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严格“视觉艺术”的外延与内涵，岩画应该是人类艺术情思的第一表达，已知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三四万年前。那时，人类还不曾知道通过人力，利用火的作用，改变泥土的化学与物理性质，在陶器上显示氏族的“艺术意志”。而且，尽管史前艺术史家从考古学资料与美学的角度，推定当时晚期智人已具有初步的审美意识，加工石器也臻于成熟阶段，但尚无证据证明，此时先民能够利用“石之美”者，以承载一种观念，并大规模地把这种观念视觉化、制度化、神圣化。旧石器时代，今天所界定的陶器艺术、玉器艺术尚未出现，所以，岩画是人类艺术史的最早篇章。
世界上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发现岩画遗迹，岩画是世界性文化艺术现象，但1983年美国《考古学》杂志公布的《世界岩画分布图》，竟然缺失了东亚地区，主要是中国的岩画遗存。
实际上，中国岩画在世界范围内有重要地位。一、分布广泛，它为全面研究东亚大陆早期文化史及石器时代人类的艺术活动，提供了地域性材料；二、中国岩画的北方系统，是欧亚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石器时代文化及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与交流，欧亚草原文化是为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岩画，特别北方草原地区的岩画是不可或缺的。
上图为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大黑山红山文化岩画。
阿纳蒂在一篇序言中简述了中国岩画的特点，并强调中国岩画之于世界的几点意义。
第一，他认为中国岩画大部属于“混合经济”型。换言之，中国岩画大部分，分别或综合表现了农耕、游牧、狩猎三种生产方式，描绘了三种社会生活图景。而农耕与游牧“生产型经济”，恰是构成中国早期文明的两种原生形态，负载了民族文化本原基因。
第二，他把世界岩画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狩猎者”、“后期狩猎者”和“牧人时期”。中国尚未发现确实属于12000年以前的，表现猎杀大型动物，而狩猎者又不知使用弓箭的岩画。但他指出：东亚地区很早就有人类居住，所以没有理由说中国无“早期狩猎者”岩画，只是有待发现而已。他还认为，已知中国最早的12000年前后制作的阴山岩画，在风格方面与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东土耳其、阿拉伯半岛、西奈沙漠、东亚西伯利亚岩画，属于一个类型。这些地区大体在北半球同一纬度带上。文化的一致性是否暗示民族的同一性，或者不同民族以及同一民族的亚系统之间相互交往，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中国岩画主要是“后期狩猎者”留下的，始于距今8000年至6000年间，绵延的时间很长。关于中国“牧人时期”岩画的发展，阿纳蒂认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亚斯基泰文化曾予以影响。但根据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与民族属性研究，此说有待探讨。根据中国境内草原青铜文化的演变脉络，实际情形可能正相反。
第三，他认为中国岩画的发现，对环太平洋地区岩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岩画中，一种类似魔鬼的人面相在中国境内大量发现，而美国、加拿大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也发现了这种图形。由于距离遥远以及研究深度不及，阿纳蒂谨慎地认为：这些地区的岩画人面相，很可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因为中国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陶器上有同样的图案，而且延续时间很长。
中国岩画的最早记载，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赵主父命工匠架云梯攀缘播吾山，在山上雕刻人的足迹印，广三尺，长五尺，其旁雕刻文字曰：“主父常游于此”。赵主父即赵武灵王，播吾山可能是汉代常山郡蒲吾县的常山，即今天山西浑源东边的恒山。
