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识
·丁小村
知识与常识
不要轻视常识。不要以为你懂得了某个知识，就一定没忘记这方面的常识。
知识是已知的，常识却是恒在的。已知意味着它后边可能还有未知，意味着可能的更新或者更改；而恒在不随着时间而变化。
很多人有知识，却经常忘记常识。因为常识不仅仅是见识，还有认识。
知道一朵花的名字是知识，知道一朵花的学科属性是知识，知道一朵花的色彩原理是知识。但认识到一朵花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在那，这是常识。有的人经常知道很多知识，却忘记常识。比如对一朵花的认识。
很多自以为了解一切的人，往往却无视常识。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如果你细心观察，生活中此类人事比比皆是。
两个人为某个知识争论得面红耳赤，都忘记了他们首先该弄清的是常识。彼此抓住彼此的缺陷严肃地纠缠不休，却不知道常识在旁边哈哈大笑。
数字游戏是最简单的骗术
数字的第一个欺骗性是它貌似准确。统计数字的人振振有辞的心理屏障是他以为上帝站在数字一边。一二三四五，上帝扳着指头数。清清楚楚所以也就自以为确确实实。
在一个古老的寓言里：猴子们永远不知道早上三颗栗子晚上四颗栗子与早上四颗栗子晚上三颗栗子的骗局，一般人以为这是因为猴子们不会计算。会计算的人算计了不会计算的猴子。狙公耍了猴子。
这个寓言带着人类的自大：以为懂得了算术就不会受欺于骗术。
但猴子并非真的那么愚蠢。这个故事可以有别的讲法。
如果猴子每天要吃7个栗子不够，需要10个——那么不管早晨3个晚上4个，还是早上4个晚上3个，猴子都是要饿肚子的。
如果狙公的栗子根本就不够分配给猴子——那么早晨3个，晚上可能也只有3个。如果猴子早晨吃了4个，晚上可能连3个也没有了——猴子是要造反的。如果猴子早晨吃了3个，晚上虽然没有4个，起码还有3个——猴子虽然不满足，但总算还保证了3个的最低生活保障。
如果狙公的栗子很多，超过了猴子的期望值——那么早晨3个晚上4个，猴子是不合算的，最多也就4个。早晨4个晚上3个，晚上有多的，可以是4个甚至5个，猴子可以吃的更多些。何乐而不为？
猴子蠢不蠢？猴子没有算术知识，但猴子知道常识——常识是它们的天生本能带来的。猴子的常识就是肚子饿了要吃饱。
这个古老的寓言故事，愚弄的是那些以懂得算术而自大的人。狙公不可能愚弄猴子。如果真有受骗的，那一定不是猴子，而是这个寓言的解读者和相信这番解读的人。
有意遮蔽常识是愚人愚己
往往有人有意无意地遮蔽常识。
遮蔽常识的方法很多，上边说的是用堆砌和炫耀知识来遮蔽常识。关于某个事物，有人会说出一大堆的知识，但是总是有意无意地，不说常识。常识处在最关键的地位，一旦常识暴露出来，这一堆知识将会毫无用处。所以常识具有一定的威胁性，对于那些企图以知识的堆砌来遮蔽常识的人，这种游戏将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习惯于说我懂得知识我懂得知识的人，可能就是骨子里透露出我没常识我没常识的人。
专家教授掌握了很多知识，却总是忘记常识——这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事实。
社会管理者和社会治理者依据知识勾画出一整套策略方法，却忘记了它们首先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因此他们觉得十分完美的东西，在实施的时候往往遇到出乎意料的反弹，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于是反过来埋怨老百姓的愚蠢。岂不知愚民可能没有知识，但却经常很有常识。
更有甚者，有意利用知识来遮蔽常识，达到愚人的目的。这种事情我们天天都可以见到。那些充满理由的说辞，往往建立在一堆知识的基础上。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受到蛊惑，顺着这个思路，自我遮蔽常识，最后相信了这些完美的说辞，从而受到欺骗而不自知。比如一张宣纸，它是洁白无瑕干干净净的，常识告诉我们，你无论在上边写画个什么，都首先是污染了这张白纸。你写了几个字儿，画了一幅画，这张宣纸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有人叫它艺术品，但也可能是一堆垃圾。有知识的人说，这是艺术品；常识告诉我们：你污染了这张纸。当然也可能这真是一件艺术品，但前提还是一个常识：得看你是不是艺术品的制造者。
