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画讲究留白，通过留白，景物的空间就被延伸到了画外，或者说，空间的延伸任由想象。这一技法的应用表明，一幅画并不构成画中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景观。画是有边界的，而景则可以无限延伸开去。既然画中的景是没有边界的开放系统，既然一曲过后三日绕梁而余音不绝，也就不可能拥有一个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封闭系统——无论这个系统有多大——往往会拥有一个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一个开放系统则是不可能建立起这种结构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正在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一切封闭系统都正在走向衰落的景象，不用说是否存在着平行宇宙，也不用计较人的开拓地外空间的技术能否有所突破，单就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进入一个流动的状态而言，一种网络互动的景象也已经证明中心—边缘结构的基础正在被掏空。因为，当我们世界中的一切都被纳入到了网络之中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流动的画面，任何事物都不会安静地处在某一处，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何处是边界。因而，也就无法将任何一个地点宣布为中心或者边缘。
一、边界的确立及其功用
在哲学的意义上，如果在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厘定边界、作出区分时，也就意味着既是作出了区别、排除，也是以否定的形式建立起了联系。或者说，使本来被认为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得以区分开来，也同时使没有联系的事物因确立边界而相邻。但是，从社会运行的现实来看，边界不只意味着排除，因为，边界本身也意味着让人形成一种排斥性的行为倾向。我们看到，时常有一些天真的人去把近代社会中的某种思想观点宣称为“普世价值”，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普世性价值存在。如果说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有什么“普世性”因素的话，唯有人的边界意识。人类社会中所有的压迫、隔离和排斥都根源于人的边界意识，黑人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压迫，是根源于白人的边界意识；外国人或拿绿卡的人之所以被区别对待，是根源于美国人的边界意识；女性之所以在职业活动以及政治生活中遭遇歧视，是根源于男性的边界意识；公众的意见之所以受到冷落，则根源于专家的边界意识……所以，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生成的这一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才是当今世界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总根源。当人们在谈论所谓“普世价值”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划定了边界，即排除了那些不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因素。
也许科学研究在边界意识方面是淡漠的，巴伯就主张，“科学作为整体，边界是模糊的，它溶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1]20世纪中期以来的交叉研究等也的确表现出了拆除学科边界的追求，以至于我们相信巴伯的观察是一个具有趋势性的科学发展事实。然而，我们却发现，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所做的是命名的工作，而为事物命名又显然包含着三重目的：其一，使事物准确化，至少是在人的观念中使事物从模糊变得清晰；其二，使事物具有确定性，尽管事物处在变动之中，但通过命名而使事物确定性的一面巩固下来；其三，在人们之间交流和分享关于事物的认识和经验，让命名所包含的排除以及所厘定的边界能够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不认为科学有着无界追求的。当然，科学发展中的每一项新成果、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拆除某个边界，或者说，把边界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不能将此看作是科学有着无界追求的证明。因为，如果科学有着无界追求的话，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科学为什么会包含着那么多的专业了。
在20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女性主义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近些年来，女性主义的问题也时常在中国被学者们提及。我们从女性主义的表述来看，如果它仅仅批评男权的压抑，仅仅要求性别平等，在实践中斤斤计较于社会活动中的性别比例，这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是与它所批判的对象相一致的。无论是用女权代替男权（激进的女性主义），还是要求男权与女权的平衡（温和的女性主义），都刻意地在男女之间划定了边界。显而易见，用女权代替男权无非是要把统治者拉下来而让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要求男女平权无非是近代以来民主思维的反映。姑且不谈前一种思维，单就后一种民主思维而言，我们不禁要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女性问题不正是在民主的话语环境下制造出来的吗？即便是对这一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而把今天我们看到的女性问题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前那个时代的陈迹，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近代数百年的民主进化为什么要将其保留下来呢？进一步地说，民主的发展如果一直保留了性别问题这个“死角”的话，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多大的扩展空间？所以，我们不认为性别总是适宜于从民主的角度去加以认识的，更不可能在参与民主的伸张中去找到解决方案。