实际上，所谓赵武灵王登上播吾之山，在历史上不过虚妄之言，实为前道教文化的玄夸附会之辞，《韩非子》后文所谓秦昭王的华山之博，即昭王与神仙在华山上博弈，同样为不可信之记载。但当时赵国工匠或许真在崖上镂刻了人的足迹，而且很可能受更早岩画的启发，因为今天所发现的岩画，足迹印是重要的、普遍的一种图像符号。所以匠人“缘播吾”，在崖上镂刻人之足迹，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一次即时“艺术活动”的记载。如果假法国历史学家布洛克发明的回归分析法，它有助于揭示早期岩画足迹印的由来。
记载早期岩画遗迹的文献如《史记·周本纪》：“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记》所记“巨人迹”充其量不过是古代岩画遗迹的间接反映，非历史事实。
中国岩画有规模的发现与记录，可追溯至5世纪末或6世纪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为桑钦撰《水经》作注时，不仅扩大了所记内容，比如水道由原书137条增至1352条，还兼记河流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陂泽之地望、重要关塞隘障、郡县乡亭聚的地址和故墟以及历史遗迹等。所记历史遗迹中的一个部分，就是今人所谓岩画点。如“沁水”条载：“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开，穴内石上，有车辙牛迹。”《水经注》遂转引而解释：“《耆旧传》云：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又如“漾水”条记：“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冈山……山高入云……悬崖之侧，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图指状妇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圣女神。”
《水经注》所载岩画，有些已在现代考古调查中得到证实。《中国岩画发现史》举证：《水经注》“河水二”记“（于阗）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黄河源自于阗当为旧说，早被否定，但于阗附近“石上有足迹”却是事实，《北史》和《周书》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而且今和田（旧于阗）西南不远的桑株林岩画中有手印，东南且末县昆仑山岩画中发现手印，也发现脚印。东北库鲁克山岩画画迹同样如此。
另，《水经注》“河水三”记载：“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的作者认为：石崖山及所述岩画地望，大体在今宁夏石嘴山一带，1984年文物普查时，石嘴山以北的贺兰山发现大批岩画。
贺兰山与北边狼山是我国发现岩画比较集中的地区，狼山或狼山附近一带的岩画，在“河水三”记黄河流经临河县的文字中复有描述：“河水自临河县东迳阳山南……东流，迳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水经注》：“阳山在河北”。钱穆案：阳山“今绥远乌拉特旗西北二百里，蒙古名洪戈尔”。蒙语“洪戈尔”抑或古之“阳山”即今狼山，或可为阴山。至于“石迹阜”的具体地望，今尚无考证，总之应在狼山一带，或为狼山一部。《水经注》所20多个岩画点，大体在今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几乎遍及中国大半幅员。无疑，这些历史资料同样是当代中国岩画研究的重要内容。
除《韩非子》《史记》《水经注》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徐霞客游记》以及其他一些乡邦文献对岩画遗迹也有记载。但古代文献所记未必全面，而且，由于岁月流逝，地理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古代文献所记岩画，一些已风化剥蚀，一些被湮埋遮盖，画迹荡然不存。另外，由于数千年历代政权的疆域和行政区划不断演变，族群不断迁徙，山名、水名、地名由此发生同名异地或同地异名，或者地名因死字而消亡的现象，导致我们在文献中看岩画的历史影像很不清晰，而只能作为当代勘察的线索。总之，语焉不详的记载，或许能给今天岩画断代、释读提供基本参照，但依此而揭示历史文化还远远不够。所以，中国岩画的发现与研究尚需重新起步，通过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间文化工作者艰辛的田野调查，以建立坚实的学科基础。
