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1928年（民国17年）11月8日星期四
农历戊辰年九月廿七
蓉丽娟 于 上海丹桂第一台 夜戏 主演 二本《开天辟地》
今天我们贴出的广告是1928年11月8日，丹桂第一台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丹桂第一台当天晚上的夜戏是连台本戏《开天辟地》的二本，主要演员中有一位是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坤旦蓉丽娟（原名杨秋雯，1912~2006），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近这位旦角名家。由于蓉丽娟本人有一篇《六十年的回顾》的文章（蓉丽娟口述，大连艺术研究所马明捷整理），对其身世和演艺生涯的主要阶段都做了比较详实的记述，今天我们就偷个懒，请读者们看蓉丽娟本人的回忆吧。
蓉丽娟
一、败落的阀阅之家
我家是蒙古正蓝旗人，祖姓巴鲁特，从清朝入关就定居北京。曾祖父柏俊,字庄泉，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所以，我家曾经是宰相门第、簪缨之家。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清朝政府在北京举行顺天乡试。柏俊为主考官，因家人舞弊，被朝廷在菜市口斩首，这就是有名的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其实，科场舞弊之风，积之日久，即使是纵容家人舞弊，也不过是失察之罪,处分不过撤职。由于柏俊和当时朝廷的实权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平素不和，怡、郑二王昏愦无能，肃顺却精明强干，专横跋扈，他借此机会置柏俊于死地。因此，《清史稿》中说他的死“出于肃顺之构陷。”记得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讲；“太爷爷”（旗人对曾祖父的称呼）被押到菜市口时，还期待着皇上有恩旨到来．能得到赦免。由于发生了这样的惨祸，我们这个钟鸣鼎食之家便很快败落下来了。我父亲崇九峰，民国后在司法部当录事，也就是抄写员。他的小楷写得很好，除此没有别的本事，所以，我们这一房过得很穷。辛酉政变，肃顺被慈禧太后杀了之后，柏俊平反了，我们家也没起来。我有个伯父崇彝，字泉孙，还当过清朝的户部文选司郎中（《道咸以来朝野来记》的作者——整理者注），比我们强。虽是一家子，贫富有别，来往不多，我学了戏之后，更不走动了。家里虽穷，我父亲却非常喜欢京剧，他会拉胡琴，常和一些同好者在家里连拉带唱，也是苦中取乐吧。
我生于一九一二年二月, 排行第九，上边有八个哥哥、姐姐，家穷养不起，有的死了，有的送人了，最后就剩我和六哥了。旗人指名为姓，我的上一辈姓崇，我这一辈姓杨，至于为什么姓杨，我就不知道了。十岁时，家里送我去上学，我书念得不好．不愿去，经常逃学，后来干脆不去了。
二、学戏是为了吃饭
