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实在好，转了，并且在其感召下，听了一晚上邓丽君，突然回忆起来了童年，时光呀……
每隔一段时间，我总是要听听邓丽君。每每听到她的声音，我总会被打动，隔着青春凋零的帷帐，它仍然会唤起一种纯洁的情感。而同时代的其他记忆都已枯败无几了。 上学时总是无法遏制地与爱唱歌的朋友聊起她，如果偶有别人不以为然，我好象是冒死勇谏的良臣，这样的心理真是有点复杂。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学会了安静地忠实于自己的爱好。
我们没有生在马雅可夫斯基或贝多芬的国度，我们没有七岁的莫扎特、二十岁的邓肯，我们不曾与梅兰芳、周璇同时代，无法追迷他们的万人空巷，但我们有真正属于当代中国百姓的邓丽君。
三十年前，在不被允许的渠道，是邓丽君让十亿中国人第一次体会无形的美，声音的美，并被这来自纯粹的声音的力量折服。没有伴奏的，没有过多金属物的干挠或是掩饰，没有特意人为的变腔、拖音和绕舌，也没有某某写真集的辅助渲染，无数人欣喜地陶醉于那无为而为的从容歌声中。显然我们中学校长用操场大喇叭批评的“靡靡之音”是对另一种人文美的曲解。
改革开放之初，她刚刚被大陆人认识的时候，电视尚不普及，更没有VCD。因为只有声音这一条道路，于是她且言且行、且歌且舞的优雅被推迟引进近二十年，否刚开玩笑说，可能会加快中国青年“精神文明”的进程。邓丽君的台风不仅得体高贵、成熟雍容，举手投足还有天真爽落的清脆，那是属于中国的教养，令人久久难忘。可惜这些也已经是许多听众二十年之后的惊艳。
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声音是闭塞的10岁之前，在是一个被翻录了多遍的卡带上，穿过磁带卷动沙沙的杂音飘扬而来的声音不能再放大，但它们像天才的眼睛斜睨着我被平庸呆板的音乐教育桎梏住的音乐天赋。《风从哪里来》、《小薇》、《沙里红巴》、《丢进河里埋在土里》、《小放牛》......当时觉得这个人声音实在奇怪：如饱满的童音却能驾驭音符的烈马，尾音总是向上一挑，清脆又豪放，但绝无拖踏。似无先例可寻。看看主人写在卡带纸上黑麻麻细密密的铅笔字“邓丽君”——原来唱歌不一定都是“夺过鞭子揍敌人”呀。
在我单色的童年里，常没有什么经历与故事能被完整地记住。终于在十一岁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因为无形的音乐建立了有色的记忆。因为在这个暑假里我生活在一张百听不厌的磁带里，磁带的名字叫《在水一方》。 我总是不能忘记定格在我记忆的卡带封面上的那一幕：纯正的红色、长发的女子、暗色紫花的连衣裙。背景音乐缓缓响起......“春天，你陪我轻轻漫步在百花园，在那夏天......”———夏天，啊，就是在这个夏天我遇到了邓丽君，因为邓丽君我永远地爱上了夏天——-“......我喜欢，喜欢这里”——的确，我度过了一个最安静又最满足的假期。我一遍遍听着它，不到假期结束，我已熟到每一首尾曲和下一首之间的前奏、间奏、都脱口而出，仿佛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同一首歌一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那个暑假里，闲闲的荫凉、漫长的午后，有时泡一杯酸梅汁，有时抱半个西瓜，沉浸其音乐中，如今我还常想，我这一生中关于生活方式中“享受”这两个字的意义就是从那时开始潜藏于心并懂得一点点的吧？享受不过如此：有吃有喝有音乐。关于女子的“美丽”总也超不过卡带封面上那个紫花连衣裙，手腕轻垂靠在沙发上侧面浅笑的女子的样子。那女孩子的风华正茂与我十一岁的懵懂纯真安祥对视，有了一种神秘而真切的联系。
