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元时期，西欧经历了大规模的农业拓垦运动，农业结构由畜牧业主导型向耕牧结合型过渡，耕作农业发展起来。中国传统农业在原有较高水平的基础上也有进步，出现稻米生产进一步发展，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从这个时期中西方农业生产在经营理念、耕作制度、生产过程和生产效益等方面有不少差异，通过可以看出，中西方的古代农业实践，实际上是走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子。
中国宋元之际，中西方都出现了多种农书。中国主要有四种农书面世，即《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其中《农桑辑要》是元朝政府的官修农书。西欧问世的农书，以英国流传的四篇农业论文影响最大，它们分别是《亨莱的田庄管理》、《无名氏田庄管理》、《庄园总管的职责》和《格罗斯特的条例》。
从农书写作宗旨和农书内容看，中西农书有着不同的服务功能。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书，主要目的在于指导普通农民的生产经营。而英国流传下来的四篇农业论文则完全服务于封建领主的田庄经营，主要内容是指导田庄总管如何进行田庄经营。
另外，中西传统农业的结构不一样，西欧属于耕牧结合型，畜牧业所占比重很大；中国则是耕桑结合型，桑蚕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差异性反映到农书里，西欧以畜牧业所占内容较多，中国则以桑蚕业所占篇幅较大。
耕作农业同是这个时期中西方农业生产的核心，也是双方农书内容的核心部分。耕作是翻耕土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生产事业，也是狭义上的农业，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中国宋元时期，中西方同处在“前近代”的传统农业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双方在经营特点和生产过程的具体实践方面，仍然有较大差别，生产效益也悬殊较大。
在宋元时期，西欧实行休耕制度，即两田轮作制，或三田轮作制。休耕制明显降低了土地利用率，使全部耕地的在用率只能达到50%一70%左右。西欧为什么要实行休耕制度?这是否能说明西欧农户的落后性呢?
休耕轮作，可以使耕地在一段“空隙期”里恢复其有机盐养料。中国在西周时期，曾有休耕以恢复地力的明确记载。但是，自战国以后，休耕制度在中国渐渐淘汰，而完全代之以“粪壤滋培”。西欧到了中国宋元朝代还继续实行休耕制度，很容易被看成是农业生产的落后表现。那么，是不是西欧到了这个时期还不懂得施肥之道呢?回答显然不是。
从西方农书看，西欧重视积肥和粪壤的程度绝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国。《田庄总管的职责》中告诫管家，“为提高庄园土壤肥力，他必须尽其所知，给土地施泥炭土肥和各种厩肥’。《亨莱的田庄管理》教导:“好农民，要将肥料堆成堆和上土”。为了给收积的肥料增加肥效，还要求对肥料作出处理。“肥料摊开凉一些时候，再搀一些水，就该把它翻过来再凉，这样土和肥就能大大增进肥效”。不难看出，西欧耕作农业在施肥实践方面一点也不比中国逊色，双方有所差异的只是肥料的种类和来源有些区别。
中世纪时，西欧主要使用牲畜肥料，由于其农牧结构，牲畜种群很多，积肥量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既谙施肥之道，又有很多肥料来源的西欧农业生产却要采用休耕轮作制度呢?这岂不是白白浪费耕地，降低土地使用率吗?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西方的农业经营理念所导致的经营道路不一样。西欧中世纪存在某种“大农业”的经营理念，基本上趋向大面积的粗放经营。由于耕地面积过大，人工施肥不能满足全部耕地对用肥的需要。中世纪资料表明，英国庄园中农奴份地的面积一般是30英亩，也有多到80英亩，按1英亩=6.072市亩计算，英国农奴所得份地少则180市亩，多则485市亩。这个数字比中国古代农民的授田面积大得多。
此外，西欧封建领主与中国地主的土地经营不同。西欧领主有自己的“直营地”，面积比农奴份地大得多。1251年，威斯贝奇的一处新开垦的主教地产，总面积达7000英亩，其中约3000英亩是直领地。而中国地主的土地一般出佃给农民经营，没有自己的直营地。西欧领主的直领地经营更加重了土地的施肥负担。根据现代大面积农业经营的实践来看，在宋元时期的生产条件下必然限制土地利用率的发挥。
中世纪中后期，西欧正处于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期，人口大量增长，对粮食的需求日益紧迫，必须不断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封建主也看到了这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业，大量开辟直领地田庄，直接面向市场生产粮食。结果，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大，大量挤占了牲畜用地，使牲畜规模相对减少，牲畜头数不足，肥料来源受到致命限制；耕地扩大与用肥不足的矛盾只能越拉越大，最终使休耕制度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无法放弃使用。所以，施肥问题是制约西欧封建农业发展的“瓶颈”。这就是西欧休耕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与西欧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完全奉行与西欧不同的经营理念，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据“财力之宜”，“量力而行”。《农桑辑要》告诫，“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由于耕田面积量“财”适度，所以土地肥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陈旉农书》中还批评了休耕观点，认为:“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待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这就是说，从中国古代的农业实践看，依靠“粪壤滋培”的手段已经解决了土壤肥力问题。耕作制度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传统农业经营道路的不同。
