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彩 继 续 ……
内容提要：
一个13岁的贫困少年将斧头镰刀的标记深深地烙在自己的手腕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这枚鲜明的烙印带着神圣的使命走过了祖国的万水千山……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与先机挺进东北的八路军第16军分区部队相遇，这枚斧头镰刀烙印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一个将军传奇般的军旅岁月由于有了这枚烙印而熠熠生辉……如何确立信仰？如何为信仰而战？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何……唐凯将军用一生曲折艰辛的奋斗告诉你……
1941年，对于唐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度，在这年的夏末，他的生命再次经历了死神的考验。
从这一年的1月开始到1943年的上半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各个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阶段。
1940年8月下旬开始，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使我党我军的威望空前提高。大战期间，抗大二分校各团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组织战地参观团，实地考察见学，进行各种宣传活动，更有部分单位直接参与了破路、炸桥、袭击等战斗行动，学员们的收获是巨大的。但是，人们很快也感受到敌人报复的压力。
大战如同在日寇的后脑猛击一掌，使其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大量的日军被从华中抽调回华北，用以对付八路军，“剿共”和“整肃治安”成为敌人在新的年度里行动的首要。从1941年初春开始，到1942年底，敌人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大规模的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种“铁壁合围”、“拉网”似的大“扫荡”对我根据地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我军活动的范围被大大地缩小，敌人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河北敌后分为冀西山区、冀中和冀东平原几块，而贯穿南北的平汉铁路更以路东和路西的分界线形成敌我双方各自在心目中的屏障。在1940年，抗三团即跨过铁路开赴路东冀中战场办学，是抗大二分校深入敌后最早也是最远的单位。1941年夏，面对日寇即将开始的对冀西的空前残酷、持久的“扫荡”，抗大二分校所做的反应是迅速而果断的。孙毅校长和李志民主任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只有主动迎着敌人插进去，才能有力地保护自己，从而使学校获得更多在战地办学的经验，敌人的“扫荡”正是锻炼学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特别是学习平原游击战争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决定利用冀中的敌人向冀西山区进攻的间隙，由孙毅校长带领直属队和抗二团留在韩信台一带的山区与敌人周旋，而以李志民主任带领抗一团穿越敌人平汉铁路封锁线跳到冀中地区，与原在那里的抗三团会合，开展敌后的平原教学训练，配合进行游击战争。
唐凯接到任务非常高兴，他在心里早就盼着到冀中的战场上去看看了，尤其是听到抗三团在去年8月下旬刚到冀中就遇到百团大战全面展开，他们就近参加了沧石路的破袭战，配合二十三团破坏沧石公路40余里的战绩，好生羡慕。久不打仗，手和心都痒得不行了。
不过，他可不能把这种情绪不加节制地流露，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并不是作战，仍然是组织教学工作，他只是私下里与政治处主任傅崇碧同志悄悄地表示：要是能遇到一场仗打就好了。傅崇碧也有同感，到抗大几年了，军人的作战情结始终无法了断。
8月，敌人的“扫荡”开始不久，做了充分准备的抗一团也开始了向冀中敌后运动的行动。
