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反映的历史时代及地理范围历来是研究的难点和争论的焦点。《山海经》全书分为“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及“海内经”5大部分。 “海内经”后段的“帝王世系与传说”，如详细划分也可独立出来，则《山海经》全书可视为6个部分。如果连同“海内四经”末尾所附汉代无名氏“水经”在内，则为7个部分。这些内容所本之古图册产生时代、环境、背景以及绘制作者可能各不相同，因而必须分别讨论，最后再形成一个总的认识。时代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点或者截面，而是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因而要确定起讫时间即时代的上限和下限。如此说来，共有6个部分12个时间节点需要确认。
1，《山海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
总的结论就是，今本《山海经》是公元前3000-前223年之间历代古地图册配文及释文，可能偶尔还混入汉代成帝时太史令尹咸以及刘歆等人校书时候的批注。前人多言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其实不确。今据《汉书 艺文志》可知初校含《山海经》在内的“数术”者为尹咸而非刘向。刘向作为领校并且具体负责校理经传、诸子和诗赋，并不包括《山海经》。当然，刘向是当时研究《山海经》的权威专家，参与校理也在情理之中。校书未竟而刘向卒，其子刘歆继承了他的总校职务。而尹咸因为教授过刘歆《春秋左氏传》，所以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师徒关系。具体各部分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的上限、下限以及地域四至见一览表。
笔者综合分析后提出以下推断，
“山经”是从公元前3000-前223年不断修改补充完善的“天下山水物产图”；
“海外四经” 没有晚于夏启的人物和事件，因而判定其底图是夏初的“天下方国地图”，里面有大量的前代古国即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为记录前代历史遗迹的人文地理内容；
“大荒四经”（四海之外经）中的四方风及四方风神仅为卜辞内容所证明，因为“姓”的概念因而判断其时代当不早于周，但是其底图很可能是商代的“天下方国地图”；
“海内四经”的底图是西周的“天下方国地图”；
“海内经”（四海之内经）的底图是东周甚至秦代的“天下方国地图”；
想象图
战国楚人在公元前278-前223年之间面对历代的“天下地图”看图说话编写出了这本《山海经》。详见下表。
2，《山海经》的地理范围
《山海经》全书分为5大部分，产生时代、环境、背景以及作者各不相同，使用的概念、地名也有很大出入，因而必须分别讨论。
比如“山经”部分有明确的南、西、北、东、中“五方”概念；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是以“四陬”，其实每个角都由类似榫卯结构的头尾组成；“大荒四经”则称为“四隅”即四个角来确定方位的，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方顺序则是东、南、西、北；而“海内经”的四海顺序则是东、西、南、北。然而“山经”的南、西、北、东、中五方26列山系之间的排列顺序没有规律甚至存在不少张冠李戴的情况。笔者将这些山系的实际地理位置全部确定之后，认为今本“南3+西4+北3+东4+中12”共26列的山系分布，实际上应调整为“南西北东四方各4列+中山10列”共26列。其中包括诸如“东南互换”、对于“中山”部分“掐头去尾”各入南北等等具体调整办法，详见本书各部。
“山经”、“ 海外四经”、“ 海内四经”三个部分经过西汉政府官方学者尹咸及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奉旨校理，被确定为南、西、北、东、中的顺序，笔者分析“海外四经”内文的逻辑关系发现这个顺序其实并非原书顺序。原书顺序只能是——东、北、西、南，本书即以此顺序对“海经”进行重新编排。
《山海经》全书地理范围总的结论如下，东北到长白山、小兴安岭、完达山一线，西北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泰尔斯山一带，东南到台湾大屯火山，西南到广西北部的南岭直到北部湾，甚至到古印度今巴基斯坦北部一带。当然，正北的“钉灵”的活动范围在贝加尔湖一带。
地理维度上或为《山经》部分的东北西南“四方”；或为《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的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陬”，《大荒四经》“四隅”，《海内经》的“四海之内”。
根据以上两表的统计，下面分别对原书5个部分的历史时代及地理范围分别进行探讨。
1）《山经》言及的地理范围极大，南到岭南甚至北部湾、珠江口；西北到新疆天山托木尔峰以西吉尔吉斯斯坦的泰尔斯山，西南到云南东部珠江源头、文山州甚至越南北部、北部湾一带；北至阴山、燕山直至内蒙古金莲川古湿地一带；东到大海，尤为宝贵的是，涉及到了台湾岛北部的大屯火山。
