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绝响谁继
■张建智
奇人王世襄走了,我似乎不信。“王老于昨天清晨谢世!”这突来的讯息,虽是北京友人所告,但于心理上一时还难于接受。因以王世老平生体魄,兴许能挺过这一劫。但随后,就读到中央文史馆正式讣闻:他老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岁。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真的,王老的确走了!他永远离我们而远去。“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这人世间难料之事,使我未能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痛惜不绝;回想他起伏跌宕一生,一时间感慨万千。
那晚,脑海中映射晃动的,依然是一年多前访谈时他神清气爽、谈锋甚健的话语;依然是朴素的中式大褂,敦厚壮实的中等身材;依然是老农般但风规雅正的文人气质。
他的追思会那天,我未能赶往北京参加,只能在电脑荧屏上向他鞠礼致哀,用一瓣馨香送他远行。一如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经说过的话,可让王老与他老伴袁荃猷到极乐仙天去了。
我想像着他们夫妇俩,现正在一块软软的白云上赋诗弹琴,听蛐蛐蟈蟈唱歌,还在他家的宋牧仲大画案上《说葫芦》、《谈匏器》,或正在欣赏那尊唐代的鎏金佛像,那生前他所喜爱的鸽子“小点儿大胖子”尾巴上,正鸣着一连串最美妙的鸽哨音乐。而大奇人王世襄,正坐在《大树图》中最高的位置上,像一尊平生最喜欢的佛像一样庄严(见袁荃猷刻纸《大树图》)。
与王世老神交,乃缘于他是我的乡前辈,他曾有诗说:“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仍半属湖州。”为这诗,他写了一段自嘲的话:“晋魏时,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舒后果贵。可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2008年7月,王老特给我来信,说他把此诗作了更正,那“仍”字,应改为“终”;还说“一字之改,意义可大矣!”——的确,他对于慈母的故土,终眷恋不已,念兹在兹。于是,我尊其意,于拙著《王世襄传》(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第二章“江南金家”十三页上,遂改:“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其实,王家先祖,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后从江西迁徙福建定居。自五世祖后,由贾入仕,高祖王庆云(1798-1862)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得举人,时仅二十一岁。十年后,又中进士;历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年)官至工部尚书。后祖父、伯祖、父亲均为官一方,遂成官宦之家。但王世襄外祖——金家,却富甲一方,为江南名镇南浔的“四象八牛”之一。其母金章,出身于江南富庶之地。王世襄儿时,曾随母在外婆家居住;虽居京九十多年,但依然可讲一口软浓的吴语。一次他俏皮地用吴语对我说:“我们王家祖上虽做官,后衰落了,没钱。可母亲家有钱,外公(金泰)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金桐),做蚕丝生意。外公虽未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确实是的,1902年,金氏兄妹(即王世襄母亲金章)漂洋过海,历时五载,后来他们兄妹几人学成回国,或画或刻,卓有成就。试想,于清末时代,一个镇上十六岁的小女子,能去英国留学,实属罕见。尔后,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受中西画熏陶,成了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曾是二十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都是著名的竹刻家,表兄金开藩、金勤伯也是有名的画家。真可谓一门风雅,艺术世家。王老曾说:“我幼年立几案,观诸舅父作画刻竹,情景犹历历在目。”这足见其外祖家对他一生成就的影响。
记得2008年4月间,为撰《王世襄传》,我赴京与他做访谈。那日早上去他家,我们相谈到中午12时多,王世老还很健谈,临别,他定要请我们吃饭,还特意邀请了为《庞虚斋名画集胜》作校点的朱绍平先生,此日,朱先生正好自杭来北京开会。一忽儿,只见他老已坐着轮椅下了电梯,到马路上,就自已推着轮椅走;我们去的是王老家附近日坛公园东面名為“义和雅居”的餐厅。当大家落座,女服务员请他点菜时,令我惊诧的是,他立马从蓝布衫的兜里拿出一张纸,原来是他早亲手拟好之食单。尔后,只听王老和厨师一番对答,全是食家行话,令我暗自叹服。倒让我知晓,所谓美食大家,自有“吃主儿”的主见。席间,王老谈起自己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的情景。当他忆念起那最苦的干校的日子时,老人没有一点苦大难忘的愤怨,反而铭记了其中的幽默与快乐。
