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英国学者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关于古希腊历史观念的描述。我们来对比中国早期历史哲学的思想。应该有如下几点
第一就是与古希腊的历史观一样，我们历史的第一观念，实际上也是记录事情。如果看看青铜器上的铭文和甲骨文的卜辞，那就更能说明我们早期的文字记录其实是以记录事件为主的。这一点东西方没有区别。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历史一次的最早的本意是有调查和研究的意思，类似我们现在的新闻记录或者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这与我们对于把历史看作是过去的是情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而我们当今是很明确的将新闻记录工作和历史学分开的。然而，我们虽然有记录的功能，但是如果以《左传》作为我们第一部史书来看，我们的史书却不是现场调查记录的结果，而分明是将过去已经有的记录资料整理的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安照其性质，还处在我们青铜器时期记录事件的阶段，而不是将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成书的阶段。其次，就是研究的这个含义。但是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如果从《左传》董狐记录赵穿杀死晋灵公一事来看，就很有意思。因为，董狐是将这件事的责任人推到了赵盾的头上而称之为是“赵盾弑君”。这就不是从事件的直接现象来记录了，而是从事件的关系——具体这里是责任关系，当然就是道德原则——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弑君者！这当然是头号的大罪了。谁敢担这样的历史罪名呢？如果按照这个原则看，我们的古籍中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坑让我们后代人去跳呢。而且由于没有了佐证，我们就是跳也得跳，不跳也得跳。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信史！但是你能说这件事人家记录的有问题吗？我们后人话真很难这样来责难古人！从此看，古代中国历史不仅记录现象，而且记录原因，关键是有奖原因代替现象的情况的存在。自然，古人讲原因看得比直接的现象更为重要。但这个原因与西方学者追求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不同，国人依然限定在人事的范围之内。即使追述到神和上帝的那里，但是在《左传》中，神和上帝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了。
另一个中西方史学差异体现在社会背景不同上。
但是中国历史学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古希腊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据柯林伍德介绍，当时希腊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人们希望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把握住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今天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大动乱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一个遥遥在上的周天子在那里。社会的实质，虽然是四分五裂的，但社会的统一的形式还是存在。同样社会四分五裂的把戏，实质恰恰是为了使社会在实质层面上进行统一。而这种诸侯征战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起到了历史统一的作用。因此，整个社会虽然是动荡。但是统一性又是存在的。这种统一性其实就是一种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为纪录历史、整理历史、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因为历史就是一种稳定的过去的状况。纵观东西方历史来看。这种稳定的社会条件是产生历史学的重要社会原因。长期不变的社会自然难以产生史学，但是过于急速变变化的时代也难以产生史学——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记录，事情就过去了。所以大动乱时期，也是史料大量丢失的时期。更是大量真相被掩盖的时期。个人浅见，印度和希腊传统似乎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过于急速变化的时代，难以产生稳定的历史学研究，一个是千年不变的社会结果，历史学，作为对人类研究，提供智慧和经验的学问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文化非常繁荣的印度居然没有自己的历史也就不奇怪了。
自西方人在希腊时期，特别是古希腊时期以希罗多德为代表开始，其目的在寻求一种统一性。这意味史学的地位就降低了历史学的地位不如科学不如对自然的研究
我们知道社会的稳定性可以满足对史学的连贯性的要求。简单的说没有中国历史社会的稳定性结构，也难以产生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古籍和历史学著作。。其实也是中国史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每隔一段时间的王朝更替，又产生了对历史的需求，对既往经验的总结的需要，和对以往王朝在天道法统上继承的需要，这样，历史学的兴旺就在所难免，自然成为诸学之首，成为千年不易的显学。
我们现在知道在战国时期。或者是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兴起了一股否定、抛弃、掩盖传统历史的潮流。这是为了新兴王朝，新兴思想、新兴势力而出现的。特别是那种田代齐姜和魏赵韩三国分晋的新晋为诸侯的新型社会力量代言辩护。但是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奇怪的，中国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股复古思潮。也就是言必称先王的思潮。几乎各个学派都打着先王的旗号出来招摇撞骗、兜售学术。这样本来割断的历史又奇怪的联系上。
当然，有些事情是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在历史哲学也是这样，一方面。历史强调它的连续性。但是在当政者看来历史也是可以被抹杀的。这就是政治家的历史，帝王们的历史哲学。明成祖修太祖实录、清朝整理四库全书，无不是如此。这样就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两种奇怪的历史哲学：复古的历史哲学和否定历史的历史哲学。而这交织着推动着中国历史学和史学思想在向前发展。只不过这种否定历史、抛弃历史的历史观似乎很少看到。不过拓拔北魏的《魏书》其实也有这个特点，道武帝拓跋珪的历史早期的就含糊不清。
其实汉初也是一样，西汉初年的学者们大肆伪造历史、重新解读历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读历史，实质上也是一种篡改历史的表现。当然，篡改历史和完全抛弃历史，将历史当成犯罪的尸体焚尸灭迹的做法还是不同的。在中国重视历史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历史确实也是可以被随意变动。中国的历史哲学，实际上认为历史不仅是要记录现实，而且还是要为人服务，为现实的人服务。一旦历史学不能为现实服务，就会改变它。如果不能改变，就改变对他的解读——汉初学者们解读《诗经》就是政治化的解读，无论什么事情全都是君臣父子——其实这不过是新的历史阶段在向古老的历史阶段寻求帮助，找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材料而已。
史学给活着的人服务这一个功能，自始至终是没有变化的。这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恰恰介绍西方历史哲学并不是这样认为的。这一点，如果不读历史学读读历史的观念这一书，不了解西方的历史学思想。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他在书中记录道：“但是一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经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人（历史学可以对人有指导帮助的作用）。会推论说，你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他有能力训练出个别的政治家，像是伯里克里之类的人在熟练而成功的处理他们自己的社会事务。这种观点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伊索克拉底所主张的。但是我到了波利比乌斯的时代已经办不到了，希腊时代的天真的自信心已经随着城市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了。波利比乌斯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将能使人们避免他们前任的错误，并且能在世俗的成功方面超越他们的前人。研究历史所能导致的成功在他看来乃是一种内心的成功，一种不是客服了环境，而是克服了自身的胜利，我们从他的英雄的悲剧中所学习的，不是要避免我们生活中的这类悲剧，而是要在命运带来这类悲剧时能勇敢的承受他们运气。在这种历史观念中显得非常重要，并把一种决定论的信仰注入其中。因为历史学家作画的那块画布变大了，所以分配给个人的力量就变小了，在人类努力所做的事情的成败与他本人智力的大小成比例的这种意义意义上说，人类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这是他的命运却是它的主人。他的意志自由不是表现为驾驭它生命的外界事件，而是表现为驾驭他面临这些事件时的那种内在的情绪。在这里波利比乌斯把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所运用于伦理学上的那同一种希腊化的概念运用于历史学”。这在国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历史观
正因为历史学，要为现实活着的人服务。所以我们的历史哲学，其实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应该”。我们的历史学总是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往往有系统性，又有道德说教的功能。系统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实也就是告诉后人你应该这样做。你一旦这样做，你就不会出现问题就可以避免灾难。就像柯林伍德在历史观中说中国古人对趋吉避凶也有着一种天真的乐观的看法。这种天真的历史观，我们到现在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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