而根据台湾地质学研究，距今约5000年前是大屯火山最近（2014年之前）一次的喷发年代，反过来说明《山经》这一记录为同时产生？这恐怕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会颠覆很多固有的认识和观念。然而“铜、银、铁”等不早于西周时期的概念普遍出现，或者其中的生物、矿产部分为战国时代增益。
【注1】：台湾大屯火山
台湾大屯火山最近一次的喷发年代，不计2014-2015年的这次喷发，就目前资料看，为距今5000年前，即公元前3000年。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境内唯一喷发过的火山。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确证的全书反映最早时代。立论根据一是“南次二经”之“（望）丘山”地理位置推导为台湾大屯火山一带，而且书中所言特征为火山喷发。二是来自台湾学者陈中华的研究结论，大屯火山最近一次喷发不是20万年前，而是5000年前。
参考资料：
1.台湾大屯火山群．北京中国国旅
2.大屯火山群．中国文化网
大屯火山
大屯火山群若爆发 恐毁大台北地区600万人（本文引用有删节）
来源：中国台湾网 2014-02-12 14:38
台湾学者陈中华当年和两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在大屯山研究十个月，发现大屯山的最近一次爆发时间并不是原本以为的“20万年前”，而是“5000年前”，后者的数据符合国际火山学会定义的“活火山”标准。（中国台湾网 高旭）
【按，当然，距今7000年以内还有台湾宜兰以东海中龟山岛火山喷发过，与此处所述方位不合，时代上似乎更不可能。距今4000年前海南岛北部海口火山也曾喷发过，与此处所述方位不合。】
【注2】：铜、银、铁
《山海经》反映了青铜时代的文明，青铜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中国古人对于金属最早的认识为“金”，是包括金、铜、银、锡这些较为常见金属的统称。“金”字殷商卜辞习见。西周铜器铭文往往提到器物本身的材料来源为王侯所赐的“吉金”，应当包括了铜和锡甚至有铅，很可能是按比例配比好的，只需要拿回去自行熔铸。
到了东周，出现了铜、银、锡等细分概念和相应的文字。当然，作为“恶金”的“铁”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春秋时期，铁器已经与青铜并用。战国时期，铁器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器。
“铜、银、铁”三字，西周时期基本可以确定尚未出现。至于是春秋还是战国才出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铜的使用虽然很早，但最早叫“金”。东周概念细化，开始出现一组“金字旁”的字来指多种金属，“铜”字也是其中之一。就目前的资料看，“铜”字最早见于战国金文。（见容庚《金文编》盦忎鼎、盘，李学勤《字源》）
银：银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比较早的贵金属，甘肃火烧沟出土了夏代银耳环和鼻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银币。【据：杨文衡 《中国地学史 古代卷》180页。】
“银”字，殷商西周甲骨金文未见，见于东周著作《禹贡》、《管子》。
铁：从铁矿中冶炼出铁并制造铁器，始于商末西周初的新疆地区。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开始冶铁。【据：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J].考古，1993（6）】
“铁”字，殷商西周甲骨金文未见，“铁”字见于《左传》、《禹贡》。而《诗经》有表示马为青色的“驖”。
《管子》中固然有铜、银、铁三字，然而《管子》虽托名春秋五霸齐桓公名相管仲，实为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写定。所以“五臧山经”涉及“铜、银、铁”三字的内容，肯定是东周甚至可以说是战国楚人的手笔。是仅仅添加了当时的最新发现，还是所有关于矿产的内容都是楚人添加的，甚至说《山海经》全书都是战国楚人创作的？前文已经叙述过，台湾大屯火山最近一次喷发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不是战国楚人所能知道、所能作伪的。这次火山喷发只能是眼见为实的记录。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地处东南，而《五臧山经》里的东山尤其是南山部分，都涉及到楚国的山水。然而东山只出产“金”，南山在“金”之外，还有“黄金”、“白金”（辉锑矿）、“赤金”（磁黄铁矿），并无“铜、银、铁”。或许东山和南山两个部分，保留了更为古老的面貌，并未反映战国时期的观念。因为东山、南山并非只有“金”而无“铜、银、铁”。也并非战国楚人不知道其境内“铜、银、铁”的分布情况。只能解释为，战国楚人如实地对古地图册进行配文而已。而另外的中山、西山、北山三个部分基本都有这三种金属，加之笔者发现“西次三经”诸神多为西周时期观念的反映，故而颇认为西山部分在西周时期曾经改动增益过。当然，中山部分诸神大多时代早至仰韶后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其物产包括“铜、银、铁”这些显然是战国才有的概念，同样认为是经过战国楚人的改动增益，因为中山部分有些地区是楚人活动的核心区，而南山系列，要么在江南甚至岭南，要么在后期兼并的东方吴越故地，在江汉平原核心区的山系皆在中山部分。
