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要明白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區別何在？就在與語言是否同步。白話文與語言完全同步，是語言的符號化、文字化，而文言文卻並不與語言同步，而且刻意在與語言保持距離，因此，不是語言的符號化，而是與語言相對獨立的一套抽象符號系統。
也就是說，文言文與白話文存在本質不同，白話文只是語言的工具，屬於語言系統，但是文言文卻不是語言的工具，不屬於語言系統。也可以說，現代中國文字實際上存在兩套系統：文言系統和白話系統。
中文之外，人類文明史中的所有文字，都不曾存在文言文，而都是白話文，無論是字母文字，還是字母文字之前的古兩河的楔形文字，以及古埃及文字。
對於字母文字，說它們是語言的工具，屬於語言系統，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字母本身就是表音的，就是模擬發音，由字母所組成的單詞，也是模擬語言中的單詞，就是為了拼湊那個發音。所以，字母文字在書寫又叫「拼寫」。
對於古兩河的楔形文字，現代人，尤其是歐美人，認為是與字母文字存在本質不同，因為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則是抽象文字，而且很顯然，字母文字比楔形文字先進。
首先，說字母文字是抽象文字就是一種誤解和笑話。因為字母文字是模擬語言的，也就是模擬聲音的，儘管聲音沒有形象，用眼看不到，但是卻用耳朵可以聽的到，依然是一種具體、具象的東西。一種對具體、具象的東西進行模擬的東西，怎麼可以說是抽象的。因此，儘管字母文字不是象形文字，但遠稱不上抽象文字，而是「象聲文字」。
其實，說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也是一種誤解，它本質上也是象聲文字。 楔形文字和後來的字母文字根本目的都是為記錄語言、模擬語言。儘管從字形上看，楔形文字是象形的，譬如，牛字，用一個很像牛頭的符號來代表，但是，這個牛頭符號的目的卻是為記錄牛的發音，因此，這個符號也是一個「象聲字母」。
牛字之類的字還多少有點意義，但是在楔形文字中，卻存在大量完全沒有意義，至少在當時的古兩河社會內部完全無意義的字，這些字的唯一作用是用來表音，用來象聲，就是徹頭徹尾的字母。有「亞述學」的德國研究者認為，這些字母性質的楔形文字是借用自當時的中亞東歐一帶的草原民族的，這些民族是後來的印歐民族的前身。這位德國人據此認為，文字的最早發明者並非古兩河人，而是古日耳曼人。
這位德國學者研究很有價值，說明了楔形文字的原始造字理念是更可能是外傳的，而非原創的。那麼是不是中亞東歐的遊牧部落原創性地發明了文字？當然不是。上篇文章已經指出，人類文明史中最早的抽象記錄符號系統出現在中國，就是甲骨文之前的「文」，或者「文系統」。而且，文系統又包括三個子系統：易經符號系統、結繩符號系統、書契符號系統。出現時間至少在10000年前。但是，中國的文系統並不用於記錄語言，而只用於記錄「意」、「義」，就是義理、道義。更可能的情況是，中亞東歐遊牧首先接觸到中國的文系統，但是，卻把他們改造成用來記錄語言，但是卻又不成體系。
楔形文字和字母文字都是語言性文字，都是象聲文字，唯一不同在於，楔形文字的基本單位是語言的一個單詞，而字母文字則將語言上的單詞進行分解，構造出了發音上的基本單位，即字母，再用這些字母去按讀音拼湊單詞。因此，從楔形文字到字母文字，只是技術上的改進，並無本質的變化。按中國的標準和語言，它們也都是白話文。
儘管中國自至少10000年前的文明伊始，就存在抽象的記錄符號系統，即文系統，但是，卻並未將其應用於記錄語言，而是用來記錄「意」、「義」，用來記錄義理、道義。也正因為如此，當字在中國出現後，尤其是開始大規模使用後，激發了「文」、「字」、「言」與「意」的關係的大討論，這種討論在春秋戰國時興起，直至三國魏晉時期才結束。這樣的討論也僅僅在中國文明史中發生，為其他任何文明所無。
《周易·繫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書」是指字；「言」是語言；「意」是道義；「象」是卦象，也是文；辭是指無字時代，對易經的口耳相傳的部分，也是語言。「書不盡言」是說字與語言並不同步，字的數量少於語言的單詞；「言不盡意」是說即便是語言也是無法準確地表達道義的內涵；「立象以盡意」是說發明卦象這種文去表達道義。
