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版图
严歌苓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我劈头就问:“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予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灼烧。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很好的浓密头发,像演《雷雨》中的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个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义。
八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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