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钱复：由乱贪恨而生的全球困境，儒家文化有破解资源

编saying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现实意义何在？为何值得当代炎黄子孙承继？

前天，讲堂刊发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姜义华（第88-3期讲堂嘉宾）的阐述：“儒道法墨思想怎样体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中？”凸显了传统文化如何构成中华文明枢轴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实践谱系；昨天，刊发了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第58期讲堂嘉宾）的观点：“《大学》与现代大学、批判精神》”，剖析了儒家思想中人才培育对当今做人的贡献。今日刊发台湾知名文化人士钱复（第78期讲堂嘉宾）观点：以中华文化中的世界观方法论，破解全球各个国家面的“乱”、“贪”、“恨”的困境。

钱复先生早年师从傅斯年、胡适，后留美学习，一生践行儒家文化之“诚、勤、敬”。曾任“台湾地区监察机构、外交机构”负责人，现为国泰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力促两岸文化、经济交流。

2014年6月15日，台湾地区知名文化人士钱复（第78期讲堂嘉宾）做客文汇讲堂，主讲《本世纪全球困境:中华传统文化的借境》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专家、学者都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区域化、资讯化的新世纪，大家会享有民主的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全世界将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们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但是，21世纪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上述期盼并未实现，相反，各类灾害层出不穷。在我看来，一个“乱”、一个“贪”、一个“恨”，是造成21世纪整个世界动荡不安、人们不能安居乐业最主要的原因。解决这些全球困境的钥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能为解决全球困境提供借镜

我这一生没有太大遗憾，只是小时候念书太专注西方问题，尔后多研究外国社会、外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经典钻研不够，诚为憾事。好在退休后时间充裕，可供自己自由支配做喜欢的事情，故此重温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化，受益良多。

2011年起，我出任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非常高兴能与北京高占祥先生主持的中华文化促进会合作，在过去的两年里举办两岸人文对话。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寻找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一把钥匙。我们一致的看法是，中华文化正是这样一把钥匙，是两岸深化交流过程中的共同思想和行为基础，掌握了这把钥匙，全球危机是可以挽救的。

一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孔老夫子教我们的东西在两千年前有用，在两千年后也有用。孔孟思想强调以仁为本，利己利人，顺天应人。我曾拜读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他提到，能为国家、为人民着想而抑制自己本性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做到60%为他人着想、40%为自己着想的人，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这句话完美概括了我之前的赘述。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季羡林谈人生》

《大学》这本经典，一开始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要求我们从独善其身开始，做到兼善天下。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这也是为什么经过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仍备受瞩目，被视为对解决当前全球困境大有帮助的原因。

造成全球困境的肇因是乱、贪、恨，而这三大问题中华文化都能够作出解答，以“定”“俭”“爱”化解“乱”“贪”“恨”。

以“定”制“乱”化解全球战争危机

选择目标，依定、静、安、虑顺序逐步达到，用自省之功化解“乱”。

《大学》所提的“定”和“安”，是解决“乱”的最好办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自己要选定一个目标，然后依照定、静、安、虑循序渐进，达到目标。也就是说，人类要用自省的功夫来化解“乱”。

现代社会节奏太快，网络发达，看似拉近了距离，实则问题重重。很多年轻朋友时刻刷微博，甘当低头族；更有网上结识未曾见面者，被人一撺掇就干傻事。比如泰国的红衫军和黄衫军本无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却偏偏在曼谷大动干戈，这其中，互联网助推负面情绪是祸端。现代人太忙，忙到没时间细想，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很难做到“吾日三省吾身”。缺乏反省，就容易乱。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多些慎重，多想想这一步走下去是对是错，三思而后行，则乱止。

以“俭”去“贪”平衡全球贫富差距

唯有奉行“戒奢禁贪”，以勤补拙，以俭养廉，才能化解贪念。

凡事谋私，不是为公，就是贪念私心。金融危机源于个人的贪心，国债危机源于政客的贪心，全球变暖源于国家的贪心，最可怕的是，贪无止境。

金融危机结束了吗？没有。美国现在采取所谓量化宽松政策，说穿了无非狂印钞票。你买了美国国债，有朝一日美元贬值该如何自处？通货膨胀的恶果我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中学时代就见识过了，当时先父早上领的薪水尚可以买20包面粉，到下班时候去只够买半包了。再比较美国如今的量化宽松，一旦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其后果不啻为另一场灾难。

目前全球约有500兆美金的游资，但这500兆美金掌握在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手里，他们炒房、炒股、炒汇，全无顾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波及泰国、印尼、韩国等多国，谁是幕后推手？正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等辈。全球各国一年GDP加在一起不过70兆美元，不足野心家们操纵的1/7，这些贪婪的炒家们为了赚钱，总会寻到倒霉鬼为其垫底，所以金融危机没完没了。

西方国家这些年大力推动全球化，说全球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可结果怎样？世界不安定，贫富差距大。对此，我觉得中华文化的“戒奢禁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还要更好”的说法，有了一栋房子就想要2栋、20栋、200栋，欲壑难填，坏上加坏。人要懂得满足，要惶恐自己的德行、福分是否消受得起“好”的生活，否则危及自身不说，还会影响子孙。

