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背影：黄永玉眼中的沈从文

作者：刘 强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比黄永玉老的老头中，对其影响最深，感情最笃的，应该要算是沈从文先生了，黄永玉的名作《比我老的老头》中，花最长篇幅书写的就是《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沈从文与黄永玉，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两位中国文化界的翘楚，他们俩是叔侄关系，都个性鲜明，在各自领域都创造了迄今无人能及的成就。

1.我和谁都不争

沈从文一生是怎么对待人对待事的，在侄儿黄永玉眼里看得格外分明，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来书写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经历，自己经历的和沈从文经历的，黄永玉替他感到悲恸和愤懑。无论周遭如何让人绝望，沈从文依然能克己复礼，保持一种超乎常人的自省。“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黄永玉大概是做不到如此淡定的，可人总归会有点爱憎的吧，他觉得有必要指摘那些“中山狼”们，他们的面目不能因为沈从文的不计较而随着岁月被掩埋，“没有心肝的中山狼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因某种权势欲望熏蠢了的头脑……他们从自己心目中的高档境界——名誉、地位、财富上扼他的脖子；殊不知这正是他所鄙弃的垃圾。”

杨绛先生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首诗很符合沈从文的心境和做人原则。大自然和艺术是他的挚爱，湘西的水和水边的人、狗、山，用笔写他的心和经历，研究古物和服饰，把艺术作为精神世界的最高追求，有了这些，还争什么？和人争是最没有出息的，也最低级，最没有成就感，风浪再大，也要保持着内心的恬淡和清醒，这大概可以解释沈从文，解释那个年代里很多很多文化人的风骨。

2.相信自己很重要

早年，沈从文接受英国BBC《龙的心》采访时，有一次黄永玉也在，他听得沈从文对一个爱发牢骚的搞美术理论的青年说：“泄气干什么？咦？怎么怕人欺侮？你听我说，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相信自己很重要，当然首先得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同时也不回避自己的短板，短板往往是我们最不愿展露或者提及的东西，但它确实客观存在，有能力的人选择去补足，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也应适应并理性面对它，切不可自己欺侮自己，否则会心理不平衡，徒增抱怨心，忍不住就会愤世嫉俗，甚至产生仇视心理，仇视心理常常就是因为自己的达不到遭遇了别人的达到而长期积累产生的重大心理偏差。但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只有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接纳这个世界的温柔对待，那些我们得不到的东西，可能本身并不属于我们；那些困扰或者阻碍我们的羁绊，也会随着时间和历史慢慢沉沦。

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与自己较量和和解。沈从文在这一点上想得很哲学，很坦然，没有经历过纷扰和颠沛，绝不会这么透彻，所以他的写作，从来不是刻意为之，或无病呻吟，他说，“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

3. 天才并非凭空产生

沈从文的后半生，从文学转到了历史，是中国文化界为数不多的成功转型且在前后两个领域均创造出顶级成就的大家。文学经历的积累是否为其后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力或推动力，很难阐明之间的关系，但有一点，历史研究同文学创作一样，一定也是沈从文所钟爱的，也能在其早期经历中找到些许影子。比如，在他尚在湘西当地军队里时，大概是1922年，在陈渠珍手下做文书，主要是负责管理陈渠珍收藏的古籍字画。在这个期间，他读了《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等著作，掌握了一定的文物鉴定知识。在西南联大当老师时，他痴迷旧物。刘宜庆在《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一书中记载，1939年，沈从文经老朋友杨振声举荐，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读书写作教课之余，沈从文最喜欢干的一个活，就是跟朋友一起逛夜市、淘古董。这些早年的经历，为其下半生成功转型为文物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以，天才大概也并非凭空产生的。

黄永玉在回忆表叔沈从文时写道，沈从文利用学习马列书籍中获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活学活用”到文物研究和鉴赏方面，“表叔从社会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社会制度上论证一些文物的真伪，排解了单纯就画论画、就诗论诗、就文论文的老方子的困难纠缠局面……大半辈子文物学术研究的成果，反证了'社会发展史’的价值，丰富了它的实证内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倒没有读过，但之前读过沈从文的《古人的文化》一书，大致也证实了黄永玉的说法，沈从文在研究方法上，唯物、求实、客观，注重考据和引典，他的这种务实的学术研究态度，正是探究古人物质文化的唯物史观。文学，成就了沈从文叩问心灵、表达真情的载体；文物，成就了沈从文穷极物理、追求真实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

4. 君子之交淡如水

黄永玉在谈到沈从文的“朋友圈”时，他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来形容，那就是“严肃而温暖的集体”，黄永玉有幸也见到了这个“集体”中几位老先生，如杨振声、巴金、金岳霖、朱光潜、李健吾等。适者相交，他们同沈从文一样，在文学艺术领域享有崇高声望，且都保持着高度独立的人格，从不为光环所牵绊或者傲慢。

黄永玉说：“老一辈文人的交谊好像都比较'傻’。激情不多，也无共谋的利害关系。清茶一杯，点心一小碟，端坐半天，委婉之极。”

君子之交淡如水，能走到一起，维系一种长久恒定的关系，也并不难，无非聊聊近况，叙叙家常，说说故事。夜深时，明月高悬，送友出门时，道一声：“夜路慢走，赶明儿再来！”友回身应一句：“回见，回见！”那时的月亮真的特别圆，特别亮，可照见彼此的心。那个时代的人，在通讯不发达的时空，来去都凭着一丝记挂，朋友不在家，访者就坐着等。他们彼此都不伤害，不挟私，有好酒共醉饮，有好诗同酬唱，那点情分，清如甘泉，也使贫瘠的生活多了一点暖意。在当下，在我们不再有清苦的生活，通讯已经发达到即时，而交谊之感，味同嚼蜡，无阻碍的时空，情感也极易质变，仿佛悬于半空，让人捉摸不透，早已找不到那份情趣、那份本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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