“山经”的地理范围：
南：南次三经之二“祷过之山”应即今广西融安元宝山、渤海即古珠江口；
西：西次三经之尾“翼望之山”应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泰尔斯山；
北：北次二经之尾“敦题之山”应即今内蒙古正蓝旗乌和尔沁敖包；
东：南次二经之尾“（望）丘山”应即5000年前台湾大屯火山喷发。
2）《海外四经》由于所述山水方国具有相互连贯的方位交待，因此在“山经”之外全书所有其他部分之中称得上最为准确与可信。其反映的时代包含“羿杀凿齿”即考古学上龙山文化吞灭大汶口文化的公元前2500年，亦有炎帝八世孙夸父，亦提及可能与炎帝黄帝蚩尤同时期的少昊（据《逸周书 尝麦解》），主体为龙山文化后期到夏初，终于夏启时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海外四经》是对夏朝初年“海外”古地图的描述，也有一些对之前历史时期比如龙山文化中期乃至早期的追述。然而刘歆《上<山海经>表》说其书为大禹治水之后益等所著益等所著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启杀益后方登上王位。而启的活动多见于“海外四经”，可见并非益作，最早也只能是夏启时代的作品。
“海外南经”末尾“狄山”一节有一句“吁咽、文王皆葬其所”的可疑之语，历来注释家认为此“文王”即指周文王进而认为荒诞不经。笔者认为吁咽、文王二人当为曾经统治过该地的商代人方、周代郯、徐、越、楚等古国的国君，或为后来汉代校书时混入此一句。似不应因为仅此一句含混可疑之语，怀疑整个体例严整的“海外四经”。
因而可以认为，夏代初期，带有前代地名甚至大事标注的“山海图”出现，此古图即《海外四经》所本。鉴于考古发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即有陶文、骨刻文字大量出现，所以龙山文化时期以及夏朝有文字甚至不止一种文字，是可以肯定的。 “海外四经”之根据暂且称为“海外经图”在大禹“称帝”之后出现，或许就是益等所为。何幼琦先生在《海经新探》一文中指出“海经”即来自司马迁曾经读过的《禹本纪》，其实真正接近《禹本纪》的就是此“海外四经”或者加上《山经》的部分内容，因为《山经》有反映夏代中期、西周甚至战国时期概念的内容，或为后来不断增益所致。
至于今本《海外四经》的文字内容，就词汇语法等特点看，确应出于战国时代楚国作者，是其人在夏代流传下来的地图及插图的基础上，看图说话、想象演绎的结果。因而产生了一些看似荒诞的说法。
海外四经古国：龙山文化时期古城遗址，大多已经考古发现
【注3】 ：“羿杀凿齿”即龙山文化消灭大汶口联军
详见本书最后一章“凿齿的考古学印证”一文。基本内容为“羿杀凿齿”即考古发现的“有拔牙风俗的大汶口文化”在公元前2500年被龙山文化吞灭。
另，“海外南经”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狄山）”一句可疑之语，笔者认为此“文王”并非西周文王，而是曾经统治过该地（江苏连云港一带）的“某文王”，详见前文及《海外南经》狄山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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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四经”并无“四方”概念，而是以“四陬”概念建立方位。分别为，
东南陬：今江苏连云港即黄海海州湾一带；
东北陬：今山东青岛烟台交界处渤海莱州湾一带；
西北陬：今辽宁辽东湾往东北纵深长白山甚至更远；
西南陬：今河南洛阳、焦作夹河两岸一带。
3）《海内四经》的范围竟然比“海外四经”大很多，比如“海外四经”东南角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而“海内四经”的东南角则在“瓯”即今浙江温州及“闽”即今福建福州一带。这显然符合早小晚大的认知过程。就是时代越早，认知范围越小；时代越晚，认知范围就越大，这完全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
所以不能站在当今的角度来望文生义，以为“海外”的范围必然比“海内”大；或者“海外”、“海内”是完全不同的地理范围，以为“海内”就是国内，“海外”就是国外。事实上《山海经》原书这些部分并没有“海外四经”、“海内四经”这样的名称。只是刘歆等人校书的时候出于方便，添加了这样的标题。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部分的原图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出自不同的作者，反映了不同的事实和观念。“海外四经”显然先于“海内四经”产生，“海内四经”很大程度上附会模仿了“海外四经”的笔调，因而不能等量齐观，一概而论。