这时的冀中地区，正是敌我斗争异常残酷的时期。日军为了封锁、分割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公路、碉堡、沟壑、高墙，并为之命名为“囚笼政策”，妄图将我军陷于孤立。各方的敌情通报早就下来了，冀西的人们都晓得冀中的局势是一种什么样子。
我军在冀中的活动面大约有8000余个村庄，约60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在这片区域内，竟然密布着1700多个据点，1700多公里的封锁沟，其中将冀中与冀西分隔开的封锁线是从北平一直向南延伸的，几乎将整个河北一刀两断，宽的地方一般为两丈，沟里注水，许多地段埋有蒺藜。另外还有3000多公里的公路——发达的交通在现代社会里是人们生活的理想，而在那时却是桎梏抗日军民的枷锁。在抗日军民活动的区域内，碉堡成群，火力相接，沟路纵横，密如蛛网。敌伪的巡逻队穿梭往返，尤其是重要地段汽车和铁甲列车并用，在各乡村基层则建立反动的维持会和保甲制度，培植和豢养一批汉奸为其通风报信。凭借着优良的装备和机动性，敌人越发有恃无恐，频繁地出动“扫荡”，不断制造着一笔笔血案。群众形容面前的情景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
唐凯团长率领抗一团，在政治部主任李志民的带领下从冀西“下山”了。他在向大家动员时讲，我们是一只出山的豹子，为什么不是猛虎而是豹子呢？他说，豹子灵活聪明敏捷，奔走快，还能上树。孙毅校长出发前再次强调：胜利在脚！大家一定要有多跑路的思想准备。
果然，万事开头难。当唐凯率团首次接近平汉铁路时便感到了一切与预料中的困难不但一样而且更有甚之——敌人的铁甲车就像走马灯一样频繁，遍布沿线的敌人竟然像夜游神似的几乎彻夜巡逻——两次试图穿越都失败了，在与敌短促交手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出发地。经过细致向当地群众了解，把队伍又向北带了几十里，再图进取。
第三次终于成功了。他们趁着浓重的夜色溶进了冀中平原的土地。唐凯见到部队未损一人一枪。心中好生高兴，想：这个开端应该算不错了。大家也都松了口气，部队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不过这时高兴显然还嫌太早。这天下午，队伍开到定县一个叫做“由尉”的村子里，看看环境尚可，唐凯与李志民等人商量一下，决定先停下来隐蔽休息一天。可是，天刚刚擦黑，远在村外的哨兵突然急匆匆地赶来向他报告：“村子北面发现鬼子的骑兵，此时正向这里开来！”
情况万分紧急，几乎无暇思前想后，唐凯分析形势想队伍昼伏夜出，一路上并未暴露目标，从敌人的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和没有打枪这些迹象看来，这股敌人不像是有备而来，很可能是路过。于是，他果断地请示李志民主任：将部队立刻分散隐蔽到村南的青纱帐里去，同时做好战斗准备。李志民同意了他的意见。一声令下，部队立刻行动，转瞬间消失在茂密的玉米地里。
唐凯和李志民等领导带领几个机关干部，待部队疏散完毕后，才在离村子不远的一片玉米地里隐蔽下来。不一会儿，嘚嘚的马蹄声便由远而近传来，间或夹杂着叽里哇啦的日本话声。这是他头一次距离这么近地听到日语发出的声音，在这种非常的地点和时间里，这种语言使得他感到格外压抑，他和大家一样，心弦紧得都快绷断了。
敌人越来越近，在他们潜伏的青纱帐前分了两路由东向西前进，两路马队将他们夹在了中间，距离分别都是百米左右。鬼子旁若无人地喧哗着，在说笑，马蹄震动得地面在颤抖。
1942年在抗大
突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负责接应他们的冀中骑兵连的一匹战马也许是突然受到同类的影响而嘶鸣起来。这叫声顿时将玉米地里的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了。
果然，敌人被这不和谐的叫声吸引了，马队停了下来，“哪里的马在叫唤？”一个汉奸的声音。接着，敌人也不再喧嚷，四周一下子呈现出死一样的寂静。敌我双方都在透过夜幕倾听着动静。
一会儿，敌人又叫了起来：“八路，八路！快快出来！”“不出来，统统的死啦死啦的！”汉奸的声音也时高时低：“八路，快出来投降！皇军优待你们！”“再不出来就开枪啦！”……
青纱帐里的人们屏住呼吸紧张地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唐凯听到敌人这么一喊，反而心里放松了许多，他想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敌人要是已经发现了我们，恐怕早就不会这样沉得住气了，看样子是在瞎诈唬。