很多自以为是的人，往往基于知识而不是常识。基于常识的人，往往更谦卑更宽厚，因为他知道，无论多少知识，都不足以自大——因为常识永远在最底下，忽略了常识，知识不足以依侍。
没有知识的人，叫无知；没有常识的人却不能叫无常，而叫愚蠢。
虚荣心
那些过分虚荣的人，喜欢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和别人相比。
和哑巴比你会说话——在优越感中满足。和穷人比有钱，和百姓比有权——在富贵感中满足。总有比别人优异的，这种满足感是人性的需要。
中国人有句俗话：死要面子活受罪。是在自伤中获得自我满足感。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两两抵消等于零。这句大实话说的是个常识。常识往往具有讽刺性。因为常识不看人脸色，所以说出常识，往往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反讽效果。
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写的寓言故事：
一家人生了孩子，众人都去贺喜。有的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有的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有个不识相的人来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这个人被打出门去。
说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说出常识产生了反讽效果。反讽往往是讨人嫌的，所以这人要被主人家打出门去。
常识是虚荣的大敌。所以那些心理特别虚荣的人，最忌讳人跟他说常识。
说出常识的人，往往是最诚实的人。
那么虚伪的人怎么说：说不知道的事。不知道的事往往基于已知的事。已知的是知识，未知的是现有的知识对将来的知识的某种推测。
比如上边那个故事中那些说孩子将来要富贵的。他们现有的知识是，很多孩子长大了都富贵了。现有的知识推测的结果是，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将来要富贵。这当然满足了孩子父母的虚荣心。但是在虚荣中满足了的父母忘记了一个常识：任何孩子将来都是要死的。
追求虚荣往往使得自己无意识遮蔽常识。
而说出常识的人，往往因为产生了现实的反讽，而遭到痛恨和唾弃。
为了不违反常识，又不遭受唾弃，鲁迅提出了一个办法，让你学会当个“好人”，鲁迅说，你也不要说孩子将来要富贵，也不要说孩子将来要死的，你就“呵呵——这孩子——哦哦……”
老好人就是这么产生的，什么都不要说。这样，既不会触怒那些愚蠢的人，也不至于违背常识。
当然，鲁迅这是讽刺。好人就是需要讽刺的人。为了不当犬儒的“好人”，也不当虚伪的坏人，文学大师们创造了一个最好的武器：反讽。
反讽
你讽刺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它们会恼羞成怒。
旁观者也会觉得你刻薄。
最重要的是，讽刺本身不具有艺术性。
但反讽不同。
阿Q看到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招呼他：革命了，革命了，同去，同去。于是阿Q热血沸腾，欣欣然和他们一起去革命。在这场革命梦中，阿Q遂了自己的心，把秀才娘子的宁氏床搬来自己睡着，让吴妈来陪自己睡觉。
前朝后世的革命者是不能看这个故事的。因为革命，就是革他妈的命。最终所有的母亲将会成为革命的牺牲品，首先就是吴妈。在这个故事中，性与革命如此紧密相连，而这两者本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性是低俗的，革命是神圣的。一旦低俗和神圣放在一起，就将产生奇妙的反讽效果。
反讽让人痛痒兼备，产生了极度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代作家普遍熟练这套艺术手法。
在卡夫卡的《审判》中，这场审判来得匆忙而怪异，但神圣的法庭让主人公K产生了严肃的感觉。滑稽和严肃，在这里并置，产生了反讽效果。
米兰·昆德拉精研了卡夫卡的艺术手法，在他的小说《玩笑》中，主人公在大学时候被好朋友揭发，被判反党而遭受劳改处罚，多年以后他劳改结束回到老家，社会变化了，体制被打倒了，他以为他重见天日可以扬眉吐气了。因此他想出了一个狠毒而滑稽的报复方法：去勾引那个当年谋害了他的朋友的老婆，给那个坏人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没想到朋友的老婆真的爱上了他，他从一个玩笑中堕入了另一个玩笑：事实上是，那个害他的人，此刻正想抛弃掉自己的老婆。