失学之后，经人介绍，父母把我送去学戏，师父叫王福亭，是拉胡琴的，住在北京南小街北口小马神庙。晚清的旗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耐没有，在歌台舞榭却肯下功夫,爱好京剧的很多，载涛、溥侗等天潢贵胄，唱戏唱得比一些内行还高明。载涛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人称涛七爷，清室封贝勒。他的武生戏学杨小楼，《长坂坡》、《安天会》等戏最为拿手，李万春、曹艺斌都向他请教过。博侗是博仪的堂兄，人称侗五爷，受封辅国将军，自号红豆馆主，生、旦、净、丑无一不精，内、外行皆服。前辈名小生金仲仁，也是宗室爱新觉罗氏，下海后自成一派，长期和荀慧生合作；德珺如是道光朝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孙子，下海唱小生；程砚秋是清末直隶总督荣禄的同族，汪笑侬当过知县，他们也都是旗人；言菊朋也是蒙古正蓝旗人，跟我家是亲戚。所以，象我们这样的穷旗人，为了吃饭，把孩子送去学戏，也是一条出路吧。从此，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床，由父亲陪着上朝阳门（当时叫齐阜门）喊嗓子，到了那儿，城门还没开呢，我们爷俩在城门洞子里等着，城门开了，上“中心台”（两个城垛口之间的开旷地带）护城河边喊嗓子。天大亮了，和父亲回家，他上班去了，我去学戏。到了师父家，师父还没起床，我在门口等着，门开了，我进去扫地，生炉子，烧水，师父一家人起来洗脸、喝茶、吃早点，我再出去买菜，回来就九、十点钟了，开始学戏。师父教我青衣戏，如《彩楼配》、《浣纱记》、《别宫·祭江》、《玉堂春》…十一点多钟，师父叫我走了，回家能吃上一顿窝头就不错了。
在王老师那儿学了二年，不知为什么父母又不让我去了，我又在家里呆着了，在这期间，哥哥经常领我上东安市场又新茶楼去玩，这个茶楼设有“清音桌”，一个小台子，台上放张桌子，京剧爱好者可以自由上去清唱，乐队挺齐全，打的，拉的都有，茶客们一面喝茶，一面听戏，茶馆为的是多招揽茶客。
我学了二年戏，会唱几出，哥哥就叫我也上去唱，茶客们看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会唱，都觉得挺有意思，鼓励我，叫我唱。我虽然小，却不知道害怕，叫我唱，我就唱，上得台去，站在桌子后面就看不见人了，就找个小板凳，垫在脚底下唱起来了，记得安舒元（后来成为著名谭派老生，晚年在吉林省戏校教戏，直到逝世）那时正在“倒仓”，也常到那儿清唱。
除了上茶馆清唱外，我和哥哥有时还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大戏院看戏。吉样那时是北京的大剧场，京剧界的名家都在那里演出，我看过王凤卿（汪桂芬派老生，通天教主王瑶卿之弟，人称凤二爷）、徐碧云（坐科于俞振庭办的斌庆社，曾与四大名旦并称五大名伶）、俞步兰（俞振庭之子，青衣，中国京剧院武生俞大陆之父）等人的戏。记得有王凤卿的《战长沙》，他扮的关羽还是北派老的演法，没什么身段动作，以唱为主，王凤卿和俞步兰的《御碑亭》。徐碧云青衣、花旦、武旦、小生都能演，武功好，嗓子也好，编演了不少新戏，《绿珠坠楼》就是他的代表作，我看的是他和王凤卿的《四郎探母》。
这个时期，我和哥哥还经常到城南游艺园去看戏，提起城南游艺园，老北京人都还记得，地址在珠市口西，香厂路和万明路交接转弯处，是模仿上海大世界建的，里面有曲艺、杂耍、文明戏、还有京剧。化二角钱买张门票，进去爱看什么看什么，玩多长时间都可以。我和哥哥把平时的点心钱省下来，够二角钱就去，从东城我家一直走到南城，进去专看京剧。当时，碧云霞（张君秋夫人谢虹雯之母）、金少梅(河北梆子女演员金月梅之女)正在那里演出，碧云霞演的是《狸猫换太子》，她的服装上满是玻璃棍，灯光一照．光亮耀眼，我觉得新奇极了。金少梅唱花旦，以传统老戏为主，《玉堂春》、《花田错》之类的戏常演。通过看戏，我对舞台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对演员的演戏生活非常羡慕，整天想的是有一天能到舞台上，穿上五光十色的服装去演戏。
