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新春返乡之季，本平台将在近期陆续为大家推送2016年11月18日《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上海社联星期五学术茶座举办的“城市化运动中乡村与人的命运讨论会 ——以《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为例”会议上学者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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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乡村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陈 恭 |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根据作者在本次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看磊光的书，勾起了我对自己故乡的回忆，对过去乡村生活的回忆。
拿到这本书，说实话，我一开始有点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写乡村的书，特别是所谓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经济学学者那里，非常常见。人文学者写乡村呢，往往带有过多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这本书深入看下去以后，我觉得内心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它直逼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乡村人的生活变迁和内心实录，启发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的社会命运和文化命运的思考。尤其是，作者以离开乡村到大都市读书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视角来回眸看自己的家乡，这就使得文字既有非常切身的感性认知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又有理性的思考和文化研究的综合提升。当然，我略感缺憾的是，可能作者太爱他的L县乡村中的人和事了，整体上似乎缺少一种价值批判的力量。
在这本书文字的背后，实际上浮现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尖锐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卷入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大历史背景下，乡村究竟向何处去？我想就此从3个方面展开谈谈我的粗略的看法。
1如何认识城乡二元对立中的乡村？
认识乡村，不能脱离城乡二元结构的宏观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乡养城、以农养工的以城市发展为优先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它主要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其他问题。
1.认识错位。我们都知道，在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不仅有形态之分，还有户籍之分、土地性质之分，两者泾渭分明。知识分子一般都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都市，而农民因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而被圈定在乡村。这样，人其实也被划分成二元结构，那就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两者不可逾越，除非通过知识或金钱改变身份。比如，乡村里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上大学变成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户籍，进入城市变成城市人。再比如，富裕的农民可以通过到中小城市买房子带户口的形式，转入城镇户口变成城市人（大城市由于人口限制，不在此列）。但城市人要变成农村人，在政策上并没有通道，在现实中也几乎不能实现。
在这样的语境下，城市人、尤其是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对乡村的宁静和野趣充满记忆和人文想象，甚至渴望回归乡村过一种自然的反都市化的生活，又对乡村的相对贫困和落后忿忿不平，同时也因身份难以逆转而无法真正融入乡村社会。而农民对于城市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羡慕城市相对充裕的赚钱机会和现代生活方式，又畏惧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和缺乏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而不能放弃安身立命的宅基地和农地。
因此你会看到，虽然城市化在快速发展，但除了城市近郊的农民因拆迁征地而不得不融入城市以外，偏远乡村的农民其实很少通过购买商品房挂户口的形式，主动抛弃农民身份彻底进入城市。可见，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的身份是错位的，对彼此的观照也是错位的，当下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2.现代性错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国的发展都是以城市为中心，乡村的资源和县域经济围绕着城市的发展而展开，所谓城乡剪刀差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专业的描述。因此，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实际上处于现代性谱系的不同序列，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发展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不仅拥有了600多座大小城市，而且建成了上海、北京等现代化程度不逊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城市的大都市。根据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分列第6、第17、第18位。中国城市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但城市人在享受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也遭遇了过度都市化的困境。比如，拥堵、污染、焦虑、孤独、空虚，等等。大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心对过度都市化的反思，表达了都市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情绪。他们一方面希望对乡村施加城市现代化的关照，一方面又试图对城市补上乡村古典人文的关怀。
而乡村却恰恰相反。除了大都市近郊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外，中国绝大部分的乡村，面临的紧迫问题还是如何摆脱贫穷落后，快速进入现代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取向和使命。这种城乡的巨大差异，有人戏称之为有“两个中国”的存在。在乡村，随着农业户籍人口的巨量流出，古典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崩塌，农耕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支离破碎，生态系统面临着唯发展论的侵蚀，新的乡村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远未稳定成型，乡村治理、基层民主选举、留守儿童问题、精准扶贫问题等等，都暴露出非常严重的弊端，互联网上时不时爆出有关这些方面的热点案例。可见，不仅城市有病，乡村也在承受着转型期巨大的阵痛，只是症候不同，这种现代性发展阶段的错位，使得城乡之间的互哺目前难以成为现实。
2乡村发展需要解决什么根本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与游牧或工业社会不同，一直以来，中国作为农耕社会乡村的基本元素，就是土地和人。乡村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土地和人。
1.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是一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土地是公有制，公有制分为两种：国有和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有，乡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正如城市人的户籍身份与农村人的户籍身份不可逾越一样，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国有土地不能变为集体所有，集体土地只有在政府合法征收的条件下才变成国有。乡村土地又包括农业用地与农村宅基地两大部分。
在我国，政府垄断了建设用地供给。一方面，宪法虽然规定了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没有规定城市的边界，这就为政府任意将城郊集体土地国有化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政府禁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流动，取消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处分权能，致使大量宅基地闲置，形成“空巢村”。而农民除了户籍所附带的宅基地和农地的资产以外，大多缺乏进城定居、创业发展的资本。这就不仅阻碍了人口城镇化进程，而且迫使农民无法放弃农民身份，必须保留甚至扩大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更多地占用农村土地，造成乡村建设用地不减反增的局面，同时也使务农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难以扩大。