报复变成了帮助，爱情变成了滑稽，米兰·昆德拉在这里精妙地使用了反讽，给我们讲述了精彩而滋味杂陈的故事。
米兰·昆德拉相信这一精妙的现代艺术手法来自于这些优秀手艺人：从拉伯雷到薄伽丘，从塞万提斯到卡夫卡。
这些人都有些亵渎神圣的意思。亵渎神圣这一行为并不产生反讽。反讽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这些神圣本身有问题：比如违背常识。
米兰·昆德拉自己的一个生动例子是：论证上帝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他说，上帝怎么造出了人，是根据他自己造成了人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帝会拉屎，会长痔疮。依据当然是：人会拉屎，会长痔疮。反讽的结果是解构了上帝的神圣感——因为上帝也会长丑陋的痔疮，会拉肮脏的粪便。
这一有名的“大便逻辑”成为米兰·昆德拉反讽艺术的具体作品。
这一反讽效果产生的基本元素却是一个常识：人是会拉屎会长痔疮的。
这么说来：常识真是一个要命的东西。
回到阿Q的主题上来：性与革命。
这一反讽的基本元素仍然基于一个基本常识：阿Q是男人，所以无论他革命不革命，都会想女人。
革命者为什么对于这个十分恼怒：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神化到人都不是了。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不管你有多革命，你依然还是人。
跟着的一个常识是：只要你是人，你就有可能需要性。
性和革命无法分开，导致了革命的圣神性严重下降。
为了站上圣坛，革命者只好把自己阉割了。这是又一个反讽。
这个反讽依然在米兰·昆德拉那里找到文学形象。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中，诗人亚罗米尔爱自己的女友，要和她做爱——但是出于对革命的纯洁严肃的忠诚，他出卖了她的哥哥。由于出卖了她的哥哥，他将永远没有脸再和那个死者的妹妹做爱。将爱情阉割掉，一个革命者成了丑角，从而也使这种革命本身变成了一个闹剧。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在霍桑的《红字》中，那个带着私生子的圣洁的女人，背着一个代表耻辱的红字，也给孩子的父亲——一个忠于上帝的神父，戴上了羞辱和自我谴责的标签。后者为了那份神圣，将自己钉上了耻辱的十字架。神父承认了这份爱情，意味着对上帝的背叛。两害相并，他必取其一。承认罪恶和承认爱情，并不冲突。霍桑没有解构这双重的神圣：对上帝的崇敬和女人的爱情。反讽不存在，是因为在这里他依从常识。
常识是：一个虔诚的神父也有可能爱上一个女人。遵从常识方能维护神圣。反之，企图遮蔽常识的行为，往往令反讽产生。
我们今天几乎时时刻刻都能目睹一个个鲜活的反讽艺术。
常识是怎么被丢弃的？
再回到常识这个话题上来说。
由于我们见到了太多不顾常识的情景，使我们发生了严重的疑惑：为什么常识这么容易丢弃？懂得并记住常识很难吗？
正如一个笑话所讲：狗抢食物和兔子逃命，都会直奔目标，所以一个数学原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实际上是连狗都知道的道理。
狗没有数学知识，正如猴子不会算术。但是它们都有本能，或者说这是后天积累起来的一种常见常习的认识。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常识。
常识既然如此简单，为什么我们总是丢弃？上边已经说了，一方面是为了某种目的有意遮蔽常识，或者是受到错误的导引而丢弃常识。
本能不一定都能产生或形成常识，但常识中总有很多来源于本能。
趋利避害是正常人的本能，也从而形成常识——比如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谁也不干；到嘴的的肥肉不能丢掉，火中取栗这种事傻子才做。既然是常识，当然允许人根据常识来做出选择。
那些诱人做傻事的人总是尽力贬低或者抹杀这里边的常识。他们往往会用些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忽略常识，然后心甘情原地去做傻事。就像催眠术，很多人做了傻事之后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