李志民示意唐凯等人向他靠拢一些，压低声音道：“如果敌人闯进来，我们就坚决地打，能消灭多少算多少，最后给自己留下一颗子弹，宁死也不能当俘虏。这是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最后的考验！”唐凯说：“放心吧，没有一个孬种！”
他们先是彼此告别似的相互握握手，唐凯在那一瞬间感到浑身被包裹在一种悲壮的氛围里；然后大家分头蹑手蹑脚地将随身携带的文件掩埋起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就在人们抱定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等待着敌人钻进青纱帐来的时候，忽然北路和南路敌人的骡马像是在跟谁打招呼似得也鸣叫起来，这一下不得了，东路这边的马也咴咴地响应，一时间，青纱帐周围的骡马叫声连成一片，谁也分不出到底是哪边的牲口在叫了。
也许是敌人判断第一声马嘶鸣本身就是自己的马在叫，也许是怯于夜色钻进青纱帐的不便，总之，敌人忽然决定继续前进，迅速离开了这片青纱帐。
听着马蹄声渐渐地远去，唐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箭在弦上的血战戏剧性地被化解了。
进入冀中的第一步成功地迈出去了，抗一团与抗三团会合到一起。新的教学工作与以往大相径庭的形态呈现在唐凯的面前。
在这敌后的平原上办学，目标大，装备差，环境险恶。生存问题一直是各级领导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作为一团之长，唐凯比别人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他必须掌握敌情，经常与抗三团的首长取得联系，注意随时选择和变换于办学有利的活动区域，冀中军区的五个军分区，几乎都印有他们的足迹。由于冀中腹地的饶阳、深泽、安平、定县等地恰处于敌人两个旅团的结合部，空隙较大，因此他们的活动更加偏爱在这一地区。
率领团队独立在敌后活动，对一个指挥员来说要求得更高。抗大学习的游击战术在这时便开始派上用场，唐凯很注意学习他人的经验，同时用这些经验迅速将部队带动起来，这是他多年从事领导工作的一个方法。
每到一地，他便立刻与所在地的军分区、野战团以及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做到对敌我及友邻了如指掌。抗三团的经验使他很受启发，他们组织了一支40多人的自行车侦察队，主要以本地人组成，十分干练。这支小分队一到驻地，就能迅速地通过各种关系把附近的敌情摸个底儿掉，简直成了四处延伸的耳目。唐凯想抗一团虽然初来乍到，不像三团那么熟悉，但是搞个小规模的总还可以，于是也组织十几个人，成了专门负责沟通抗三团的情报热线。一有情况，马上通报，部队可以在短期内立刻转移。
敌人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加上一些地区有汉奸作祟，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不得不频频转移，教学工作为了适应这一特点。也安排得精干实用，不拖泥带水，常常是两三天为一个科目单元，速战速决，有时连总结都是在行军中进行的。虽然如此，他们却决不马虎应对，教学质量不断通过各种考核来检验和评定。早上出操的制度还要坚持。唐凯十分注意学员们的军人作风养成，在这方面要求很严格。当时为了安全。行军一般是在黄昏出发，如果夜里12点后抵达宿营地，则可免去第二天的早操，否则，出操雷打不动。
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制度就是上课，只要没有敌情，教育计划必须严格遵守。唐凯的想法十分明确：学校，主要的任务就是办学，培养干部，为各个单位输送人才，这是他们工作的中心，他与其他团的领导对此一直保持清醒头脑。
教学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一切为了抗战。学员们所学的东西能否在未来的抗战实践中得到有效地应用和发挥，这是检验工作的惟一标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抗一团重点钻研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少而精是教学的原则，而理论联系实际则是自始至终提倡的优良学风。为了使教学与冀中的斗争特点相吻合，他们与冀中军区各个分区、各野战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战例和活的材料是学校最生动的教材。在理论的基础上，实地考察也是重要的内容，演练演习经常结合行军举行，唐凯不时地出一些诸如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的情况让学员们处理。他同时格外重视夜行军，自从红军时期以来，夜战就是我军的看家打法，所不同的是平原的夜与山区的夜区别很大，要想得心应手，必须人人懂得如何组织夜行军、判别方位、夜间进攻和转移等等。这些实用性很强的科目令学员们很有兴趣，毕业回到部队后，马上就派上了用场。
