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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网按：5G 之所以被认为是颠覆性技术，是因为他连接的将不仅仅是数十亿的移动终端，而是所有的联网设备。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未来几年，联网设备将达到 500 亿，其带来的海量数据是过去几代移动通信技术中无法比拟的，对产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英特尔院士、通信与设备事业部无线标准首席技术专家吴耕
尽管离 5G 正式商用还有很长的距离，但 5G 商用面临的挑战是产业界当下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英特尔日前举办的 5G 行业沙龙上，英特尔院士、通信与设备事业部无线标准首席技术专家吴耕指出，5G 面临的将不仅是空中接口的问题，从终端到网络到云产业界都需要去考虑。换言之，5G 提供的既是新的无线功能也是新的网络功能。
众所周知，5G 拥有高带宽、低延时、低功耗等 2G 到 4G 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 5G 也被认为是虚拟现实、无人驾驶等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基础。但要实现 5G 的应用并非一蹴而就，吴耕用物联网领域举了个例子。他认为，实现物联网要经过三个阶段：
首先是把物连接起来；
第二个阶段是智能化；
最后是让设备变得自主。
连接是每一代移动通信的根本，但智能化到自主又意味着什么呢？
吴耕告诉雷锋网，“这一过程对计算的要求、对运算的要求是在不断的、逐渐的升级，需要通信和计算的融合，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加入。”
显然当设备都拥有自主性后，系统也会更加复杂。吴耕指出，在未来几年内，系统软件、硬件的复杂度至少是当前的 20 倍，与此同时带来的出错风险也会更高。因此，自主系统必须足够智能才能发现和控制错误。
对机器来说，如果它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级的连接的形式，它没有智慧，没有智能的话，当我们大规模，信息社会整个产业完全智能化之后，实际上是需要人工智能、更多的智能、通信和运算一体化的设计，来创造可以值得信赖的自主系统。
所以，如果和过去几代移动通信以设计通信网络作为出发点相比，从 5G 时代开始，整个产业的重心在向通信与计算的融合演进，实际上也是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从去年开始，产业链上下游纷纷提出了边缘计算的概念。其目的就是把原先只在数据中心存在的大规模计算、高性能计算迁移到网络的边缘侧，以此释放网络的价值。而这个时候网络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道。
所以说，5G 不只是一个在空中接口上的升级（5G≠4G+1G），它影响的是从网络到终端的整个产业链。
以下是本次活动提到的几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雷锋网 (公众号：雷锋网) 做了不改变愿意的删减：
关于标准
5G 标准制定的进展怎么样了？
工信部 IMT-2020 推进组专家罗振东：5G 有两个标准化组织来定义，一个是 ITU（国际电信联盟），但 ITU 并不是具体做技术标准，它把各方提交的 5G 标准的提案来讨论评估，最后确定哪个是 5G；真正具体讨论细节是在另外一个组织叫 3GPP，在这两个标准组织中有一些不同，因为 3GPP 是根据 ITU 的需求定标准计划。
ITU 今年下半年就要启动关于 5G 标准的评估工作，也就是说各方都可以提交 5G 标准的提案，他们会经过一系列的评估讨论，最终在 2020 年确定。而产业界更关注的是 3GPP，3GPP 讨论具体技术细节，明年年中会完成 5G 的第一版标准，会针对 5G 的部分场景。到 2019 年下半年会完成 5G 的第二版标准，这一版包含 5G 全部场景的需求，未来也会以此为基础形成 ITU 的 5G 标准。
无论是国内国外，主流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希望在 5G 阶段做一个全球统一的 5G 标准。这在以往都是没有实现的，针对这个目标，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 IMT-2020 5G 推进组，对 5G 的工作都非常开放。我们非常积极地合作，包括国外很多企业都参与到我们 5G 的研发活动，英特尔也是实际参与了我们国内的一些 5G 的技术试验，也参与申报了很多国家项目。在这块我主要想强调统一标准的问题。
国内组织在 3GPP 里面的发言权究竟在哪儿？
罗振东：刚才提到统一标准，虽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够提升自己的实力和话语前，可以更多的纳入到国际标准里面，但还是需要有一个国际合作的大环境，当然也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在共识前提基础之上，各方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把新技术放到 5G 标准里面。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产业界已经做得非常好，包括也跟国外企业也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比如我们以产业组织作为平台，中国跟欧美日韩都已经签订了一些战略合作的协议，在这里我不想强调谁更强，而是希望我们共同去定义这个标准，因为这个技术无论是谁的，最重要的是要服务于整个产业，服务于每一个用户，需要各方都要形成共识。强调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考虑创新。