而且“海内四经”的钜燕、大楚等名称，显然是战国七雄纷争之时代特色的反映。尤其是《海内东经》“会稽山在大楚南”一句，并非前人认为“楚”为“越”之误，笔者认为这恰好暴露了其创作时间。整本《山海经》并无作为国家以及地名的“越”，甚至连“越”这个字都没有（仅在附“无名氏水经”中出现），在有瓯、闽甚至番禺、桂林等“百越”地名的反衬之下，说明“海内四经”作于公元前306年楚国尽占越之江东之后，会稽山才开始属楚。甚至是公元前278年东迁陈（河南淮阳）、前253年又迁巨阳（安徽阜阳）、前241年南迁寿春（安徽寿县）之后，因为此时在方位才符合“会稽山在大楚南”。既然称“大楚”，可见又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如此说来，以“海内四经”为代表的《山海经》文本应于公元前278-223年属于战国末期这55年之间写定。与公元前241年成书的《吕氏春秋》大致同时。
会稽山在大楚南，楚国东迁之后的2/3/4三处位置符合
《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三书都是出自当时的王公贵族之手，都有小百科、文化集大成之作的性质，都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较为全面客观的截面和缩影。说其全面，是相对只谈大道理的“经”而言；说其客观，是相对于个人主观色彩浓厚的“诸子”而言。此三书固然也由个人担任“总编”的角色，然而博采众长、兼容多家、包罗万象，因而具有“小百科全书”、社会文化集大成之作性质是其基本特征。《管子》有后代增益改易的内容，但也有不少春秋甚至前代的珍贵史料。也不能认为完全是假托“管子”之名，应为在真《管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补充。此处重点讨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与《山海经》产生的关系，关联相对不大的《管子》暂且不论。
据《吕氏春秋 先识》言“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出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淮南子 氾论训》亦有类似记载。这些所谓夏、商之“图法”，当包括“山海图”，均经由当时官学以个人之力转移至新兴势力得以保存流传。
就像当今通行的传统历史观念主要基于司马迁《史记》一样，传统地理观念主要基于《汉书 地理志》。更早的地理著作，除了《禹贡》、《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为专门的地理书外，其他各书对于地理也有较多涉及，比如辞典性质的《尔雅》，还有《管子》，当然还有《左传》、《国语》。这里重点讨论两本具有当时“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一为公元前241年成书的《吕氏春秋》，编著者为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一为百年后公元前139年成书的《淮南子》，编著者为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学者并称“八公”，刘安为此书取名《鸿烈》，世人亦称《淮南鸿烈》，后被尊称为“子”，故有此书名。两书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集合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集体创作完成。《吕氏春秋》成书在战国末年，亦即广义的周代末年，在秦楚焚书之前，因而保留了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全貌。秦焚楚燹，文化不绝如缕。而《淮南子》成书虽然是在汉代，然而毕竟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其书保存了焚书之后汉武儒化之前学术思想的本来面貌，也延续保存了先秦时期对于西域以及远方世界的传闻。此书大概是最后一部保有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巨著。此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许慎《说文解字》等伟大的“新时代”的代表作甚至被后世尊为开山之作，无不打上了汉武崇儒以后的烙印，也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学术的主要基调。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两书对于四裔异国部族的记述，与《山海经》既有关联，又有出入。具体比照分析详见书内各部分。总的结论是略有出入，大同小异。三书基于的“古山海图”等古代地图册应该有相同、相似、相关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其实西汉校书时，《山海经》的“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甚至包括“无名氏水经”这三个部分，都不止一个版本。因为这三个部分经常出现“一曰如何如何”，而“山经”、“荒经”和“海内经”三个部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具体内容自媒体部分从略。结论是《吕氏春秋》显然并未大量引述《山海经》，但有部分内容与《山海经》相同，可见《吕氏春秋》作者也参考了一些古代地图，且与《山海经》所本之古图存在出入。这也不能说明《吕氏春秋》成书早于《山海经》，只是一个在秦国、一个在楚国，当时两国敌对，文化上互不交通也在情理之中。而《淮南鸿烈》有“海外三十六国”，显然参考了今本《山海经》的文字内容，当然也有一些小的出入。前文已述其实《山海经》“海外四经”也有不同版本。
