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建筑始终呈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模式,从汉唐盛世治下的长安城,到明清的北京城,中国的城市设计美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建筑哲学来讲,北京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完美呈现;从历史意义来讲,几百年来,它又亲眼见证了一代代人在此为权力而厮杀,或为自由而奋斗的场面;至今,北京城已然成了一座饱含中国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的精美建筑,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也是我们的首都。
因此,循着北京城的变迁史,在历史的罅隙间窥探这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是谁设计了这座城,它蕴含着怎样的哲学理念,随着王朝的更替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些变化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解玺璋在《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书中,他从北京城设计的轶事说起,追根溯源讲述了北京城的设计最早出自谁之手,因何理念而设计,沿袭了古时什么样的经典,又有何创新。当然,最重要的,设计并非单纯依照典籍造出一座城市了事,它还蕴含着设计师本人出世、入世的一套哲学理念和人文关怀。“人”才是设计之根本,因而也为城市赋予里温度。
本书作者解玺璋系北京籍文化批评家,生于上世纪50年代,对北京城及其历史简介颇深。此前,他曾出版过《梁启超传》一书,被誉为“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抉择》一书中,解玺璋选择了16位鼎革之际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讲述他们的贡献和精神。本篇仅以《刘秉忠:北京城第一设计师》一篇展开,讲讲有关北京城的人与物。
《论语》中说,“谁能出不由户?”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门、户是构成一个小家庭的重要元素。对一座城来说,也是如此。城门是城的门户,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这些城门中,蕴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保罗·惠利特称之为“宇宙魔法”的意义:“城门,在地球、地下世界以及天堂的连续轴上产生的力量,从复杂的礼制体系走向了指南针指向的基本方位,具有更高的象征意义。”
北京城有句“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的俗语,讲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这在明代后的北京城便已形成。其中“内九”呢,指的是东边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的西直门、阜成门,北边德胜门、安定门,南边崇文门、正阳门(前门)以及宣武门。这九门围成的便是京城,也是军事驻防区。至于“外七门”与外城,属居民区范围,且篇幅有限,本文暂不展开。
这些城门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易经》中讲到,“九”是十以内最大的阳数(奇数),也是易学中的“老阳之数”。皇帝为男性,为阳,并且是人间地位最高的阳性,因此皇帝最爱的数字便是九。“九五之尊”“真龙天子”的概念便来源于此。“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北京城内城的设计自然也是参照这个而来。
从北京城的布局图来看,城的北、东、西三面各两门,唯独南面有三门。其中正阳门(前门)是正门,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正门只有一个且在南面?
从整体来看,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内城在北,为地位;外城在南,为天位。这就呈现出“天上地下”、天圆地方的景象。城门的设置也参照此对称之法。南对北、东对西,有西直门就有东直门,有宣武门,就有崇文门。再往外延伸,皇家外四坛也是参照了易经思想对称的设计。
外四坛与《易经》八卦图
至于正门的设置,据《宅经》里说,东西方位不吉利,代表鬼门。而不开正门在北面是为了藏气,原因是南边已经有了一个正阳门里,如果在对称的位置再开一门,这一入一出,气就没了。
元代北京城划分为“五城”,兵马司巡夜时要执令牌,五城令牌便是易学的木(东城)、金(西城)、土(城市)、火(南城)、水(北城),明清沿用了此法。进一步为九门增添了易学内涵。其呈现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不言而喻。
此外,北京城的街道、胡同也有其深刻内涵。
北京城历经辽代契丹、金朝女真、元朝蒙古、明朝汉、清朝满洲等诸多民族汇集,交融而成。这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建造的都城,和谐地遵照儒家的礼制,并在“礼”的规范下规划了城市空间结构。在今天,这可以看作既是中华民族统一国家文化交融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文思想中“道统”的体现。
尽管在今天,很多原来的建筑已经不在,但棋盘式的街道、纵横交错的胡同、林立的老字号商铺,依然以传统的风貌和形式承载着人文精神。
1. 北京城街道布局
所谓“平治道路,王者所先”,据史料现实,元大都就是按照《周礼·考工记》构建的。之后远超蒙古人按照“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设计,建成了纵横交错各九条大街的格局。明朝在修建北京时增加街道十六条,构成了城市交通网络的干道。至清朝,依然沿用。
2.经纬交错的胡同
北京城有很多经纬交错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析津志》中记载,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而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更有四百六十四条胡同。除了形制沿用,北京城很多胡同的名字也带着鲜明的历史感,如“宣南”社区,其以“琉璃厂”商业文化街为中心,周围聚居着清朝汉人在京旅居的众多士大夫,因位于宣武门南,故称“宣南”,又因这里文化气息浓厚,这里又是清朝人文精神的象征。