运营商在标准制定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所总共刘光毅：从标准来看，中国移动真正全面参与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从 TD-LTE 开始，我们组建了自己的专业团队，参与标准化制定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最终实现了 TDD、FDD 的同步发展的目标，帮助整个 TD-LTE 产业有全球的发展，得到了全球很多运营商的支持，实现了目前为止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中国移动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布局 5G 的研究和标准化，在 5G 时代我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信任，让中国移动来做未来 5G 发展的需求和愿景的负责人，来组织大家在 3GPP 制定未来 5G 发展的愿景和标准。同时，也认可我们牵头整个 5G 未来网络架构，因为运营商对未来业务的发展有更大的发言权。
5G 标准是否会统一？
刘光毅：从 5G 标准角度来说，我们和全球主流的企业倡导全球统一的 5G 标准。我们相信只有全球统一的标准才能最大化全球发展的规模，也才能使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受益于这种规模，降低研发的成本，最终降低设备的成本，让老百姓可以用得起网络，这应该也是全球移动通信产业共同追求的目标。
刚才罗博士也提到，5G 的标准在今年 12 月份会有一个早期的版本发布，到明年 6 月份第一个版本会正式发布，包括两种部署的方案。到 2019 年年底左右会有第二个版本真正出来，这两个可能是大家拭目以待的。
关于频段
如何看待 5G 频段的统一？
罗振东：频谱是无线通信的基础资源，有点像房地产的地皮的概念。现在从 2G 到 4G，一部手机上需要支持多少频段呢？
像中国移动可能深有体会，几十个频道都集中在一个手机里面，手机里面大部分空间都被这些东西占了，天线、射频。5G 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统一频段，未来在一个手机平台里面既要支持 4G，还要支持 5G，到各国还要不断切换，这是非常大的工程，即便英特尔这样的芯片企业，也未必能够完全很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统一的频率不仅对通信企业、芯片企业有非常大的研发成本的降低，对我们普通消费者使用手机、购买手机，包括你出国旅行的时候，这都是极大的方便。这是一个多赢的过程。
统一频段，其实在 ITU 2015 年召开无线电频谱分配的大会，当时在 ITU 下不是很成功，产业界一直在努力想达到那个目标。比如说中国，在全世界最早宣布 3.4-3.6，我们常说 3.5G 频段用于 5G 试验，我们很早就推进了 5G 低频段部分统一的频率。后续关于高频段这块，美国政府，包括欧盟都有一些规划。现在大概的频率范围也在收敛，大概在 20 几个 GHz 到 40GHz 之间，可能会形成若干的统一频段。
主要是欧洲、中国和美国一旦能形成统一，我相信整体来讲其它国家会跟随这些主流。虽然从官方协调不是很成功，但是从产业界来看，反而比 4G、比 3G 要好，好像频段没有那么多了。这对于我们产业的发展也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如何协同不同的频段，来满足不同的 5G 应用的需求？
刘光毅：从运营商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全球的频段都是统一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由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频段的分配，比如卫星、军事，都有自己发展的诉求，所以在各个国家频段的划分是有差异的。比如现在美国，5G 发展关注的重点是 28G 毫米波的频段；而中国目前的考虑是 3.4-3.6，3.3-3.4，或者 4.4-4.5 等等频率，当然我们也在考虑高频段。
从目前状况来看，面向未来，不同运营商可能有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会有限制，或者由此会导致不同的考虑。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希望充分利用好这些频谱，通过它们之间的协作来解决刚才所提到的不同场景应用的需求。
举个例子，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考虑用更低的频率：越低的频段能够越好地满足物联网应用的需求，因为它的覆盖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在布局低频段；对于人的通信，在 4G 发展之后我们需要更大的带宽、更高的速度、更低的时延。我们需要连续的带宽，首先做技术的部署，比如 3.4-3.6，将来需要有 100 兆的带宽作为业务支撑的能力。
如果要满足未来 AR、VR 的需求，那么速度要达到 1Gbps，这样就必须要更高的带宽才能满足。如面向未来毫米波的频段，可以提供几百兆甚至几个 Gbps 的速率。
从这方面来讲，不论是哪个运营商，未来的发展都会采用高、中、低频段搭配的部署方式，只是说大家时间上有前有后，或者频谱的时间点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最终的状态都应该是这样的状态，通过不同的频段满足不同的部署场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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