中国现当代的岩画发现，始于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1915年他对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岩刻进行了初步调查。此后大半个世纪，特别1949年以后，中国岩画发现不绝如缕。所涉省区有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山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台湾、香港、澳门等，计有岩画点近千处，画面近百万幅。这些岩画，考古学家按地貌分为山地岩画、平原岩画、草原岩画、沙漠岩画四种。又按地区大体划分为北方岩画，包括黑、辽、蒙、晋、宁、甘、青、新等；西南岩画，包括藏、云、贵、川、桂等；东南岩画，包括苏、浙、闽、粤、港、澳、台等。
北方岩画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1927年，中国和瑞典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科考区域包括中国甘、青、宁、新、内蒙古（一部）等。当年底，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阴山西段的狼山发现岩画。《中国岩画发现史》认为：贝格曼的发现是内蒙古岩画发现之始。1928年，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在新疆哈密的博克达山发现岩画。同年4月，贝格曼考察队在罗布泊的孔雀河以北库鲁克—塔格山的兴地河谷中发现岩画。11月，贝氏再次造访并拍照，考察所形成文字收进《新疆考古研究》，定名库鲁克—塔格山岩画。
1953年，新疆和田的皮山县桑株镇发现岩画。至60年代，西北疆的昭苏、特克斯、托里、巩留、霍城、温泉、额敏等地均发现岩画。1965年，新疆民族研究所王明哲等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岩画。《中国岩画发现史》认为，除了南疆和田岩画和乌鲁木齐以西地区岩画，阿勒泰是天山以北岩画最丰富的地区。而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一带，作者据民间传闻说：倘若沿山口溯进，几乎每个山口里都可以发现岩画。（图1-2）他进而认为：新疆可能是我国岩画分布最丰富也是最复杂的地区。除了民族所属问题，年代问题也很错杂，总体来说，一部分是中古时期的岩画，大部为上古时期，或者说先秦时期的作品。
1927年贝格曼发现阴山岩画是少数量、小范围的。1976至1980年的五年中，考古工作者根据线索，在阴山山脉西段发现了更多岩画，包括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阿拉善后旗和磴口县、临河县等，发现岩画达万幅以上。（图1-3）调查报告认为：岩画“仅就阴山狼山地区数量已相当可观了，若将来能把阴山中、东两段调查清楚，岩画的总数则更为惊人了。”
1980年至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阴山北边的乌兰察布草原发现岩画。据《乌兰察布岩画》公布五个地区岩画图像，计有1421幅。阴山岩画和乌兰察布岩画都起自新石器时代，逮于近代，延续时间漫长。（图1-4）
除上述荦荦大者，北方著名的岩画点还有20世纪70年代后发现的甘肃黑山岩画，祁连山岩画，新疆阿勒泰呼图壁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科尔沁草原岩画，乌海桌子山岩画，大兴安岭岩画，青海哈龙沟岩画（图1-5）等。
广西左江岩画，即花山岩画，是西南岩画中很重要的部分。1954年开始初步调查，1956年中央和地方组成多学科考察队，对左江支流明江岩画再次调查。1985年自治区组织“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团”，进行多学科大范围的考察研究。（图1-6）岩画的年代，《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认为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是在战国早期至东汉这段时期内绘制的”。
边疆岩画大多因民族调查而发现，后才转移为美术一科的研究材料。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民族调查中发现云南沧源岩画是为一例。
沧源岩画是云南岩画的重要部分，而云南岩画又是中国西南岩画系统的重要部分。至1957年，云南已发现岩画点约60多处，有画面积约1400平方米以上，可辨图像有2400多个。这些画迹大致分布在怒江、澜沧江、南盘江、红河、金沙江五大水系流经的地区。（图1-7）其中怒江流域约10处，澜沧江流域约12处，南盘江流域约12处，红河流域约5处，金沙江流域约25处。
云南沧源岩画较为集中，约10个点，有些点在深山中，如勐乃的“帕典姆”第一岩画点。有些点则近在公路旁，如勐省的“壤典姆”的第六岩画点。关于沧源岩画的绘制年代，学者尚有不同意见，过去认为系战国晚期至汉代的作品，也有人说为汉代作品。今有人认为岩画处在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那就是说，沧源岩画至少是距今5000年至2000年间绘制的，上限大大逆溯。《云南岩画艺术》认为，沧源岩画最早大概在距今3000年左右。