奖证:党的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1941年，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关于保存和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的指示精神和冀中反“扫荡”、反“强化治安运动”的斗争形势需要，决定在抗大二分校创立附设中学（简称附中）。附中决定从冀中招收一批知识青少年，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同时教他们一定的军事、政治常识。为未来抗战胜利建国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附中的校长由李志民兼任。附中从1941年4月开始招生，1942年1月正式开学，共组建了8个学员连队，后来发展到了11个。
这年的夏天，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中开始在冀中招生。最初附中是叫抗四团，这也是为了适应冀中残酷的形势，用来壮己声威的办法。抗一团从路西过到路东来不久，就接受了为抗四团招生的任务。经过调查了解冀中的一些家长，都有一个想让孩子上学的愿望，可一听说是抗四团，便以为是去打仗，便产生了顾虑，因为毕竟是孩子啊。二分校根据这个情况，便索性打起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的旗号，这下子号召力起来了。招生人员所到之处，高小学生奔走相告，家长带着来咨询的、自己来应试的，络绎不绝，原以为男青少年当兵走的多了，招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谁想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特别是许多女生，纷纷跃跃欲试，硬是缠着附中的同志，非要当八路不可。决心最大的是从无极县走60多里地来定县的一个女生，名叫李鸿彬，她说服了母亲，毅然离开家庭来到附中招生点。可是学校开始是没有打算招收女生的，师生们劝她回去，她坚决不动摇，在校部一住就是二十几天，说什么也不回去。学校领导见她决心如此大，便认真研究了女生的情况，并请示了上级。最后，聂荣臻司令员专门做了批示，指示可以招收少量女生。于是李鸿彬同志成为附中的第一个女学员。经过严格筛选，附中共招收了90多名女生，专门组成了一个女生队。
首批组建的五个学员队共有600多人，分为4个男生队、1个女生队。这批学员大部分是冀中沙河、滹沱河南北两岸的定县、安平、安国、深泽、饶阳、蠡县、无极等县的高小毕业生，也有一部分是我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和小学的教师。大部分人十四五岁，有几个二十来岁的，最小的才13岁。
就是这批学生，在不久之后便与抗一团唐凯团长的命运发生了生死与共的联系。
附中一开学，马上就投入了反“扫荡”的斗争，青少年们在残酷的斗争面前经受了最初的考验。反“扫荡”结束后，学校鉴于日伪军对冀中的骚扰不断加剧，环境很不安定，这些同学的年龄普遍较小，不能像战斗部队那样长久地适应这种环境，便做出决定：过了八月十五后将这批学员转到路西去，冀西山区更有利于办学。
冀中军区派出战斗力很强的十七团担任主要掩护工作。学校方面则将掩护过路的任务交给了抗一团，协同十七团行动，重点是协调组织附中的行动。