从《春在岁岁年年》到《心事知多少》，从《心儿圈起你》到《妈妈呼唤你》，我发现歌曲不仅是寻找口与喉之间的舒畅，更使一个未谙人世的孩子学会了一种感怀的方式，也最早让我明白秋风细雨岁岁年年这样一些风花雪月的忧伤。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我会努力唱好每一个字——包括平时总是含糊带过的“爱情”两个字，是邓丽君告诉我在唱歌时清楚地唱清每一个中国字有多么大的魔力——象在舌头尖上添了一口香醇美酒，然后就可以抿上唇体味那深远的清洌。她使歌声有一股精巧而享受的认真，使人对唱歌本身也绝不可小视偏见。
86年的8月，我的暑假在西安姨妈家度过，大我三岁的表姐珍藏着一盘《香港之恋》！这是第二次“遇见”邓丽君。听到《香港之恋》、《雨不停心不定》和《谢谢你常记得我》等，那些有鲜明节拍的伴奏与合音，让我十分新奇沉醉。如获至宝的我，不但每日省去了古城的游玩，还踏着家中的老风琴一遍遍弹奏赏学。本该顽皮不安份的青春期好象无波无风一晃而过。
此外是一盘电影原声带《小城故事》与岛国情歌的第五集《爱情更美丽》。前一盘有《心事》、《小路》、《九月的故事》、《一片落叶》等等几首歌，后一盘有《侬情万缕》、《我心深处》、《青色的回忆》。。。许多年来我都认为这些是小邓很有代表性的歌，一点不比家喻户晓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恰似你的温柔》、《甜蜜蜜》等等那几十首差，比起被众多口水歌手变调翻唱糟蹋多次的歌，那些没有被挖掘过的精品显得更加珍贵纯粹。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几盘古旧的磁带，虽然它们已经不再具有欣赏的功能，搬家深圳，我从50多盘八十年代的磁带中只挑出了这三盘带走，它们是青涩少年的记忆，无论市面上有多少新碟在出售，这种记忆却是无法复制的。
70年末80年代初正是邓丽君声音与唱功的鼎盛之年，伴随她的盛年开放了不再衰败的经典。如沐阳光海风的自然，蕴含云波流转的深情、有如星空寂静时的天赖、。。。。带着成熟的情感沉着倾吐，演绎最可贵的纯洁之爱，让人们听到从容不迫的忠诚、悠远深长的感怀、和专注自尊的女性之美。不难想象这样的声音飘过冰泠的海峡，如何软化了斗志昂扬的面容。有人说，她让一代人的感情通俗。通俗，这个词在那个刚刚结束的铁幕时代显得多么珍贵！而今天，如果国人仍愿意为这样的通俗稍停，又将省去多少浮躁？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流行音乐洗涤后，有人说邓的歌曲思想不够深刻，但我却看到了深刻的感情。深刻的思想靠文字传承，深刻的感情传达却远比这更难。音乐最平实的功能也是抒发情感之表达，言之不足而歌罢了。而二十年前的邓丽君不为解决崔健的思考、愤青的牢骚与新生代的寻找，却用水晶品质的声音，刻下一代人情感教育的教科书。
邓丽君的唱风最可贵的是她虽从小唱情歌小调却从无轻浮低俗的搔首弄姿之态。那些早期的声音，是有些稚气和尖锐的，那就象一个天然没有经历的小女孩有一利恣意的野性，就是这样没有经过教育的声音非但绝无杂质,更无矫揉造作和粗暴夸张,反而有一些豪情奔放的快意。而不到二十岁时演绎《千言万语》、《海韵》已经大气深沉有大师之风，足见其天赋之聪慧。
