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所谓的“禅让”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将接任大权,成为下一任的领导者。这与血统和身份无关,是一种和平转让权力的方法。
《庄子·杂篇》中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这里说的“相禅”就是替代的含义。权力的和平转移以尧、舜、禹最为美谈,千古以来,人们提及这三位君主都称颂不已,他们成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但事实上并不是儒士口中所传承的那样。
在史书上有所记载:《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这样写到,尧在位70年后,其子丹朱不成器,不得百姓爱戴,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但仍保荐丹朱治理南河8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纷纷靠拢“贤明”的舜,让尧也了解到他的儿子朽木不可雕,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这样看来,似乎并不是尧让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所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有这样的评语:“舜逼尧,禹逼舜。”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近百岁的尧又能如何呢?
《尚书》中还有言: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鲸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舜即位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终、、欢兜等一干尧在位时的名臣,终使天下臣服。很显然,共工等人很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位,所以他才如此排斥他们。此招“杀鸡儆猴”再明显不过。不过舜到最后也是胆战心惊地坐着帝位,因为即将取代他在人民正是鲧之子禹。
舜是禹的杀父仇人,此乃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禹治水成功后,能甘心为舜所用吗?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顿觉其中的精到之处。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察,实为“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舜死得如此孤独,于是便有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凄惨结局:“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总之,舜的死实则是有蹊跷的。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再现当时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的存在?
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在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在。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
孔子翻遍了历史,才找到尧、舜、禹三人并非子承父业的例子,于是以“天下德者居之”教育子弟,到各国游说各色君主,提倡礼乐、道统。而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用了 2000多年的时间,实践的一直都是希冀将君主化为圣人的治国政统,而非将圣人化为君主的治国道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从始至终都为君主所利用。
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确的政治的举措。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政统的标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追寻的道德理想,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
于是有人认为,政道合一、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政治手段,才是永久的统治之道,但可惜古老的禅让和德治还是不幸地破灭了。
是谁剥开了“禅让”的谎言?我们或可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帝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在曹丕看来:原来天下唯“德者”居之,实则应该改为天下唯“权者”居之,谁的实力足够强,谁的地位足够稳,谁就可登上帝位。曹丕度古人之腹,虽有偏颇,但未必是空穴来风。
看天下千百年斗争,越是乱世,“禅让”的戏目上演得便越精彩,在“和平性异姓夺嫡”的光环下,这些“禅让”的神话怪圈有许多是被历史和人们理想化了的政治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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