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峻的立场
四十年前我在台大哲学系担任助教时，黄振华教授是系主任。黄主任有一次聊天时说：“不懂康德，就不懂儒家。”当时我听了这话，觉得有些刺耳。我对康德所知有限，但这位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怎么会跟二千多年前的儒家有如此深密的关联呢？并且，中国人绝大多数“不懂康德”，那么他们全都读不懂《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了吗？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随手翻阅一本学术刊物，读到其中一篇论文，居然在讨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时，也以康德的观点为判断标准。所谓康德观点，简单说来，就是主张：任何行为，只要考虑到外在的利害与内在的情感，就不具备道德价值。换言之，我的行为必须出于“尊重义务”，而不能有任何其他动机，包括为了死后的报应或为了敬神的缘故，更别说是为了改善社会风气等等。
这种观点乍听之下好像特别高尚，就是一个人行善只是因为“这是他该做的”，至于别人是否知道、是否称赞，自己是否喜欢、是否满意，则根本不予考虑。高尚很好，但是否符合实际状况？以这种标准来看，世间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可谓少之又少，那么要如何劝人“行善避恶”呢？康德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意思是：“你如果在行善时觉得快乐，那么你就可能因为快乐而去行善，而不是因为应该行善而去行善。”如此一来，我们熟知的“为善最乐”一语就不能成立了。这种要求真是严格，所以西方有人称康德哲学为“严格主义”。相关的称呼还有两个：一是“义务主义”，因为行善不能只是“符合”义务的要求，还必须“出于”义务的要求；二是“形式主义”，因为只要谈到具体的善行（内容），就很难完全配合这种纯粹形式的规定。
心中存着这种康德观点，说话也会随之显得严峻。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在师大国文系担任客座教授。当时我有个学生去旁听他的课，这位同学向我转述上课的一段对话，内容简短如下所述。牟先生上完课后，有个学生提问说：“请问老师，人为什么应该孝顺？”牟先生的答复是：“提出这种问题的，就是禽兽！”
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牟先生，可以说他的意思是：人之应该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根本不能也不必追问“为什么”。但是，以客观的角度来说，则世间确实有许多人不肯或不能孝顺父母，那么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不是应该分辨清楚“人为什么应该孝顺”吗？提出这种问题的怎么竟被说成禽兽呢？除了人之外，有任何禽兽会提出这种问题吗？
二，温和的立场
首先，我们要问：可以从康德学到什么？学到在行善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保持真诚之心，减少复杂的念头或动机。要先自问“这是否我该做的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全力以赴，不要想太多有关“做这事有什么利害”之类的问题。
其次，上述观点早在《孟子》书中就作了类似的表述。孟子的说法是：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落水井，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忍之心，他不是为了同小孩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为了在乡里获得好的名声，也不是为了不喜欢听到小孩的哭叫声，他是直接由内心反应这种不忍，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换言之，依孟子的说法，一个人行善时是因为“真诚”而由内心产生一股力量，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如果做到了，从表面或外在看来也许是帮助了别人，但其实他是响应了自己内心的不忍，亦即使自己安心。是不是真正达成了帮助别人的这个结果，是一回事；但因而使自己对自己感到满意，问心无愧而坦坦荡荡，则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
儒家的立场是：人活在世间要为自己负责，负责什么？负责做到“真诚”时内心对自己的要求。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具有这样的要求。这是自古即已如此的事实，而不是因为儒家这么说才出现的事实。譬如，在尧、舜时代，禹负责治水，他想到天下有人溺死，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溺死一样；稷负责农耕，他想到天下有人挨饿，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挨饿一样。这也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一语的由来。儒家只是依此事实而建构理论系统，提出一套可行的学说而已。
孔子强调行仁，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我想要站稳时，就会帮助别人也站稳；当我想要通达时，就会帮助别人也通达。换言之，当我在世间想要站稳与通达时，就会帮助别人也站稳与通达。换言之，当我在世间想要站稳与通达时，我不可能只顾自己而不管别人。孔子的志向正是这种立场的最佳证据，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以一人之力，要想尽办法帮助天下人，尤其是老者与少者这些弱势族群。如果今天的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都能教导学生“明白”孔子这么做的理由，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更好吗？答案十分明显，当然是肯定的。
因此，谈儒家思想时，可以参考所有好的宗教与好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把握儒家对“人性”的洞见。我们在学习时，要认真研究儒家原典，而不必过度牵扯西方的哲学（如康德）或完全依赖古人的注解（如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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