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创作上，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五合五乖”。
原文是“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
译文是：书写时，也有合与不合的情况：合则流利秀媚；不合则枯涩粗疏。大略说来，各有五种情况：精神愉快，没有干扰，是一合；感人恩惠、酬答知已，是二合；季节调适，气候温润，是三合；佳纸良墨，工具称手，是四合；偶然高兴，提笔作书，是五合。心情匆遽，事务缠身，是一不合；违反己意，迫于情势，是二不合；气候闷热，烈日当空，是三不合；劣纸恶墨，两不称手，是四不合；精神倦怠，手腕疲乏，是五不合。合或不合，影响书法的优劣。天气好不如工具好，工具好不如心情好。如果五个不合的情况都聚在一起，便会神思闭塞，行笔迟滞；五个合的情况都集中在一起，便会心情愉快，行笔流畅。流畅的时候无所不适；拘滞的时候茫然无所从。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五合五乖”理论的实质，简而言之，书法创作中称心应手的情况可以概括为：心情愉快有创作欲望，纸墨顺手；反之则是没有心情写字，纸墨不顺手。不能死抠字眼机械地理解孙过庭的“五合五乖”理论。
工具好不如心情好。 客观条件笔墨纸砚、气候、环境等因素和主观因素书写心情欲望相比，书写者的书写欲望心情更重要，因为书法是抒情的艺术。
艺术不是数理化，它既有一般规律，又有特殊情况；有些名作的创作表面看与心情好坏无关，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恰恰反映了书法创作心情“好”的重要性。
《兰亭序》是王羲之在酒醉后写的文章草稿，酒醒后他自己都无法再复制这一水平。为什么呢？作为技巧娴熟的书法家在大脑清醒时书写，往往是循规蹈矩的技法展示，不会出现意外的神奇之笔。酒微醉，恰好使人摆脱了法度的束缚，这就是苏轼说的“无意于佳乃佳”，草圣张旭常常在醉后创作狂草也是这个道理，狂草是意多于法的书法。
醉后创作、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前提是法度娴熟，不然就成了胡画乱抹了。
《祭侄文稿》是悲愤之作，颜真卿在书写时祭文时，只有悲愤之情，不可能思考字迹的谋篇布局，因为有娴熟的书法技法做支撑，信手挥洒，草稿成了颜真卿行书的巅峰，成了天下第二行书。孙过庭说作书要“神怡务闲”心情好，这是一般规律，大多数书法家因功力技巧未达到炉火纯青，只有在气定神闲时谋篇布局才得心应手；对颜真卿来说“神怡务闲”时写出来的只能是法度谨严的作品，心情悲愤时忘却了法度，反而会出现神来之笔，这和张旭酒后做狂草一个道理。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心情有点郁闷时抄录的一篇诗文的手稿，它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也属于“无意于佳乃佳”之作。米芾、苏轼的书法作品最精彩的是手札，也是因为手札具有私密性，没有必要正儿八经的写得规规矩矩，在“无意于佳”的书写中反而更出彩。
至于笔墨纸砚用得顺手就好，顺手的工具才是称心的工具，并不一定要名贵才好。林散之写字喜欢在新墨中混合宿墨，所以不让子女洗砚，任其残墨自然宿积；他平时用的纸比较粗糙，有人送他一张乾隆年间的贡纸，因太光滑反而没写好。
弘一法师的临终绝笔“悲欣交集”写的无拘无束，既不同于平时写经的不温不火、平平正正，超脱了佛法戒律；也不同于早期书法的严谨方刚，脱略了书法戒律；所以，行家认为平生书法所学尽现于此作，为大师书法最高水平体现。
书法创作类似高考，平时要多下功夫临帖，在临帖中修养心性；创作时提笔临纸写字要有目空一切的气概，临场患得患失是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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