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9月7日深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今日推送此文,缅怀先生。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读书、做学问的“时间”观念,看得比较重,不是我们觉悟高,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些人,“年龄不小”,“学龄却不长”;而“时间”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倒流”,只有争取“前面”尚“未来”的,不使其再有过多的浪费。
“温故知新”,不妨算算“时间”的账。
我上大学之前正是从抗战到解放这一阶段,社会动荡、国家多难,在学校读书甚少;及至到了大学,算是相当稳定了一些时日。我从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正是院系调整的一年,基本上一切按当时苏联的教学模式办,且不说它的内容,至少在形式上是正规的,学得好坏,要看自己努力程度。这种局面还没有维持到我们这一届毕业,1955年就有一次肃反运动。
1956年被分到哲学所工作,读了一年的书,反右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从这以后,运动不断,只是在1961到1963年在编写高等教材《美学概论》这一段时间,做了一点学术工作,向主编和同事们学到不少东西。从1964年下乡四清,两次四清就接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的“学龄-学术工作的年头”,严格说来,应从改革开放算起,而我1980年去美国进修,已经是45岁的“中龄”;如今67岁“高龄”,才做了20年的学问,而就学术来说,要在一个学科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辈子的时间都是不够用的。
不是我推卸责任,我们那个时代,时间不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当时我们被教导,有许多比学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参加来做,不得不放下学术。
实在说来,我们当时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不用自己操多少心。还没有毕业工作就基本上分配好了,一有工作,大小就有房子住,柴米油盐都有各种票证,病了有公费医疗,连结婚生孩子都比较省事,也没有“发财”的机会,不必为炒股操心。
如此等等,岂不是集中精力做学问的大好时光?不然。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出来,当时之所以让你在个人生活上少操点心,不是要你做学问的,“腾出”时间来,是要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且不说在运动中“整人的”或是“被整的”——大部分是兼而有之,就是像我这样的“逍遥派”,作为“参加者”,也做不成什么“学问”。
“文革”期间读点书是犯忌的,被发现了是要开会批判的;就这样也还有一些人“顶风作案”,于是才有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著作问世。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十分羡慕现在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完全不用担心再有什么十年八年的政治运动要你参加,你们读书做学问,会受到各个方面的表扬和鼓励,书读得好不好,学问做得好不好,基本上要看你们自己了。“身不由己”的人,也许可以从“怨天尤人”中求得内心平衡;“自由者”就得“自己”承担“后果”。
然而,正因为“时间”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像“空气”那样平常,大家对它的珍惜程度也就降低了许多。“物以稀为贵”,许多东西现在来得都比较容易了,也就不那样“可贵”了。
就做学问来说,我们那时有我们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当然问题的性质是绝对不同的。
说也奇怪,过去认为是“小事”的,或者是“坏事”的,现在成了“好事”,甚至快成“大事”了。譬如“名”和“利”,过去是很忌讳的,即使心里想,也不能公开流露出来,当然这是虚伪的,现在合理合法了,不虚伪了,而且不妨作为一种进步的动力,这很好;不过也不能变得“肆无忌惮”,没有节制了。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行各业的情况也不同,“学问”这一行要求“慢功出细活”,最忌“急功近利”;可是做学问的还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我们那个时候,“功”和“利”是政治性的,写文章要看政治“风向”,于是学界有“风派”之说;如今学界似乎也有“风派”,看的是“经济-市场”的“风向”,像炒股票那样,美其名为“读者需要”。前几年“流行”“画说”什么的,我很奇怪“哲学”怎么也能用“图画”“画”出来,后来看到一些书,也还是通俗点的文字加上“插图”,有的部分文字写得很不错,但那还是文字,不是“图画”,我问编辑,编辑说,卖得很好的。
就学术来说,通俗的学术著作是最难写的,要把艰深的学术问题通俗地写出来,没有相当的学养是写不好的。“通俗”不是开始,而是结果。很多年前,读过爱因斯坦和另一个人合作写的一本通俗介绍相对论的小书,是一个中文译本,我这个外行读了觉得清楚极了,可以说是把高深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范例,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案头,想做一篇说明只有“深入”才能“浅出”的文章,可惜后来因为搬动,书找不到了,文章当然也没有写成。
深入到什么程度才能浅出,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不好一概而论。譬如有些是很新的学问,研究不够,就不可能马上来一个“通俗化”,勉强要做,也只能是介绍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一些门牌号码,内容上很难概括出来。最近常听到学界一些朋友说,有些谈西方哲学(新)思想、(新)学派的文章不好懂,我想大半是这个原因。
不但新思想、新学派不好做“通俗”文章,就是哲学史上一些比较熟知的学派和思想,也很难将其“通俗化”。譬如康德的哲学,学哲学的并不陌生,有些人觉得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写得匆忙些,有些罗嗦和重复,如果把它改写一下,就会更加清楚。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里看到一个德国人的改写本,看来外国人也觉得它不够“通俗”;但是这方面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必须参考的书,只有那本英国人坎普·斯密司写的释义,逐章逐节解释,可算是一本必读的参考书。
