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之争,从比较狭义的意义上说,是争论人究竟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或方法实现道德完善。从广泛些的意义上看,直接关系到与方法相联结的目的——培养何种理想人格。如,从朱熹方面来看,即使退一步,承认陆学也可实现人的道德完善,起变移风俗、改换人心的作用,也还要提出,这样的人格是否就是理想人格?从而这样的目的是否就是为学的终极目的?从这个角度说,朱熹之所以主张格物穷理、读书博览,是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提供给人一种全面实现人格发展的方法。从传统儒家的圣人观点看,圣人不仅是道德人格的范型,而且是学识技艺的极致。“仁且智”(《孟子·公孙丑上》才是圣人人格的完整体现。因此,若以《论语》的标准而言,为圣人之学,必须兼“好仁”与“好学”(《阳货》)两个基本方面,“修德”、“讲学”(《述而》)并重,“依仁”、“游艺”兼行。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境界和广博学识技艺的人格典范。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不仅完美地体现了它所要求的崇高道德,而且应当在才智学识上可以为帝王之师,成就王佐之才。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为学的方法必须在努力提高道德境界同时,要具备关于自然事物、历史事变、政治结构、典章名物及各种为封建帝国统治需要的礼制规范等方面的广泛学识。而这一方面在陆学看,并不是他所理解的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陆学自己明确说过“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朱熹也指出:“如孝弟等事数件,合先做底也易晓,……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语类》百十九,黄义刚录)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看,从为为学所规定的方向上,可以认为,朱学是“为圣贤之学”,陆学则是“为君子之学”。这是由于,“朱熹要为封建统治长期利益培养人才”,而“陆九渊认为这是缓不济急”。两个学派所着眼的是社会文化不同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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