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鼻祖，他在晚年回忆及“补课”中重点介绍了派克先生，费先生认为派克是他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派克是美国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中国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是派克来华进行讲学，他将美国社会学理论传入了中国。派克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三位外国老师对其影响较大。一位是费先生的博士导师马林诺斯基，他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氏对费先生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第二位是费先生在清华大学上硕士时的导师俄籍人史禄国，在史教师的传授下费先生掌握了体质人类学的知识。第三位学者就是美国人派克，他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1932年他受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的邀请来华进行讲学，费先生当时是大四的学生，听了派克的课以后，震动极大。费先生后来说：“译派克教授《论中国》一文即竟，编者命作简单之按语以介绍派克教授。但是译者实不知，应当怎样的介绍他才好，因为他所给予他学生的印象决不单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授，亦不单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社会学家。这些名词用来介绍他是永远不够的。因为他所给予人们的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生命，一种能用以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并非单由客观的描摹可以获得，一定要有主观的深察体会才能得到，所以我说是生命。”说来也奇怪，马林诺斯基和史禄国两位先生作为费先生的研究生导师对费先生的指导时间是最长的，但为什么费先生对本科时期仅仅是听了几堂课的派克教授的评价如此之高呢？为什么费先生晚年在进行社会学“补课”时会认认真真地研读派克的著作？为什么在费先生的一生中介绍得较为详尽的是派克教授呢？费先生曾说过：“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费先生浓墨重笔介绍派克，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派克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思想建立的深刻影响。
一、派克的生平及学术之路
费先生曾说：“派克一共活了80年，他花了超过一半的生命才长成一个后来领我们走入这个学科领域的引路人。”派克（Robert Eara Park）生于1864年2月14日，他是欧洲移民的后代。他的父母定居在明尼苏达（Minnesota）州的一个叫Red Wing的镇上，这个小镇是粮食集散的中心，他的父亲后来在这个小镇开了一个杂货店。由于当地教育条件不好，派克10岁时才开始上小学。“他的早年生活有点像马克·吐温笔下所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儿。他是在北欧移民的儿童中长大的。”派克小学毕业时成绩不好，在有13名学生的班级上名列第10名。他的父亲很失望，不准备让他再读书了。但是倔强的派克愤然离家，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后来自己考上了密执安大学，主攻哲学。在大学期间他遇到了当时在美国已经很有名气的实用主义学者J·杜威博士。这位老师使派克改变了一生的志趣，从原来想当工程师转变成为能理解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人类学家。杜威对派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后来成为派克许多社会学理论的基础。”
因为在大学派克受到了杜威的影响，所以1887年他毕业后挑选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他认为一生最有意思的事业是不抱任何实用的目的去观察和理解世界，特别是观察和理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记者这个职业把派克送到了五光十色的都市中。在此期间，他逐渐萌生了把都市世界作为一个社会实验室的想法。他想利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去观察社会上的各种人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从而看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罗森布什所著的《派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说》中曾提到过一个事例。报社让派克去采访一个因酗酒而犯罪的妇女，他在采访中对这个妇女怎么会酗酒这件事本身发生了兴趣。他觉得这个妇女之所以酗酒是受她所处的社会的影响。因此，他提出这个妇女并不是犯罪，而是受害于一种有类似于传染病的酗酒的社会恶习。他从这个角度写出报道，重点不在于读者所感兴趣的犯罪经过，而是在分析一般读者水平还不能够理解的犯罪的社会原因。
当了11年记者后，派克认为自己的知识有限，于是1898年，在他34岁时，他又进哈佛大学重新开始了校园生活。当时的哈佛大学处于黄金时期，在哲学方面就有三位大师，Willian James、Josiah Royce和George Santayana。但是三位大师并没有能把派克留在哲学领域，相反派克认为意念不能代表实在，他认为他要选择的道路不是哲学而是科学。1899年，派克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后，就离开了哈佛大学直奔德国柏林Friederich-Wilhelm大学。在那里他听到了他一生中唯一在教室里学到的社会学这门课程，主讲人是G·齐美尔（Georg Simmel）。齐美尔对派克后来的学术生涯具有明显而令人信服的影响。派克赞赏Simmel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派克在导师Windelband的指导下用两年时间写出了一篇《群众和公众》的论文，这篇论文奠定了派克社会学的基础。1903年派克获得了博士学位。
