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堂
从世界历史看，工匠精神是工业革命的伟大推动力量
产业革命历史表明，工匠群体是各行各业的探索家和发明家，是传统技艺和机器生产的嫁接者，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结合的传动轮，也是专利制度、公司制度发展的促进者。他们不仅生产了产品，也创新了精神，创造了文明。
一方面，西方工匠的发明催生了第一、二次产业革命，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奏响前奏曲的是从事手工业的工匠群体。16至18世纪之间，德国、尼德兰、安特卫普、胡格诺工匠大量涌入英国，带来了催生工业革命的关键产业和技术。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布效率大幅提高；1764年，织布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大规模的织布厂得以建立；1785年，一家使用瓦特蒸汽机的纱厂建成，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研究表明，17世纪英国的工匠传统和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使科学更有实用价值。
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内燃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1862年，一生贫穷的法国人勒努瓦制成了第一台实用的煤气机，1866年，行伍出身的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1886年，学徒出身的德国人本茨制造出内燃机驱动的汽车，1879年，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成功制成了白炽灯泡。可以看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跑人，不仅是科学家，更是那些具有工匠精神的发明家，他们超然物外，倾心发明，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革。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出现代工业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工匠精神，甚至成为本民族的文明标识之一。比如，仅8000万人口的德国，拥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德国制造”享誉世界，离不开“不相信物美价廉”、不打价格战、视生产精品为“天职”的工匠文化。德国工匠强调技术的标准、精确、规范、严谨、系统化，形成了如德国古典哲学般严谨、周密、精确、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构成德国产品竞争力的灵魂。
日本工匠精神有其独特内涵，如忠于职业、安守本分的“一生悬命”精神，务求极致、近乎偏执的“神经质追求”精神。用一生时间钻研、做好一件事在日本屡见不鲜，有的家庭十几代人只做一件事。据统计，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居全球之冠。
美国的工匠精神更注重自由和创新，优秀的工匠就是别出心裁、不拘一格、自由创造的人。他们不愿沿着父辈的方法和现成的道路前行，往往另辟蹊径。这种自由、创造的工匠精神，既是美国精神的反映，也丰富和发展了美国文化。正如美国人福奇在《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所说，“突破界限”是美国工匠精神的内在本质。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巴卡拉克对美国工匠的评述是，“漫无目的的疯子，最后却影响着世人”。
在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工匠精神的作用再一次凸显出来。经过信息技术革命，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更快。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中占领先机，美国提出了“回归制造业”，德国提出了工业4.0。制造业版本不管如何升级，最终还是要靠大批有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美国企业家在谈制造业复兴时说：“我们当然期望在美国发展更多的制造业，但是却无法找到相应技能的工人”。为此，美国若干年前就在许多社区兴办“工匠空间”，开展了“工匠运动”，目的就是培养工匠精神，重振制造业。奥巴马说，“今天的DIY，就是明天的美国造”。
从历史看，工匠精神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支撑
“一人之所需，百工斯为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从野处穴居迈向现代文明殿堂，工匠群体居功至伟。他们是器物的直接制造者，是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者，是生产工具、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和发明家，是实现物、技术和人之间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中国工匠的创造性劳动，不仅赋予物品以使用价值，也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进步。
1.工匠是古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尤其是汉唐、宋明时期，经济科技领先世界，长期处于丝绸、瓷器等高端产品输出大国的地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工匠的作用功不可没。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考工记》中认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本书记述了六大类30个工种的规范和工艺，反映出中国先秦时期的制造水平和制造文明。
两汉时期，中国工匠数量不断扩大。比如，纺织业，有的民营纺织作坊达到“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的水平，一个作坊工匠有700人之多。
唐代前期私营工商者人数不下于二三十万，后期工商业者近100万。有“家有绫机五百张”的大型作坊，有制作“举之若无”高级轻纱的高端作坊，还有生产“莹竹如玉”而世间“莫传其法”的著名笔匠。
宋代手工业更加发达，1077年北宋税收中工商税占70%。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伟大发明及其成熟，主要在宋代。在纺织业方面，北宋大约有10万户作坊，在酿造业方面，名酒就有100种，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等也得到长足发展，至今宋版书、宋体字还为人津津乐道。
明朝在官册的工匠有150万，民间工匠数量更大。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等精美器物成为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和富裕阶层追求的高端产品。国外有研究认为，在16、17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中国历朝历代虽有轻工重农思想，“雕文刻镂伤农事”的看法有一定市场，但实际上由于工匠关乎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国家的军事实力，历代统治者对工匠，尤其是列入官册的工匠还是很重视的。士农工商，工在商前，“六部”之中，没有农部，却有工部，掌管工程、工匠、水利等事务。
2.工匠精神是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贡献者。“道形器，器载道”。产品背后反应的既有科技实力、工艺水平，也有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中国工匠群体不仅创造了先进的器物文明，而且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工匠精神，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强调造作器物中的天人合一，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巧夺天工”为最高境界，这些是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核心所在。中国工匠孜孜以求的最高制作技艺隐藏在天道中，精益求精所彰显的，是人力合于天道，譬如“体貌闲丽，所受于天”，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中国古代典籍对此有很多阐述。《易经》提出，“制器尚象”，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重视器物制造与自然的统一和谐。
明朝宋应星写过一本《天工开物》。顾名思义，天工即巧用自然之力，开物即创造出人工之物，强调造物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属性结合起来。故宫的建设，太和、中和、保和殿，体现了“象天设都”、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坛为圆，地坛为方，象征“天圆地方”。中国的园林建造讲求“九分因借自然，一分匠人造作”，形成了自然成趣而非几何构图的园林建筑特色，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3.强调器物的文化价值和教化功能，是中国工匠精神独特的价值追求。古代中国讲究“器物—生活—文化—教育”相互促进、和谐统一，如皇帝的帽子，“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提醒皇帝要举大德而赦小过，不可求全责备；再如枷锁，其制作强迫犯人时做恭敬状，寓教育于惩罚中；锁具制作成鱼形，体现了“鱼目常醒”的教化功能；古代老人的拐杖称为鸠仗，取鸠鸟不噎之意，表达了对老人的祝福。这些器物制作的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中，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辉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工匠群体不仅未能迅速融入世界产业革命的洪流，而且历史上的工匠精神还出现了传承上的断层。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高质量、高技术产品缺乏，技工难找，工匠精神缺乏。取巧的“聪明人”多了一点、实干的“傻子”少了一点。有人举了个例子，假设生产一个机器要8个零件，每个零件中国产品的精度是0.99，日本是0.9999，德国是0.999999，则这个产品最终合格率，中国次品率是8%、日本次品率仅万分之八，德国次品率仅百万分之八。中国要迈向制造强国，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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