就远方边疆地理与古国民族的内容方面，
《吕氏春秋》与《山海经》的相同、相似、相关的内容近乎一半。可以认为《吕氏春秋》的作者似乎并没有参考《山海经》原文，但是参考了《山海经》作者参考的同一类地图。
《淮南子 坠形训》“海外三十六国”与《山海经 海外四经》“海外四十二国”大体上是一致的，个别的间或有无，抑或顺序有出入。当为《山海经》的另外版本。可见，战国末期《吕氏春秋》的作者也读过类似“山海经”或“山海图”，《淮南子 地形训》的作者读过今本《山海经》，竟决然不提“山海经”或者“禹本纪”这样的书名。时代稍晚甚至同时，齐人东方朔就读过《山海经》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后附郭璞所注“无名氏水经”，不深究往往成为认识的障碍和桎梏。这个部分显然不属于《山海经》原文，即便附着也应在《山经》之后。然而附于《海内四经》之后，并不意味着是对《海内四经》内容的补充。《颜氏家训 书证篇》所说“《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毕沅指出这个“水经”是晋代郭璞作注时附上的，不是刘歆所校《山海经》原书内容，也不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本的汉代桑钦所著的《水经》。但是该“水经”后有郭璞注文，且在刘歆校书款识之前，应为刘歆校本内容，非郭璞所著。因而认为《隋书 经籍志》言“郭璞注”为是，而《旧唐书 经籍志》言“郭璞著”为非，可见毕沅之说也不尽然。如果是郭璞所著，又何必再“注”呢？既然在校书款识之前，或许该部分是刘歆校书时附入的，其产生时代应该在汉代。可以肯定与《海内四经》毫无关系。不明真相者见此节列于“海内东经”之后，即误以为是“海内东经”的内容，其实大谬不然。本书以“山水相连”之故将其位置提前至“山经”之后，并按照当今流域水系重新归并矫正供读者参考。因其内容明显为汉代以来，故不列入研究统计范围，读者于此需要特别留意。
【注4】：贰负杀窫窳，黄帝杀贰负
据《路史 发挥》引《古本竹书纪年》所言“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之语，反推黄帝早于禹八九百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兴起的时代，即公元前3000-前2900年左右。加之笔者根据《山海经》及对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认为炎帝是仰韶文化的末任领导人，黄帝为龙山文化的创立者。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转变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应即炎黄活动的时空。详见内文。
考古发现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广饶傅家遗址有成功开颅手术，笔者认为即 窫窳
【注5】：“海内东经”最后一句“会稽山在大楚南。”
这句话并非前人认为的“楚”为误字，而且恰好暴露了其创作时代，详见前文。
瓯、闽见于《逸周书 王会解》之外，雁门、高柳、桂林、郁水、湘陵，这些地名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因为不见于《左传》等春秋时期文献，也不见于战国之前的“金文”、简帛等出土资料。
“海内四经”与“海外四经”同样为“四陬”概念，但是范围明显扩大，以最明确的东南陬为例，“海内四经”已经到达瓯（浙江温州）和闽（福建福州）。东北陬则到了“钜燕”，就是战国时期的燕国。西南陬的高山为今四川邛崃山脉四姑娘山，西北陬的蛇巫之山暂时难以确知具体所指，但显然比“海外四经”的范围更为广大。
至于郡县的概念和很多后起地名，皆在后附“无名氏水经”，
诸暨，秦王政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设；
长沙，秦所设郡；
零陵，前221设县，属长沙郡。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置郡；
桂阳，西汉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设；
也并非郝懿行所说的后人所羼，即为原书原文，可见该文作于公元前113年即汉武帝元鼎四年之后，刘向领命开始校书（公元前32年）之前。司马迁曾见未校之《山海经》，但其中有无此“无名氏水经”一篇则未知。
4）《大荒四经》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海外四经》的补充和扩充。