另据报道，2008年9月24日，云南考古研究所与临沧市文物管理所联合调查时，发现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勐甘村立新溶洞内有大面积的岩画。
据检索，西藏岩画20世纪初即被提及，英国人弗朗柯在西藏与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发现达拉克岩画。不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又提到西藏北部的岩画点。及至40年代，美国人史密斯对拉达克和赞斯卡尔两处岩画进行拍照，出版成册。同时，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西藏西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区发现古代岩画，杜齐认为这些岩画是佛教传进西藏以前的作品。
随着全国文物普查的深入，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阿里地区文物普查队，在与克什米尔接壤的日土县发现岩画，由于处在鲁日朗卡山上，故命名为鲁日朗卡岩画（图1-8）。
已知的鲁日朗卡岩画有六个画面，多用敲凿的方法制作，据《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岩画中有太阳、月亮、动物和人物等图形。日土县岩画除了西边的鲁日朗卡山一部，接着又发现南边的任姆栋山岩画，约40余幅。“任姆栋”系藏语“画面”的意思，此山因岩画得名，似可推测任姆栋岩画的历史是很久远的。据《青海岩画》的作者分析：任姆栋第十二和十三号岩画点的动物造型具有苏联学者所谓“空中悬浮状”的风格，可推测任姆栋十二号、十三号岩画的年代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之间，即中原纪年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
有人认为，西藏日土地区是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之间一条重要通道，岩画中一些草原文化的因素是通过这条通道传入的，后来的喇嘛教传入也是走的这条道路，故该地区岩画中发现草原文化的图像则是很自然的。
除上述凿磨岩画，日土县还发现了手绘岩画，即恰克桑岩画。其中一号点的图像，如月亮、太阳、神树等，被认为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的产物。关于日土县岩画的年代，普查队将其分为三期，调查报告认为第三期的下限，不晚于吐蕃或吐蕃早期。至于第一期，则参考《青海岩画》对任姆栋地区两个岩画点的推断，历史应是很久远的。
将西藏岩画划归西南地区，是因为川、藏、滇深厚的人文与地缘关系。另外，中国岩画的三个地区划分，尚无充分的学理依据，倘若转换不同角度，中国岩画还可以有不同分法。事实上西藏与青海可以构成一个岩画的地理单元，这个处在北方草原文明与西南复合文明之间的岩画，尽管所反映的文化模式仍然属于北方游牧或畜牧系统，但在岩画凿刻风格上，却自有特色。
王利君曾在《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上报道了刚察县哈龙沟岩画。此后不久，许国新、格桑本在《文物》1984年第2期上发表了《青海海州哈龙沟、巴哈默力沟岩画调查简报》。1985年青海岩画得到重要发现，这一次由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联合考察，历时三年，共发现岩画地点13处，多集中在青海海西和海南两州。
青海岩画的延续也有比较漫长的历史，可以认定为先秦岩画的，有野牛沟岩画和天棚岩画以及舍布齐岩画几个点。
西南地区岩画还有贵州关岭花江、开阳岩画，云南耿马、元江岩画等。
1915年黄仲琴对福建仙字潭岩画的调查，既是近现代中国岩画的最早发现，也是东南地区岩画的发现之肇始。但当时对福建华安汰溪仙字潭岩刻的调查仅有两个小时之刹那，短时间发现四组岩刻可谓走马观花。黄氏发表在1935年《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上的《汰溪古文》，否定乡民所断，认为岩刻非咒符，而可能是某一少数民族使用的古文字。1985年，陈兆复考察仙字潭岩刻，认为所谓字迹实为画迹。1986年盖山林对仙字潭岩刻作了图形分析，亦指出岩刻为图像，非文字，仙字潭岩刻应归视觉艺术的范畴。（图1-9）