根据我们的意见，女性问题是根源于边界意识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不是用边界这一边的主张去替代边界那一边的主张，而是要消除边界意识。男性是可以在公共生活中占据更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男性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作为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社会人”，他是不应有性别意识的。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运动的方向是要在消除性别意识方面作出努力。进一步地说，如果女性主义运动需要汇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的话，那就是一个消除边界意识的问题，即不再在生物学上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划定明晰的边界。
在农业社会，地域边界是由某些自然因素确立起来的，脱域化意味着对边界的突破，人流动到城市的过程本身，就是突破原先束缚他们的边界限制的过程。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化不仅意味着把城市打造成了陌生人社会，而且也同时把农村改造成了陌生人社会，使每一个人都与他人之间划出了边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也面临着在陌生人中度过一生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农村也存在城市化的观众问题，只不过它通过对过去的传统的回忆来过滤这个问题；而当那些农民本身被迫进入城市时，他们会形成一个由同乡的人或者说同一种方言的人组成的聚居区，以此来应付陌生人的问题。”[2]比如，在中国的北京，就曾经出现过“浙江村”、“新疆村”等。但这些仅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现象，使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不至于过分激烈，让人们有一个适应过程，然后再完全进入陌生人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地域边界已经解体而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确立起来时才会出现的一种过渡现象。
在桑内特看来，“正是由于19世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关系所奠定下的基础，当前这个世纪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理界限才会变得更加模糊，当今大城市对公共生活的否定也才能够通过一种新的通信技术和整个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否定纠缠在一起。”[3]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是以个体的人之间划定边界为前提的，当个体的人之间普遍确立起了边界之后，城市与乡村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陌生人社会无非是用个体的人之间的边界取代了熟人社会的地域边界。不过，从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并未在陌生人社会出现时终止，陌生人社会并不是社会的最后一种形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网络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人的行为方式，使人际交往不再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而且，人的群体化、组织化的生活以及交往平台也逐渐地虚拟化，从而使人可以在非接触性的交往中开展社会活动。这一方面使更大地理空间中的人被纳入到交际圈子中；另一方面，又使人被无形之墙间隔起来，人的心理空间变得更加飘忽不定，交往对象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如果说在工业社会这一阶段陌生人在交往的时候需要通过角色的假面掩饰自己，现在，交往的非接触性决定了人们连这个“假面”也不需要了。在人们将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赤祼祼地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时候，似乎实现了人的陌生化的逆转。然而，在虚拟空间中，人的物理存在却隐蔽了起来，从而让人感受到陌生人正在被匿名人所取代。可以认为，这是人的匿名化，是匿名社会兴起并取代陌生人社会的历史演进趋势。随着匿名人的出现，人际间的边界也就得到了消解，或者说，边界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因为，人的物理存在并不接触，无法确定人们之间存在着边界；而人的思想和心灵又是直接相交和相融的，也无法确定边界。
总体看来，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自然边界，而工业社会在能够突破各种各样的自然边界的时候，却在所有的方面进行人为划界，对一切人所能够触及到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现象进行划界。比如，在农业社会，资源的分布存在着地域分割的问题，而且，这一社会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也不显著，主要表现在粮食等有限几种资源在地域持有上有所差异。工业社会打破了地域边界，由于市场以及社会化大生产而使资源被分成不同的类型并由各领域所持有。这样，也就造成了资源的领域分割。在每一个领域中，又都进一步表现为组织化的占有，甚至出现组织垄断资源的状况。与地域化的资源占有相比，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资源的普遍性分割，几乎所有成为资源的因素都被分割了开来，并分别占有。加上信息不畅和不对等，大量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合作社会的到来，在合作的社会中，资源分割的问题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出发点就是合作制组织不再以资源占有为目的。在社会充分信息化的条件下，合作制组织对待资源的态度完全可以实现随取随用、据需而求的状况。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将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资源配置上，传统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使资源配置条块分割，而合作状态下组织网络的非中心化结构则打破了条块分割的边界，使合作体系中的一切资源都融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