1903年，派克离开柏林回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在哲学系里任助教。在任助教期间，他住在波士顿附近的Quincy区。当时这个地方正爆发反对刚果虐待黑人的运动，这引起了派克的极大兴趣。“派克一生另一个主要里程碑，就是他担任刚果改革协会秘书的职务。”由于这个职务，使派克有机会和美国黑人接近了。这时他结识了美国黑人领袖卜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华盛顿是当时美国全国刚果改革协会的副会长和脱斯开奇（Tuskegee）师范和工业学院的院长。派克与华盛顿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有7年之久。派克成了华盛顿的代笔人和顾问。“人们把他称为华盛顿运动中'王冠后面的权威’，这种说法似乎是公平的。”他们一起为争取黑人的解放奔走呼吁。这位黑人领袖提供派克接触各地美国黑人和参加各种有关黑人问题会议的机会，打开了派克观察和研究黑人生活的大门。由于华盛顿并不关心非洲黑人的生活，这也就打消了派克想去非洲实地调查的念头。“换句话说，把派克从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可能性上拉到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路上。”在华盛顿的帮助下，派克到了美国南方，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当时的白人和黑人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接上的，但是从来并不相沟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黑人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安全的悲惨感觉。他说他甚至曾经愿意变成一个黑人，想从切身的体验中亲尝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他又说美国的黑人是一个丰富、独特的社会学实验室。可以理解这是派克进入社会学这个领域过程中有点像是通过人类学家常喜欢描述的“成年礼”的味道。
1914年，当派克50岁之际，他接受了I·W·托马斯（I·W·Thomas）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开始讲授有关美国黑人的课程。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派克给这个学校带来了浓郁的学术气氛，这就是记者的技巧以及一位改革家的热情。1918年之后，随着托马斯在学术舞台上的消失，派克开始占据了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位置。他对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派克将在齐美尔那里学到的符号互动理论传到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也主要归功于派克的引导，芝加哥学派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派克的记者经历。
1933年，派克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之后他到处旅行，同时也写一些零星的札记和文章，并在各大学讲学。1936年派克在菲斯克的一所黑人大学定居下来。1944年2月7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据他的朋友Brearly说，在最后的日子里，派克还在思考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传教士对文化传播的问题。另一个朋友C·Johnson说派克的脑子不停地在思考，他从不丧失对生命之热情，在探索人的行为的边界，即使在最后日子里，不能说话的时候。
二、派克理论及芝加哥学派的产生
派克出生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逝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轴心国统治被击败的前一年。在这个时期改革的精神和政治的进步占据着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工业发展急速膨胀，以都市为基地的工业体系迅速形成，由日益萎缩的乡村涌现出了大量的移民和季节工涌向都市。这是一个充满肮脏、充满贫困、充满暴力、充满竞争和磨难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派克的理论及芝加哥学派。
派克对美国社会学的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他的著作散布的，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他的学生传播的。派克极力主张成长中的城市是社会学应当关心的重大社会事实，他努力以自己对城市现象和种族关系的研究热忱来激励他的学生。在治学方面他首先考虑的是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探索社会，尤其是探索城市社会。他将学生们派往城市中，让他们搜集他们周围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重大社会学新闻”。在他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做了大量经验性研究，尤其是对城市结构、城市环境、集体行为、种族关系和社会控制方面的研究。学生们对流浪汉及其经常出没的地区、黑人家庭和犹太人集中居住区、贫民窟和富人区进行了调查，对城市中不同群体的婚姻、邻里、贫困、犯罪、人口流动、社会交往、信息传递、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不同职业的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不仅对学生，派克的思想对他的同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之前，芝加哥学派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社会学研究起步最早的大学，也是美国最早培养社会学家的摇蓝之一。
1892年，A·W·斯莫尔（Albiou Wood bury small）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同年，芝加哥大学设立社会学博士学位，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大学。斯莫尔与G·E·文森特合写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系创立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托马斯、派克、伯吉斯等人，形成了强大的师资队伍。在20年代，在派克的领导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200多位研究生，300多位本科生，开设了40多门课程，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其学术群体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派克成为了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芝加哥学派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在内。在这段历史里，派克的功绩是巨大的，也是公认的。其实，所谓“芝加哥学派”是指聚集在派克周围的研究群体，以派克的实用主义论文《城市：都市环境中人的行为研究的建议》为标志，他们制定了许多研究计划，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专著，在美国社会学领域中几乎取得垄断地位。芝加哥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城市作为研究的主题。到了30年代，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35年，美国社会学会创办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不再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刊物作为美国社会学会刊，这一变更标志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统治美国社会学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芝加哥学派开始减弱。
