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放弃对增长的全球迷恋了
——《增长的极限》40年后的再思考
乔根·兰德斯 | 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著名经济学家、银行家，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BI挪威商学院教授
译者 王小钢 |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校译 孙国东 | 复旦大学副教授、博士
原题《极限之上——<增长的极限>40年后的再思考》
全本请见《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增长的极限》深刻地指出，我们需要解决三个基本且正当的难题——贫穷、失业和养老保障，这三个难题生发出了对增长的全球迷恋。必须以一种可以与有计划的减少人类生态占用相容的方式解决这三个难题，这很可能最终要求在人均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有限的全球资源。《增长的极限》提醒我们，在最深的层面，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而非增长。经济增长只是增加人类消费和福祉的一种工具，人口增长是人类成功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两种增长的延续不再增加人类福祉，那么合乎逻辑的措施便是放弃物理增长，转而追求幸福。
《增长的极限》警告我们，因为世界在物理上是有限的（与21世纪的人类生态占用相比，世界实际上相当狭小），所以资源和污染问题会出现。资源和污染问题开始是区域性的，逐渐就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除非我们立即采取矫正行动。
人类不再是无所不能！
很多人都知道《增长的极限》一书。它已被印刷达数百万册，以超过20种语言的版本发行。它也被激烈讨论了数十年。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份于1972年3月在美国首次出版的150页研究报告究竟说了些什么。
很多人以为，《增长的极限》通过运用某种全球系统的大型数学模型预测出世界末日会在2000年之前到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增长的极限》是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式的预测，包括石油及农业用地在内的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短缺，将会导致21世纪的人口暴跌。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增长的极限》证明经济增长在有限的地球上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似乎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增长的极限》是对自1972年至2100年间可能出现的12种未来的前景分析。该项研究的主要科学结论是，全球范围内的决策延迟将会导致人类经济在人类生态占用增长缓慢下降之前就会超过地球极限。一旦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中，人类社会将会被迫降低其资源利用率和排放率。
这种限缩（contraction）仅能以两种方式发生。要么通过人类组织“管控下的降低”（managed decline），要么通过因大自然或市场导致的“崩溃”。《增长的极限》说道，假如每年使用的自然资源超过大自然所供给的数量，全球社会永远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
不论《增长的极限》究竟说了什么，“增长将走到尽头”的确是该书的不精确概括。这是不幸的。因为大多数人以为《增长的极限》谈论的是“经济”增长，然而该书其实谈论的是“人类生态占用”的增长。这是一种重要的区分，这是因为《增长的极限》开启了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只要这种增长与物理影响日益增长无关即可。“物理影响并不增长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否可行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显然是可能的，然而在实践中还未观察到这种情况。
《增长的极限》并未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该书的诸位作者在经济增长是否可能与物理影响日益增长完全割裂开来的问题上，也出现了观点分歧。但是各位作者的确同意全球社会应当减少其每单位消费的生态占用；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全球超过极限，全球社会应当及时这样做。各位作者亦同意，如果人类社会不再执迷于增长，包括人口和经济价值上的增长，那么该任务将会简单很多。由此将我们带回到原初的问题：?《增长的极限》究竟说了什么？根据该书发表40年以来发生的事情，该书的要旨与当今时代有什么关联吗？
《增长的极限》的原初要旨
让我们首先以当代的语言重新阐述在《增长的极限》第一版第23页所呈现的正式结论。这种重新阐述会有意地使用1972年并不存在的语言，即自那时以来演化而来的各种概念和语词——这些概念和语词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围绕《增长的极限》之要旨所产生的学术争论的产物。
《增长的极限》要旨1：自1900年至1972年，人类生态占用急速增长。
《增长的极限》说道，自1900年至1972年，由于人口规模的增长和人均环境影响的增长，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的确在增长。换言之，源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每人每年资源消耗数量和污染产生数量的增长，人类生态占用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