工业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及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分工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工作上的分工，也同时引发了工作场地与生活场所的分离。原先的作坊既是工作的场地也是生活的场所，工业化进程则完全打破了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的格局。在工业社会，工作与生活的分离也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划定了边界，生活中的观念和行为是不允许出现在工作场地中的。同样，工作场地中的观念和行为如果被带入了生活之中，就会破坏生活的和谐。正是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韦伯才会要求官僚制组织成员必须杜绝情感等因素，要求以“非人格化”的形式去做到公事公办。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变动，那就是工作与生活相分离的状态正在被打破，特别是服务业的迅速成长以及网络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生活环境中进行。而且，许多服务行业中的工作恰恰是依托生活区展开的，是服务于生活需要的，即使那些服务于生产的服务型企业，为了吸纳低成本人力资源，也无需刻意地避开生活区。事实上，物流业的发展已经可以在工作区域与生活区域间架设起桥梁，从而不仅使工作区与生活区联结到了一起，而且使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二、组织以及组织之中的边界
工业社会的组织都有领域认同的问题，这种“领域认同为组织成员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外界行动者设定了一系列的期望，从而表明了组织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虽然未尽其详，但它仍然粗略勾画了组织在大环境里面的适宜角色，从而构成组织沿特定方向排定其活动的指南。”[4]在这方面，边界发挥了组织建构的功能。比如，政府自然而然地就拥有社会责任感，在政府中任职的公务人员，对自己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角色有着多种复杂的感情，特别是对自己所分管的业务范围内的事务，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去甚远的话，那么，主要原因也是领域认同意识缺乏的缘故。领域认同是一种组织现象，是组织对所在领域的认同，但是，组织的领域认同会传导到组织成员这里，而且恰恰是由组织成员所承载的。在领域认同的背后，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边界意识。所谓领域，其实就是一定边界内的某种空间形态。在这个空间中的人对自己所在领域的认同本身，就是以将自己与边界外部的人区别开来为前提的。
政府属于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与公共领域相对而立的是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边界。在公共领域中开展行动的人，所担负的是公共事务和护卫公共利益的责任，这些责任是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承担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领域认同意识对他如何承担责任或如何诠释责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政府中的一切外在于其工作人员的设置都只能规定职位和岗位责任，却不能解决他们如何承担责任和如何诠释责任的问题，只有政府工作人员的领域认同意识，才决定了他们如何去做。在政府工作人员因为领域认同而将外在于他的责任转化为内在责任的时候，赋予了政府以整体性，而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则是相对于政府整体的个体。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出现了整体与个体。在整体与个体之间，也就有了可以认识和理解的边界。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生成一种合作制组织。在我们看来，合作制组织将会实现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领域认同将不会过多地表现出积极价值，甚至会产生消极影响。尽管合作制组织也有专业化的特征，但是，如果它拥有更多的领域认同意识的话，就会产生自我封闭的问题，就会在选择合作伙伴和服务对象方面表现出精挑细选的状况。这些都是与它的性质相背离的，也是社会的网络结构所不允许的。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只限于技术层面，它不会因这种技术层面的专业化而产生领域认同意识，相反，它的开放性质要求它去主动地拆除领域边界。另外，合作制组织产生于社会的领域分化终止和领域融合进程开始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样的一个历史趋势，也决定了合作制组织天然地具有不去谋求领域认同意识生成的条件。所以，组织的领域认同是产生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是社会分化在微观层面上的表现。对于工业社会的组织而言，是需要领域认同来为组织进行角色定位的，而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制组织将会呈现出很强的角色流动性特征，因而，会对领域认同抱持警觉以致排斥的态度。关于组织领域认同的另一种表述就是组织边界的问题，当合作制组织不再具有领域认同的问题时，它在边界上也是非常模糊的了。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人类赖以开展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组织化，人类也就在同等意义上达到了它的某一文明程度。组织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同时也是人们开展社会活动的途径和方式。没有组织，社会就可能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没有边界的时候，组织的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秩序功能就愈显突出。