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同的人得了同一种病，去找不同的中医，他们开的方子却有极大的相似性？为什么不同的人得了同一种病，去找同一个医生，但却不是用的同一样的药？这就是中医思辨的魅力，这也是一般人难以搞懂中医的原因之一。中医辨证论治中就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辨证的诀窍——条条大路通病机。同一个病机，未必要用一模一样的药，不同的医生未必就不能殊途同归。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一直默默无闻地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贡献，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值得称道的，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可以引以为傲的。中医的神奇之处在于诊法，中医的妙诀在于辨证施治。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有迹可循的，中医辨证也不例外。中医辨证的思想由来已久，《黄帝内经》的辨证学处于萌芽阶段。而东汉末年，圣医张仲景在乱世之中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在“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环境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下了不朽名作——《伤寒杂病论》。此书一出，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全书“平脉辨证”并“病脉证治”，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该书奠定了中医辨证学广博的临证基础和厚实的理论支撑，点燃了辨证论治的火炬，流传后世。后世中医虽然门派林立，学术纵横，但每于临证中无不体现出卓越的辨证水准，任何中医大师都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以来，蒲辅周、方药中等大家接过圣人的火炬，继续研究、推广中医辨证学，实为中医界之幸事。
大凡看过《西游记》的人们都会对孙悟空的那双“火眼金睛”赞赏有加，并把这种辨识真假的能力称之为“法眼如炬”。在医学中，人们也时常对那些辨证论治的高手佩服有加，认为他们也拥有一双法眼，能够洞见事物的真相，每次辨证论治、遣方用药，犹如周亚夫之兵从天而降、出奇制胜，犹如犁庭扫穴，直捣黄龙。
施治是需要建立在精确的辨证的基础之上的。辨证失当，往往有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的可能，所以，中医辨证作为“四诊之后，治病之前”的桥梁和纽带，是体现医者思维和智慧的关键环节，也是遣方用药的主要依据。因此，辨证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探索和研究。辨证主要是体现医者的临床思辨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在临床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凡临证之初，必先运用诊法收集被检查者的生理病理的全部信息，然后医者通过所收集的资料、信息，进行一次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遴选，抓住病理信息的主要症结，进行辨证。
中医辨证学所阐述的是对中医证候的研究，研究每一个证的基本性质、临床表现及其特点，研究每一个证的形成原因与发展变化，研究证与证之间的关系，研究正确认识、分类证候的方法，研究证候与疾病、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传承和发扬中医辨证理论与方法。由此可见，中医辨证当从学说地位上升为学科地位，与中医诊断学、中医防治学成为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却又各具特色、审慎独立的学科。
中医辨证学强调的是：医者通过诊法得来求诊者的生理病理信息，进行思考、综合收集的信息资料，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辩证地思考，做出“辨证论治”的评估和判断。然而，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很多人容易犯糊涂，学的辨证方法那么多，该用什么辨证方法来进行辨证？这就需要运用跨思维的模式来解读中医辨证，把中医辨证的疑点、难点、重点简约地跃然纸上，为中医爱好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古人曾有“授人以渔，可享一生”的明见，所以，欲学岐黄精蕴，岂可纸上筌蹄，唯有“博学、审慎、明辨、笃行”，才是学医上策。如是，在面对千变万端的疾病时，发挥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领悟力，才能在疾病表象与本质的虚实之间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中医辨证所蕴含的深奥知识和技能，只有在掌握领悟力和洞察力之后，才能拥有一双洞察事物真相的法眼，若如此，必能在杂症丛生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抑或是凯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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