这种集体与国有二元土地产权权益的不平等，在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不存在的，它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我认为，这是造成当前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
2.农民工转型。乡村土地上生活的人——农民是乡村的本质所在。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时期，我国的农民都被严格束缚在乡村的土地上，不能自由迁移，极少数去城镇搞副业的人，是需要生产队长批准的，同时必须按标准上缴一定的金额给生产队。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转型为工人是一个国家走向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兴国家的问题，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经济发达过程中都要遇上的问题。但是，只有中国有农民工这个称谓。因为这个群体虽然干的是工人的活，但仍然保留法定的农民户籍身份。只要这个身份没改，你就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你没有被安置城市住房的权利，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的权利，不能拥有随身子女公平受教育的权利。你是农民，但你的最大的资产宅基地和农地不能上市变现，你只能靠在城市出卖廉价劳动力挣钱，再回乡盖房、娶妻、生子、终老。这种人生的轮回，既不能真正改善农民的生活状态，又造成各种社会资源的无谓的浪费。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城市主要依靠对农村的农产品资源价格剪刀差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的话，那么，在目前发展中市场经济的时代，城市主要依靠对农村的农民劳动力价格剪刀差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地位。第一代农民工的转型，是非常不成功的，将来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如何实现转型，是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件大事，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工转型，涉及稳定的就业机会、工作技能的培训、身份的转换，从更深的层次，还涉及对现代文明的适应和培育，等等，其本质还是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融合。只有真正实现了农民工的转型，乡村实现现代性的转型才成为可能。
3如何构建理想的乡村中国？
1. 土地户籍制度全国一体化。既然集体与国有土地产权的二元分割，以及户籍的二元身份差异，造成目前的城乡差距，并且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那么，就应该打破这种二元结构，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和户籍管理，构建正常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从一国国民的平等权来说，国家也不应用土地和户籍制度将农民栓死在农村，为全社会廉价供应粮食生产。一国国民居住在一国的城市还是乡村，居住在上海还是青海，应由个人理性地作出自由选择，而与其出生地无关，不应被外部的制度性安排所人为限制。
土地制度方面。我国土地的二元分割是历史形成的，在不可能一下子统一土地性质的条件下，首先要做的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低价征收集体土地，再以垄断高价出售），归还农民的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益，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出让、租赁等方面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直接进入市场交易，一旦进入就归属国有性质（我并不认同土地国有化，但在目前土地私有化动摇政体的情况下，土地只能归属国有，但在理论上，国有和私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形成权益的二元分割），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性质和交易市场，让农民真正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镇化的发展成果。
就农地而言，目前农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实行流转，但农地集体所有性质未变，未来应逐步培育建立农地国有化条件下的使用权流转市场。就宅基地而言，应允许统筹整理、归并置换、流转上市，打破目前宅基地只能在集体小范围内流动的束缚，参照城市住房市场，逐步将农村宅基地商品化。这些探索，目的旨在盘活农民存量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激活农村内在的活力，也为化解农民的土地束缚创造条件。
户籍制度方面。从发达国家的人口管理政策来看，户籍存在的意义应仅限于国民人口登记识别，而不应是国民人口身份的区别和对自由迁移的约束。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显然不符合人性健康发展的要求，当然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有少数省份或地区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统一以居民户口称谓，这是正确的做法，但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取消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并结合土地制度改革，才能真正使这项制度立竿见影、取得成效。有人担心取消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后，大城市将难以容纳过多涌入的人口规模，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人口分布既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也是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取消户籍制度的二元结构，并不是取消户籍，而是户籍登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统一标准。从当前全社会生育率水平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来看，大城市将来担忧的并不一定是人满为患，而是人气不足。
制订基本的符合现代性的人口治理制度，是必要的。比如，国民出生时自动获得身份证号，此身份证号应与其社会保障号、驾驶证号等主要的社会属性号码保持一致，并终生不变，以促进社会管理的极简化和便利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标准，按照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托底的原则，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自由的户籍迁移制度，只要在一地拥有稳定的住房和就业，就可以在一地申请注册户籍；国民户籍主要显示国民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学历、职业、住址、家庭情况、父母信息等人口识别信息。等等。
2.乡村小镇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为6.65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总人口的50.32%。大家知道，相对于城镇的占地面积，农村的占地面积是无比广阔的，但它所容纳的人口却与城镇相差无几。可见，广大农村的人口分布是极为稀少的，集聚程度不高。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当我们乘坐火车穿越广袤的乡村土地时，会发现车窗外的农舍广泛地散落在原野之上，大多不成体系。农舍散落，一不利于节约土地资源，二不利于形成便利的邻里社区，三不利于乡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地区，基本上都是由集中居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完善的一座座漂亮的小镇组成。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乡村小镇化的条件也已经成熟。过去我们农舍散落分布，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农民必须接近自己的田地，并且需要依靠天然水源地取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一方面，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留下广阔的农地，使得农场化、农机化、喷灌化的耕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汽车、农业机械在农村已经逐渐普及，乡村公路网也在逐渐完善中。农民完全可以离开农地实现一定规模的聚住，开车回农地或农场进行耕作。
从全国范围看，应鼓励山区村迁入平原、自然村并入中心村、小村并入大村，大村发展成小镇。与此相适应，农民则会不断从贫瘠山区迁入肥沃平原，从小村庄迁入小镇。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运动规律，农民的数量会逐步减少，村庄的数量也会逐步减少。风格规划统一协调的漂亮的乡村小镇，小镇外广袤的统一耕作的农地，人迹稀少的休养生息的山林、河流和绿地，共同构成现代化的美丽乡村。
需要区分的是，乡村小镇化，并不完全等于乡村城镇化。乡村小镇，既不同于烟囱树立的工业化的小城镇，也不同于空巢化的颓败的村庄，它是村庄的现代性升级版，是中国最基层的单元形式，它讲究住宅的美观、生活的宜居、环境的清洁、风貌的保护。乡村小镇里的居民，是实实在在地居住在小镇里的农民，他们主要依靠机械化、规模化的耕作为生，或许也从事一些特色农业加工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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