即使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去看这一问题，也可以发现，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组织在运行中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各职能部门边界模糊的问题，导致部门间的职能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组织变革要求的组织设计只要抓住“合并同类项”的重心，就能够在改革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中，组织变革无一例外地都是从职能合并方面着手的，只有首先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取得成效或实现了突破，才会进入流程再造方面。如果对这种机构改革进行哲学解读，实际上，也就是在梳理和调整边界。由于这种梳理和调整边界的做法被一再重复，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特别是在政府中，一旦希望对行政组织进行调整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按照这一路线去开展行动。然而，从21世纪以来各国的行政改革来看，这类行动所取得的成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组织的总的环境变了，对组织的改革可能需要着力于去消除各种各样的边界，而不是梳理和调整边界。
其实，在关于团队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跨越边界的意义。比如，贝尔雷等人就指出，“高级执行者必须鼓励个体团队跨越界限，在新的环境中与新的小组进行合作。”[5]团队的行动就在于跨越既有的各种界限，也就是说，“员工参与以及其他参与性行动能够促进极为重要的组织能力的发展，参与的程度要求在组织活动中员工能够进行合作，以及服务团队成员能够跨越界限并具有挑战阻碍的灵活性。”[6]与传统的组织相比，“合作型组织为有效协调、分享决策制定以及决策实施而设计，重点在于强调合作方法，因为它提供了采用多种观点以及产生协同增效和责任的机会。合作可以超越垂直和水平界限发生，因此信息流、人员、协调和材料远离了单一的限制。合作建立在分享责任、权威对结果负责的文化之上。”[7]贝尔雷认为，在合作型组织中，“讨论是开放的，神圣的人受到挑战，有意义的对话得到肯定。这些交流标准为新的会谈制定了准则，这些有效讨论的一些特征是：（1）跨越组织的界限举行讨论；（2）组织中各个层次共同解决问题；以及（3）人们在其他人寻求信息之前就共享信息。”[8]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参与讨论的一切人都被置于平等的位置，哪怕这种平等仅存于讨论的过程中。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以探讨的姿态出现，权力被暂时搁置了，权威也受到了有意识的忽视。只有当讨论形成结果，进入执行过程的时候，权力以及权威才又重新出现。所以，权力、权威都不再像以往组织中那样稳定地存在并持续性地发挥支配作用，而是间歇性地存在和有选择地展现支配力。团队是在20世纪后期才得到了组织理论以及管理者的注意，对团队建设的这些设想，所关注的重点放在边界上了，这显然是在证明，边界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汤普森认为，“复杂组织的任务环境被证明是多方面或者多元的，它由几个或者许多在构建领域认同中具有潜在影响的其他组织构成。这甚至对于极权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的组织也是适用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组织，都可能有一些可选择的投入来源，而这几种投入要从不同的国家管辖机构获取，同时对于产出的形式和产出处置的地点也有一些可能的选择。”[9]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所具有的自由度往往影响着组织对外部支持的可选择性。在地理空间既定的条件下，组织只能在提供同质性外部支持的其他组织间去进行选择。这个时候，边界就是一个决定性的限制条件。如果组织能够突破某种边界而扩大其活动的空间，它就可以把另一地能够提供同样外部支持的组织纳入到可选择的对象中来。这就是近来组织研究更多地强调组织的开放性的原因。在开放性的逻辑中以开放性的原则重塑组织，就会要求模糊组织的边界，甚至希望把组织的边界抹平。
当我们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演进中去看领域分化与融合的过程时，就会发现，随着组织的分化，工具组织与价值组织以两类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出现，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在这同时也发生了分化，使工具组织与价值组织有了不同的适用领域：工具组织存在于广泛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生产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形式；价值组织则存在于日常生活的领域中，成为表达共同生活意愿以及在生活过程中开展集体行动的形式。当然，在公共领域中也存在着价值组织，比如，政治生活中的议会和广泛的社团组织，都是应当归入到价值组织的范畴之中的。政府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工具组织，企业等是存在于私人领域中的工具组织，而宗教以及各种各样的志愿者组织则是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价值组织。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就整个社会而言，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近代以来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进程已经结束，开始了似乎是逆向的运动，即开始走向融合。