以衣、食、住、行四方面举例说明。我的西装不少穿了二十多年还没扔掉，太太都看不下去了，但我不舍得丢，既然没破没烂还可以穿，何必为了赶时髦买新衣服？时装面料的制造过程可是会排放废气的。饮食方面，维持健康即可，不求山珍海味，只求清淡节约。住、行方面，讲个小故事。1980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妇与我会见，聊天时问我对菲律宾观感如何，我回答“不好”，随即解释道，1963年访问菲律宾，百姓富庶，商业繁荣；17年后，菲国富人区的豪奢与紧邻贫民窟的败落对比异常刺眼，社会贫富差距如此悬殊，恐生动乱。上位者有再多的豪宅，再多的名车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一个人晚上只能睡一张床，一次只能坐一辆车。马科斯显然没有采纳我的“轻车简从，善待贫民”的建议，其政权果然垮台。

“天道好还”是我一辈子信奉的一句话，做得不对，天都不会放过你。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用功就有收获，生活俭朴得以清廉。诸葛亮《戒子篇》尝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而当下“俭以养廉”或许比“俭以养德”更意味深长。贫富差距的现状已然存在，所以学者主张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扶助弱势群体，目前本人也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所秉持的理念，来自于《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所以，化解“贪”最好的做法就是“俭”。

诸葛亮《戒子篇》尝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以“爱”除“恨”实现天下大同

“爱”是关怀，化戾气为祥和，社会有爱，才得和谐，得天下大同。

每天翻开报纸，杀人放火一类的新闻屡见不鲜，戾气何其重也。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行让人难免疏忽，成长过程缺乏管教引导。想起我自小一举一动皆在框架之内，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即受母亲打骂。时至今日，我对母亲的责罚教育仍是铭感五内，若无当年管教，自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就。

如今时移世易。现代社会生育很少，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难免娇宠有余，教养不足，常常一掷千金购置衣物玩具，却忘记了最重要的管教。小朋友从小到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父母提供的现成便利，是故一遇到挫折，便容易走极端。譬如自己幼年时羡慕同学的新衣、新鞋、新自行车，但从不敢向家里开口，这就是一种挫折，而人只有在经历过挫折后才会长大。家长的“宠”和“爱”是有区别的，“爱”是关怀，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诲，是孝悌之义。整个社会都有“爱”，都有一种关怀的氛围，那么就是一个祥和的大“家”，天下大同才指日可待。

中华传统文化中可供我们处理当前全球困境的珍宝实在太多了，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努力地探讨，向整个世界来宣扬。

1956年，钱复与胡适

西方优秀文化之一的某些宗教教义当下被异化

俞新天（对话嘉宾、上海台湾研究会会长）：我觉得，仅靠西方这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向世界提供价值观是不够的。现在需要各种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它有五千年传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需要非洲文化、印度文化、其他各种文化都贡献自己优秀的内容，共同来匡正全球时弊，共同来解决全球问题，这才是最佳途径。

我想进一步向您请教，您对西方文化极为谙熟，西方文化对解决全球文化造成的困境是否也有某些借镜？

钱复：西方优秀文化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宗教，包含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等。这些宗教的教义教人做人做事，有可借镜之处。西方有一个词现在不大用了，叫“节约”(frugality)，就是我喜欢用的“俭省”的“俭”。这个词就来自宗教，但现在大家为了财富把它淡忘了。在美国，如同您刚才讲的“美国梦褪色”，许多原始的宗教教义也起了变化，使得整个“美国梦”成为很浪费的梦，让我有时觉得“美国梦”甚至就是一个噩梦：一定要有两部车，最好三部，城里有房，郊外也有房，每年固定旅行若干次，这些都无益于全球气候的改变。

包容、坚忍、耐心中可以悟出更多智慧，促进世界进步

俞新天（对话嘉宾、上海台湾研究会会长）：我感觉中华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包容，我们能够包容任何一种宗教，我们没有文化原教旨主义这种想法，这是特别珍贵的。明朝郑和下西洋，和当时伊斯兰教盛行有关，中央政府有很多高官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也可能和元朝历史有关。所以，郑和下西洋不是简单的现象，而是整个文化现象中的一部分。但那时人们没有感到和儒家学说有何冲突，他既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也能够接受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没有矛盾。到了明朝后期，上海的徐光启还有十几位高官皈依了天主教，他们也没有觉得和儒家文化体系有矛盾。这说明中华文化非常具有包容性。正因为我们这么包容，所以犹太教只有在中国，是真正熔化到了本地社会中了，可能只是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或者信仰的习惯，而不是一定要用宗教特性来证明自己，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说文化多样性就需要包容，大家能够彼此学习借鉴，共同贡献给世界的未来，这是最好的方式。

钱复：您提的“包容”这两个字我非常赞同。我1988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地区，看到台湾地区的社会现象心里很担忧，为什么？那时经济发展导致了一个阶层比较富有，心态上对凡事都求立竿见影，但这不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我回来的第一次演讲，就用了中国的两个词，一个“忍”、一个“耐”。“忍耐”两字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忍耐”要翻译成英文是三个字：包容、坚忍、耐心。一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包容、坚忍、有耐心，那么社会一定很安定，反之就容易乱。1988我给台湾地区社会问题下的解药就是“忍耐”。说到忍耐，激进的人就会觉得你是老人心理：什么东西都要忍耐，不许我们冲。“冲”对是很好，“冲”错了就像巴西队把球冲到自己的栏里去了一样。在忍耐中我们可以悟出更多的智慧，等待更多的转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最喜欢坚忍，坚忍不拔才能成事。

2014年6月15日，钱复先生对话上海台湾研究会会长俞新天，探讨关于中华文化中的“包容”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