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卢萨卡时间,晚上八点。
在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醒来,拿起枕边的手机,查看邮箱,然后发WhatsApp消息给安竹。
一般只有在这个时间,安竹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铺货,收款,贴广告,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才会有比较好的网络。
“周报为什么还不给我?”
“Sorry.”
“小的事情不要拖。”
“好的……”
“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安竹接着打过来消息给我,“前天晚上,我三个朋友晚上开车回去,被抢了。”
我心里一震,幸亏不是安竹。
“美国女孩子还被劫走了,让两个黑人强奸了,丢在路边,非常惨。”
“哦,Sorry,你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工作的事不急。”
“的确太他妈的惨。”安竹是几乎不说脏话的,可见他很愤怒,“那天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我说我不去,要留在家里,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
安竹是我们赞比亚分公司的经理,掌管在该国的生意,三年前,他在上海的一个电商公司做市场;再两年前,他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再推两年,他刚刚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Swarthmore毕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安竹生在美国,除小学在比利时读书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1
这是安竹在赞比亚的第二个年头。
赞比亚属于中南部非洲,这里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雨,气势磅礴,似乎要弥漫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的一切,四个月的时间要下够一年的雨量。现在,赞比亚正经历漫长干燥的旱季,要见到雨季的第一滴雨水还要再等上四个月。
去年的雨季,赞比亚没有下够一年的雨水,处于饥渴之中,前些天朋友在Facebook上分享了她去维多利亚瀑布的照片,在照片中,世界第一大瀑布显得毫无生气。
赞比西河对赞比亚来说是重要的,它不仅造就了维多利亚瀑布的雄伟,也提供了首都卢萨卡的饮用水和整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电力。现在河水水位下降非常多,政府首先要保证饮水的供应,卢萨卡开始限电,几个月来,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停电。
按照以前,我们会每天通过WhatsApp进行交流,可是最近隔几天我才能收到他的消息,因为手机也不能正常充电。
今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货币也纷纷贬值,赞比亚的货币在四天之内贬值20%。我们进入赞比亚市场刚刚一年,这迎头一棒,极大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心。
“上个月的销售,为什么还有45%欠在外面?”终于有一天,我又找到安竹在线的机会,在WhatsApp上质问他。
“这我知道,我保证,100%要回来。”
“你保证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拖死的。”
“我每天都在要账……”
“这九十万你要回来时,也就只值七十万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跟这里的很多老板聊过,他们都经历过前几年赞比亚克瓦查的贬值,那时候,老货币换成新货币,直接减3个零,比这个还要可怕。”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那我们的生意不要做了。”我听不进去安竹的任何解释了。
对话显然是无效的。
安竹和他的子公司,正面临着在赞比亚的第一场考验,也许还是持久战。而眼下还有一个考验——如何度过没有电的漫漫长夜。
安竹喜欢去酒吧喝啤酒,因为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啤酒是他社交的方式。
可是现在看来,夜晚外出是非常不安全的。对于在赞比亚的外国人尤其如此。
现在,安竹可以把酒买回来,在家里喝,请朋友一起喝,他打开音响,乐曲缓缓流出,那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乐鼻祖鲍勃·马利的《Buffalo Soldier》(水牛战士):
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 Rasta 水牛战士,扎着脏辫子
There was a Buffalo Soldier 有一个水牛战士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他在美洲中部
Stolen from Africa, brought to America 他是非洲偷来的奴隶
Fighting on arriv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他一来就打仗,他为了活下来去打仗
……
水牛战士是欧洲人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在美洲,他们参加了很多战争,他们去打印第安人,他们参加了独立战争,他们又打了南北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仗。
水牛战士从非洲去了美洲。
安竹从美洲去了非洲。
Mosi是当地的一种啤酒,它的意思是会说话的水,酿造的原料除了麦芽外还有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这啤酒的烈度比一般的啤酒要强上一倍,安竹喝完一瓶,再从冰箱拿出一瓶,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到嗨的时候,他会嫌音乐的声音太小,他打开车上的音响,让重低音刺激酒精麻醉的神经。
2
安竹在上海时,我跟他在一家知名电商公司里作同事。他入职大约半年多,我们都喜欢跟这个中文讲得很流利的美国人一起玩。
一次,安竹问道:“刘文,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新,但是我们却没有创新?上次我跟老板开会,他们讲我们网站的页面设计,一点创新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抄淘宝的算了。”
“这个很正常呀,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照抄最好的。”
“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创新这一条。”
“你太把这个当真了。”
“既然这么说,就要这么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老板制订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跟他们自己说的相反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在中国,电商的发展这么快,老板哪里会有时间去想所有的行为是否跟企业文化一致呢?恐怕也只有较真的安竹,会质疑这一点。
安竹是做品牌的,市场部给他一个工作,负责所有IT开发项目跟技术部的沟通。安竹每天做得很认真,后来他发现这个工作很可笑,表面上,他需要给所有的项目打分,然后评定一个开发的优先级,实际上,他制定的优先级一次也没有真正生效,技术部的同事知道那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优先级是老板,老板要做的,一定是最优先的。
安竹在这家中国公司并不能得到重要的施展机会,他不太在意,每天还是很开心,因为有着太多有趣的事情。
他会经常跟我们去一家“地沟油”饭馆吃午饭,脏兮兮的饭馆,他也不在乎,反而觉得饭菜很可口,就把这里介绍给他的主管,那个美国人来了一次,再也没来过。
一次,我跟安竹去了汾阳路一家有点LOW的酒吧,内急的时候,洗手间人太多,我说,我们出去吧。
我们像狗一样,分别在路边找了一棵法桐,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走过来,伸手向我要钱,我指了指安竹:你去问他要,他是外国人,他才有钱。
乞丐看了看安竹,说,哦,他呀,他是我朋友。
安竹提着裤子,慢悠悠地走过来,他跟乞丐打着招呼:“嗨,老梁。”
原来,这个老梁真是安竹的朋友,第一次老梁跟安竹要钱的时候,安竹说如果你真的饿,我可以请你吃饭,于是,他在路边请老梁吃了一碗炒面。第二次,安竹又请老梁去他家,这是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栋老房子的车库,他们叫了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后来,安竹了解了老梁作为职业乞丐的“商业路径”:老梁是安徽人,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跟老乡一起来上海乞讨。
在这个电商公司待了近一年,一天,安竹告诉我们,他要离职了。那天安竹非常开心,像是卸下一个无意义的负担,我们都说他可以凭借好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听到别人的赞扬,他当众背诵起了古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原来是《曹刿论战》。我们纷纷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会觉得,安竹把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些,太浪费时间了。
凌晨两点,我们走在徐家汇的街头,路灯非常亮,照着空旷的街道,行人很少,公园的一个角落,坐了两个宿醉的黑人,安竹走过去,跟他们抽烟聊天,我们只在远处看着。他回来跟我们讲,他知道上海的很多黑人,圈子很小,生活这个城市的边缘,甚至于依靠卖毒品生存,不过,他们只卖给白人,因为怕中国人会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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