王世老曾多次与我说,历经劫难后,与夫人袁荃猷遂决心走一条自珍自爱之路——那就是,他要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干出成就,最后自会让“世人终渐识真吾”的。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说到名作《锦灰堆》的写作:“我的一堆、二堆中许多文章,是‘文革’时在牛棚中写成,当时已抄家,手中无片纸,但我还是写得很仔细。当年报纸是干校回京后,去报库看显微才一一补印的。”在信中又说:“我当年,确为故宫全心全意做了工作,收回几千件的国宝,我在美国不拿绿卡,不当教授,后回国,却成了盗宝犯。关监狱,开除公职,有理申诉,又成了右派。‘文革’、‘五七干校’,往咸宁劳动,期间罹患肺疾。只能作诗云:‘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尽管受苦,苦中也有乐矣。……”今天,我翻读他老写的一封封信,无不可窥那代老知识分子他们全部的热诚与精神,惟此,支撑了他们那不堪回首的人生。
我们说,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他们不仅将上千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同样的,王世老与夫人袁荃猷,他们也相濡如沫,不分日夜,共同拼博,一起完成了近四十部大部头著作。而且,这些成就,大多是在进入八十岁高龄时所完成,谈何容易。当《明代家俱研究》无人能任画结构线图时,是袁荃猷自告奋勇,竭尽全力,从头学起,为明式家具绘制了千余幅线图,使全书增色不少。正是那一幅幅精密、细致、美丽的线图,才让明代家具那简朴、自然的造型结构,更为彰显;而明代家俱那精心设计、雅而不俗、雕琢精细、攒斗巧妙的花纹图案,令世界惊叹。
王世襄在八十一岁之际,因忙于校对《锦灰堆》书稿,一天起来忽然左眼失明,这之后荃猷担心他用眼过甚,校对文稿、抄录诗句等工作全由夫人撑起。可以说,王世襄的成果,离不开袁荃猷的付出,且其中的努力和艰苦,也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而支持她的动力,便是当年夫妇俩坚守的自珍精神。
我撰此文时,又翻出他于2008年8月31日给我的信,是王老端正的楷书所书:
“建智:上周我去协和医院,作两次体检,二次看结果,幸无大恙。从胸片看有局部肺炎,所以又照CT。证实后已服特效药,因较轻,体温正常。有点多痰,服药后颇见效。惟医生嘱多休息。你撰襄传,今后我仍会提供有关材料。前面的九章很好,写得顺畅。八十岁后,完全走‘自珍之路’,所以往下写就方便了。惟写作很苦,谢谢你!匆此并祝文祺!王世襄2008,8月31日。”
2008年冬天来临之际,笔者去北京看他时,他已在一所中医院住院了,后又听说在做着血透。那时,我多么希望王老总会脱离病床,会重新站起来。三联的老领导董秀玉先生曾在春节前及2009初夏,去中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过王老。听她电告,第一次去探望,王老说话很急,但欲说不休,渐语无伦次起来。后她去协和医院时,王老说话就更吃力了。看来,在人世大地上,他的人生道路走得也真够累了。因为,王世老生于1914年,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近百年,经历的是一个多灾多难、风雨飘泊的时代。可以想象得出,他老以好动之性,最后,在病床上,漫度这长长的一年多日子,于他可是多么的寂寞啊!
但是,王世襄在寂寥中,定会于心灵上寻找着一种归宿,那艺术与灵魂的双重归宿。我想,他的所有著作以及他所留下的一切,在中国与世界上,决不是一点细浪微波而已,他最大的遗产是人类工艺的生存与创新,以及他的博学、坚定和纯真的个性。他构建的大雅大俗的中国文化,已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是多么的灿烂、优美与质朴(见英国VCA维多利亚博物馆主任克劳斯撰文)。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八十九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明:“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我想,他躺卧病塌,在这寂寞的日子里,心底定有许多寻思与无穷的回忆,因为,对他来说,这大半辈子走的是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当然,他对尘世的不幸和痛苦早有认识:
“五十八年多祸患,苦中有乐更难忘。西山待我来归日,共赏朝霞与夕阳。”这是他最后要交给世人的一颗最平静之心。
王世老走了——永远。但他的沉甸甸的几十部大作仍长存人间,他的工艺创新成果(明清家具),甚或带动了一个产业链。他已把全部生命献给了博物与艺术,而这一切也成就了他。人们是不会忘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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