3.街头林立的老字号
悠久的历史、密集的人口,南来北往的旅人,刺激里这座城市的经济。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也是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现如今很多流传下来的老字号商铺便是证明。
例如很多外地人也耳熟能详的老北京“同仁堂”药铺,其实是浙江人开的,“瑞蚨祥”绸布店是山东人开的,钱庄票号是山西人的专利,“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此外,都知道老北京烤鸭,却不知烤鸭实则来自山东,萨其玛源于东北,火锅出自满人之手。如今,这些历史上商铺与美食,全都融入北京这座城里,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抉择》中提到一个传说,北京在建城前,属于苦海幽州孽龙的地盘(意思是这孽龙导致这里多次遭遇洪水侵袭),燕王朱棣于是请来刘伯温和姚广孝商议,请二人给出方案。不承想,二人给出的均是一幅“八臂哪吒城”的设计图。正阳门位置便是哪吒脑袋。传说自然不可考、不可信,但有这样一个说法在,民间便将二人视为北京城的设计师里。
实际上,北京城设计师并非什么名不见经传、引人争议的人物,此人正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宠臣刘秉忠,比刘伯温和姚广孝还要早一百二三十年。深入研究刘秉忠这个人,就会被他的才华与德行所吸引,让人深刻感知到:一座名城的设计,不仅仅要求设计师本人精通古建筑设计之法,还得揣摩透帝王心,能让几代君王都对这座城推崇备至,可见刘秉忠的通透之处。
实际上,刘秉忠一生游走在功名利禄与超凡脱俗间,将二者很好地进行调和,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出世与入世双重思维的能人。
刘秉忠系元太祖麾下邢州副都统刘润之子,可说是从富贵中长大的。此人长相不俗,心气也高,十七岁做了邢州节度使府的一名令史,却嫌弃这个职位没前途,“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元初,科举未开,士子尚无出路,刘秉忠便发出里这样的感慨。他果真隐居去了云中(大同)南唐寺。后来,因一位海云禅师的举荐,刘秉忠才从出山成为忽必烈的开国功臣。至此,刘秉忠的才华得到认可,他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隐居期间,刘秉忠饱读诗书,尤其对《易经》《皇极经世书》研究颇深,“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从这里可以看到,刘秉忠选择隐居,并非是对入世毫无想法,甚至恰恰相反,他的所学都是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由此看来,隐居,完全是为了逃避现实的枯燥与无聊,而不是对禅理学说的兴趣。
所以,作者解玺璋评论刘秉忠“是幸运的,遇到了识人的忽必烈”,而忽必烈“也该庆幸,在他‘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时候,便有个能‘问以治道’的让来到身边”。历史往往就是有这么多巧合。
刘秉忠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他对入世的热情,以及他的事业心。至元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274年的8月,刘秉忠随忽必烈前往上都避暑,却忽然病故。忽必烈大惊,刘秉忠此时仅五十九岁。有人说,刘秉忠是因为积劳成疾。可见,如果不是出于对修建都城这件事日夜劳累,就不会这么被忽必烈重用了三十年,也许也不会这么早离世,不等北京城修建好。
刘秉忠对忽必烈的作用不仅仅是设计师,他可称为帝师。李槃《太保刘秉忠赠谥制》中引用忽必烈的一段话说:“朕嗣服而伊始,卿尽力以居多。盖得卿实契朕心,而独朕悉知于卿意,事皆有验。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难。剀切数百奏,各中其理,其成庶政。”刘秉忠有才华,懂古制,更懂如何向帝王进言。从而让自己的才能最大化呈现,让忽必烈更多地采用汉法。其德行皆值得被后人推崇。
在刘秉忠死后,忽必烈继续按照他制定的方针建设元大都,这才有了今日我们得以看到的北京城。从这张元大都复原图可以看到它被设计为内城、外城、宫城三重。外城略呈矩形,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则为两座城门。这十一座城门的命名,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或彖传、象传。至此,北京城的轮廓初见端倪。
今天,北京的城市版图越来越大,东西南北不断延伸,但是正因为最初的这个四通八达的设计,让北京城不论再怎么扩建,它的街道、胡同都是有秩序的,这在疏通城市交通压力问题的解决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北京城相比世界其他大都市而言,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无怪乎,北京城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如今,随着北京的城市扩建,为了道路更加宽阔,住房面积更大,原有的很多老建筑也迎来了被拆毁的命运,因而及时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座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宝库,值得被一再探究。
当然最核心的还是“人”,为这座城的规划、建设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又岂止刘秉忠一个。历经王朝更迭、世事变迁,风雨飘摇之际,他们以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游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并为后世留下诸多宝贵遗产,这种人文精神值得一代代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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