这样一来，组织分领域而发挥作用的前提就呈现出逐渐消失的状况。同时，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开始涌现，这些组织更多地具有志愿者组织的性质，而且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表现出替代政府而承担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职能，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直接提供了大量原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表明，价值组织与工具组织的区别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是出现了工具组织与价值组织的趋同。甚至可以认为，在志愿者组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志愿者组织，就是这种趋同的代表性作品。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新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等是出现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边界上的，或者说，它（们）的出现打破了领域间的壁垒，使不同的领域融合了起来，以至于原先把不同类型组织区分开来的边界消失了。所以，我们是不能以传统的观念去把非营利组织（新社会组织）指认为公共组织或私人组织的，而是要在超越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分化的历史背景下去认识非营利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组织及其志愿服务。这就是组织演进历史维度上的一种边界消融的趋势。
三、思维中的边界及其消解
在人的思维中，或者说，对于人的思维而言，边界意味着对思维的限定，所以，福柯在其知识考古中经常使用的是“限定性”一词。根据福柯的研究，在18世纪末，在从“观念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中，生成了一种分析性思维。在分析性思维中，或者说在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中，必然会发现，“在经验的核心处，显示出追溯，或像人们所说的深入限定分析的义务；在这种分析中，人的存在能在自己的确实性中向所有那些形式提供基础，那些形式向他表明他并不是无限的。”[10]既然不是无限的，也就是有边界的。所以，无论是思维还是社会实践，所遭遇的第一个限定性就是来自于人的自然生命的限定性。“肉体已给予人们经验，这个肉体是他的躯体——模糊空间的一个片断，可是，它独特而不可还原的空间性是在物的空间上被宣称的；欲求作为原始的欲望而给予这同一个经验：从这个欲望出发，所有的物都获得了价值，以及相关价值；对这同一个经验而言，语言在这样一个线索中被给予了：所有时代的语词、所有的接续和所有的同时性可能都由这条线索给出。”[11]在边界确定的空间中，人们得以交流，共享经验，不仅使认识成果有价值，而且各种各样的欲求也能够得到满足。
但是，人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展开的，人的欲求受到了人的自然存在的限定：一方面，人的肉体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和首要的限定性；另一方面，当在人的肉体中产生出欲求并在欲求转化为欲望的时候，就会在自我所在的空间中进行深度挖掘，那些原本不具有价值的存在，就会在深度的分析性挖掘中被发现有价值，或者，价值的形态得以改变。比如，水的价值就会因氢的分离技术而成为燃料的。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人的挖掘深度是有一个边界的。尽管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来看，人在把那些没有价值的转化成具有价值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对边界的突破，而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把边界向后移动了。“这就是说，只是在它自己的限定性基础上，这些确实形式中的每一个（在其中，人能得知自己是有限的）才能给予人。”[12]
这样一来，限定性也就意味着确实性，或者说，营建起了确实性。即便如此，“限定性并不是确实性之最最纯化的本质，而是从限定性出发，确实性才有可能出现。生命的存在方式，以及能确定生命若不向我规定其形式就不能存在的一切，基本上都是由我的躯体给予我的；生产的存在方式，它的确定性对我的存在的重压，都是由我的欲望赋予我的；并且，语言的存在方式，整个历史航迹，（在词被说出的瞬间，并且也许甚至在仍然不太能察觉的时候，词就向这个航迹显现了），都只是沿着我的会说话的思想的细长线索而赋予我的。在所有的经验确实性基础上，在能把自身表示为人的存在之具体界限的一切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限定性——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它被肉体的空间性、欲望的张扬和语言的时间所指明；可是，它根本上就是他者；在这里，界限并不表现为一个从外部强加在人上面的确定性（因为他具有本性或历史），而是表现为一个基本的限定性，这个限定性只奠基在自己的事实上，并在完全具体的界限之可能性上展现。”[13]他者划定了“我”的空间范围，使“我”的一切都有了边界。
认识论以及整个现代科学就是在限定性与确实性的这种矛盾中展开的，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是如此。似乎这种矛盾并未构成科学发展的制约因素，反而是有益于科学研究的，而且为科学进步提供了动力，促使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然而，随着限定性在20世纪成为厚重的约束条件后，也随着确实性受到了不确定性、流动性的冲击时，由限定性与确实性构成的矛盾也就解体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后期以来，真正称得上科学技术新成就的成果，都不是在分析性思维的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比如，计算机编码系统的二进位制，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周易”的语言系统，而不是与分析性思维相关联的数学进位制。所以，福柯通过知识考古而认识到的现代思维方式及其科学的命运，都在20世纪后期的后工业化运动中作出了回答。但是，答案却不是福柯能够想到的，这是因为，后工业化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人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全新的世界。为了处理那些全新的问题，思维方式的变革必将发生。就此而言，20世纪后期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只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相似性思维诞生的前奏。一旦相似性思维成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限定性就会得到突破，“边界”一词也许就会从人的头脑中消失。