尽管《增长的极限》的很多读者指望社会进步会稳定全球人口规模或者减少人均生态占用量，但是人类的生态占用自1972年以来却一直在持续增长。如今人均生态占用仍在持续增长，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已经拥有统计机制以定量方式去跟踪生态占用的增长情况。好消息是人均生态占用已经呈平稳状态，并且甚至在某些国家有所降低。但是由于人口和消费的增长，人类生态占用总量仍然呈上升态势。
《增长的极限》要旨2：人类生态占用在自1972年起的100多年间不会以自1900年到1972年观察到的增速持续增长。
《增长的极限》指出：由于地球在物理上是有限的，并且其相对于人类活动来说实际上也相当狭小，因此人类生态占用不会持续地无限增长。长远来看，人类每年只能以不超过大自然可持续存在所能提供的规模使用物质资源、产生排放。
如上所述，人类生态占用自1972年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增长的极限》使用“增长”或“物理增长”等语词，而非更加精准的“生态占用的增长”或“环境影响的增长”等现代语词。后面这些语词直到《增长的极限》发表几十年后，才进入书面语言。由于大多数读者将“增长”一词等同于“经济增长”或“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在这种误解基础上提出论辩反对《增长的极限》的要旨，这使得《增长的极限》不合适的语词选择带来了数十年不必要的公众辩论。
此外，《增长的极限》的很多批评者认为，通过及时且不导致人类福祉暂时减损的条件下发明资源替代品，技术能够解决资源危机或者资源匮乏。就目前来看，这些批评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尽管已有一些人将最近能源价格的增长视为这样一种警告，即只有在高昂能源成本导致的较低生活水平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下一代能源才能开始大规模使用。
《增长的极限》要旨3：人类生态占用将很可能会超过地球可持续极限（承载能力）。
《增长的极限》说道，由于全球决策的严重延迟，人类生态占用很有可能超过地球的物理限制。当临近地球的物理限制时，社会将开始花时间辩论地球的物理限制的现实性问题——并且在辩论的同时，继续扩张人类生态占用。最终，辩论将让步于减缓人类生态占用扩张速度的决策；但该书说道，与此同时，增长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把人类生态占用带入不可持续的范围之内。
详而言之，我们需要数十年时间去发现并且承认当下的全球活动已然超过地球的长远承载能力。国内的机构和全球机构需要几十年时间通过必要的立法，以停止过度开发利用世界的各种资源和生态系统。而且，我们需要几十年时间去修复因超过极限导致的损害，并治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总之，这意味着在超过可持续水平之前，生态占用不可能停止增长。对于各种资源而言，超过极限不会同时发生；每种资源超过极限都是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例如，蓝鲸、印度老虎、加拿大鳕鱼、印度尼西亚丛林、澳大利亚珊瑚礁）。
《增长的极限》的读者未曾理解“因决策延迟导致的超过极限”的要旨。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这是因为1972年人类生态占用差不多为当今的一半，全社会会任由其增长超过地球的可持续承载能力，在彼时是不可想象的。到如今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这一要旨。2008年，人类对生物圈的需求超过全球生物承载能力约30%，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超出可持续水平大约8倍之多，大多数全球水产资源被过度捕捞。2010年的世界，的确处于“超过极限”的状态。
《增长的极限》要旨4：可持续极限一旦被超过，限缩便不可避免。
《增长的极限》说道，人类生态占用不能在不可持续范围内持续很久。人类将不得不返回到可持续范围之内。要么通过“管控下的降低”返回到活动的可持续水平，要么通过因“大自然”或“市场”的完全作用导致的“崩溃”，返回到相同水平。前者的例子是通过立法和有计划的报废捕捞船舶和工具，来使年捕鱼量限制在可持续捕捞量之下；后者的例子则是因鱼群消灭而导致的捕捞社群（fishing communities）的消失。
世界还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环境崩溃。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局部超过极限的例子。最知名的“管控下的降低”例子是，在发现南极上空臭氧层变薄后，通过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来努力消除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虽然臭氧层仍在破坏之中，但是形势正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最出名的“崩溃”例子是1992年之后的加拿大鳕鱼业的崩溃。相比之下，此处的情势却未得偿所愿：在20年没有捕鱼之后，该鱼类种群依然没有恢复。
一些人辩称，被迫的或有计划的限缩只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正常要素，因此没什么可担心的。这种观点认为，超过极限和限缩只是一种资源被另一种资源取代的过程；或者更一般地说，仅仅是一项技术让位于另一项技术。如果转型是平稳的，亦即没有导致人类收入或人类福祉的暂时下降（像上述臭氧层例子那样），那么这种观点可以得到辩护；如果超过极限和限缩只发生在某个地理区域（像纽芬兰岛鳕鱼那样），那么这种观点也可以得到辩护。
但是如果同时在全球各地出现共同问题，限缩就不那么正常了，可能的例子包括缺乏常规石油供应或者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在这些实例中，向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的转型可能会导致在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可再生能源或者无碳汽车）落实之前一段时期内人类福祉的下降，这种转型因而更接近超过极限和限缩的字面含义。
《增长的极限》要旨5：通过前瞻性的全球政策可以避免超过极限。