莊子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三國魏晉時期的王弼，可謂是這次大討論的集大成者，也因此僅憑20多歲的生命就彪炳青史。他在《周易例略·明象》中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於象，故可以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
縱觀這一歷時達好幾百年的大討論，有一點是公認的，「意」是本源與核心，語言也好、文也好、字也好，都是表達「意」的手段，這是參與討論各方各家都認同的，尤以王弼說的更清晰。
到了唐宋時期，這個問題又轉化為由字所組成的文體、文章與道義的關係，而結論則是「文以載道」。
這意味著在道義是文之源，文之本。在文系統出現之前，中國文明就已經出現了獨立的道義概念，而文被發明出來就是來表達和傳遞道義。中國文明的出現就是以文為標誌，究其核心是以道義的出現為標誌。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也唯獨中國有資格稱的上「文明」，因為唯獨中國存在表達道義的文系統。其他任何文明，無論是古兩河古埃及文明，還是現代的歐美文明，都不曾出現獨立的道義概念，不曾出現去單純表達道義的文系統。
前面我們已經對易經的八卦符號，結繩的繩結符號，書契的契齒文符號做了詳細的解讀，這些符號本質上都是數、數字，這三者共同構成漢字產生之前的文，或文系統，用以表達誠信和道義。
在中國傳統看來，字只是文的與語言相結合的擴展，其基礎在文。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以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確指出，字是文的基礎上擴展而來，字是文的孩子。字的本義就是撫育孩子。
只是，囿於歷史資料缺乏，許慎在這裡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認為文是成形原理是象形的。其實文的基礎是數字，而數則是絕對抽象概念，因此文絕非象形的，因為壓根無形可象，而只能是人為賦予。因為無論數字，還是道義本身，都是絕對抽象的。二是，認為最初的字起源於書契，其實書契依然是文，尚不是字，字要到商朝才有，就是甲骨文的出現。
字在中國出現，不過是把原先用於表達抽象的道義的文系統，開始轉向去表達語言。即許慎所說的「形聲相益」，只是「形」字不太準確，直接用文字比較準確，即「文聲相益」。
毫無疑問，儘管文系統在中國歷史中存在十分漫長，直至商朝，至少存在了7000年，但是，字在中國的出現還是非常突然的，即用文去表達語言的做法在中國的出現是很突然的。很可能是受到了西亞楔形文字的影響，或者是受到中亞東歐遊牧的影響，因為用文去記錄語言首先是在那裡出現。也就是說，甲骨文有明顯的外傳特徵。
但是，前文已經指出，古兩河的，或者東歐中亞遊牧部落的，用抽象用文去記錄語言的做法，又很可能受到中國文系統的影響。因此，甲骨文傳入中國，並非完全的進口，而是出口轉內銷。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傳統記載中，即便字有外來成分，但也從來不認為字的出現是突然的，也不認為是一個多麼大的事件，而只是認為是文的擴展和延續，依然是文。
但是，當與語言結合的字出現之後，導致中國的符號記錄系統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一是，文系統被字系統取代。二是，字系統與語言的合流，作為一種新形態的文，字的屬性和功能開始發生變化，由以前的單純記錄道義，轉向也開始記錄語言。
在字出現之前，中國的文系統又包括三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分別是易經符號系統，結繩符號系統，書契符號系統。當字出現後，文的三個子系統都進入了字系統，被字所直接繼承，成為字的基石。只是，隨著結繩和書契作為契約工具、信用工具的消失，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作為獨立的文系統局面也隨之消失。直至最終人類對此完全失去歷史記憶。但是，由於易經作為一門學問在中國一直堅實地存在，因此，易經符號系統也一直獨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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