芝加哥学派主要强调通过直接的实地研究去揭示城市环境中的解体和冲突现象。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基本理念是对社会中“人”的关怀。芝加哥学派的立场是鲜明的，那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思想基础，实用主义决定着学者的每一个具体的选择。比如，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可以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念，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选择了人道关怀；在价值观念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作为方法论层次的思想工具有很多，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选择了科学理性；在众多社会问题可以研究的情况下，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选择了芝加哥都市发展存在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为芝加哥学派独占于社会学中的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因为社会学的研究市场主要在都市社会。芝加哥大学发展到派克时期，正是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构建时期。
有人把派克的理论体系说成是从“集合行为”（collect behavior）开始，以“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结束。集合行为（或称集合行动），包括各种群众运动、社会运动以及政治活动乃至公众舆论。派克解释集合行为时说，个人在一个团体里受其他各分子的活动及思想的影响而行为时，此种行为就属集合性质。“我们谈集合行为，就是谈我们群。个人们的如何能在一起行为，是最大的问题。”派克对集合行为主要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人文区位学”是派克最早提出来的。他从读冷门书中得到了启发，不断联系他的社会学思考，培养出了一门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学科。启发他进入“人文区位学”的几本冷门书是《植物区位学》（Ecology of Plant）、《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蚂蚁窝》（The Ant Colony as an Organism）、《动物区位学导论》（Guide to the Study of Animal Ecology）。他读了这几本书后，认为应该建立“人文区位学”。1930年，他写了6篇文章阐述人们生活上表现区位格局的具体例子和理论上的阐述。他提出了许多社会学上的重要概念，如生活网络、生存竞争、集体行为、社会的生物基础和社会平衡等。他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的社会就在于建立在不同的水平上，人是在文化的水平上，而动植物是在生物水平上。派克的“人文区位学”的核心是人文世界有4个层次，基层是和动植物等同的，称之为区位层或生物层，往上升一层是经济层，直升一层是政治层，最高一层是道德层。派克认为，层次越是向上升级，人的自由就越是递减。人和其他动物和植物的差别是人用文化来约束自己。他说，有意思的是这几个层次像是堆成了一个金字塔，区位层是基础，道德层是最高。竞争是发生在基层生物性的自然秩序里，植物和动物群体里的个体是不受群体节制的。一个人完全进入了社会秩序，也就是全部生活都被组织在群体里，处处要服从整体的意志了。经济、政治、道德层是文化层，人到了文化层，个人的自由就完全受群体的习惯、意识和法律的控制了。人文区位最终的任务就是研究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两者如何取得平衡的过程，以及一旦两者的平衡破坏后，怎样重新取得调整。“人文区位学派的社区研究就其追求社会历程的了解与野外工作使用的技术而言，和人类学颇有相似之外。所不同的是前者研究现代社区，后者研究部落社区。”这些有关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地位和发展的思想，在派克的一生中还不能是一个成熟的看法。他本来打算和麦肯齐合作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两人都已经写出了该书的大纲，也各自在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开设了这门课，但可惜的是没有成书。派克只提出在人文区位学里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将要产生一个全球化的共生体系，但没有相应的在其上层的共识体系里完成一个道德秩序。正因为派克出了一道基本题，也做出了基本理论框架的设计，也就为后人发展全球化的法律、道德秩序与全球一体化课题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派克对社会学理论的建树有其特殊的贡献。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著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是一部最有影响的社会学教科书。1921年以后的美国社会学，在方向上及内容上主要是按这本书定下的，这本书给社会学的领域规定了范围。这本1040页的《引论》原是为初入大学的学生准备的基础课本，后来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成为了一个里程碑。派克对这本《引论》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体系的论述。这个体系的论述是由一系列包括从社会组织和人的生活的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社会学概念所构成的，这个体系就是社会的科学。社会的科学是派克心目中的社会学，也就是在这本书要引导学生们进入的成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费孝通先生评价这本书时说：“说是一本教科书，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本社会学的大百科辞书。”