东南地区岩画中，连云港岩画为1979年发现，岩画所在的将军崖濒临大海，考古学家推断此地是古代宗教的场所，岩画附近的三块石头是当时“社神”的遗留。岩画共三组，均被认定为史前时期的作品，可能是崇鸟的东夷民族少昊部落留下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殷商时期农业文明的艺术。
宝镜湾岩画是随着珠海西区的开发而发现的。1989年，珠海市博物馆在高栏岛宝镜湾发现岩画和史前遗址和遗物。（图1-10）陈兆复认为，从规模和所涵内容来说，宝镜湾岩画不仅是东南沿海岩画之最，在中国岩画中也非常突出。根据宝镜山岩画的风格，陈氏进一步认为，中国东南岩画与西南岩画实为两个系统，有不同制作方法和造型特点，而且东南岩画与环太平洋岩画有显著关系。关于宝镜山岩画的年代，邓聪认为，岩画附近的文化堆积，系东湾文化、涌浪期及商周三个时期的组合，考虑到岩画凿制的痕迹，可判断岩画与涌浪期关系最为密切。换言之，岩画似为4000年前至4500年前之间的作品，即中华民族即将踏进文明门槛前的作品。
香港岩画见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石壁画龙，在佛堂门，有龙形刻于石侧。”乡邦文献记载的岩画，实际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1200年，即大约先夏至早商之间的作品，所谓“佛堂”可能是乡民的理解和误释。1938年陈公哲曾对香港岩画进行调查，其内容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香港岩画点有东龙洲岩画、大屿山岩画、蒲台岛岩画、龙虾湾岩画、黄竹坑岩画、滘西洲岩画、长洲岩画、大浪湾岩画等处。这些岩画点大多处在背向外海的小港湾或小海湾里。
澳门所谓“棋盘”岩画于1982年发现，地点在寇娄岛的卡栝湾里。后经仔细考察，还发现许多较之“棋盘”更为复杂的图案。1995年香港和澳门在附近联合试掘，获一批陶片、玉石器、水晶器、石斧、石锛以及加工玉器所剩的余料。岩画十分模糊，一度对其年代有较大分歧，后珠海岩画发现，由于两者相伴的文化层遗物有相似之处，考古学家判断，澳门岩画与珠海宝镜湾岩画以及香港岩画，很可能有内在联系。
台湾岩画即高雄万山岩画，是高业荣于1978年发现的，后撰《迈向原始之路——记万山岩雕群的发现及意义》，发表在台湾《艺术家》1984年18卷第6期上。万山岩画有三个点，都处在雄伟的岩体上，其地名一个是孤巴察娥，一个是祖布里里，一个是莎娜奇娥。万山岩画的年代有人推断为距今300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是原始时期或原始部落的艺术，比较笼统。
纵览当代中国岩画研究，一般都在内容释读、年代判断、民族找寻、风格描述、工艺辨析等方面着力，研究面比较宽广。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美术史论家筚路蓝缕，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为研究先秦艺术开辟了新途径，提供了新参照。尽管早期岩画还不能完全凸出历史的雾障，尽管所提供的参照带有很大推测成分，但岩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仅从数量看，已具宏大气象。所以，它不应该只是先秦艺术史中的点缀，而应该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确立自己的研究目标，在中国早期文化艺术的研究中，成为不逊于陶器艺术，甚至不逊于青铜艺术的篇章。
岩画制作方法的研究是个相对容易进入，也相对容易获得结论的课题，因为描绘、磨刻、雕刻等手段是可以凭直观加以判断的，工具也是可以大致揣测的，但这是第一层面的课题。而岩画风格研究，大多论说者往往游移于风格释读和审美判断之间，有一定主观性，大多不在图像学语境。所以，中国岩画研究还需文化人类学家、美术史论家，甚至平面设计艺术家参加进来，真正在图像学研究方面，与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各有侧重地一并前行，共享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比较而言，岩画研究，特别早期岩画研究，最严重的困难在年代判断。由于年代不确定，又造成释读的不准确性。邓聪指出：“史前岩画的内容判读，真是谈何容易。同一岩画共存的图像，往往很难判断是否是一时之作。西欧旧石器时代岩画的分析，经过100多年数代考古学者的苦心经营，迄今学界对这些岩画内涵的解释，尚难有定论。”继而，邓氏借王国维指摘古文字释读之诟病处，指出目前中国对岩画年代判断、内容解读都有很大问题。
世界对岩画年代的判断，大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岩画被叠压在古代文化堆积物之下，如灰堆或贝冢等，堆积物有可能提供岩画年代的下限。