逻辑催眠法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逻辑往往是一个典型的买椟还珠的过程。
最有名的莫过于公孙龙他老人家，他通过一系列的诡辩，可以把白马变成非马。这明显违背了常识，但是逻辑过程建立在一整套语言思维的基础上，逻辑没有错误，结果却违背了常识。这个事实表明了语言和事物本身谬以千里的距离。相信逻辑的人，会固执地否定常识。从过程到结果，逻辑打败常识。
为了矫正这一错误，古人发明出来一句话：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这意味着无论你怎么诡辩，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违背常识的。或者反过来说：无论你怎么正确，都不不能推翻常识。
对付逻辑催眠术的最好办法就是：我们紧抓住常识，就像我们抓住公孙龙先生的马缰绳，只要马在，你说什么都是白说。那匹马，是我们的常识。你想否定常识，那就让你骑着空气奔跑吧。
文学催眠法也是一种。文学作品的创作基于作家的个体感受，因此与读者形成共鸣。这一“通感”和“移情”的心理过程，使得写的人和读的人达成了一致，两面世界刚好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读者和作家共同构筑了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对人达成一种催眠效果。
庄周梦蝶，恍惚中不知是身在蝶梦中还是蝶在周梦中。常识告诉我们，蝶无梦，即便有梦我也不会知道我能否进入一只蝴蝶的梦境中。但是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忽略常识，相信这些梦语。因为我们处在一种忘我忘物的境界中，艺术的催眠令我们失去对常识的把握。看戏流眼泪，看起来很傻，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沉溺于艺术催眠之中的人来说，这是十分正常的事。
作家艺术家刻意规避常识，是为了让读者脱离常态的世界，进入艺术作品超常的境地之中。这种片刻催眠的过程，恰恰是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必须进入的状态。如痴如醉，如梦如幻，那些进入状态的人，无论创作者和欣赏者，在外人看来，是十分可笑的。这种滑稽感的产生，是因为旁观者保持着常识。这也是滑稽剧和讽刺剧产生讽刺与幽默效果的心理基础。
一部具有煽惑力的艺术作品，在读者中产生巨大效力。我们天天可见。那些高调的政治宣传艺术和战争文艺作品，往往令人热血沸腾。参与者仿佛中了魔，一时间忘记了此身何处、今夕何夕。
革命文艺繁荣兴旺的年代，8个样板戏尽管虚假而造作，却依然赢得大众的热追。在四川大邑县，一个叫做“泥塑收租院”的雕塑艺术作品，引来全国的观众，挤破头去观赏。并且个个看得泪流满面，讲述者声泪俱下，听听讲者群情激奋——你不能说他们不真诚，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有百倍的真诚。这一虚假艺术得以获得成功，完全依赖于艺术催眠。
艺术催眠，令人放弃常识。一旦放弃常识，文学艺术作品就立即生效，产生巨大的煽惑力。我们听革命歌曲往往热血沸腾，文学艺术作品无论真实与虚假往往都能产生感染力，是否受到感染，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是：你是否能忘却常识。
滑稽
感受到滑稽，是因为我们得到常识的提醒。
让猪八戒由天神变成普通人这一过程：但是猪八戒很不幸，在投胎过程中急于求成，导致了他没能完全变成人形，所以他成了半猪半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常识，所以猪八戒这一文学形象天生就具有滑稽感。
《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创造完全依赖于这一手法，滑稽感的产生使得这部作品有了奇特的魅力。比如唐僧长得十分英俊，每一个漂亮的女妖或者人间美女，都想得到他；但偏偏唐僧忠于佛法，不为所动。另一个滑稽是，还有一些妖精怪物十分想吃他的肉——对于那些钟情于他的色相的女妖或者人间美女来说，这简直是暴殄天物。