邓的歌很多，在中国也许是唱歌最多的歌手。但由于资源与沟通的阻隔，许多歌大陆听众不能第一时间听到，而我是在这十几年内尤其是到深圳后才大量接触到。虽时空遥远仍称得起丽音绕梁鲜润如新。她的声音如此体贴我们的耳朵，恰到好处地给你心理与生理的慰藉。早中期的《千言万语》《爱情》《翠湖寒》与《假如我是真的》......等，除曲调非常优美外也特别能体现她“体贴”的声线品质，90年代以后我才陆续听到的《偿还》、《爱的箴言》比较成熟冷静日臻自如，节奏与气息的把握更精到有度，在甜美的总概念上多了锦上添花的精神意识。2001年当我在在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网站上初次听到《白沙滩》这首歌时，仍让我大吃一惊，那种欣喜真不足为外人道也！真切的声音仿佛在证明她从未稍离，令人感动于她美丽生命的珍藏与馈赠。听好的音乐无疑是一种美的教育。可惜，如今这样美的东西不多了，而正视与发现这种美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通俗歌手往往传播民声情调，我们不能寄望她们高山仰止，但邓丽君却让大众深味云泥之别。她的声音有时海浪激越，有时潮静波平；虽不是风过劲松，却解语花开叶落；她的声音未必能嘹亮到穿云破雾，但能引云驻足、透雾见花；她的声音未必能有撕裂黑夜的强劲与冲动，但却如温暖灯盏、皎月晴光、莹澈繁星，是黑夜里不可缺少的情趣与信心；她不要霹雳滂沱哗众取宠。如果声音本身是有性格的，那属于她的是亲切和与和气的。是懂得对秘密矜持、对伤感保持距离；用歌唱代替倾谈；用声音默契地懂得并代替那含蓄的人说出；是对失意的爱情做出甜蜜的阅读或回忆。
她是为歌唱而生的，只要有歌可唱，她总是乐观的，从她的声音与歌唱中可以证明。快乐的歌曲她演绎得轻松活泼，灵巧诙谐不张狂，唱悲伤的歌她更是端庄洒脱的，哪怕是唱“把我的爱情还给我”“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种很不讨巧的白话，她也透着教养。她从不寻死觅活也从不自暴自弃，觉悟与天真同时在华彩生涯里配合默契，好象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的力量与生俱来地在她的身上。你或许可以说这样的歌唱表达中庸，这种有个性的中庸不是平庸，这是中国文化中的珍珠在一种歌唱中的例证。她的柔美清洁的嗓音总让人自然联想到中国的古诗，似有弦乐丝竹之声与之相和，不仅有那样的意境却又是属于她本人才有的“新韵入清听”。但有时候她的歌声里仿佛又有一种隐约痛楚与甜蜜并行着，使这甜蜜不得不抖动翅膀控制着热烈的情感。
然而对于寻常巷陌的百姓，音乐由此变得那样简单，绝不华丽奢靡，绝不故作神秘。不必穿凿附会和堆砌溢美之词，不必声嘶力竭或大气磅薄，就可以欣赏或歌唱。当旋律缓缓而起，心泉脉脉而开是否就是一种灵魂的净化呢？歌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明星”的概念更多的隐没于歌声之外，这是否正是我们需要娱乐的真正初衷呢？
在一个没有个性的剽窃时代，二十年间冒出了多少“甜歌玉女”。“玉女”真伪待问，“甜歌”却只有白糖兑水，不甜也罢。最可恨的是她们总是被宣传为邓丽君二世。庸碌的商家与无知的艺人，推倒了美丑的界碑，使好歌曲沦入“口水歌”与平庸的困境。他们用“甜”字一概而括，熟不知，甜只是一点点，往往一说就错。“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有许多人刻意地分析摹仿邓丽君的声音，但是有谁还能重复邓丽君，赋予温柔以能量？
经典曾经通俗，带着人间的万般情感与性灵，在无数人口中传唱后赋予了它灵魂而成为经典。许多艺术都会产生经典，但唯一的奇迹是：只有邓丽君使这些容易上口的低吟浅唱传奇为脱离了风尘味道的柔曼壮丽。不信你听，当她唱歌，时光变得有一种清脆之声，当她齿舌轻触，含苞的花朵旋即绽放，当她言笑，风清云散泉流石上月落松间星垂平野。。。。炎夏变得清凉，白雪下藏着暖春。。。。。她在那里，只要她在那里，她可以用温柔的魔力召回所有人的青春。只有她的温柔有那种能量。
