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江英公:1962年1月,在东京的银座举行了一个年轻摄影家的群展,我有10件作品,为三岛拍摄的一部分照片也在里面。因为是首次公开展出,我请三岛为这些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的作品取个标题,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回去想想。第二天他就寄来信,写了几个供我挑选:“男人和蔷薇”、“噩梦遁走曲”、“受难变奏曲”、“死的饶舌”……最后是“蔷薇刑”。我一眼看中了“蔷薇刑”这个名字。从形式和读音上看,每一个字的中文含义都非常漂亮,而且充分表达了内容。而三岛把“蔷薇”和“处罚”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一种很新鲜的意象,我看后非常感动,就选它作为摄影集的标题。
“蔷薇”在日本文化中并无特别的隐喻,但在西方,我印象中好像有种说法是“Under the Rose”,有秘密谈话的意思。也许三岛由纪夫受到这样的启发。
三联生活周刊:这组照片以生、死为主题,是你和三岛一起讨论后决定的吗?10年后三岛自杀,你有没有觉得当初的拍摄有某种预言性?
细江英公:生和死是我这方面的想法,拍前并未和三岛谈论过这类话题。至于美,那是当然的事情,因为被拍摄的人是三岛由纪夫。他离世后,我也没有觉得10年前的拍摄中有过任何预知或暗示,那只是一次拍摄。如果认为有关系,也是观者的感受。
三岛去世那天,我正在香港。有人说,你的朋友三岛死了,你不知道吗?我赶紧跑到街上去买《Evening Star》,1970年11月25日那张。这家英文报纸当时在香港很有名,但奇怪的是,那个记者居然把“三岛由纪夫”的名字搞错了,写成了“三品行雄”。我看完报道,还不敢相信是真的,打电话到日本家里。我夫人证实了这个消息,告诉我已经有好多媒体打电话到家里来,提出要用《蔷薇刑》里的照片。我认为《蔷薇刑》是摄影艺术作品,不是肖像照,在当时那样的情境下发出来会伤害到三岛的名誉,就拒绝了所有的媒体。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早一本摄影集《男人和女人》,以表现肉体为主题,但给人的感觉和西方人体摄影作品很不相同。
细江英公:我的作品是完全个人化的,观者不需要放在东方或西方的语境下去评价,也没有好或者坏,就是喜欢和不喜欢。这组照片看上去似乎有点色情,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它们和性有关,而性最深层的东西是关于生命的感觉,不可避免地与死亡之神的观念关联,相比之下色情是多么表面的东西。看到我的作品,相信没有人会产生简单的性爱之类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三岛由纪夫、土方巽、大野一雄……几十年来,你的拍摄对象好像只有几个人。
细江英公:对。因为我只拍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人。我没有办法做那种突发拍摄,也做不到为一个陌生人拍摄肖像。说到大野一雄,从1959~2010年我一直在拍他,因为我特别爱他的舞蹈——缓慢,安静,里面却有巨大的力量,总是把我惊到。每次看他演出,我都不会拍照,只想好好观看舞蹈,因为我要拍的不是现场演出照片。拍摄的时候,我要把他带到我熟悉的环境里面,按照我的方式来拍,那就是我的“细江剧场”:在那里,我是制作人、导演、观众,也是评论家,被拍摄的人在为我做一场隆重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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