1925年他和伯吉斯、麦肯齐合著的《城市——在城市环境中的人性研究的建议》一书成为城市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本《城市》实际上是为当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揭幕。随后在派克指导下的一系列博士论文以此为蓝本出版。
派克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工作，他指出要以城市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经验和事实出发，依靠第一手材料对城市进行研究。他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走出去，亲眼看一看现实的城市在怎样活动。派克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城市研究从思维的空中带回到现实的土壤上。实地调查是一项完全合法的科研事业和社会学的真正基础，它不是社会研究的一个准科学性的附属物。派克的理论标志着城市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了。亚社会学派常常被认定为芝加哥学派。亚社会学派主张人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是由城市中的亚文化社会的各种因素决定的。“他们把人视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生物亚社会的（biosubsocial）压力和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变因是'非个人感情竞争（impersonal competition）’”
三、“派克来华”与“社会学中国化”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来源于芝加哥社会学派。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话，那么作为一种学派正式传入中国，则是在1932年派克来华讲学开始的。芝加哥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渊源之一，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宝库的一部分。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他也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当时在燕京大学主持社会学系的工作。费孝通先生在《补课札记》中写道，吴文藻先生1985年去世前，曾向他的家人说将自己的一部分书留给他的得意门生费孝通，至于什么书由费孝通自己挑选，结果费孝通就挑选了派克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和《城市》。费先生后来说：“当时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中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留此实物作为纪念，永志不忘。没有预料到今天这两本书竟是老师为我留下当前'补课’的入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以燕京大学吴文藻率领的一批学生从事中国社区的研究最为著名。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知名的学者，如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杨庆堃等。这些学生的学术思想主要受到了吴文藻先生请来了两位外国巨匠的影响。一位是美国的派克，另一位是英国的布朗。这两位国际级大师的到来，将世界上最新派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讯息传入了中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交待。社会学和人类学早期是没有什么界线的，社会学的大师同样也是人类学的大师。就象费孝通先生本人一样，他既是社会学学者，同时也是人类学学者，他获得国外的奖励主要还是人类学的，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也被视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过去有人认为社会学主要是研究社区的，人类学主要是研究部落社会的。其实，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早期的那种以原始部落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就是人文关怀加田野调查，它的都市人类学、法律人类学都主要以社区为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早期的思想还是现在的看法，这两个学科都有交叉之处，只不过各自的研究方法与策略上有所不同罢了。所以说早期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是相通的。费孝通先生曾说过：“过去人类学者都以文化及经济水平较低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学派则是中国学者以本国的经济文化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这为社会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而且这种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促进本国社会的发展，使社会人类学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应用科学”，“马林诺斯基曾称这种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他这种评价也为我们指出了其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首先要联系实际才能为本国的社会发展提供科学论据，成为一门服务于人民的社会科学。”费孝通先生还提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英国和美国是各守门户，分灶吃饭的。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却发生了交互影响。派克主张理论应密切联系实际，而且提倡实地调查方法，就是研究者必须深入社会生活，详细观察，悉心体会和了解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心态，然后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事实，提高到理论水平。