为了回应前面四条要旨提出的挑战，《增长的极限》做出了积极的答复：“因决策延迟导致的超过极限是一项真实的挑战，但是如果人类社会决定行动，那么很容易解决超过极限的挑战。”《增长的极限》说道，前瞻性的政策可以防止人类超过地球的极限。《增长的极限》的12种前景设想中有11种在探索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超过极限的挑战。最后一种前景设想——全球均衡（至少在理论上）表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若转译成可实施的政策，这意味着要促成如下事项：通过立法确保森林砍伐量低于可持续砍伐量；使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森林和海洋可吸收的数量；向大众普及教育、卫生和节育；更为平等的分配。这些行动在计算机模型中可以做到，但在真实的政治社会中却寸步难行。
实质上，《增长的极限》说道，如果社会成功避免了超过极限，那么就没有必要推进“管控下的降低”，也不会面临任何“崩溃”的威胁。超过极限的挑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解决，这是因为前瞻性的政策要求今天行动起来以便获得更好的明天。这样的政策必须确保人类生态占用低于地球承载能力；这样的政策必须确保不会任由人类生态占用跌入不可持续的状态之中。
《增长的极限》总结道，前瞻性的政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警告人们仅靠技术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根据《增长的极限》的论述，一种真正的全球可持续解决方案，将会要求技术进步与行为变化的相互结合。自1972年以来，为了通过协调全球行动来解决人类问题，（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很可能是对这种挑战的最具体描述，并且某些进步是可以测量的，但是这些目标并未提及超过极限的危险。
《增长的极限》要旨6：尽快（亦即在1975年）采取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增长的极限》也说道，为了在不经历超过极限和限缩的情况下实现向可持续世界的平稳转型，尽快开始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增长的极限》的第12种前景设想说明了这一点；该书表明（在计算机模型世界中）同样的全球政策在1975年实施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若在25年后（亦即在2000年）实施，并不足以解决此问题。
今天，我们知道1975年（在现实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来阻止超过极限，2000年也没有做出巨大努力。此外，新的统计措施表明人类已经超过极限。当下似乎只剩下一种方法，即限缩；理想的前景是有计划的限缩。
《增长的极限》的要旨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增长的极限》中相对不证自明和积极的要旨并未获得广泛接受，相反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论。极少数热情支持者将《增长的极限》视为开启新生态纪元的连祷文，大多数人却将该书视为对当下其珍爱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
有很多理由怀疑该书，在那时也和现在一样：（1）很多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满足人类的三种正当需求，即高收入、充分就业和所有人的养老保障的唯一可行解决方案。（2）很多人认为技术进步将（提前）解决所有的资源和污染问题。（3）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生态占用增长之间的差别，并且认为前者依赖于后者。（4）很多穷人将任何一种妨碍经济增长引擎运转的行动，都视为富人企图抑制穷人的方法。（5）很少人真正认为人类的终极欲求是增进福祉，而非经济增长。
《增长的极限》的科学要旨迷失于由其流行的解读所形成的纷乱之中，其可以总结如下：由于全球经济中对超过极限的回应严重延迟，全球社会很可能超过极限，然后被迫降低或崩溃。对全球极限的感知和地方化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民主决策中存在着严重的体制延迟；修复措施的实施与生态系统的改善之间，也存在生物物理学上的时间间隔。无论是《增长的极限》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显然从来都没有接受这个科学要旨。
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以来发生了什么？从那时起，近40年来，世界是如何演化的？简而言之，真实世界一直跟随的是《增长的极限》中的“一如既往”情景设想。这意味着真实世界在情景设想期（自1970年至2100年）的前40年，一直跟随“一如既往”情景设想的主要趋势。
这意味着全球人口和经济（或多或少像1970年预测和计算机模型世界中展现的那样）一直在增长，这也意味着真实的世界已经进入超过极限状态，就像《增长的极限》“一如既往”的情景设想那样。根据当下最出色的判断，世界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了累积性超过极限的状态，一旦把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关联起来，大多数人一般都接受这个判断；而人类的其他活动也在进入不可持续的范围之内。
然而，鉴于在计算机模型中世界大约直到2020年才出现限缩，直到2010年的历史比较，确实无法说清楚《增长的极限》“一如既往”情景设想中限缩部分的情况。到2030年，我们就会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自1972年以来，尤其是支持或反对增长的“公众辩论”已经证明，《增长的极限》中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的有用性。例如，虽然“极限”“物理增长”和“均衡”这些概念分别被重新命名为“地球极限”“生态占用”和“可持续性”，但是现在的学术讨论和政治辩论仍然经常运用这些有价值的语词。