如果《西游记》纯粹是一部宣扬佛法的小说，那么这部作品不会有多少读者。正是因为这种滑稽感，使得这部作品盎然生趣，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读者是十分明了这种滑稽感的。因为作家故意歪曲常识，这种做法十分明显，以至于连十岁的蒙童都能感受到它的滑稽感。滑稽是一种讽刺艺术。在《西游记》中，最具有滑稽感的是猪八戒，他身上有那么多的毛病，由于滑稽的产生，我们觉得他既可爱又可憎，既有人的毛病，又在提炼神性。唯有如此，佛法才无边。改造一个充满世俗毛病的人物，恰恰显示了佛的神奇魔力。
而唐僧的肉和唐僧的色，在众妖精和众美女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这种滑稽则是对世俗的讽刺。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只轻》中有个情景：领袖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一个忠诚而勇敢的战士，不幸当了德军的俘虏，俘虏营中，他和一群英国军官被关在一起，这些英国军官经常嘲笑和指责他大便时习惯不好，总是弄脏了厕所——在他们的指责和批评中，雅科夫暴怒地触电网自杀身亡。雅科夫为了大便而牺牲了生命，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产生滑稽：因为这种牺牲十分不值得。
滑稽感产生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大便每天都会产生。
荒诞
荒诞感的产生也是基于常识对我们的提醒。
正剧的艺术效力能产生，是因为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极力忘却常识。滑稽剧和荒诞剧的效力的产生，则是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十分清楚常识，并且时刻得到常识的提醒。
骑士早已消亡的年代，一个自以为有贵族血统的唐吉坷德将自己武装成骑士，并且招募了一个农民作为随从，他要周游世界、仗义行侠。这一出发点是十分荒诞的。因为读者明了常识，等着看他的热闹。作品产生荒诞感，是作者公然违背常识，创造了这么个可笑的形象。在这里，作家和读者会心一笑，不言自明的是——两者都知道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
基于“不可能”的艺术，正是荒诞艺术。“不可能”则是由常识来判定的。
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让一个大活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让后世作家竞相模仿。突然间，我们觉得把一个人变成甲虫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想知道他变成了甲虫之后会怎样。在这一荒诞的基础上，一切都是合理的。这让小说后边的情节变成了正剧情节，并让读者忘记了前边的荒诞。卡夫卡的艺术完全基于这种转换。
《饥饿艺术家》中那个瘦骨嶙峋的艺术家，自愿进入笼子，并且忍受饥饿，直至死亡。整个过程都是荒诞的，但是读者忘记了荒诞，已然进入饥饿艺术家的世界，从而令一切变得合乎常识。常识建立在荒诞的基础上，这是另一重荒诞。
荒诞艺术由来已久，并且深得创作者和欣赏者喜欢。最重要原因就是：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不丢弃常识，常识判断荒诞与否。人性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在某个时刻丢弃常识，来看看放弃常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
放弃常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荒诞。
《百年孤独》中的俏姑娘雷麦黛丝长得十分美貌，村里的男人都垂涎她的姿色。但是从来没有人亲近到她，因为她圣洁而不可侵犯——那些趴在房顶上偷看她洗澡的男人，听到她在浴桶里唱歌，却看不到她美丽的身体，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偷窥者一个个从房顶上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仿佛上帝要惩罚这些充满淫欲念头的男人们。后来，雷麦黛丝坐在一张床单上，飞上了天空，就像仙女一般。
我们读者很清楚，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很喜欢这一情节，仿佛这是俏姑娘雷麦黛丝该有的待遇。