她曾以为她可以在80年代的最后一年在中国大陆作最完美的收场却仿佛命中注定与大陆无缘。使无数“邓迷”扼腕三叹。聪明人知道“偶像”必将腐朽，但决定永远停留在人们的精神想念里，又需要胆识，而邓丽君这适可而止的智慧却由命运赐与了。历史与政治捉弄了她又成就了她。她的歌声滋润了普通人的感情，又直接在那里完成了升华。
曾经有一个时期主流的艺术与媒体总是刻意跳过她的名字，但当一个人成为某历史中最重的份量时，跳过她的名字就意味着遮罩一段历史、藏起一把白金尺。流行艺术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历史，只要有回忆你就不能回避她，她在百姓的记忆中从未缺席。近年来总有青春将残的上世纪歌手们以怀旧的名义重新登台，当她们唱着邓丽君的歌出场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是赝品和“戏说”。没有邓丽君的怀旧是没有历史感的，没有历史感的怀旧是虚泛的。
有时朋友们善意地笑我“邓迷”，但我自己知道这样的年龄不敢轻狂妄称“迷”，何况一个“迷”字，隔开了多少唱歌人的浪漫情怀，粗暴地将一个歌者与现实分开。89年以后的邓丽君在人生的理想方面可能并不快乐，仿佛在唱到最后一个高音的时候，突然乐师崩盘，舞台坍塌，极为扫兴。再美丽的人生也不嫌锦上添花，但二十世纪的人生都充满遗憾
我见过报章中讲到她的所谓恋人，但他们的样子都是模糊不清的，那些被文字渲染过的恋爱也十分的可疑。有一天我在听她一首首唱情歌的时候忽然明白：她在生活中的爱情可能是非常浅的，远没有她的歌喉那样婉转拿捏自如。她可能并不似一般的女子有着为凡俗爱情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准备，可能她也不向往留恋那种惊天动地的深刻。而那种歌词中一见钟情温文尔雅朝秦暮楚痴男怨女等等，传统教化的她虽无缘触碰却可能深受其影响暗示。当她用心唱歌时，也借此心领了无数的幸福与酸楚。更何况从六岁开始唱歌，她在母亲的教束下、在陌生人的追捧中过早地体会独身创业生活，她天真到没有完整的童年、没有完整的少年、没有完整的情窦初开、没有完整的刻骨铭心。至少她不会有时间与精力静静地为世俗的婚姻思考一分钟。完美的另一面往往最残酷，现实爱情对于她终于只是停留在不远的前方——象一首歌一样。爱情已经变成了她歌唱事业的精神佐料绝不可以在烟火中烹调。
终身未婚的邓丽君常被街巷小报传为一个悲情的情感失意者，这种传媒的伎俩可以休矣。生命有长短，幸福各不同，我以为邓丽君在歌唱中已经完全相信了爱情，而对于在精神领域已相信爱情理想的人终身不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七十年代生人者到现在对爱情仍有至善至美的理想，那这理想中就有邓丽君的歌与生平所带来的感想与启发：如果爱情结不出婚姻的果子至少它还可以结出自由与歌。
邓丽君故去十年，如果她活着已是五十有二。中国人说“五十知天命”，谁知天命难违造化弄人。倘若说作为中国人她不幸选错了出生地，使自己尴尬地徘徊在“爱国”与“爱‘党’”之间，但她出生的年代总算是幸运的，不早不晚刚刚好。她四十二年的生命见证了最清晰的两岸对立史，她的名声虽被无端篡用屡背黑锅但也因此被寄予了双重的爱与情感。她所幸没有生在四九年前兵豸离乱的旧中国，否则哀鸿积弱的国民无法用甜美的歌声统一情趣，留声机的手段无法大量复制与保留那难得的秉赋；她所幸没有生在五十二年前狂热革命的大陆，否则她会象那一代青年人在划清成分或参与运动过后被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淹没了天才；她所幸没有生在用电声音响频频假唱的今天，否则她争不过那些用鼻子哼哼就可以混个脸熟的流星；她没有生在哈日追韩却荒视国学文化的此时此地，否则浮躁的喧嚣浊世无法辨别珍奇。