唐凯接到任务后，立即分开两头做工作。一面对附中的准备提出具体要求，另一面专程会见冀中十七团的首长，研究兵力部署和配置。在十七团团部，他见到了早就认识的左叶参谋长。左叶身材不高，但是雄武英俊，一脸络腮胡，是个出色的武将。他早年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与贺子珍等人一同与后来上山的毛泽东等人会师，担任过中央警卫师的师长。唐凯认识他是在西路军失败之后的事，当时在五军团的左叶在部队全军覆灭后，一路要饭回到了陕北归队，成为一时的佳话。让具有传奇经历的左叶指挥掩护过路，令唐凯很是欣慰。他与左叶参谋长认真分析了一比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拟制了几种行动方案，设想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在此前，掩护过路的任务，抗一团被临时拉上去担负过几次，对于唐凯来说，本是家常便饭，它已经成为冀中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那几次都是小规模的护送干部和个别首长，分队机动性强，接应十分顺利。这次不同了，他面对的是日寇夏季“扫荡”之后越加严密控制的铁路线，沿线铁甲车频繁巡逻、封锁沟难以逾越不说，光是通过“爱护村”就十分棘手，这是敌伪控制的一个手段，利用反动保甲制度，层层连坐，由汉奸监督，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过报信。要是少量人员还差强人意，但是现在要带的可是几百个没有受过训练的青少年，唐凯深感责任重大。
从十七团回来，唐凯便着手进行过路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编制部队，将有战斗经验的干部编到附中各队，其中包括此次也参加过路的高上科的营以上干部，加强领导，这是一贯的工作传统。然后是必要的军事常识教育，短促突击军事动作训练。重点是练腿，从八月十五前便开始每周搞两次紧急集合，半夜起来，带上所有东西，跑步前进，一口气就是七八里地，每次都跟真的一样，使大家适应情况。后勤方面的准备也很充分，每个人都备足了粮食，米袋子里鼓鼓地装着炒面、小米等，每个人至少三斤，外加一斤盐。天气近冷，棉衣也是准备的内容，学员们都用黑布缝制了棉衣。
万事俱备，就等天气了。算好了10月8日夜，天上没有月亮，行动在此一举。
10月8日下午，太阳落山前，无极县崆村村头的坟地上，唐凯团长等领导早早地站在那里等候了。其时夕阳尚未落尽，西天血红，与开始发黄的树叶相映，色彩斑驳而苍凉，有一种悲壮的气氛。没有人大声讲话，四周一片静寂。一会儿，各单位陆续跑步开来了，学员们除了没有武器，一律是全副武装，背包干粮加挎包，每个人的负重都不少。青少年们见团首长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又见部队集合到一起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拉歌，顿时意识到今晚要动真格儿的了。
唐凯命令各单位检查行装，干部要将每个人的背包都使劲地抖动几下，以防散乱。然后整队，宣布任务和纪律以及行动顺序。
行军序列是最前面是团直属队，接着是学员二队、三队、陆军中学、高上科、四队……一队殿后；不准掉队，不准说话，不准咳嗽，每个人都将预先准备好的白色毛巾绑在左臂上……
口令：团结；
回令；战斗。
抗大五周年纪念
唐凯检查完各单位工作，又到队后去见李志民主任。李主任这时正患重感冒发高烧躺在担架上，他专门派了20个身强力壮的学员护送他。请示了李志民之后，唐凯低声发令：成两路纵队，出发！
队伍迎着落日最后的余晖移动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镀着一层红光，显得肃穆而激动。步履沙沙，沿着地沟前进。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了。
夜色越来越浓。走在最前面的唐凯心里想：好啊，越黑越好。
前几十里路都是解放区，地沟延伸到敌占区的边沿便停止了，队伍走到路面上来。危险性加大，但也好走了许多。唐凯命通信员向后传：成四路纵队，跑步跟上！
他带领直属队于夜半时分穿过“爱护村”，翻越那纵贯河北的土墙，封锁沟和铁丝网，率先到达预定地点新乐县和定县交界处的东里村外的铁路边。唐凯立刻在铁路边的制高点布置机枪警戒，先期赶到的左叶参谋长也来了，二人相见握手，没有多话，只是简单互告掩护部队位置和准备情况，紧接着马上命人剪开若干处铁丝网扩大突破口；同时推墙、挖土填沟，沟里有水，填不满，能爬过即可。
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唐凯很是满意，着通信员跑步回返，通知后续人马加快动作，同时叮嘱负责护送李志民主任的同志过沟时一定要保护李主任的安全，最好用绳子将他固定在担架上，以免担架直立时人翻滚下来。
队伍很快到达了，井然有序地翻越封锁沟。唐凯站在沟沿指挥，和众人一起帮助将抬在队伍中段的李志民主任抬过沟，送过铁路。气氛尽管紧张，但很多青少年从未见过铁路，还忍不住摸一摸冰凉的铁轨，有的还在上面坐一坐。
“那是谁坐在那？！跟上！快！快……”唐凯不时发出催促的命令。
