又要率领车队离开十天半个月了。

　　虫友们即将奔向同一个目标――山东，开始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

　　“虫季”来了。在虫友的幸福时光来临之际，记者专访了中华斗蟋名家柏良先生。

　　“‘山’蛐蛐厉害，老早就名震天下。”不愧是鲁虫大家，话题就从山东蟋蟀开始了。“古谱说：佳虫‘所生必在地脉灵秀之区，燥温得宜之壤”。山东地处黄河下游……独特的地质气候环境，育就了鲁虫所独有的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色苍秀、相威猛、性刚烈、寿长延，色品俱全，出将率高的优势。老道的玩家，玩遍全国各地蟋蟀，往往得出结论：还是“‘山’蛐蛐硬。”

　　柏良先生说起蟋蟀来，兴致盎然，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以为他是昆虫学家、地质学家抑或气候学家呢。其实，柏先生系出名门，少年曾师从民国时期就享誉虫界的济南大蛩家刘冠三先生。“文革”中，柏先生受“家庭出身”之累，远离了社会政治生活，这倒让他有时间潜心研究各种古谱，并深得其中三味。９０年代，他从区经委副主任、政协委员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积５０多年选养斗虫的经验，厚积而薄发，陆续出版了《秋战韬略》、《山东蟋蟀谱》、《中国斗蟋选养与竞斗鉴赏》、《中华蛩家斗蟋精要》等著作。这些书被相关专家称为“拓荒与填补空白之功”，并深感“研究精深入微，独树巨帜”，可谓是研究鲁虫的传世之作。柏良先生吝于表述自己的功业，讲的多是鲁虫的历史、现状以及虫源的保护问题。他说，山东的宁阳被英国《独立报》、澳门《老年天地》等誉为“中华斗蟋圣地”、“中国蟋蟀的摇篮”、“蟀都”、“蟋蟀王国”，这和当年“两头驴子”的故事有点关系：

　　９０年代初，在宁津、上海一位老玩家曾绑了两头驴在树上，挂了牌子，上写如果有好蛐蛐留下就可把驴子牵走。小蛐蛐能换大驴子！？庄稼人哪听说过？纷纷奔走相告。于是当地电视台天天采访，人、驴子、蛐蛐都成了新闻焦点……１０多年后，由于宁津虫源枯竭，宁阳扛起了鲁虫大旗。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现在宁阳一些乡镇每年除了过春节，还过“秋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秋节”虽不似春节过得热闹，但绝对比春节丰腴而实在――来宁阳收蟋蟀的，少则带上万儿八千，多的带十几万几十万。汹涌而来的外地客商古囔囔的腰包刺激着他们发财的欲望。

　　泗店作为全县最大的蟋蟀交易集散地，从９０年代初即形成市场，规模逐年壮大。每天凌晨５点半以后，交易即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穿镇而过的一条公路绵延５公里，一天下来，仅蟋蟀交易就是百十万，一个季节下来，就有三千多万，泗店人口有４２０００人，人均５００多元。超过全年种地的收入。

　　在泗店，几乎９０％的农民从事抓虫的行当，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般家庭能收入１万元。有些有头脑善经营的，除了抓虫贩虫还从事着与虫有关的第三产业，镇上有３０００多家提供餐饮住宿的旅馆，有２０００多人搞交通运输，卖捉虫工具，纪念品及瓜果点心矿泉水的，就是专门在集市上换零钱的，也有上百人。这种人头晃动的盛况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下才逐渐散去。夜幕下，小小的泗店镇又呈现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家家饭店客满，只只排档火爆，近一里长的中心街几乎成了灯光蟋蟀的摊档夜市，气势宏大，可谓壮观，此刻又可称天下第一大排档街。

　　宁阳县有关部门统计，每年中秋节前后全国各地到该县收虫人不下１０万，这１０万大军仅收虫就为宁阳扔下至少８０００万元，再加上衣食住行，每年在这里扔下至少两三个亿。

　　两三个亿对一个县城来说意味着什么，县长不无感慨地说，谁都不会想到，小虫会发育成“虫经济”。为了持续这种“虫经济”，１９９９年，县里成立了“中华蟋蟀研究会院”，迄今举办了１０届“中华蟋蟀友谊大赛”。目前，蟋蟀大赛已被列为泰山国际登山节活动。以蟋蟀为原形的县标也亮相于宁阳。但鉴于“扫荡式”的捕捉，已使蟋蟀越来越少，该文预言：这是鲁虫“最后的疯狂”。对此，柏良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保护虫源基地，无疑是必要的，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保护，宁阳将变成第二个宁津，但那种“消失”、“绝迹”等过于悲观的论调也是不科学的。蟋蟀的繁衍能力很强，我们山东很多地方适合它们生存，只要多开发几处虫源，给宁阳、宁津这些地方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用不了多久，这些”圣地“都能恢复元气。

　　玩虫被归入“玩物丧志”之列，而斗蟋和赌博自古就粘在一起。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柏良先生说，其实“玩物励志”的也不少啊。确有记载的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明朝的宣德皇帝、清康熙、乾隆帝都是大蛩家，如今创建和谐社会，许多社会名流更是融入其中。分析数百年的斗蟋赌博活动之所以禁而不绝，本质也许是人的天性中好强的一面决定的。如同麻将：是娱乐，还是赌博？区别只是“彩金”大小而已。斗蛩自兴起之后，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又从民国至今，前后近千年的漫长岁月。这一活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必有其所蕴寓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也许，这也印证了那句富含哲理的名言――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将来有一天消失时，当然也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果由政府出面将斗蟋纳入正式竞技比赛项目，也许能根除寄生在斗蟋上的这一顽疾，并将斗蟋这一悠久的民俗文化发扬光大。

　　采访要结束的时候，我问柏先生，您选养斗蟋几十年，有没有“走麦城”？有没有难以忘怀的事？柏先生笑了，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斗蟋也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他随后给我们讲了经历的两件事：有一年，柏良和朋友去一个很大的园子捉虫，正在审虫的时候，来了个小孩，大概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潮得都长豆芽了，里面放了个蟋蟀要斗。柏老说：“我都出汗了。那是个淡色紫虫，打我们八个。后来小孩走了，我才醒过神儿来让人去找，但小孩已经走没影了。在这种潮得都长豆芽的缸子里养的蟋蟀，那绝对是虫王级的，如果不是底板好，怎么可能这样打法？我至今也不知道这虫是哪里捉的，什么环境，小孩姓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成了我终生的遗憾。现在三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这事。”讲后边这个经历时，柏老就严肃起来了。他说：一次有人邀他选虫，那些人不管虫是否“到性得时”，只管咬。一敌三者留，败的一律投入热水里。柏良先生劝阻不听，便愤然而去。“小虫也是有生命的，如此残忍之人，岂能与之为伍。”柏良先生养虫历来老将军封盆养老，不缺水食，败军之将也及早入土归元，放生自然。文史学家、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肖舟曾这样评价柏良和他的著作：“在我们相交中，我又深感柏良先生是一个耿直真诚热情豪爽却又嫉恶如仇的人。我曾亲见，他言谈处事中，对好友也不藏短，看到朋友处事不妥，他会直率劝言，不吐不快，看到朋友有事，他会热情奔走相助。但对那种沽名钓誉、言不由衷的伪君子则深恶痛绝……人品之于虫品，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柏良先生立论之精，选蓄虫品之高，其实也是他虫品的一个体现。”寥寥数语，柏良先生大家风范跃然纸上。

　　采访结束已上月上枝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蟋蟀伴着清风鸣唱。掸落了夏日的浮躁，初秋的夜晚静谧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