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江玉楼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录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抵抗岳父染上流感、最终不幸病故的全程,在触动人心的传播中变成一篇网红文。
这篇文章之所以打动人心,表面上看是质朴的文字,生动具体的亲身经历,但追根溯源,是文章与读者发生了广泛的共情、通感作用。读者在阅读时,感受作者豕突狼奔的求医过程,“流感”于是成为一种疾病的象征,成为冲击人们内心的命运感。
所以,《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很敏锐地击中了当下中国最有发言能力的中产阶级的苦闷心态,将中国、中产、中年汇于一炉,是写给全体中产阶级的一份“医嘱”。而我们知道,教育和医疗,是包括中产在内的中国人的痛点所在,是命运共同体的两大内核。
作者的写作,是在记录他及其家庭在突然杀到的流感诊治中的全过程,梳理那些煎熬的日与夜,等于是要给自己留个总结念想。但因为传播的效力,令它具有复盘的效果。读者借助作者的“模型”,下意识地复盘自己遇到了会怎么办,网红文于是帮助其他人复盘人生。
但这个复盘的结果,是让人心惊胆战的。许多读者也许不是中产,但读后感是一致的:感到脊背冒冷汗。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样的“流感”或相似严重的大病临头,他们同样没什么胜算。正是这种痛苦的提醒与认识,让他们产生了共鸣,它是共享的哀鸣。
(图文无关)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将自己分成了两个人生:一个是不断要去出差、见客户、拿项目的公司高管,这个人生是光鲜的,是成功人士,辛苦但游刃有余;另一个人生是在医院之间疲于奔命,茫然但需要不断作出选择,对至亲对自己毫无掌控感,完全是“尽人事听天命”。
人总在某个时候,“像放电影一样去回放人生”,不只是作者经历了,他也成功地让读者体会到了。原本看似有方向、有力掌握命运的中产人士,一下子被“未知病毒”击碎,被剥除了社会化的怒马鲜衣,只能被动应付。沮丧感,将人牢牢地攫取、抛向命运漩涡的深处。
这是一种能够明确感知到的恐惧感,是与深渊对视,碎片化地出现在作者筹措一家老小的应变计划、堵塞在北京高架上、与妻子计算2万/天ICU支出、选择尽孝道却也给岳父带去巨大痛苦的人工肺等等时候。时间仿佛停止凝固,可人生与命运冷酷转动,无法挣脱。
当“未知病毒”在作者岳父肺部侵略与扩大,理想中的病毒“自限”时刻遥不可及,他也被抛给粗糙又精细、复杂又粗犷的医疗体系。作者读者的命运感,在此产生了更多的共情效应。因为是体系自有运转的规律,人一旦卷入,精神会被粉碎,只剩下药石。
这也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抓住人心的地方,作者毫不掩饰在与医疗制度打交道时,那种精神上感受到的压迫。与献血站打交道的亲友半数没感觉到善意,以为从朝阳医院转到了更好医院,等到觉悟,已晚;太平间承包人揭示医院内部的隐秘生意,药房里匮乏的达菲等等,太多。
这里同样存在两种人生,一种是已经听任摆布的岳父,他从一位领导气概的社会人,躺倒成为各种插管、仪器密布的无知觉之人;另一种是作者及家属代表岳父,与医疗系统的各个环节互动、受挫、屈从。中产家庭的“病人”,同时将他们的中产家庭变成了随波逐流的“患者”。
(图文无关)
在一般的学术描述下,中产阶级是以理性著称的,趋利避害,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旦被家中“病人”拖入无边无际的医疗生态中,就发现要花费前所未有的力量去聚拢“理性”,但所有基于理性的选择,真的是“理性”吗?作者在扪心自问,读者也找不到答案。
作者所代表的中产理性,在更严密的医学理性面前,似乎无法与之对话,因为后者设定了极其理性的治疗方案:该插管就插管,该上心电仪器就上仪器,该上人工肺就上人工肺,该宣布死亡就“请走下一个流程”。作者将个人与系统不平等的“理性”展示给其他人看,特别打动人。
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都知道病人一旦进入医院,精神修炼就会被掰碎了以服从医疗方案,但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么详细。我们知道医疗带给中产阶级的痛苦,但流感下的中年给你“娓娓道来”。知道与切身感受是两回事,作者拆除了人与系统“理性”的藩篱,抽象的阶级痛苦变得具体。
我们知道,现有的医疗设计是一种普惠性质的安排,是基础性的兜底,类似于对所有国民的福利安排。在紧缺的医疗金字塔部分,中产阶级为之奋斗,让自己和家人付得起昂贵账单的那部分,作者告诉我们“也不过是尽人事”。这种幻灭感,尤其会折杀中产阶级的锐气。
概言之,你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人家告诉你的是“已经很不错了”,但社会赋予的那些,在医疗体系中“什么也不是”。有钱,当然可以在病房走远一点,但尽头还可能是ICU;而没钱,则没有那么多路。读者发现,人生无法“加戏”,这种苦痛的感染性很强。
当然,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一线临床的医护人员也都是兢兢业业,尽可能地职业化操作,专业地提供并选择治疗方案。然而,医护人员越是职业化,越衬托出流感下的中产,在问题横生的中年,那种无可诉说的命定之感,似乎谁都尽责了,又似乎谁也帮不了,重重叠叠的中年陷阱。
流感下的中年,是中产阶级的中年,是中国国情下的中年,所以通感丛生,让读者的心神难免摇曳生姿。如果“流感”正是中产危机的隐喻,风要往哪个方向吹?在ICU外计算卖房款能顶多少天费用,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安中产,不进则退,又要在不完美的中国何去何从?
当然,《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不只是显示剂,借助共情诉求,激发出中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是一位过来人写给所有人生的一份“医嘱”。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努力地结识医疗资源,关键时候会救命;努力地进行财险安排,精准分担财务压力;努力学习临终护理与临终安排,不留遗憾。
总之,这篇网红文发人深思,帮助读到的人复盘人生。它用文字与传播创造了一个大型的“中年时刻”,让感同身受的人都能看得到现实,望得见命运。
我们要如何为肉身的苦痛准备好人世间的预案?我们要怎样在精神上重建受到冲击的心灵家园?在系统理性与反求诸己之间,如何抉择?我们要怎样治疗亲人的病痛?我们这些时代的“病人”要如何度过这一生?我们与同时代的人,会不会有幸找到安放心灵的更好出路?
中国的中产,中产的中年,一次次在庞大的问题清单前遭到逼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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