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山的坟

   我的家就住在岳麓山的脚下，每天清晨自林间小路登上山，健步走上几公里，是我习惯的身体锻炼方式。每天行走的路线也是固定的，沿着七十三军墓的甬道走五个来回，便大约是四公里。墓碑由花岗岩叠成棱锥状，如指向苍穹的利剑，周遭刻着国民政府要人的题字。甬道以青石铺地，道傍古木参天，甬道的两头各有一个麻石垒就的亭子，南面是纪忠亭，北面是归宿亭，亭高两丈许，亭中置石桌石凳。

这里虽属于岳麓山景区，但相对偏僻，游人并不多。每天来此晨练的也就那么几个老人，日日相见，自然就成了熟人。其中有一位余老先生，今年已84了，身体颇为健朗。他自小就在这里放牛、砍柴，对岳麓山最为熟悉。

岳麓山上最多的是树，其次便是坟，据老人讲，岳麓山早年本就是附近村民的义山（也就是坟山）。只是后来山的名气越来越大，也就不许普通人下葬了。“一座岳麓山，半部近代史”，归葬于岳麓山的名人确实很多。 麓山上坟莹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大型的公墓，如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墓、七十三军墓、七十七师墓等等。第二类则是近现代名人墓，如大家熟悉的黄兴、蔡锷，还有不那么熟悉的齐学启、丁文江等等。第三类古墓，如隋舍利塔、明吴道行墓等。第四类便是普通的平民墓，这类墓数量众多，许多都已荒废，湮灭于从林之中。

“死生亦已大矣”，在国家推行火葬之前，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于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宿之处都很重视，都希望能葬到一个“风水宝地”，以利后嗣云云，所以古代堪舆的风水先生便长盛不衰。这种活人向死人要福气的手段，现在看来是相当可笑了。

古人讲究叶落归根，各个家族都会有自己的家族墓地。安土重迁的中国人生聚族而居，死聚族而葬，除非客死他乡，一般都会魂归故里，这样也便于后人的祭扫。岳麓山上这么多彼此没有血源关系的人集中安葬于一山的现象并不常见。我认为，近现代许多革命先驱志士所以归葬于岳麓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岳麓书院自19世纪末以来培养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谋求国家民族复兴的人才。中国最早按现代课程体系办学的“时务学堂”即导源于该书院。戊戌变法的骨干梁启超、谭嗣同都曾执教于该校，而辛亥革命的许多骨干也曾求学于岳麓山下。岳麓山庶几成了那个时代爱国图强的革命者的精神家园。二是岳麓山是四次长沙会战的指挥部与主战场，日寇自1939年至1944年四攻长沙，久不得手，正是在长沙会战之后，屡屡受挫的日寇从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相持，真可谓是“守一城以捍天下”。在此过程中，日寇死亡过了十万，而中国军人在长沙附近也牺牲甚众，时至今日山上还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战壕遗址，这是岳麓山建有多处抗日将士公墓的原因。据余老先生回忆，在现在湖南师大党校、武装部所在地，1960年之前还曾建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的抗日将士公墓，规制与七十三军公墓相当，但后来在师大的建设过程中被拆除了。在岳麓山穿石坡一带还建有第四军的墓地。三是革命志士陈天华入葬开启了革命英烈魂归岳麓山的先例。继之，辛亥革命的诸多湖南籍烈士都被集中安埋于此。

陈天华是湖南新华人，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是华兴会创始人之一。曾留学日本，协助孙中山先生筹组同盟会。与革命党人宋教仁、秋瑾等过从甚密。曾撰写《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了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1 905年12月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然蹈海自杀，期待以自己的死唤醒沉睡中的国人，时年30岁。他是最早为中国民主革命牺牲的人。

他归葬于岳麓山还在当时的长沙引起了轩然大波。据1906 年 6 月 8 日（农历闰四月十七日）的《申报》的报道：在禹之谟的领导下，湘省各学堂学生于三月二十七日在左文襄祠举行追悼大会，四月初一日合葬陈天华和姚宏业于岳麓山前。下葬当天，数千学生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过湘江前往岳麓山，送葬队伍绵亘十余里，" 观者倾城塞路 "，从长沙城向西望去，" 全山为之缟素 "。葬后有湘省巨绅多人迭次谒见抚院，面陈岳麓山旧例不准安葬坟茔。并抬出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曾国藩要葬岳麓山，都被本省的士绅给阻止了的旧事；士绅代表认为陈天华不配葬在岳麓山，并质问 " 天华何如人，岳麓何如地？ "但禹之谟等拒绝退让，禹之谟拔刀向天：" 求一抔土葬烈士，于巡抚何？" 这样陈天华就首开革命英烈下葬岳麓山的先河。这也是同盟会领导下的第一次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907年便有同盟会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更有武昌起义，推翻了清庭的统治。

自此之后，诸多为中国民主革命、抗日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便纷纷归葬于岳麓山上，据不完全统计，小小的岳麓山上归葬的近现代较为有名的仁人志士有50多处，包括陈天华、黄兴、蔡锷、蒋诩武、刘道一、焦达峰、禹之谟、龚宪、丁文江、杨树达、陈明仁、肖劲光、齐学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自由、民主道路上的明灯。他们的故事实在太多，多得我在此难以记叙，多得足以移山填海、气塞苍冥。岳麓山由此便成了一座革命之山、英烈之山。青山忠骨，此诚麓山之幸也！