由于没有相互关联的方位交待，与《海外四经》常出现“同地异名”的冲突。正如袁珂先生总结历代研究观点之后说，《大荒四经》与全书前文的《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所采用的“南西北东”的编排顺序不同，而采用与后代习惯一致的“东南西北”这个顺序。而且篇末也不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末尾有“建平元年”（即袁珂注之公元前6年）的校书款识，充分说明《大荒四经》确实属于未经刘歆等校理而被郭璞称为“进（或作逸）在外”的一部分，因而时空顺序错乱。笔者认为其实今本《海外四经》“南西北东”的顺序也是刘歆编排错误的结果，根据原文只能是“东北西南”这个顺序，详见本书《海外四经》开头部分的论述。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以《海外四经》为主干，《大荒四经》仍为必不可少的补充与参照。
《大荒西经》称夏启为“夏后开”，历来注家包括袁珂先生皆认为是避汉景帝刘启之讳，看似合理，实则错误。因为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即其根据都是《竹书》称“夏后开”。我们知道，《竹书纪年》公元前295年随葬魏襄王，至公元281年出土，之间历时576年，恰好避开秦汉三国时代，晋人如郭璞即看到其书“夏后开”之语，当为春秋晋人或战国魏人避“启”之讳，与汉人无关。而经过汉朝官方校理的传世文献《山海经》中，“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直呼“夏后启”，并未避讳，也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之讳。这也间接证明了“荒经”不在校理范围内。可知“海外四经”所言“夏后启”为古书原文。“荒经”则与《竹书纪年》一样讳称为“夏后开”。
而《大荒四经》反映的时代又分别向前向后都有所扩展。向前最早到了炎黄时代即公元前2900年左右，向后言及夏代中期帝泄时期的殷族王亥之死，约为公元前1800年。最晚则到了《大荒西经》的“成汤伐夏桀”的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据《大荒北经》“北齐之国，姜姓”之语，可知其时代晚至西周乃至春秋时期。
胡厚宣先生最早在1944年就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指出卜辞的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与《荒经》、《尚书 尧典》“实息息相关，完全密合”， 这显然是继王国维考证卜辞与《山海经》、《楚辞》中的王亥及王恒互证之后，二重证据法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
被采用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其实是四方风/凤与四方风/凤神
可见《荒经》中的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反映了殷商时期的观念。当然不能据此即认为《荒经》为殷商时期之作，因为《荒经》里有“姓、银、铁”这些后起的殷商不可能有的概念。“姓”这个字，虽然卜辞有“妇姓”，但仅作为人名，未必说明殷商时期即有姓氏制度。根据甲骨文里大量的单字人名推断，当时没有姓氏制度的可能性更大，姓氏制度应自西周开始，或者是周人一贯传统的延续。银、铁二字目前在殷商甲骨金文里并未发现。出现时代最早也不会超过西周。而《大荒西经》的“西周之国”、《大荒北经》的“北齐之国，姜姓”等内容说明，这是东周时期楚人的口吻。西周是东周时候才有的说法，东周之前无所谓西周，就是叫周。“齐”作为地名虽然在卜辞中已经出现，是否已经是“国”则不确知。而“姜姓”应是西周封建之后田氏篡齐即公元前404年之前。“北齐”暴露了是南方楚人的立场。七雄之中，楚国独居南方，才可视齐为北。秦、韩赵魏三晋、燕国以及周王室，皆不可能称齐为“北齐”。
至于今本《大荒四经》的文字内容，就词汇语法等特点看，确应出于战国楚人之手，应是在流传下来的商代地图及标注即原有国名、地名、人名的基础上，看图说话、想象演绎的结果。
【注6】：成汤伐夏桀的时间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夏商周年表》为公元前1600年。“大荒四经”称“陬”为“隅”。东南隅为皮母地丘，东北隅为凶犁土丘，西北隅为弇兹（或为不周负子），西南隅为偏句、常羊。笔者亦推断出大致地理位置，依次分布为舟山岛、大兴安岭、泰尔斯山、喜马拉雅山脉，见示意图。
5）《海内经》开篇即言及朝鲜、天毒，加之提及贝加尔湖一带的“钉灵”，地理范围空前之大。叙述“四海之内”的方位顺序也与前四个部分的“南西北东”、“东南西北”不同，而是“东西南北”。除了解释“海内四经”相关内容之外，也与“大荒四经”、“山经”多有关联，偶尔也与“海外四经”相涉。对于远方异族的世系皆归于中原古代帝王显得荒诞不经，因而可知其创作时代最晚。全书五个部分相对而言，这个部分的可信度最低。因而本书采用了这一的原则，但凡“海内经”与“荒经”及以前各经矛盾之处，皆采前说而不取“海内经”之说。详见示意图。
【注7】：朝鲜、钉灵
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战国》。“海内经”并无系统的“四方”或者“四陬（隅）”体系，只是体现了东南西北“四海之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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