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和《电影的锣鼓》

钟惦棐

钟惦棐（握手者右）和作者

　　1982年10月，钟惦棐在离开故乡47年后第一次回到江津，我作为地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陪伴了他。
　　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钟惦棐，和我想象中那类惊天动地的人物相去甚远。他个头矮小墩实，穿一件绝不气派深灰色涤卡中山装，一双圆口布鞋。无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延安，但细看更像个普普通通的乡间中学教师。在短短数天时间里，钟老应我的请求，断断续续谈了他如何为一篇文章而被打成大右派的经过。
　　
　　《电影的锣鼓》是如何“出笼”的
　　
　　在家乡召开的座谈会上，但凡提到钟老那篇有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时，钟老便会马上纠正：“这样的提法不对，‘锣鼓’是一篇很一般的文章，而我之‘臭名远扬’，是因为后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及我本人的批判。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的钟惦棐，鉴于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
　　专管电影的钟惦棐如果对姚芳藻的想法不感兴趣，那简直是失职。
　　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我还给姚芳藻讲了一桩我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我们鲁艺派出一部分师生到了晋察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体验生活’。正好部队在陈庄打了一仗，我们马上采访创作，写出了多幕话剧《陈庄战斗》，排出来后，就到参加过陈庄战斗的部队中去演出。我们满以为会受到战士的欢迎，没想栽了个大跟斗。还没演到一半，部队就相继离开了，最后，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扮演主要角色的崔嵬刚一下台，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于是，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道，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撰文参加讨论者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进入。
　　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说：“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演员，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著名导演陈鲤庭说：“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导演吴永刚也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政治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坐不住了，匆匆写出《救救电影》，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今天，人民真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了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50多篇文章。这时，需要发表一篇总结性的、有分量的文章来为这场大讨论再添上一把火。
　　这样的文章不是谁都能写的。《文汇报》的首选人物，便是钟惦棐。
　　钟老如是说：“代表《文汇报》来约我写这样一篇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编唐海同志。对于《文汇报》上展开的这一场大讨论，我是尤为关心的。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答应下来。这是因为作为我的职责，我当仁不让。《电影的锣鼓》就是这样出笼的。”

　　电影锣鼓声惊动了海内外
　　
　　《电影的锣鼓》的发表，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1957年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作者从其立场出发，大量引用《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别有用心地在文章结尾时说：“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钟惦棐真落了个“跳进黄河洗不清”。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严厉地点名批评说，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他的文章。
　　毛泽东的批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界（不只文艺界）的重视。但认识并不一致。持不同看法的就有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回到家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电影的锣鼓》，把它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轻声读（而不是看）了两遍，他对朋友说：“这篇文章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怎么就看不出它到底错在哪儿？”另一位则是话剧演员赵蕴如，他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既然毛主席说它有错它就肯定有错，看不出错误那就表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急得赵蕴如不停地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些什么呢？为加深读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必要择其要点在这里加以介绍。文章全文长三千余字，首先，钟惦棐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已经相当的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已属事实。随即，他便尖锐地指出：“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棐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他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孙景璐在上影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曾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演干什么？”
　　这就是钟惦棐文章的风骨，尖锐、泼辣、深刻，一针见血，没有套话，也决不隔靴骚痒。
　　钟惦棐的“锣鼓声”更使当时管电影的人怒火千丈，他们首先认为《电影的锣鼓》是针对他们的。钟惦棐这时的任何建议，肯定是“白搭”。
　　但是出自一个党的文艺干部的责任心，钟惦棐依然写出了《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在钟惦棐看来，“天下事并不都是以主事者的好恶为转移的”，该做的事情他要做到底。
　　
　　“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钟惦棐受到的惩罚是严厉的，开除党籍，罢官，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但是，和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的命运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的妻子儿女几十年和他风雨同舟，人未散，家未破。钟老如此言道：“可以说，我被整得痛苦，整我的人却也不轻松，我的痛苦随着落实政策而结束，而整我的人的痛苦却将折磨他们终生。”
　　在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中，钟惦棐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享受到的也是高规格的批斗。从1957年8月4日起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钟惦棐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待”，没完没了地作检讨。
　　“文革”中在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徐景贤，当时充当了批判《电影的锣鼓》的急先锋。1957年8月4日，他和另一个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言论》。
　　徐景贤气势汹汹地挞伐道：“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滥施污蔑……《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已经博得了敌人的喝彩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