我不是说不要做通俗的工作,而是说,通俗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以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做这个工作,反倒可能写出一些谁也不懂的文章来。幸好还没有出现把康德的哲学用图画画出来的书。
同样在急功近利的思想笼罩下,表现形式可以有所不同。
最初可能觉得写短平快的文章容易,于是一阵子“学术随笔”大为走红。“学术随笔”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一定要提倡“学术”“随笔化”,就有点偏了。和“通俗化”一样,有些连作者都相当生疏的学术问题,不宜马上“随笔化”,勉强作出来,也会有点不伦不类。我读过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竟然要谈论海德格尔关于“生”、“死”的思想,哪能谈论得清楚呢。
大概与此同时,又有相反的做法,就是编写大部头著作。定一个大得不得了的题目,集聚十几二十位学者,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编就是“世界”的,卷帙浩瀚,印刷精美,放在书架上气势恢宏;当然,编这样的书也颇费时日,作者们一定也是很费功夫,从编书中也可以带动一部分研究,也有确实有写得好的部分;但是有些大部头是由“课题”适应“经济-市场”需要带动出来的,如果开出风气来,大概也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随笔”和“大部头”当然都是表现学术文化的一些形式,但是如果“化”了起来,成了“风气”,就会产生偏向;“课题制”本是激励学术研究的一种机制,不过如果忽视学术的长期利益,“课题”就会跟着眼前需要转,出现“跟风”,跟了“市场-经济的风”,“大部头”也会成急功近利的形式了。
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内容。随笔有大手笔,大部头有集一生学问之力作。而“跟风”之作,往往不是这种著作。
譬如过去跟“政治”之风,你也不能说学术就一定要脱离政治才算清高,只是学术必与大的社会、历史、时代(包括政治)气候相关切,而不是紧跟一年半载甚至十天半月的小气候。小气候跟乌纱帽有关,大气候则跟学养有关;学术也不一定就要完全脱离功利,或者“超功利”,只是学术讲的是大功、大利,不是蝇头小利。明天的行情跟股票有关,而学者著书立说则与历史、民族、社会的长远利益息息相关。
我深感急功近利的“风派”,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实在是学术的不良风气;它之所以不良,主要在于它浪费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时间,结果反倒“欲速则不达”,使我们的学术积累放慢了脚步,也不容易培养出高层次的学术人才,严重时会出现学术的断层。
就我们哲学专业来看,就学问的基础说,我自己深感比我们的老师们和前辈学者相差甚远。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们可能知道一些他们那时还没有出现的新学派、新词汇和新材料,我说的是学问的基础工夫。譬如哲学史上的基本的原著,我们下的功夫不够。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美国进修时收到贺(麟)先生的信,说他那一个时期跟休谟交上了朋友,我想,休谟的书贺先生一定念过多遍,还在反复念,于是想起向贺先生借来的书后面常常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读完第几遍。前好多年,我一直想把哲学史上重要的古典著作,念过的和没有念过的,都要念它几遍,不过,一来是年龄不饶人,二来也是因为有些“风”要跟,力不从心了。
我们也曾年轻过,我的学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大部分也都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但比起前辈大家来,总还觉得差那么一点儿,而更少“大师”级人物,原因当然是多种的,但就量化来说,我们年轻时丢失的时间太多,则是共同的。丢掉那么多时间,除非特别的天才,就只能有这点学问,几乎可以算就了的。
这样,我就特别希望现在的年轻学者,要珍惜自己的大好时间,尽量多投入扎实的学术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跟风”,注意区分“大风-大气候”和“小风-小气候”,不要为眼前的“风向”所左右,为眼前利益所驱使,时间同样花掉了,固然得到一时的名利,于学问收效甚微。
也希望我们的学术机制,防止鼓励急功近利的做法,而要想出办法支持甘愿坐冷板凳的学者,在课题的选题方面,有所照顾,或者在课题之外另设鼓励办法。
在科研投入使用-实用或投入市场方面,人文学科有自身的特殊性,课题制不一定是最好的,更不是惟一的。当然,“课题制”的确是一种激励科研的方式;但是如果把课题定为二三十年,就失去课题的意义,而人文学科的有些题目,甚至不是一代学者的事业。
激励学术事业的机制,都不太可能十全十美,事在人为,还得看掌握的情形;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学者们自己都要有自己的自律精神,不为外在的各种诱惑所动,潜心做自己的学问,充分利用好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宝贵时间;等时间流逝掉了,用多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时间要比金钱重要得多。
人情常以取得之难易分轻重,得之弥艰,爱之愈深;忆想当年干校,晚上统一熄灯之后,蚊帐里常是“灯火辉煌”,原来是很多人打着手电筒偷偷看白天不准看的书,对于临睡前的那一点点“时间”也十分珍惜。
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相当匮缺的年代,一切都是珍贵的,书籍也是很难得的。那时候我们的图书馆停止借阅,弄到一本专业的书,并非易事,每有所得,则手不释卷;借到一本碑帖,不临它个十遍八遍,不肯归还。如今这些资源,滚滚而来,相当一部分经典书籍,被束诸高阁。记得干校时一位同事,利用回京探亲度假之便,不知从哪里买到一部石印二十四史,回来含着眼泪跟我偷说这个盛举,如今我常对着我那部沉睡在书柜里的二十五史,想起当年那位现已作古的同事的音容,只有惭愧的份了。
我想,青年学者也要常常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觉,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要大家未老先衰,而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资源(包括“时间”)比较丰富,也要珍惜;正因为比较丰富,也就比较容易“浪费”。某种意义上,“浪费(包括‘浪费时间’)”是更坏的。“匮缺”让你珍惜资源,而“浪费”是连“珍惜”之情也使之“匮缺”。
2002年2月17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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