《增长的极限》也使用了另一些不那么突出的概念，例如“指数型增长”（这种增长的加倍时间是恒定的）、“决策延迟”“超过极限”和“崩溃”。令人悲哀的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概念是阐述《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的主要科学要旨（决策延迟很可能导致超过极限；一旦处于超过极限状态，限缩就是一个必然的后果）的核心概念。
我们至今没有找到挑战“极限”这个概念的主要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案。很多细心的观察者反对世界是有限的这样一个理念，他们反而认为技术消除地球极限的速度能够快过我们趋近地球极限的速度。换言之，技术进步将会持续推迟达致地球极限的时间，或者提高地球的承载能力，好比是在这一进程中扩大地球的规模。对这个群体来说，只有当（因没有及时解决环境极限问题导致的）重大崩溃发生时，才能证明《增长的极限》的正确性。全球社会必须在问题变得严重前积极投资和研究新技术，如果在新技术需求显而易见以后仍然延迟投资，那么解决方案可能会于事无补，社会将要返回到超过极限和崩溃状态。
石油峰值议题是检验这种技术乐观主义的一个有趣例子，全球经济可能在获得同样廉价（可取代常规石油）的替代品之前就没有常规石油可用。检验人们是否会及时找到技术解决方案的另一个例子涉及气候变化议题。事实证明落实（旨在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到可持续水平以下的）立法是很困难的。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经由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一致同意将强制性减排延伸到2012年以后的当下努力（这种努力至今尚未成功），已经花费了数十年时间。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却一直在增加。
《增长的极限》的要旨与当今有关联吗
对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关联，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关联。《增长的极限》首先指出践行“一个地球生活”的迫切需要。如果人类想要发展出可持续社会，那么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人类必须以不超过地球物理极限的方式组织其生活方式。《增长的极限》提醒我们：“一个地球生活”是可持续性的一个条件，从现在起，这个理念应该成为人类行为的新伦理和准则。
《增长的极限》指出限缩人类生态占用的需要。最紧迫的需要是有计划的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有计划的降低水强度和人口规模也将长期大大助益于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人类已经处于超过极限的状态，唯一的出路是通过限缩使人类的生态占用减少，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生态占用的减少，无论多么细小，还是多么局部，都值得庆祝。
在全球努力停止人类生态占用的增长方面，《增长的极限》指出了避免决策进一步延迟的需要。最显而易见的需求是现在行动的明确意愿，即使这一代人并不能实实在在地看到这种行动的收益，但在技术创新可以获得商业盈利之前的很长时间，人类必须就技术创新投资达成一致意见。
《增长的极限》指明，如果增长呈指数型增长，极限将会惊人地快速出现。指数型增长是指每年以某个固定的比例增长（例如每年增长3%），它的特征是恒定的定期倍增（在上述每年增长3%的例子中，每24年倍增一次）。这意味着，如果世界在2030年将会达到饱和状态，那么最迟在2006年已趋于半饱和状态——在2006年时还剩下在超过地球极限之前的一次倍增时间。
《增长的极限》更深刻地指出，我们需要解决三个基本且正当的难题——贫穷、失业和养老保障，这三个难题生发出了对增长的全球迷恋。必须以一种可以与有计划的减少人类生态占用相容的方式解决这三个难题，这很可能最终要求在人均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有限的全球资源。
《增长的极限》提醒我们，在最深的层面，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而非增长。经济增长只是增加人类消费和福祉的一种工具，人口增长是人类成功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两种增长的延续不再增加人类福祉，那么合乎逻辑的措施便是放弃物理增长，转而追求幸福。
《增长的极限》出现在人们相信技术的力量空前强大这样一个时刻。人类通过运用聪明才智和在技术持续进步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似乎能够克服任何挑战。在这种观点看来，《增长的极限》的要旨是无法令人信服且无法让人接受的，这是因为该书可以被解读为如下立场：“全球政治在21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期将会受制于全球的资源和污染约束。”
在这种立场看来，《增长的极限》警告我们，自2010至2030年将会见证某些资源变得稀缺或昂贵（比如石油、水、鱼类、木头和土地的区域性稀缺），同时环境损害将会变得日益明显（比如生物多样性、有毒物质累积、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和温室气体的区域性破坏）。重要的是，虽然技术在持续进步，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增长的极限》警告我们，因为世界在物理上是有限的（与21世纪的人类生态占用相比，世界实际上相当狭小），所以资源和污染问题会出现。资源和污染问题开始是区域性的，逐渐就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除非我们立即采取矫正行动。
人类不再是无所不能的。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的演讲稿，该演讲于2016年9月8日晚举行。本文原题为《何谓<增长的极限>的要旨——这本1972年出版的小书究竟道出了什么样的全球未来》。感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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