从历史上看，相似性思维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得到了完美体现，通过想象，文学艺术文本可以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沟壑填平，并呈现给我们一个极具现实感的世界。就此而言，可以说那是分析性思维永远无法企及的。我们可以认为，虽然分析性思维的应用需要让分析者立足于人类已有的知识、思想和观念的基础上，但是，如果分析者跨越了专业边界，尽管仍然在其思和想的过程中保留了分析的形式，而在实际上，却有可能偷偷地运用了相似性思维。他在这个时候不再是以科学家的面目出现，而是有了哲学家的形象，而且，在其分析结果所呈现出来的文本中，包含着浓重的艺术品质。所以，分析性思维天然地适用于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专业领域，如果希望把握世界的整体性，就必须求助于相似性思维。相似性思维的应用者在思想的时候，一般说来，不是专家，也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所拥有的整个文化的拥有者。他是基于历史所积淀下来的全部遗产去开展创造活动的，在他所确立起来的或他所推荐的每一个观念和思想观点中，都包含着世界整体性的缩影。
根据索绪尔的研究，词的使用者越多，其内涵就越丰富，特别是概念以及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词语，更是如此。然而，分析性思维在对待概念以及词语时，总是希望确定明确的边界和限制其内涵。一般说来，是通过下定义的方式，从而增加了知识接受的负担，而且也使概念、词语的丰富内涵流失了。这样做固然清除了诸多交流沟通的障碍，但对人的领悟力和想象力而言，则是极大的破坏。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创造力的成长。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在概念和语词的使用中，甚至在知识的传播中，都需要考虑准备植入的人群、民族及其语言等。索绪尔举例说，“一个基督教士认为应当给某个野蛮部落灌输灵魂的观念——当地民族语有两个词可以表示，一个更接近气息，另一个接近呼吸，如果他熟悉当地语言，尽管要引入的观念对[当地人]是某种全然未知的东西——‘气息’和‘呼吸’两词，简单的相对足以通过某种秘密渠道而使新的灵魂观念进入到其中的一个形式之中，结果是，如果不慎选用了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词，就会给其传教活动带来严重不便——而这一隐秘的理由，很可能只是负的而已，既然灵魂正的观念原本不在当地人的智识范围内。同样的道理，当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对我们的思维活动深思熟虑后，便会带着一种观念进入其思想领域，这是一种摧毁了一切旧的观念的系统，而他所具有的新观念，不论理念如何革命，也只能归类在日常用语下，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个理念会无所谓地归类在已存语词下，哪怕它们完全是任意的，如理性与知性，或归类在智力下或在悟性、判断、知识术语下，等等，而是预先就有一些术语比其他的更符合新的区别……既然人们引入其中的概念由来已久，而且所有论及的术语同样也在它们各自的价值中得到限定。”[14]
索绪尔所举的上述两个例子可谓司空见惯，特别是对于需要用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人来说，是时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学者们常常有着深切感受的困扰。在我们看来，引发这些问题的，主要是分析性思维。因为分析性思维为了概念、语词等的可交流性、可沟通性、共享性等，总是希望使其清晰、明白、准确，而且是通过严格限定其边界和内涵的方式去追求这种清晰、明白和准确的，结果，反而使概念、语词的可交流性、可沟通性和共享性都变得非常脆弱。与之相比，相似性思维所鼓励的想象、比喻、隐喻等，反而能够在克服这些交流和沟通的困难方面发挥作用。最起码，它可以提供一个较大的想象空间。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另一重不同：分析性思维总会表现出把某个既有的概念、语词、知识和思想等推销给对方，希望对方甚至强制对方接受；相似性思维则把想象和领悟看作是对方的权利而加以尊重，提供一个引子并进行引导，让对方朝着所期望的方向去独自形成一个思路。前者越过边界所实现的是征服，而后者则是协助对方和促使对方超越思维的界限。
然而，长期以来，相似性思维对模糊性的偏爱受到了分析性思维的排斥，对于分析性思维而言，模糊性是不可容忍的，是必须扬弃的。通过分析、分解，为对象厘定清晰的边界，使一物区别于他物，从而消除一切模糊的和相似的认识，这基本上就是分析性思维的任务了。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认识和研究对象接受分析、分解的时候，分析性思维的这一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它创造出了迄今人类所拥有的无比辉煌的科学成就。可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当人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拒绝分析、分解时，如果仍然耽迷于分析性思维的话，不仅无法获得意欲达到的认识结果，而且会使迫切需要行动的方案受到延宕，以至于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行动的急迫性对思维方式的要求转向了相似性思维，在精确的判断和正确的认识无法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依据模糊性判断和认识去开展行动，恰恰是合乎实践理性的要求的。
相似性思维赋予人以想象力，甚至鼓励任何一种形式的幻想。我们认为，幻想是想象的一种极端形态。虽然人们较多地贬斥幻想，认为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然而，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在相似性思维训练中，幻想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如果幻想仅仅属于生命个体，而且并不打算付诸行动的话，应当说不会产生消极影响，反而是非常积极的。对于有实际价值的想象来说，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幻想往往可以使那些徘徊于模糊状态的想象变得清晰起来，至少是提供了使想象清晰起来的参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说，“心灵的那些秘密，在物和身体的界限处产生的那些印象，卢梭孤独的幻想者的第五次漫步的语言为了这些印象而自发地变得清楚明白。”[15]有了幻想，人就不会受到思维边界的限制，在实践上，也就能够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超越限制性。
本文来源：《理论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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