在此，我还是忍不住想追叙一下齐学启将军的事迹，不是因为他的官大，也不是因为他功高，而是因为他坚贞的民族气节，因为他惊天动地的故事还不太为人知晓。齐将军是湖南宁乡人，曾在1932年率部赴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坚守闸北阵地40多天。1942年从孙立人将军入缅作战，任新编第38师副师长。入缅率部在仁安羌与日军激战时，亲临前线指挥，与日军血战三昼夜，毙伤日军千余人，取得仁安羌大捷。后又在卡萨、温早之间多次击败日军。5月与参谋、警卫人员护送伤员回后方途中与日军遭遇，在战斗中身受重伤而昏迷。齐学启苏醒过来发觉自己身陷敌营时，立即怒斥敌人，并拒绝换药与进食，以求速死。面对日本军官的劝降，齐学启依然大义凛然，厉声斥责日军旅团长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速枪毙，勿多言。”猛力向前夺刀欲自刺．并说：“求亡得仁，又何怨！劝降不成，日冦将其关进了战俘集中营。他在狱中鼓励狱友坚持对敌斗争，汪伪政府专门派叶蓬来诱降，许以高官厚禄。遭拒绝后，叶蓬鼓动战俘中小部分希望卖国求荣的战俘：“你们之所以不能前往南京享受高官厚禄，全都是因为齐副师长一人不肯与我们合作。”于是这帮无耻之徒处处与齐学启作对，几次试图加害于他。1945年4月，在日冦败绩已露，这些宵小害怕劣迹败露，竟然直接在战俘营中杀害了这个现代的文天祥。英雄没有死在敌寇手里，竟然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手里！这或许是汉人一亡于蒙元、再亡于满清的重要原因吧。战后，他归葬于岳麓山南坡。1990年，解除了软禁的孙立人将军还募款重修了齐学启的墓。2015年淸明他的儿子专门回到大陆，会同齐将军后人一起来祭拜了这位老同学、老部下。当然类似的荡气回肠的故事在归葬麓山的英烈中还有许多。

谢林说：“自然是冥顽化的理智”。岳麓山上的土石，亦如普天下的土石，无言亦无情，只服从机械的与化学的铁律。但正是英烈们的鲜血与骸骨砸开了山与石那坚硬盲目的外壳，以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柔软的爱，为历史找到了方向，为后世找到了航标，使生命具有了某种神圣的目的：人们并不生而就是奴隶，而可以做自由的人，也应该是自由的人。这种目的，是比自然规律更高层次的理智，是满含着情感和德性的必然。人类正是借此突破了物的羁绊，成为了觉醒的自在自为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经无数次在岳麓山的林莽间盘桓，他雄健刚强、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襟与领袖人格正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英国有威斯敏斯特教堂，法国有先贤祠，而中国有岳麓山。那些伟大生命的精神可以感受、想象、代入，却难以物化，但世人总希望留下某种追忆的线索，所以对屈原的怀念演变成了端午节，佛教徒会为高僧修舍利塔，基督徒会以十字架作为旗帜。人们会凭借着这些，去凭吊、去感怀、去承继民族的精神，不仅是经典上的教诲，也不只是那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故事，是榜样，是先贤们用生命绘就的奋斗轨迹。岳麓山上的坟是他们肉身的终点，一掊土、一块碑、一声叹息；同时又是他们精神生命的另一个出发点，成为了沉默的呼喊，成为了昭告后来人的证物。过去的，确实巳过去，但当下与过去存在某种精神的纽带。他们以死亡完成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羽化成为了普遍的精神，进入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活。他们通过我们得以复活，这就是所谓永垂不朽。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后来人能从先辈那里获得奋进的力量与方向。他们未必是“至善”，但他们是通向“善”的一个音符，向善而生，为善而死。正是在精神的世界里时间的单向性得以突破。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位神灵告诉般度族的领袖坚战说：“人世间最大的秘密在于，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然而仍活着的人还是会象永远不朽一样去生活。”在英烈的坟前伫立的人们也许会禁不住自问：到底什么才是生命的实存？到底怎样才算生命的寂灭？

现在麓山之下已经发展成了大学城，年轻的学子们忙于学业、忙于恋爱、忙于游戏，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有兴趣片刻驻足坟前去追忆英烈们的往事。岳麓山景区管理处的胡滔滔先生就岳麓山上的这些坟墓及景点著有《两个世纪的光影——岳麓山老照片琐话》一书，对墓的位置及墓主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若是有人能够编一套《麓山英烈传》，对英烈们的事迹作更详尽的介绍该有多好！他们也曾青春年少，他们也曾气宇轩昂，他们满腔热血站在历史的拐弯处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沉思、哭泣、抗争、牺牲。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但每个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东西却往往是普遍的：家国的情怀、永恒的真理、刚强的慈悲…

可以告慰英烈们的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复是当年的中国，他们曾经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虽然要走的路依然艰险、漫长。

2021年的清明，晨有微雨，日日走过的七十三军墓的祭坛上一早不知谁人奉上了一大捧菊花，有白的，有黄的…

湘水绵绵，青山常在，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