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儒家的理想人格，不仅完美地体现了它所要求的崇高道德，而且应当在才智学识上可以为帝王之师，成就王...

朱陆之争，从比较狭义的意义上说，是争论人究竟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或方法实现道德完善。从广泛些的意义上看，直接关系到与方法相联结的目的——培养何种理想人格。如，从朱熹方面来看，即使退一步，承认陆学也可实现人的道德完善，起变移风俗、改换人心的作用，也还要提出，这样的人格是否就是理想人格？从而这样的目的是否就是为学的终极目的？从这个角度说，朱熹之所以主张格物穷理、读书博览，是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提供给人一种全面实现人格发展的方法。从传统儒家的圣人观点看，圣人不仅是道德人格的范型，而且是学识技艺的极致。“仁且智”（《孟子·公孙丑上》才是圣人人格的完整体现。因此，若以《论语》的标准而言，为圣人之学，必须兼“好仁”与“好学”（《阳货》）两个基本方面，“修德”、“讲学”（《述而》）并重，“依仁”、“游艺”兼行。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境界和广博学识技艺的人格典范。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不仅完美地体现了它所要求的崇高道德，而且应当在才智学识上可以为帝王之师，成就王佐之才。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为学的方法必须在努力提高道德境界同时，要具备关于自然事物、历史事变、政治结构、典章名物及各种为封建帝国统治需要的礼制规范等方面的广泛学识。而这一方面在陆学看，并不是他所理解的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陆学自己明确说过“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朱熹也指出:“如孝弟等事数件，合先做底也易晓，……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语类》百十九，黄义刚录）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看，从为为学所规定的方向上，可以认为，朱学是“为圣贤之学”，陆学则是“为君子之学”。这是由于，“朱熹要为封建统治长期利益培养人才”，而“陆九渊认为这是缓不济急”。两个学派所着眼的是社会文化不同方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