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1936，鲁迅的生死场——解开鲁迅谜题的密码》
喘息，艰难的喘息。每一次呼吸，起伏的胸腔都会激起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这疼痛像灰色的藤蔓一样，纠缠着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扩散到全身，引发一阵痉挛。每每此时，那张埋在“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之中的脸，就会“皱成一团”，纵横的沟壑便会蛛网般地铺满灰黄色的皮肤，每一个汗孔都是一只透明的蜘蛛，从身体里吮出粘稠的汗液来，密密麻麻地爬满整张面孔，只有两只眼睛，在这团终日喘着的黑气中发着光。
这双眼睛，在过去的56年里自诩已经看遍人间浓黑的苦痛，但现在，这苦痛却如同黑色的闸门，重重地压在这个人的身上。尽管病痛在摧残着他的肉体，但在拜访者面前，他却竭力克制着自己的苦痛，“头有些向后，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1930年9月17日，左联的冯雪峰、柔石、冯乃超等人在上海法租界为鲁迅秘密举行50岁生辰祝寿会，叶圣陶、茅盾、史沫特莱等人参加，照片为史沫特莱所摄。
对那些拜访者来说，这个半躺在藤椅上，气息喘喘，病痛缠身却又竭力摆出平静状态的人，并不简简单单是个病人。在他们眼里，他是慈父一般的导师，是播撒革命火种的先知，是和不久前去世的高尔基一样举世闻名的文豪，是组织需要争取的“同路人”。他有着上百个名字：戛剑生、庚辰、令飞、迅行、唐俟、巴人、宴之敖者、LS、长庚、白舌、何家干、孺牛、丰之余、游光、史贲、越山、旁、齐物论、晓角……但这些名字连同他真正的名字，最终都汇成一个最响亮、最引人瞩目、并且将流传后世的名字。
他叫鲁迅。1936年，他要死了。
“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
1936年9月20日深夜，一个凄美、苍凉的鬼魂从鲁迅的笔端诞生，她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从绍兴的童年时代，这个鬼魂就缠绵在他的左右，时而让他从她散发的强而美的鬼魅气息中舔舐到难以名状的惊喜和快感。她的名字唤作“女吊”。
“女吊”是盘亘于鲁迅脑皮质间的诸多鬼魂之一，一如他自诩爱恋暗夜，并愿为夜谱写颂歌一样，这些徘徊于暗夜之中的鬼魂，恐怕是除了死亡之外他最倾心的事物。他对鬼的着迷应该不下于他对死的热恋。他常常感到自己被鬼魂所纠缠，在1924年9月24日给学生李秉中的信中，他说：“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一年后，在《写在坟后面》，他再次重复了这一感觉，承认“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里的鬼当然可以被理解为这个从传统中国挣扎出来的人无法摆脱的“旧文化”的束缚。但当他使用“鬼”来形容这种难于自拔的窒闷时，却赋予了鬼一种强大的魅力：尽管使人苦恼，却足以纠缠人心。这种缠人的“鬼气”几乎可以说浸透了他的文字。
1933年9月13日，上海王冠照相馆，鲁迅与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婴合影。
鲁迅似乎对鬼魅充满了憎恶和“恐惧”，急于从它们的身边逃开，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鲁迅诱惑着死亡，却又在现实生活中刻意躲避它的到来。他对鬼的态度恐怕也如是矛盾。他的《女吊》自然是对童年时代绍兴流传的鬼魂“女吊”一次满怀温情的致礼，而这篇文章又和他十年前的另一篇文章《无常》遥相应和。
在《无常》里，阴间的勾魂使者无常先生，乃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鬼，他会因为同情而放他侄子的魂灵还阳半刻，他对“铜头铁臂”和“皇亲国戚”一视同仁，他虽带来人所恐惧的死亡，却是百姓“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的阴间使者，是鲁迅“和许多人─所最愿意看的”。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
憎恶与高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被鲁迅同时灌注于鬼的身上。就在他写完《女吊》的两周前，他在《死》这篇文章里，点数中国人对鬼的信仰，并总结“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然后干脆利落地承认：“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何春才（左）、廖立峨（右），摄于广州西关。
这样的坦承近乎冷酷——鬼被他一再用笔涂抹成各种形象，或被斥责，或被憎恶，或被同情，或被喜爱，但最后却被始乱终弃，化为乌有。这似乎对鬼颇不公平，但却正是鲁迅的用意所在。只有虚无之物，才可以被赋予诸多意义，运用自如。只要鲁迅需要，那鬼就可以是被唾弃的，也可以是被喜爱的，全看他需要表达的理念，或者是针对的对象。
其实只要把鲁迅笔下的鬼稍作分类，便可以发现他对这被处以虚无之刑的鬼究竟情感如何。他所憎恶的“鬼”，往往并非真正的鬼，而是头戴鬼的假面的人，这些人装神弄鬼，故意造出鬼的可怖，其目的却是施行人的卑劣和险恶。
鲁迅遭遇“鬼打墙”碰壁的“鬼”、“面目混沦”的“中山厉鬼”，其实正是他在现实中遇到的敌人。与敌人的论战占据了鲁迅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以至于他延续生命似乎不是为了他的爱人，而是为了他的敌人。
