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自读书以来，常听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云云，然而最近看到某人写施耐庵的文章，大觉稀奇，这就与诸位分享于下：
这位兄台，文章开头，就来一招叫做先扬后抑，说《水浒传》的文词构想是很奇特（这是先扬），可是——细玩其味，它能令人走错路，做很多错事，所以这对人类是有害的（这是后抑）。
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兄台这便分析施耐庵的写作意图，说老施本是“五经四书都明白”的人，可读书偏就“读坏”了，所以常有愤世嫉俗的思想。例证便是他曾做过钱塘县官，因为性情孤僻怪异，这便得罪了上司（官场由来如此，容不得人，大家都懂的）。
怎么办呢？既然不能做官，老施便只要回家去。但官虽是不做，这气却不能不发，他做不到古人圣贤常云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于是便“大发牢骚、嫉世妒俗”，写一部《水边的108个犯罪分子》来，自然这名字不够骇世惊俗，后来便缩成两字，名曰：《水浒》！
自然，这是咱的见识，那兄台却能由此看出施耐庵的小来，说其实他写这部《水浒》，是“鼓励人去做土匪、做强盗，鼓励人打家劫舍。”假装说“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实际上是“拿人家的产做自己的产,得到的自己享受。”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见识，古已有之。《水浒》一书问世之后，确实有人担心，那些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好事之徒”，会因这部书诞生了“非法非份”的念想，也要上梁山，也要落草为寇，也想着占山为王，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于是，后来便诞生了一部《荡寇志》。大清国有个叫做俞万春的人，续接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水浒），写梁山泊一百零八人如何恶有恶报没有好下场。
俞万春为何如此呢？原来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末年天下大乱那会，这位老弟，据说一脑子忠义概念，常说：“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水浒改成那般模样。
此事见诸明代田汝成写的《西湖游览志余》，其中如此写道：“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壊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好嘛，这还把写三国的罗贯中也扯进去了，老罗可怜哉（不过也确实有人认为罗贯中也写了半本《水浒传》）！
到了清代，一个叫铁珊的人又编了一本《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书中又云：
“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世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证，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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