就在这时，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当年16岁参加附中的女学员张凌果同志，2000年在北京的家中回忆起当初惊险紧张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们五队在后面一点，一路上跑得满头大汗，天黑得只能见到前面人的轮廓，不断地听到小声传来'跟上’'跟上’的口令。进了东里村，大家擦墙走，墙上的白字标语可以看清，写的是'消匪共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反动口号。这时通知原地休息，但是不让放下背包。这时二队已经接近铁路了，这个村离铁路只有一里地。前面传话来了，有一道土墙，两道水沟，三道铁丝网，前面正在填沟破网。我们待命。我想蹲下，指导员张如愚不让蹲，也不能坐，只能站着休息。
我们那时虽然紧张，但不是害怕，我甚至想去涂墙上的标语。我没有见过铁路，还想去摸摸铁路。”
“这时突然出事了。村里忽然有人高声喊叫：'谁拿我家的镐头了？！’接着就是吵闹声，狗也叫起来了，然后是梆子声、锣声响成一片。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唐团长派侦察员王家凹来通报，这是汉奸在向鬼子报信，命令我们立刻跑步出村，迅速通过封锁线！”
张凌果紧跟着队伍跑出了东里村。这时只听得南北两端一时枪声大作，子弹在夜空中嗖嗖地飞过，每一颗都像是冲着自己来的。出了村是一片收获过的红薯地，他们踩着红薯秧子深一脚浅一脚地飞跑，这会儿才真正体会到了害怕的滋味儿。大家一个心思，往前跑，千万别停下！有的人摔倒了，爬起来又跑。有的人倒下就不动了，大家知道是中弹了。
关键的时刻，学员们听到夜空里响起唐凯团长嘹亮的声音：“同志们不要怕！十七团在掩护我们！我们有苏联老大哥的机关枪，敌人过不来的！”他的话给这些初次经历战斗的年轻人很大鼓励，人们循声望去，只见黑暗中唐团长的身影出现在一个高地上，没有任何掩护，他一只手挥动着驳壳枪，另一只手挥着，镇定地示意部队加快通过的速度。
两端的枪声越来越烈，左叶参谋长那边的压力明显地在加大。
这边，几个分队在唐凯的指挥下，迅速地突破一道道障碍，越过平汉线。
唐凯站在铁道旁的至高点上，一动不动，他的行为起着稳定军心的作用，使身边冲过来的同志们备受鼓舞。
更严重的敌情出现了：这时，铁轨明显地抖动起来，从南北两端的远处射来强烈的探照灯光——日寇的铁甲车出动了。敌人的火力骤然猛烈起来，铁甲车上开始向这边发射炮弹。
1942年在抗大
炮弹在田间炸响，有人叫着倒下了。
唐凯高喊：“同志们！注意压低身体！注意隐蔽！炮弹一停就加快跑步速度，通过封锁线不要停留，不要慌张，要相互帮助……”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他的声音被打断了。
“团长负伤了！”有人惊呼起来。
唐凯倒在高地上，他奋力对身边的同志说了声：“不要嚷……”就昏迷了过去。
“唐凯同志站得高，身体暴露较大，他负了重伤，胸部和腿部被炮弹的弹片击中了，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张凌果说：“敌人铁甲车上的炮弹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是在这时小腿负了伤，但是却没有感觉。只是突然听不到唐凯喊话了，我感到不妙。我的左前方落下一发炮弹，张如愚同志被先打中了，他头一低，倒下了。我忙去问他哪伤着了，他说好像是头部。紧接着又是一发落下，一会儿工夫，已经有几个同志负伤，有的胳膊被打穿，有的是脸伤，有的是腿伤。赵青同志的伤最重，肠子流出来了，在撤退时牺牲在担架上。通信员的腿后来锯掉了。”
“总支书记跑来通知我们撤退，我不想退，因为我们知道好多同志都已经冲过去了。可只好服从命令。往回跑过红薯地时，忽然感觉腿里像有个棍子搅似的，脚下直绊人，我先还以为是红薯秧子在绊我，这时才发现是腿负伤了。奇怪是刚才不觉得，一路跑着没事，现在一觉着了，顿时就腿软了。四队分队长和一个青年干事两个人架起我走。他们让我扔掉米袋，还有一个同学的棉袄（她裹过脚走路不方便我帮她背着），我不让扔，我说那还得被汉奸捡去。我们往回跑了二三十里，进入了定县根据地的地界才停下。这次我们女生受伤的有16个人，最小的同学赵本绚在铁路边开阔地里牺牲了，十七团就地掩埋了她。”
“回到根据地，摘了门板，抬着转移，男女一串走在路上，往冀中七分区最好的医院送。赵青同志半路上牺牲在一座庙里。我们一直被抬到定县南俱佑村，野战医院就在这里，伤员们被分到了老百姓的家里。刚住下不久，就听到说唐团长也送来了。”
