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卢萨卡时间，晚上八点。
在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醒来，拿起枕边的手机，查看邮箱，然后发WhatsApp消息给安竹。
一般只有在这个时间，安竹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铺货，收款，贴广告，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才会有比较好的网络。
“周报为什么还不给我？”
“Sorry.”
“小的事情不要拖。”
“好的……”
“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安竹接着打过来消息给我，“前天晚上，我三个朋友晚上开车回去，被抢了。”
我心里一震，幸亏不是安竹。
“美国女孩子还被劫走了，让两个黑人强奸了，丢在路边，非常惨。”
“哦，Sorry，你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工作的事不急。”
“的确太他妈的惨。”安竹是几乎不说脏话的，可见他很愤怒，“那天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我说我不去，要留在家里，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
安竹是我们赞比亚分公司的经理，掌管在该国的生意，三年前，他在上海的一个电商公司做市场；再两年前，他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再推两年，他刚刚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Swarthmore毕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安竹生在美国，除小学在比利时读书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1
这是安竹在赞比亚的第二个年头。
赞比亚属于中南部非洲，这里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雨，气势磅礴，似乎要弥漫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的一切，四个月的时间要下够一年的雨量。现在，赞比亚正经历漫长干燥的旱季，要见到雨季的第一滴雨水还要再等上四个月。
去年的雨季，赞比亚没有下够一年的雨水，处于饥渴之中，前些天朋友在Facebook上分享了她去维多利亚瀑布的照片，在照片中，世界第一大瀑布显得毫无生气。
赞比西河对赞比亚来说是重要的，它不仅造就了维多利亚瀑布的雄伟，也提供了首都卢萨卡的饮用水和整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电力。现在河水水位下降非常多，政府首先要保证饮水的供应，卢萨卡开始限电，几个月来，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停电。
按照以前，我们会每天通过WhatsApp进行交流，可是最近隔几天我才能收到他的消息，因为手机也不能正常充电。
今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货币也纷纷贬值，赞比亚的货币在四天之内贬值20%。我们进入赞比亚市场刚刚一年，这迎头一棒，极大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心。
“上个月的销售，为什么还有45%欠在外面？”终于有一天，我又找到安竹在线的机会，在WhatsApp上质问他。
“这我知道，我保证，100%要回来。”
“你保证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拖死的。”
“我每天都在要账……”
“这九十万你要回来时，也就只值七十万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跟这里的很多老板聊过，他们都经历过前几年赞比亚克瓦查的贬值，那时候，老货币换成新货币，直接减3个零，比这个还要可怕。”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那我们的生意不要做了。”我听不进去安竹的任何解释了。
对话显然是无效的。
安竹和他的子公司，正面临着在赞比亚的第一场考验，也许还是持久战。而眼下还有一个考验——如何度过没有电的漫漫长夜。
安竹喜欢去酒吧喝啤酒，因为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啤酒是他社交的方式。
可是现在看来，夜晚外出是非常不安全的。对于在赞比亚的外国人尤其如此。
现在，安竹可以把酒买回来，在家里喝，请朋友一起喝，他打开音响，乐曲缓缓流出，那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乐鼻祖鲍勃·马利的《Buffalo Soldier》(水牛战士)：
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 Rasta 水牛战士，扎着脏辫子
There was a Buffalo Soldier 有一个水牛战士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他在美洲中部
Stolen from Africa, brought to America 他是非洲偷来的奴隶
Fighting on arriv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他一来就打仗，他为了活下来去打仗
……
水牛战士是欧洲人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在美洲，他们参加了很多战争，他们去打印第安人，他们参加了独立战争，他们又打了南北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仗。
水牛战士从非洲去了美洲。
安竹从美洲去了非洲。
Mosi是当地的一种啤酒，它的意思是会说话的水，酿造的原料除了麦芽外还有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这啤酒的烈度比一般的啤酒要强上一倍，安竹喝完一瓶，再从冰箱拿出一瓶，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到嗨的时候，他会嫌音乐的声音太小，他打开车上的音响，让重低音刺激酒精麻醉的神经。
2
安竹在上海时，我跟他在一家知名电商公司里作同事。他入职大约半年多，我们都喜欢跟这个中文讲得很流利的美国人一起玩。
一次，安竹问道：“刘文，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新，但是我们却没有创新？上次我跟老板开会，他们讲我们网站的页面设计，一点创新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抄淘宝的算了。”
“这个很正常呀，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照抄最好的。”
“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创新这一条。”
“你太把这个当真了。”
“既然这么说，就要这么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老板制订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跟他们自己说的相反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在中国，电商的发展这么快，老板哪里会有时间去想所有的行为是否跟企业文化一致呢？恐怕也只有较真的安竹，会质疑这一点。
安竹是做品牌的，市场部给他一个工作，负责所有IT开发项目跟技术部的沟通。安竹每天做得很认真，后来他发现这个工作很可笑，表面上，他需要给所有的项目打分，然后评定一个开发的优先级，实际上，他制定的优先级一次也没有真正生效，技术部的同事知道那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优先级是老板，老板要做的，一定是最优先的。
安竹在这家中国公司并不能得到重要的施展机会，他不太在意，每天还是很开心，因为有着太多有趣的事情。
他会经常跟我们去一家“地沟油”饭馆吃午饭，脏兮兮的饭馆，他也不在乎，反而觉得饭菜很可口，就把这里介绍给他的主管，那个美国人来了一次，再也没来过。
一次，我跟安竹去了汾阳路一家有点LOW的酒吧，内急的时候，洗手间人太多，我说，我们出去吧。
我们像狗一样，分别在路边找了一棵法桐，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走过来，伸手向我要钱，我指了指安竹：你去问他要，他是外国人，他才有钱。
乞丐看了看安竹，说，哦，他呀，他是我朋友。
安竹提着裤子，慢悠悠地走过来，他跟乞丐打着招呼:“嗨，老梁。”
原来，这个老梁真是安竹的朋友，第一次老梁跟安竹要钱的时候，安竹说如果你真的饿，我可以请你吃饭，于是，他在路边请老梁吃了一碗炒面。第二次，安竹又请老梁去他家，这是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栋老房子的车库，他们叫了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后来，安竹了解了老梁作为职业乞丐的“商业路径”：老梁是安徽人，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跟老乡一起来上海乞讨。
在这个电商公司待了近一年，一天，安竹告诉我们，他要离职了。那天安竹非常开心，像是卸下一个无意义的负担，我们都说他可以凭借好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听到别人的赞扬，他当众背诵起了古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原来是《曹刿论战》。我们纷纷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会觉得，安竹把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些，太浪费时间了。
凌晨两点，我们走在徐家汇的街头，路灯非常亮，照着空旷的街道，行人很少，公园的一个角落，坐了两个宿醉的黑人，安竹走过去，跟他们抽烟聊天，我们只在远处看着。他回来跟我们讲，他知道上海的很多黑人，圈子很小，生活这个城市的边缘，甚至于依靠卖毒品生存，不过，他们只卖给白人，因为怕中国人会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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