从这里看出，荒诞不承担讽刺的任务。也就是说，荒诞只摆出事情，让人去体味。荒诞不做出道德判断，比如，讽刺。
这一点证明同为忽略常识，滑稽和荒诞有所不同。滑稽是为了讽刺，荒诞则不一定为了讽刺。
荒诞是比滑稽更高的艺术。
古今作家都十分迷恋荒诞这一艺术手法。因为荒诞艺术更宽阔、更厚实、更有延展性。荒诞艺术就是把一个事实摆出来不加评价，令人分说。滑稽则让事实尽可能变得可笑，并且让读者作出和作家相同的判断：比如讽刺。
荒诞可以贯彻于一部作品中，而滑稽只是插曲。
一个时代是荒诞的。某个事件是滑稽的。
电脑前坐着一条狗也能发出指令，只需要动一动它的爪子。狗使用电脑，这是一个滑稽的场景，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讽刺。
但倘若整个农庄是一群动物的社会，这些动物在这里争权夺利、发动政变、形成体制，这是一个荒诞的情景，并因此构成了小说世界。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撒旦突发奇想，来到莫斯科，并且对这个世界发出指令，比如让一辆电车切断一个共青团员的脖子，撒旦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堂而皇之地把莫斯科搅乱，就像一场恶作剧。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大师坐在冰冷的地下室里边写作一部有关上帝的小说。这一渎神的行为和撒旦施展神力，都是荒诞的。因为置身于荒诞的世界，我们沉溺于其中并且感同身受。脱身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荒诞艺术在我们头脑中肆意发挥的时候，我们明了常识，因此对此会心一笑：喔，原来我们只是在小说中。
荒诞最基本的一条原则是对严肃的嘲弄。荒诞把那些正襟危坐的人拉入一个奇妙的世界，让他摸不着头脑，在一头雾水中，去放弃常识又明确常识。也可以这么说，荒诞是让人回到常识的艺术。
如果你不反思常识，那么荒诞只能让你一头雾水。如果你忽略常识，荒诞艺术对你就是对牛弹琴。精通荒诞艺术的作家和读者，是一个阴谋团伙，两个合伙作案的人，他俩把世界变形，一起忘记常识，然后又恢复常识。
拙劣的荒诞艺术往往执着于一个虚拟。而虚拟往往不是荒诞的精髓。一个孩子头脑中可能冒出一万个荒诞的想法，但是孩子并非荒诞艺术家。对于世界和常识精准而清晰的把握，是荒诞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
把事物胡乱变形是荒诞，但并不一定成为荒诞艺术。那些肤浅而笨拙的作家，往往因为一个奇思妙想而洋洋自得，匆匆下笔，信手而写，写下的一堆文字垃圾，并不成为荒诞艺术。
与此同时，我们这个世界天天在上演荒诞，有的堪称艺术，这说明了很多作家对于生活本身的失察，那些低劣的作家，往往以为只要胡思乱想，就可以构成荒诞。但是生活告诉我们，你那种所谓的荒诞，到处都是，人人早已见惯不怪了。
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于世界的精确观察，对于生活的精准把握，是每一个作家都需要的素质。并非你坐在电脑前，敲打出一个荒谬的故事，就堪称荒诞。好的作品包容着巨大的空间，它不是一只田螺，让你躲在里边歪曲外面的世界；它是一只海螺，让你能倾听到广阔的大海的声音。
虽然荒诞艺术基于对常识的破坏，但并不说明艺术家应该忽略常识。那些信手而写，自以为掌握了荒诞艺术的作家，闹出笑话经常是因为他不知不觉丢弃了常识。
一个迷恋于科学发明的人，有一天宣称发明了一种万能溶液，这种容易可以溶解一切物质。推翻他这一发明的疑问只有一个：我亲爱的发明家，你用什么来装这种溶液呢？
我们很多自以为掌握了荒诞艺术的作家，要么是捧着那些溶液忘记了容器，要么就是拿着这个容器忘记了溶液。没有眼力的读者，往往被蛊惑，为这溶液而欢呼的同时也和发明家一起忘记了需要一个容器来装它。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被蛊惑。因为我们忘记了荒诞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也处处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迷惑于一个事实，经常忘记了常识。因此我们信以为真，看不出这份荒诞。
所以说我们必须记住常识，这不仅仅有利于我们欣赏荒诞艺术，也有益于我们经常发现生活中的荒诞。假如我们置身于一个荒诞中，我们随波逐流必然导致我们成为荒诞的一个份子。