唐凯撤退时走在队伍的最后，有200余人最终没能通过封锁线。当时见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他坚持按预定的方案发出了撤退的命令。他忍着伤口的剧痛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转移，这是长征以来再次坐担架了，他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次过路有伤亡，他心中甚是沉重。
南俱佑村距离敌人有百十里路，十分安全。那时节，几十里路已是很远的距离，敌人不敢轻易过来，因此后方医院就设在这里。唐凯被送到医院，住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三间北屋，同住的有警卫员和侦察员。西屋住着负伤的政治教员张如愚同志，他一住下，就急着要见张如愚了解情况，那时张如愚虽然头部负伤，却还能四处走动，到村里的病房看看伤员们，他和医院的梁主任一起将大家的情况向唐凯做了报告。唐凯说：“要安排伤势重的同志先做手术，不要耽误了治疗，至于自己，没有大问题，放在最后。”
手术室设在老乡家，两个方桌搭成手术台，一盏大汽灯当无影灯。屋外支起一口大锅，用木柴烧水蒸煮消毒。为确保安全，手术都是在夜间进行。
这阵势女学员们谁也没有见过，有的人见状就被吓哭了。七分区的政委挨个儿做大家的工作，让他们不要怕，要向老红军学习，说唐凯团长负了七八次伤了，不是都挺过来了吗？这么一讲，大家心里才踏实了些。
通信员的脚最终无法保住，被锯掉，埋到房后院去了。张凌果的腿伤被取出指头大的一块弹片，这初次的手术经历令她终生难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无法忍受酒味的刺激。
留给她和全体女生印象最深的是唐凯的手术。他是最后做的，由于身上弹片多，梁主任找弹片颇费了些工夫，唐凯被疼得满头大汗。然而真正需要忍受的是手术本身，轻伤员们趴在窗口看热闹，麻药不够用，只能象征性的用一下，梁主任手起刀落，唐凯咬紧被头，眉头紧拧，疼到极处，屋外只听得他嘴里发出一连串“啧啧啧啧”的声音，令屋外的人们毛骨悚然。有的同志小声嘀咕：幸好唐团长最后做手术，要是先让我见到这场景，保不齐我就坚决不做了呢！
抗大二分校部分领导李志民等同志 李志民（右二）、唐凯（右一）
而在那一刻谁也想不到唐凯在想什么，他竟然在想自己那已经弃世多年的父亲！想着父亲那感染的高高肿起的脚，想着父亲那凄厉的叫声，想着祖母盼望儿子快点儿走的祈祷……他想，爸爸，你那时有多疼啊……
人们无法得知他的想法，只是望见他那扬起的右腕上那枚被憋得紫红的斧头镰刀的烙印！
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腿部和身上的弹片终于取出来了。但是左肺部的却无法取出，它离心脏太近了，危险太大。梁主任只好再次处理了伤口，留下一个遗憾。这个遗憾直到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才在北京协和医院被了却。
唐凯在南俱佑村养伤期间，成为撤回来的人们的主心骨。他生性乐观，平时爱开玩笑，年轻人爱听他讲故事，特别是那些红军艰苦转战的故事。实际上，唐凯这年也不过25岁，却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个很老的老革命了。有他在，学员们觉得心里格外踏实。特别是他在对待一些重大事情上的态度，令大家不能不信服。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张如愚教员由于负伤时头部伤口碰到地上，最终引发了破伤风而牺牲了。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通信员的脚截肢也在人们心头笼罩着一片阴云。有个学员还偷偷开了小差。唐凯见到这种情况，感到必须对大家进行一次教育，鼓励他们不要被眼前的挫折所吓倒。他刚刚可以拄拐下地，便召集骨干开会，要求大家要分头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做到人散心不散。
部队过路受挫的消息在冀中如同长了脚一般四下里流传着。这些孩子都是附近地区的，不少家长闻讯赶到南俱佑村找孩子。唐凯见到家长们，便积极地开展宣传工作，让他们放心，不要拖孩子的后腿。
张凌果的母亲得知了消息，带着弟弟妹妹和家里的长工，赶着大车从100里地以外赶来要带她回去。唐凯安排他们住了一夜，晚上耐心地说服他们，讲了不少年轻人应当有远大志向的道理。张凌果的母亲见八路军的长官这样和蔼可亲，渐渐地改变了初衷，同意女儿留下，第二天一家人又放心地回去了。
那段时间唐凯一边养伤一边做思想整顿工作，使得大家不断地从挫折感中振作起来，很快地在思想上又恢复了元气。