第二，岩画本身剥落部分，被掩埋在遗址的堆积物中，由此提供岩画被破坏的年代或使用的年代，但不是制作的年代。只有参照价值。第三，岩画所绘或所刻器物之形象，与附近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出土器物一致，由此为岩画绘制或刻制年代的判断提供了可信证据。但中国岩画研究对上述三种方法的使用还不够。
世界上为解决岩画年代判断问题，还有两种方法使用较为普遍。一种是对比不同地点的岩画风格，以风格相近岩画中已知年代的岩画为根据，对未知岩画作出推断。或通过对岩画所画器物和动物的形态之比较，根据器物使用和物种活动的时代，对岩画的制作时间作出判断。中国岩画研究年代判断主要运用此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自然科学的手段，即通过对岩画颜料的14C测定，以对岩画年代作出判断。但有学者认为，14C测定手段所取得的数据是可信的，但它不能运用于刻磨岩画，甚至对岩檐内，特别洞穴内彩绘岩画的测定，也未必有效。
1985年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一步展开。也是这一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开展对世界岩画摸底调查工作，国家文物局召开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西藏岩画工作会议，中国岩画的发现遂有突飞猛进的趋势。但是，中国岩画研究却道路坎坷，岩画的年代推断和内容释读的困难，严重地横亘在研究者面前，导致研究推进乏力。这一学术胶着状态，直到从澳大利亚引进岩画微腐蚀断代法，才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局面，即通过观察岩画刻痕中岩石晶体风蚀程度，从而判断岩画制作的年代。它在青海岩画断代工作中取得很好的效果，也是中国岩画研究前沿性的突破。李学勤认为：微腐蚀测年法，“不但对于岩画，对其他类型石刻的鉴定也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2000年后，宁夏岩画研究者开始利用“地衣测年法”判断宁夏大麦地岩画的年代。“地衣测年法”通过岩画上最大地衣的直径或面积，推算出基物，即岩画的制作年代。此法自奥地利学者首创，我国1985年开始使用。但研究者也认为，“地衣测年法”有一定局限性。《大麦地岩画》一书关于制作年代有几种判断，可能就是这种局限性所导致。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岩画出现很早，而且，有些地区岩画的持续也很绵长。这些地区的艺术进程，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以后中国艺术的主流，随社会物质形态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变迁。譬如，东周时，铁器取代铜器，仰仗于利器的漆木雕刻登上艺术舞台，出现所谓“一文杯换铜杯十”的兴盛景象；东汉时，造纸技术发明，绘画媒材由纸素取代布帛。由于工艺成本降低，产量提升，可以让更多的人群进入绘画领域，切磋技艺。绘画科目由此得到拓展，至唐展现盛况。
中华文化边缘地带的艺术发展，与中心区的演变是不平衡的，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自商代，歇息于春秋，这七个世纪中，同一文化圈内的岩画依然是其重要艺术形式，甚至出现繁盛现象，如阴山岩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始作，几乎贯穿整个现代人10000多年的历史；乌兰察布草原岩画也从石器时代始作，直至元季以降。这些地区的山体，就像巨大的画板，不同时期的历史过客，如林胡人、楼烦人、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鹘（粟特）人、党项人、蒙古人等，类似今天都市的涂鸦艺术家，表现了在同一画板上“雕刻”与图绘的强烈冲动与欲望。
岩画本身的介质属性，加上不同时期的画迹错杂相间，确给年代判断带来困难和不确定性，但并不是说判断岩画的年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各地区、各点的岩画，在年代上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而且有的岩画点如果具备一定条件，甚至有可能确定比较精确年代。由此，本书才能够借重考古学家的成果，把大体在先秦时创作的岩画集于一束，尽量不错讹于上古以后。
岩画是一段比较模糊、有待廓清的艺术史，故本章以“中国早期岩画”代替“先秦岩画”之标示，以“早期”的概约性适应岩画年代的不确定性，同时适应艺术发展的自在规律。这方面，尽管其他艺术科目的发展变化，因自在规律的作用，都存在超越朝代的现象，但在岩画，这是要特别指出的。（来源：邵学海所著《先秦艺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