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自读书以来,常听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云云,然而最近看到某人写施耐庵的文章,大觉稀奇,这就与诸位分享于下:
这位兄台,文章开头,就来一招叫做先扬后抑,说《水浒传》的文词构想是很奇特(这是先扬),可是——细玩其味,它能令人走错路,做很多错事,所以这对人类是有害的(这是后抑)。
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兄台这便分析施耐庵的写作意图,说老施本是“五经四书都明白”的人,可读书偏就“读坏”了,所以常有愤世嫉俗的思想。例证便是他曾做过钱塘县官,因为性情孤僻怪异,这便得罪了上司(官场由来如此,容不得人,大家都懂的)。
怎么办呢?既然不能做官,老施便只要回家去。但官虽是不做,这气却不能不发,他做不到古人圣贤常云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于是便“大发牢骚、嫉世妒俗”,写一部《水边的108个犯罪分子》来,自然这名字不够骇世惊俗,后来便缩成两字,名曰:《水浒》!
自然,这是咱的见识,那兄台却能由此看出施耐庵的小来,说其实他写这部《水浒》,是“鼓励人去做土匪、做强盗,鼓励人打家劫舍。”假装说“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实际上是“拿人家的产做自己的产,得到的自己享受。”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见识,古已有之。《水浒》一书问世之后,确实有人担心,那些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好事之徒”,会因这部书诞生了“非法非份”的念想,也要上梁山,也要落草为寇,也想着占山为王,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于是,后来便诞生了一部《荡寇志》。大清国有个叫做俞万春的人,续接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水浒),写梁山泊一百零八人如何恶有恶报没有好下场。
俞万春为何如此呢?原来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末年天下大乱那会,这位老弟,据说一脑子忠义概念,常说:“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水浒改成那般模样。
此事见诸明代田汝成写的《西湖游览志余》,其中如此写道:“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壊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好嘛,这还把写三国的罗贯中也扯进去了,老罗可怜哉(不过也确实有人认为罗贯中也写了半本《水浒传》)!
到了清代,一个叫铁珊的人又编了一本《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书中又云:
“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世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证,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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