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近微山湖的沛县境内，有许多村镇和山东巨野的名称一样，如：龙固镇、丁官屯、陶官屯、李集、冯桥、关庄、六营、奚阁、欢口、后屯等，不仅名称一样，方言、口音、生活习俗与巨野都大同小异，与沛县其他地方的民众大不相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这与清末清末的“湖田案”有关。
沛县地图
湖田案，亦称“湖团案”，是铜山、沛县土著与山东曹州流民因湖田纠纷而起的冲突事件，曾轰动一时。因曹州（菏泽）属广义的淮北地区所辖范围，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均与淮北大略相同，而且，也不是因为土客杂居而引起“异习生猜”，不属文化相异引起的冲突。湖田滨于微山、昭阳两湖西岸，南迄铜山，北跨鱼台，绵延二百余里，宽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多为铜山、沛县属境。
1851 年，对铜山、沛县农民来说是一场劫难，就在这一年，黄河决于丰工下游，铜山、沛县等属正当其冲，于是两湖漫溢，合微山、昭阳之湖地， 铜山、沛县、鱼台之民田，汇为巨浸，一片汪洋。铜山、沛县农民不得不踏上黄泥路，流离迁徙，渡江南下，以为从此“故乡永成泽国，不复顾恋矣”。
1855 年，黄河再度决口，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黄河有了自己的入海口。黄河改道北移，占了古代济水河道，东流入海。对铜山、沛县农民来说未必 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对曹州府属的农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黄河在兰仪决口，曹州所属首当其冲。田庐漂没，居民奔散。其郓城、嘉祥、钜野等县的难民，蜂拥而至徐州府属。其时，铜山、沛县之巨浸，已半涸为淤地，于是他们相率寄居于此，垦荒为田，结棚为居，持器械以自卫，立团长以自雄。徐州道王梦龄以其形迹可疑，下了逐客之令。然而来者日众，无可奈何。又经沛县禀请，以其实系被灾穷黎，拟查明所占沛地，押令退还，其湖边无 主荒地，暂令耕种纳租。河督庚长“亦以居民亡而地无主也，且虞游民之无生计也，遂许招垦缴价轮租以裕饷，谓之团民”。
1857 年，河督庚长派人丈量南起铜山荣家沟，北至鱼台界，东至湖边，西至丰县界，计湖荒地两千余顷，分上中下三则，设立湖田局，招垦缴价。又于土客交错之地，通筑长堤，名曰“大边”，“以清东民与土民之界限”。其时，地方多故，特别是在太平军北伐的影响下，淮北各地“乡集土匪 蜂起”，捻军遍地开花。为了剿灭“发捻”，清廷号召团练乡勇，保卫桑梓，各地“例得治练事”，垦种湖田之民，遂得创立各团。其在铜山、沛 县之团有八，曰唐团、北王团、北赵团、南王团、南赵团、于团、睢团、侯团（后改称刁团），均以首事者之姓为名，如唐团首事者为唐守忠，故名。 “湖团”之名由此而来。
湖淤之地既肥沃，又屡值岁丰，渐以富饶。东省客民原以为可以安居乐业了，但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原先逃难在外的铜山、沛县流民，纷纷还乡，当看到昔日巨浸变为良田，且为山东客民之产，心怀不平，遂起争讼。 居民。客民霸占有主之田，客民则谓全系湖荒之地，相持累岁，屡酿巨案，竟致弄到无法收拾的局面。
于是“沛民之有产者既恨其 霸占，即无产者亦咸抱公愤。而团民恃其人众，置之不理，反或欺侮土著，日寻斗争，遂有不能两立之势”。1859 年，侯团抢劫铜山之郑家集，经徐州道派兵拿办，并将该团民驱逐出境，另行遴董招垦，辗转更置，是为刁团。
1862 年，又有山东客民在唐团边外占种沛地，设立新团，屡与沛民械斗争控。土客冲突日趋扩大化、复杂化。到了这个时候，官府仍未有得力可行的举措， 终于导致 1864 年的流血事件。这年 7 月，新团以两人被杀，遂攻破刘庄寨， 连毙数十命，民情汹汹。漕运总督吴棠饬派徐州镇道带兵剿办，平毁新团，擒斩至千人之多，并将团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指挥攻捻战争，并处理湖田争讼一案。
曾国藩
曾国藩到徐州之后，铜山、沛县绅民即赴控各团，呈词累数十纸。曾国藩“以案情重大，实兆兵端，未敢遽为剖断”。实际上曾国藩对此并无定见，这从他所上的奏折中可地退出，“谓可抒沛民之愤，而折其心矣”。但 事情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
土客构讼，已成不可解之仇。沛人贡生张其浦、张士举、文生王献华等与刘庄事主刘际昌先后赴京，以新团一案，唐守忠主盟指使，情同叛逆，请 将各旧团一概剿办各情，在都察院呈控。京城哗然。钦奉谕旨，交吴棠密速查办，不久经吴棠以唐守忠来团最早，其名特著，核诸所控各词，毫无实据， 且与原呈不符，不过欲将新旧各团一概驱逐而夺其成熟之田等语，奏复在案。而沛人纷纷构讼，仍复不休。田产纠纷，逐渐演化为政治性事件。清廷 焦灼不安，只得让曾国藩亲自出马了。