如果把他的“敌人”从头到尾列成一份名单，那么这份名单会长得吓人：林纾、钱玄同、胡适、林语堂、废名、魏建功、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徐志摩、李四光、高长虹、顾颉刚、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潘汉年、张资平、张若谷、梁实秋、潘光旦、章依萍、傅东华、沈从文、张竞生、邵洵美、章克标、邹韬奋、廖沫沙、田汉、夏衍，等等，只要将这份名单的名字串联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地勾勒成一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素描。几乎所有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都难逃鲁迅的唇枪舌剑。
也难怪鲁迅一直感到自己生活在鬼蜮魍魉的包围之中。如此多的人都与他为敌，以至于他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防备四面射来的明枪暗箭，并且用他手中的匕首、投枪反击回去。
回顾鲁迅以往的敌手，尽管常常撩拨起他的战意，却多是骑士决斗般的双人交锋，鲜少以一敌多的沙场阵战。但他“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却是孤身敌众的“围剿”作战。“围剿”他的并非他所憎恶的旧日论敌或是他一直批评讥讽的国民政府，而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革命文学家”组织的“创造社”和“太阳社”，鲁迅成为这些组织成员围剿炮轰的核心。
1923年4月，鲁迅（前排右三）、周作人（前排左三）与俄国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前排右四）等合影。
尽管这些叫战于1930年在上层指示下化干戈为玉帛，左翼作家联盟也在这一年成立，鲁迅被推为“盟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可以收刀入鞘。相反，久经围剿鏖战的鲁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号称团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倍感疑心。
尽管饱尝腹背受敌的苦楚，但鲁迅仍然勉力左联守护神的角色。但到1936年，左联终于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对鲁迅来说，左联已经耗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和隐忍，他为之付出的牺牲相当于泥牛入海，毫无声息。
1936年，围绕所谓“两个口号之争”，隐忍之下摇摇欲坠的沉默才终于被打破。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都是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诠释方式，也许并不值得大动干戈，但却在1936年5月到7月间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坛混战。
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者，鲁迅不得不处于这场混战的漩涡之中。但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再纠缠于这些争论。
1936年8月2日，就在鲁迅刚刚从死亡阴影中挣扎出来的一个月后，他突然收到了青年作家徐懋庸的一封来信。徐认为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在目前的时候，在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
鲁迅用洋洋六千言将过去两年来郁积的愤怒发泄出来，彻底终结了过去两个月来日渐升级的“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是鲁迅敌人名单中的最后一位。对敌人的复仇成为了鲁迅最后时日的核心主题，他在《死》里的那句“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正是他对敌人的郑重告白。
在收到徐懋庸信的前一天，他称了体重，只有38.7公斤。公开信写毕的八天后，“夜始于痰中见血”。从8月到10月，他几乎每天都需要医生注射。9月14日，“夜发热至三十八度”，从此一直低烧不退，但他未停止工作。10月17日，他再度伤风，哮喘发作，呼吸困难。18日，日记上只有两个字“星期”，是日下午，他突然大叫一声：“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他死了。
记者/李夏恩
编辑/徐伟 美编/青年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1936，鲁迅的生死场——解开鲁迅谜题的密码》，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1期，总第5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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