这种实地调查方法派克公开承认是从社会人类学移植过去的。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Radcliffe Brown）是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和派克都认为社会人类学其实就是比较社会学。派克从社会学方面攀近社会人类学，布朗从人类学方面去靠拢社会学，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实现了“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合而为一可以追溯到这一段历史。当然，现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虽有研究对象的交叉，但研究方法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影响了中国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派克于1932年9月来华讲学，历时三个月，到12月份离开。在燕京大学他主要讲授两门课程，一门是“集合行为”，一门是“社会学研究方法”。派克所讲的课，对当时的费孝通等大四的学生影响很大，印象也很深。在派克的班上，学生们是认真的，一来因为他是68岁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二来他的讲课内容对中国的学生触动很大。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过，派克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确实是这些学生中在大学里最令人兴奋的课程。“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第一句话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这句话打动了我的想像力，开了我们的心窍。”听了派克的第一堂课，当时的学生都有闻所未闻的新鲜感，派克将这批学生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费孝通先生说，不仅我一个人，凡是和我一起听派克老师这门课程的同学，多多少少在灵魂上震动了一下，而且这一震动，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其后几十年里的学术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
派克经常带领学生在现实社会中去体验理论，到民间的贫民窟、到“八大胡同”中去，还带领学生到监狱里去参观。费孝通先生回忆说，派克先生曾带我们去北平的天桥，以前我们是不去那个地方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去那样的地方？但他去还带我们去，他说你们要了解中国的人，了解什么是社会关系，天桥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里面什么都有。费先生说，我去过天桥之后思想上受到震动，原来只是在小说里看到的有关人际关系的描述，但实际生活当中的情况却要比那复杂得多，光看《红楼梦》是看不到的。所以光看书不行，为了要开阔认识社会的视野，派克主张到人类学当中去找方法。
派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引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城市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也就是以这种方法研究芝加哥城市各种居民区而著名的。派克将这种称为Community study，我们把它翻译为“社区研究”。费孝通先生说：“我们感激派克老师更重要的是在他给我们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其方法可以从人类学中去学习。吴文藻先生听从了派克的指导，开始引导学生学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也请来了英国的人类学家布朗来讲解社会人类学。这样就使得田野调查方法成为中国学者主要的方法，中国学者以本国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也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应用科学。
派克认为都市是西方社会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现代西方的社会问题是都市社会问题，而东方的社会问题是乡村社会问题。在派克所写的《论中国》一文中，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就是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不同，亦是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的不同。派克认为文化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长在这里面。我们的语言、习惯、情绪和意见都不知不觉地在这里面养成的。中国是以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扩大而生长的。“事实上，中国是不能用西洋人所谓帝国或政治的个体来称呼的。它是一种文明；和欧洲或印度一般，而不是一种政治的个体。他们还没有达到休戚相关的程序和成就集合动作的能力。而这些又都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不能缺少的特性。”派克曾说过，没有在中国居住20年以上的，最好不要写关于中国的文章。但是在临别时，燕京大学的学生坚持请他留一些赠言，这样他就写了《论中国》一文。派克也曾把中国比喻为一种章鱼（octopus），它能用多个触角伸向不同的方面，把别的东西包容进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派克所说的融合，他看到这是和靠征服而生长的欧洲民族扩张的过程不同的地方。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的学术源头主要来源于派克先生。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编辑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序言中讲到：“先生在此短促的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的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讲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
孙 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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