她生在一群家愁万里思国怀乡的“外省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她就是旧日幸福的音影重现，她就是故乡山清水洁之中的红颜；她生在50年代经济正开始起飞，文化日趋自省的中国台湾，敞开的大门是她声名远播的必要条件；她生在久旱逢雨的百废待兴的大陆之外，当我们明聪展目向国门外望去，迎上了她熟悉甜蜜的中国式笑容；她是生在重视传统托寄于言情的汉唐情怀里，人们在沉静中有能力享受她的字字珠玑．．．．．．那时道德沦丧还没有到恬不知耻，纸醉金迷还没有成为生活习惯，当这一切就要发生的时候她走了，走得及时而利索。“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人们不约而同地为她想到这一句。她是天上的一片云，镶着美丽的金边霓裳。如上天的手笔，是神对人间所作的最朴素的一次灵感的流露。它罩在海峡的上空照彻了全体华人的情感。假如每一个生命都有各自的使命，她的生命是为这照彻而来，上天因她完美的声音而选中了她。
邓丽君无疑是二十世纪台湾华人文化的代表，她单纯坚强尊师孝长，至少有温良恭俭、忠孝礼义的内心传统，如果说邓丽君是彻底过时的文化符号，那么也就是中国社会所崇尚的某些优良传统的过时，但是所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起三四十年代的周璇，“邓丽君”三个字无疑更具有人格的魅力与社会现象的探索意义。
邓丽君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一半因为天才难得，一半是因为时代特殊。她所在的时代也许只能算作是漫长中国史的夹缝。在这个两岸都有创痛与荒唐的残破夹缝里，我们还寄放了一点共存的理想，我们还深知我们是一家人，象兄弟们两两无情后背过身去，还在赌气观望探寻。这时在这个不完美的夹缝里邓丽君来了，她照耀了这个夹缝并成为这个灰暗夹缝里最耀目美丽的附注，她所成就的精彩甚至超过了主题。似乎这夹缝本身也因为嵌入她的名字而被载入史册。她是为了这个时代来的，还是这个时代为她而存在？我更信是后者。
她的歌迷们说，两党对立太久，误了邓丽君。但我却觉得这段历史与她的命运一样别有况味。她走了之后，随着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日渐式微。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商贸往来，两岸之间连若即若离式探寻的兴趣都没有了。虽然文化交流变得更轻而易举，但也真的仅仅是文化而已。一直以来人们将她的名字作为两岸政治对立的一个象征，实际上作为普通人无法负担这沉重的意义——尽管她的名字人尽皆知。反之，当她不再成为政治的焦点时，就意味着政治与情感的双重疲倦，探索与关切失去了意义。人们从对亲人别离相见的痛楚转向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
我相信，无论历史怎样写，总有人记得这嘎然而止的奇音，这个时候怀念邓丽君，也顺便怀念一段历史、思考一段政治。可能她天上有知并不盼望这样的联想，但有什么办法？我们记得两岸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式眺望，正如有诗所云“。。。。倘或一无消息，或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其实也是记得”。
落花飞絮的五月，正逢连战大陆行，我又想起了邓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