赫塔·米勒在回忆录中写一个真实的事情：
当时她没有工作，在幼儿园找到一个临时代课的工作。她决定教孩子们唱歌，既然是这么小的孩子，应该教他们唱些有关自然的歌。于是她让孩子们唱一首关于花的歌。但是幼儿园的班长站起来对老师说：同志，我们应该先唱国歌。于是她只好让孩子们唱国歌。唱到第二段，一个女孩子站起来对她说：同志，你没有一起唱！她只好跟着孩子们一起唱完国歌。然后他们唱有关花的歌，孩子们唱起来：第一段，是鲜花多美丽，我们的生活像鲜花一样；然后他们唱，美丽的鲜花应该献给伟大的领袖。
这一真实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充满了荒诞感。荒诞感的产生是因为她把我们带进这个变形的气氛中，孩子们头脑严重地被扭曲，使得一切事情超乎了常识的限制，从而呈现出荒诞的意味。
强调常识永远都是最要紧的
很多人洋洋得意，认为自己拥有了知识。
拥有知识没什么要紧，在今天，在这样一个知识共享的时代，知识并非一些人专有，所以获取知识很容易。
拥有知识并不值得骄傲，缺少常识却会陷入愚蠢。
有知识的人经常犯的错误是忽略常识。
草民百姓知识可能少些，但是常识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老百姓有时候甚至显得比专家学者更聪明——这是因为后者经常有意无意忽略常识。
用知识抹杀常识引来的结果，往往是滑稽的或者是荒诞的。我们妇孺皆知的一个例子是，孔子与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夫子无法判断两小儿对太阳的辩论，意味着着知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知识拥有者经常会受到常识质疑者的嘲笑。
不管是圣人还是智者，强调常识都是必须的。基于常识的判断永远先于基于知识的判断。
回到一句古老的格言：生活之树常青。
因为常识首先建立在生活的土壤上。
一些欺人的言论首先受到老百姓的反感，不是因为老百姓比他们更专业，往往是因为老百姓基于最朴素的判断：那就是常识判断。
你说你的，我信我的。你说的对我来说不如放个屁，因为我有我的常识。这些榆木脑瓜子不是愚蠢，而是常识在那里根深蒂固。但是草民百姓也最容易受到蛊惑和欺骗，因为有时候催眠艺术会起作用，而催眠艺术，往往在诱导你忽略常识的基础上发生效力。
所谓洗脑子，洗的首先是常识。
精通洗脑艺术的人，首先是艺术家。他们通过“通感”与“移情”，迫使你放弃常识，进入状态。从而达到催眠洗脑的效力。
艺术欣赏是从催眠开始的。
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是主动缴械，放弃常识，进入作品，从而完成体验。
倘若我们不想被洗脑，那办法只有一个：记住常识。
强调常识最要紧，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艺术，我们的生活关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自由，我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不被忽悠，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首要原则。
不被洗脑，则是我们在人生中的首要原则。
所有的一切，建立在对常识的态度上。
永远都要强调常识，这让我们活得明白。
活得明白有什么好？
不至于被愚弄。
记住常识还有一个好处：让人知道谦恭和敬畏。
谦恭和敬畏是一种态度。它让人不至于因为自大而忘乎所以。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贪婪的哥哥进到藏宝的山洞里，看到了金光闪闪的钱币和宝物，不由的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他把这些宝物全都据为己有……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忘记了开门的密码——这让他丢掉了小命。
这个古老的故事中，荒诞和滑稽同时存在。我们之所以能够作为旁观者嘲笑他的愚蠢和可悲，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还记得那个常识：进得来，还要出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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