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
钟惦棐(握手者右)和作者
1982年10月,钟惦棐在离开故乡47年后第一次回到江津,我作为地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陪伴了他。
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钟惦棐,和我想象中那类惊天动地的人物相去甚远。他个头矮小墩实,穿一件绝不气派深灰色涤卡中山装,一双圆口布鞋。无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延安,但细看更像个普普通通的乡间中学教师。在短短数天时间里,钟老应我的请求,断断续续谈了他如何为一篇文章而被打成大右派的经过。
《电影的锣鼓》是如何“出笼”的 在家乡召开的座谈会上,但凡提到钟老那篇有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时,钟老便会马上纠正:“这样的提法不对,‘锣鼓’是一篇很一般的文章,而我之‘臭名远扬’,是因为后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及我本人的批判。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的钟惦棐,鉴于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
专管电影的钟惦棐如果对姚芳藻的想法不感兴趣,那简直是失职。
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我还给姚芳藻讲了一桩我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我们鲁艺派出一部分师生到了晋察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体验生活’。正好部队在陈庄打了一仗,我们马上采访创作,写出了多幕话剧《陈庄战斗》,排出来后,就到参加过陈庄战斗的部队中去演出。我们满以为会受到战士的欢迎,没想栽了个大跟斗。还没演到一半,部队就相继离开了,最后,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扮演主要角色的崔嵬刚一下台,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于是,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道,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撰文参加讨论者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进入。
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说:“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演员,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著名导演陈鲤庭说:“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导演吴永刚也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政治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坐不住了,匆匆写出《救救电影》,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今天,人民真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了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50多篇文章。这时,需要发表一篇总结性的、有分量的文章来为这场大讨论再添上一把火。
这样的文章不是谁都能写的。《文汇报》的首选人物,便是钟惦棐。
钟老如是说:“代表《文汇报》来约我写这样一篇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编唐海同志。对于《文汇报》上展开的这一场大讨论,我是尤为关心的。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答应下来。这是因为作为我的职责,我当仁不让。《电影的锣鼓》就是这样出笼的。”
电影锣鼓声惊动了海内外 《电影的锣鼓》的发表,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1957年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作者从其立场出发,大量引用《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别有用心地在文章结尾时说:“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钟惦棐真落了个“跳进黄河洗不清”。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严厉地点名批评说,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他的文章。
毛泽东的批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界(不只文艺界)的重视。但认识并不一致。持不同看法的就有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回到家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电影的锣鼓》,把它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轻声读(而不是看)了两遍,他对朋友说:“这篇文章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怎么就看不出它到底错在哪儿?”另一位则是话剧演员赵蕴如,他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既然毛主席说它有错它就肯定有错,看不出错误那就表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急得赵蕴如不停地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些什么呢?为加深读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必要择其要点在这里加以介绍。文章全文长三千余字,首先,钟惦棐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已经相当的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已属事实。随即,他便尖锐地指出:“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棐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他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孙景璐在上影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曾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演干什么?”
这就是钟惦棐文章的风骨,尖锐、泼辣、深刻,一针见血,没有套话,也决不隔靴骚痒。
钟惦棐的“锣鼓声”更使当时管电影的人怒火千丈,他们首先认为《电影的锣鼓》是针对他们的。钟惦棐这时的任何建议,肯定是“白搭”。
但是出自一个党的文艺干部的责任心,钟惦棐依然写出了《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在钟惦棐看来,“天下事并不都是以主事者的好恶为转移的”,该做的事情他要做到底。
“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钟惦棐受到的惩罚是严厉的,开除党籍,罢官,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但是,和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的命运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的妻子儿女几十年和他风雨同舟,人未散,家未破。钟老如此言道:“可以说,我被整得痛苦,整我的人却也不轻松,我的痛苦随着落实政策而结束,而整我的人的痛苦却将折磨他们终生。”
在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中,钟惦棐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享受到的也是高规格的批斗。从1957年8月4日起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钟惦棐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待”,没完没了地作检讨。
“文革”中在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徐景贤,当时充当了批判《电影的锣鼓》的急先锋。1957年8月4日,他和另一个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言论》。
徐景贤气势汹汹地挞伐道:“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滥施污蔑……《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已经博得了敌人的喝彩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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