中西方的最大区别是西欧缺乏中耕管理，这是其农业粗放经营的又一具体表现。从农书比较看，西欧农业耕作偏重生产前期的犁耕环节，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中国不单重视初耕整地工作，同样重视播种以后中耕保墒，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特点。
西欧重视犁耕可以在农书里得到大量反映。首先，庄园总管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对“犁”的保管和维护，“犁”是庄园农具的重中之重。整地播种工作主要靠犁耕来进行。整个犁耕环节的实施有两大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重复次数多。二是，犁耕过程兼具多种功效，不仅疏松土地，清除杂草，还把整地、排水、播种、`施肥保墒等工作一起纳入。播种以后，整个耕种工作就算完成了。耕地周围有栅栏或围篱圈围，播种结束后，将围篱的人口封堵，防止牲口进人，庄园设有专职“牲畜围篱员”负责看护。从此，农书对播种以后的中耕阶段的田间管理几乎没有提到。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年八月份，收获打场工作开启，人力投人才重新开始。所以，西欧耕作农业的生产过程是只见“两头”，不见“中间”。这是西欧的特点。
而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特点体现在生产管理的全过程。首先初耕整地工作比西欧做得更加精细。《农桑辑要》提出“弱土强之，强土弱之”和“犁欲廉，劳欲再”的整地原则，虽然西欧也非常重视犁耕，但与之相比中国还把犁耕与耙耕结合起来。宋元农书特别强调耙熟土地的重要性。对耙的强调可能跟中西方的土质不同有关系，中国北方小麦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沙质土壤，易于疏松，西欧则多粘质土，更需要深耕。此外，中国北方与西欧气候不同。中国北方的大陆性气候使得春早明显，多耙有利于抗早保墒。中国农书把耙地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农桑辑要》评耙的功效时认为，“今人只知犁深为功，不知耙细为全功。耙功不到，土粗不实”。由此看来，宋元时代，中国南北方的整地工作都做得非常细致。
播种以后，进入中耕管理阶段，在中国农书看来，这是农业生产的又一个重要环节。《王祯农书》先是强调耘苗除草的重要性，他认为:“粮莠不除，则禾稼不茂，种苗者不可无锄芸之功也”。当时，中国已经出现几种较为轻巧先进的除草农具。王祯介绍的一种农具，如褛锄“过苗间，有小豁不到之处，用锄理拨一遍，即为全功”。除草农具的改进反映农业生产中耘苗除草工作受到高度重视。《陈旉农书》把稻田耘苗同中耕排灌结合起来，对稻田农作的中耕管理尤其具有规范指导作用。
总的来看，中国宋元时期，中西方耕作农业在生产过程的人力投人方面，中国投人比较多，生产过程更具精耕细作的特点。
农业的生产效益可以通过播种量与收获量之间的比率来体现。先看西欧。《亨莱的田庄管理》只介绍了不同谷物的播种量，他说:“1夸特种子，在许多地方能合理地播种4英亩；在许多地方播种5英亩，小麦、裸麦、蚕豆，需用1.5夸特种子；大麦和燕麦1夸特，能播种2英亩”。《无名氏田庄管理》则给出了播种量与收获量之间的比率:“大麦的种、产量比率应为1:8，即种1夸特应产8夸特；裸麦的种、产量比率应为1:7；蚕豆和豌豆的种、产量比率应为1:6。大麦和燕麦按50%比率混合播种，其种、产量比率应为1:6。”按比率平均计算，西欧在这个时期谷物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估计为1:5左右。有学者统计，英国十三世纪时粮食平均亩产大约在80——97市斤。
再看中国古代粮食产量。《农桑辑要》：“一亩用子四升”，“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据研究，早在西汉初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已经达到140——150市斤。宋代两浙水稻亩产高达150公斤以上，太湖流域亩产甚至高达600——700市斤，宋代南北粮食平均亩产也在100多公斤。另外，中国古代不仅粮食亩产大大高于西欧，而且，作物种植在农时安排上还有密作经营的传统，从而再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总体效益。在南方稻作地区，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一年两熟”。集约 化经营无疑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总体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益大大高于西欧。西欧少数农业发达地区在中世纪后期也减少或放弃休耕制度，开始出现集约化经营的趋势。主要做法是在休耕地上种植豆类或饲料作物。但是，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西欧的集约化生产还只是刚刚起步，总体生产效益的提高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
中国古代农业是以自耕小农的集约化经营为主，实行精耕细作，生产效益比较高。西欧则趋向某种“大面积”的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生产效益比较低。虽然西欧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中国多得多，但是，从人均生产粮食的产量比较，中国仍然高出西欧。但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说西欧传统农业比中国落后，这是中西传统农业走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农业增加产量，主要靠人力，西欧则主要靠扩大耕地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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