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姐／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人，注定是会经历社会最大的变迁的。他们要郑重地跟古代说再见了，看着现代性奔腾而来，千军万马挡也挡不住。
好多文化名人都是在20世纪初生的，梁思成、蒋光慈等1901年生人；沈从文等，1902年生人；梁实秋等，1903年生人；巴金、丁玲等1904年生人；冼星海等1905年生人；周有光、赵树理等1906年生人；傅雷等1908年生人；钱钟书等1910年生人；杨绛等1911年生人……他们这一代，见证的中国变迁更多一些，历史的浪潮会把人生的计划全部打破，而他们还是给了历史剧烈转折最笃定的眼神。20世纪是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世纪，在朝不保夕的乱世中生存本身就是种巨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里活得笃定优雅，长久深沉的，是人间奇迹周有光先生。他在2017年1月14日故去，享年111周岁。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早年研读经济学，是经济学学者；后来转型语言文字研究，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晚年（注：85岁）又转型文化学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他经济学著作也有他语言学著作，他的连襟沈从文称他“周百科”。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中记载着他的话——“我以前说过‘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界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注：109岁）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看淡，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曾说，周有光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观念和方式方法——即以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汉语拼音系统，是在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原则下编写的，这一以前的努力成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如今中国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化、普及化的发展。有时候我在想，信息闭塞年代，人们可能更加努力一些，如果外面传来的信息过于单一，那么更要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多做修为和努力，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如何发展的时候，从改变自己及周遭开始努力，至少世界还有普遍性的真理，以及对于美好普遍的向往，可以系统地想些问题。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候，就是凭着《大英百科全书》，觉得“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他那时候就有自己的新闻阅读观，对于今天而言也是让人受益的方法——问自己哪一条新闻最重要，为什么重要，新闻背景是什么。如今全球化时代，人们环球游学、碎片观世，看得多，知道得多，但系统性想问题的时间反而少了，原则和方法反而缺了。有时候，真实感，并不只是眼见为实，现象背后的实质，才是真实。
致力于中国现代化是20世纪有志青年的共同目标，比如我曾写过的张伯苓和张彭春兄弟，用“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手段致力于现代化。年轻时候的周有光，曾经也是迷茫青年，一度还患上忧郁症，就读圣约翰大学时，那里的教授、教育家孟宪承先生要办一个普及民众教育的实验学校，找他参与。孟先生推崇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一套农村大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他主要让农民学习的不是技术，而是常识，常识当中最重要的又是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地从忧郁中走了出来，并且开始有了一种通过教育改革社会、促进人类进步的思想。普及教育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的现代化出路。
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他曾不遗余力地在这个领域发展。从圣约翰大学，到光华大学（注：因五卅惨案发生转学），从日本东京大学到京都大学（注：想跟从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回国后，在抗战时期他一边教书，一边在银行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感受和理解中国经济现实问题，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在图书馆中又自修经济学。他那时候认为，现代化的出路归宿在经济建设上。所以结合教育，他做了经济学者和相关领域实践者。说到现代化，至今这个过程仍在持续，为中国现代化而进行持续不断研究的学者依然在努力，我的导师，中国学研究专家、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曾写过：现代化就是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中国现代化实践，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最为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不仅快速追赶西方现代化，还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就是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要素，如土地、资源、能源、资本、劳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信息、知识和制度、法律等。从哪个方面突破，其实都是促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那个时候受过中西教育的研究者，内心是开放的，有逻辑又有灵感，“万变不离其宗”思想和“自由博雅”教育，让他们能够转型跨界非常顺利。周先生曾在英国旅行时收集了不少字母学著作，语文是他“沦肌浃髓”的个人爱好。他谈到转型成语言学研究时曾说——“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后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他的转行也意外地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保护了他自己和他的夫人张允和（注：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合肥四姊妹”中的“二姐”，周有光称他和张允和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他们恩爱近70年）。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汉语拼音的努力，全世界看得见。1982年，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20世纪末，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2000万美元，把70万部中文图书，完全改成拼音编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总结了周有光先生在语言学和汉语现代化上有八个方面的成就: 一、揭示人类语文生活的历史进程；二、研究世界各国的语文新发展；三、把语文现代化和语言学挂钩，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四、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领导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五、创建现代汉字学；六、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七、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八、展望21 世纪的华语和华文。
“85 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他退休后开始研究历史文化，则是追求文化现代化。恩格斯说过，由于人的寿命有限，一个人研究一个问题的深度受到很大限制。但周有光的寿命保障了他每个领域研究的深度。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曾评说：“他的教育和研究方向预示着他的世界观是全球化的，他对中国文化哪些好哪些不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了现实，了解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也就不会彻底失望了。”
周有光的文化观几个代表性观点:
文化是历史的精髓，抽去文化，历史就成时间的空壳。文化是人生的精神，离开文化，人生就成有形而无神。文化是一种人类的独特创造物，也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物。
人类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方面: 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 从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思维方面: 从神学思维、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文化如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中国文化流向日本，西洋文化流向日本，日本文化流向中国，印度文化流向中国，中国文化没有流向印度。希腊文化流向西欧，西欧文化流向美洲，美国文化流向西欧和全世界。文化流动，是永恒的规律。（《晚年所思2》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108. ）
周有光见证了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他持之以恒努力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他是20世纪初留给21世纪的最后的有血有肉的真实感。他一生说真话，崇尚真诚和真理。他给我们最好的启示是：我们清晰的头脑、思考能力是最长久的东西，无论是在生命中还是生命结束后，是在一个时代中还是一个时代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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