两个月的时间里，过路一直是唐凯认真琢磨的问题，为了把剩下的这200多人顺利带过去，他几乎绞尽脑汁。野战部队过路哪有这么复杂，常常是提前告诉炮楼，敌人兵力不足时，连枪都不敢放，颇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而一轮到学生们过时，敌人又硬了起来。为此唐凯设想了许多方案。伤势稍一好转，他便着手进行新的尝试。
他们养伤期间，部分同志跟着第二批队伍过去了。然后又是两次，一次是部分人员化妆成老百姓走亲戚，买通了碉堡里的敌人，架着大车过去的；另一次的一批远远的还未接近就被敌人的火力堵了回来。一直到年底，第五次才全部过去。
第五次是唐凯伤愈后带领过去的，他事先几次派出侦察员将路东路西来回摸了几遍，仔细分析了敌人活动的规律，最后决定选择离车站近、敌人警备松懈的地段走。大家由于有了几次直接和间接的过路经验，这次显得格外沉着。车站附近的封锁沟不深，人拱人上去不用费很大的力气，更重要的是，过路沟没有铁丝网，可以撒开了跑。唯一要对付的是路西的沙河，一段有水，一段没水，水虽然刚刚没小腿肚，但却结了薄冰。为了对付冰渣儿，唐凯请教了老乡，得知可以用猪油和凡士林抹在腿上。这方法果然对腿的保护有效。
1941年隆冬的一个深夜，唐凯用刚刚负了重伤痊愈的腿支撑着自己，带领附中最后的一批学员胜利地冲过了平汉线，经过连续的急行军，终于赶到了慈河南岸的灵寿县女庄，保证这批学员赶上了1942年元旦的开学典礼。
开国将星
唐凯，原名唐盛文。1916年生，湖北黄陂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区委少共书记，童子团少先队大队长。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政治委员、北上司令部参谋。后到红军大学高干科学习。参加了长征，任三十一军二七九团政治委员、二七一团政治委员。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任一大队三队副队长、校务部队列科副科长。1940年任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大队长、一团团长，参加了三次反“扫荡”战斗。1944年，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山海关地区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1945年，任挺进东北支队政治委员兼工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解放了战略要地山海关，并进驻锦州、沈阳地区，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任沈阳卫戍区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春，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四十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保卫四平战役，任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第三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1948年任第五纵队（四十二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和和平解放北平的战役。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任军委中央民航总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为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兼任防空军政治部主任。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工程系主任。1958年任军委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圆满完成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火箭导弹试验靶场和第一个原子弹基地的筹建工程，培养了一支国防工程设计队伍。1966年任军委中央工程兵副司令员。“文革”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1973年平反后恢复原职，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