1865 年 5 月，作为清廷王牌的僧格林沁蒙古马队被捻军聚歼于曹州（今菏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殁于阵。朝廷震悼，急令 湘军最高首脑、两以看出：“臣博采舆论，昔年铜、沛被害之家，被水而田产尽失，水退而田复被占，其怀恨兴讼自出于情不得已。近则构讼 之人并非失业之户，不过一二刁生劣监，设局敛钱，终岁恋讼。不特团民苦之，即土民亦以按户派钱为苦。而主讼者多方构煽，既以张客压主激成众怒，又以夺还大利歆动众心。官长或为持平之论，讼者辄目为受贿。各团岂无安 分之民？讼者概指为通贼。初至有领地之价，后来有输地之租，而讼者不问案牍之原委，必欲尽逐此数万人而后快。此又新团既剿以后，沛民健讼不顾其安之情形也。”对铜山、沛县绅民构讼，颇不以为然。可是在另一折中，又说：“湖团一事，与剿捻大有关系。臣拟将通捻之团酌量惩办，其余数万 人全数资遣回籍。现经两次派员前往山东郓城、钜野等处，察看该团民原籍尚足安插否？如可，则遣之东归。在沛县可免占产之讼，在徐州亦无招捻之窝。臣再将资遣事宜，专疏奏办。而臣之赴豫，则须稍迟。如其不可安插， 臣亦不勉强驱遣。在徐、沛不无后患，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即有将数万东省客民资遣回籍之意。两份奏折对照，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未寻到解决湖 田一案的适当办法。如果全数资遣，可能会激而生变，于攻捻大局不利，实际上已牵制曾国藩不能迅速赴豫督剿，何堪再由事态扩大！如果对铜山、沛 县之民的控告置若罔闻，又可能使土客冲突继续升级，同样有关剿捻大局。这使曾国藩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但曾国藩毕竟是老于世故、颇富政治经验的经世派领袖，他从“通捻”这一点上受到了启发，终于寻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曾国藩在奏折中称：“（同治四年）九月，捻众东窜，远近探禀，均称湖团勾贼。讯据生擒贼供，亦称 南王团有人函约贼来。百口一词，虽反复研究，未得主名，而平时该团窝匪抢劫，积案累累，情实可信。又刁团平日窝匪，与南王团相等。除王、 刁两团外，其余六团或凭圩御贼，或圩破被害，遭贼焚掠杀掠，其情状历历在目，其为并未通贼亦属确有可据。”湖团有没有“通贼”，曾国藩并没 有十分把握，即所列举的事实，也是不充分的。但他把焦点集中于“通贼” 嫌疑最大的王、刁两团而不及其余，也许这正是他高明之处。那么，湖团有无“通贼”情事？根据《铜沛湖田纪事始末》、《济宁直隶州续志》、《豫军纪略》等资料记载，湖团“通贼”确有可据，而且可能 不止于王、刁两团，铜山、沛县是捻军出入熟路，即土著亦不能谓与捻军毫无瓜葛。但曾国藩为不使事态扩大，权衡利弊，决定采取折衷办法来解决湖田一案，做到既能服铜沛之人心，又不尽逐湖田客民。于是，将对付捻军的“分别良莠”之策搬了出来：“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据产业为团所占急求清还者，是土民之良者也；无契串产业，但知敛钱构 讼，激众怒以兴祸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自安耕种，如唐团之拒贼殉节，受害极惨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团之勾贼，刁团之容贼，是客民之莠者也。”良莠既分，曾国藩立即通行晓谕，饬令王、 刁两团，勒限同治五年（1866 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逐回山东本籍，派刘松山 带兵前往弹压。在曾国藩看来，“湖团之事，若全不示之以威，断不足服铜、沛之（人）心”，故将王、刁两团驱逐。这也可见曾国藩用心良苦。 王、刁两团被逐后，如何处理善后事宜也是烦难之事，一旦处置失宜， 同样会留下后患。这一点，曾国藩是颇为谨慎的。经再三思考，酌定善后事宜三条：酌给钱文，以恤已逐之团；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在这个善后事宜三条中，曾国藩既要为“骂贼”而死的客民（唐守忠等）树碑立传，又对激众构讼的土著文生（王献华）褫革衣衿；既认定 王、刁两团“通贼”，却拿一个在逃者（王长振）尽法处治；驱逐王、刁两团，不外乎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应该说，曾国藩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 他在左右为难中寻到这种折衷的办法，在当时不啻为策之上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办法得到清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上谕中说：“湖团争利寻仇，积衅 已久。此次曾国藩秉公查办，将王、刁两团全数逐回山东，并酌定善后事宜三条，以期各安生业，永息争端，所办甚属妥速。已明降谕旨，均照所请办 理。”几及十年的湖田纠纷案，总算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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