机会来到了，我十四岁（一九二五年）那年春天，经一位叫“彩楼张”的朋友介绍，我又拜了一位师父，叫牟芝田，也是琴师．是前辈琴师蔡占奎老先生的学生。他曾在王瑶卿王大爷家里给王家的学生调嗓子（王大爷中年嗓子塌中，以教戏为生，家里有不少学生学戏），王派的东西学得地道，掌握得也多，平时也肯钻研。父母和介绍人领我到牟家，师父拉胡琴，我唱了一段，他挺满意，于是磕头拜师，师父给我起了个艺名蓉丽娟。字据写的是学徒六年，六年里挣的钱，家长和师父三七分帐。从此，我就在牟家学戏了，师娘是北京女科班崇雅社出身的武旦演员，她给我练功，我这才算是正式踏入梨园界，开始做了京剧演员，走上了一条坎坷、艰难的道路，尝遍了酸、甜、苦、辣的滋味。
蓉丽娟
三、在天津初露头角
拜师不久，师父应天津升平舞台（在天津南市）的邀请，和师娘带着我上天津演出，我还有个师哥王鸿玉（沈阳京剧院琴师王维山之父），跟着师父学胡琴，我太小，家里不放心，母亲也跟着去了。
升平舞台的演员有老生项鼎新、男旦流流旦，小花脸小桂元（上海京剧院武生李仲林之父）等人。我在前边唱《女起解》、《六月雪》、《贺后骂殿》等戏，后两出戏外面还没有人唱，是师父在王大爷那儿学来教给我的。有一次跟他们合作唱《四郎探母》，我演四夫人，我十四岁个子就挺高，跟成年人配戏也不显小。我开始唱戏挣钱了，一天一块钱，五个人的生活就靠这一块钱，是够苦的了。我边演出边学戏，师娘天天在剧场和旅馆里给我练功。在升平舞台唱了一个时期，碰上了曹艺斌，他比我大一岁，那年十五岁。他父亲曹宝义，艺名叫小宝义，带着他的师叔小宝福和几个傍角的在南市大舞台演出，他们是一个小组，演出成绩不错。他们的班里没有旦角，曹宝义就把我邀去了。我和艺斌年纪、个头儿都相仿，正好演生、旦对儿戏，如《四郎探母》（我不演四夫人，演铁镜公主了）、《汾河湾》、《珠帘寨》等等，演出效果非常好。我和艺斌除了演戏，还经常在一块练功，一块玩儿，相处得不错，他的小师叔和两位师兄也都跟我挺好。他从上海带出来一出戏《呼延庆出世》，他扮演小呼延庆，扮相挺有意思，光脑袋扎小辫儿，一唱这出，他就跑到女梳头桌，让我给梳小辫儿。天津还有两个小老生，一个是周啸天，一个是金继谭，和我年岁相仿,他们也经常找我合作，渐渐地，天津观众知道有个北京来的小青衣蓉丽娟了，我也每天挣到三块钱了。
和曹家合作了大约一个多月，他们走了。我又到天津第一台演戏，这是个河北梆子、京剧二合水的班，一个晚会里有梆子，有京剧，还有梆子演员、京剧演员合演的戏。前辈河北梆子演员小香水、金钢钻、赵紫云，京剧演员刀马花旦杨金香，武生范幼亭等都在这里，我还是唱我的那几出青衣戏，梆子、京剧演员合演《宝莲灯》，我演后部三圣母。
就在这个时期，梅兰芳先生在北京，欧阳予倩先生在上海，都创造出古装戏来了。南欧北梅争芳竞艳，很快风靡全国。我也赶紧学，除了师父、师娘给我说戏之外，还有天津新民大戏院的一位叫闻子芳的老先生也教我（他是唱花脸的，是那儿的班底，就是现大连艺术学校校长闻占萍同志的父亲）。闻先生脑子聪明，经得多，见得广，不论生、旦、净、丑的戏，看过之后，就能记住，而且还能教给别人。他经常看南欧北梅的戏，学会以后教给我，这样，我学会了《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麻姑上寿》、《千金一笑》等梅派和《宝蟾送酒》、《馒头庵》等欧阳派的古装戏，原来我只能唱几出青衣戏，现在又学了古装花旦，戏路子宽多了，在艺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
在天津，我除了演戏、学戏，就是练功，不仅在旅馆里跟师娘练，还到日租界的新民大戏院去练。在那里演出的有赵君玉（前辈武生赵小廉的儿子，原唱花脸，又改小生，最后改旦角。他创造能力很强，冯子和、梅兰芳、欧阳予倩等人的戏，他只要看一次,就能演出，谭鑫培到上海，都是他配演主要旦角，有上海梅兰芳之称，与刘筱衡、小杨月楼、王芸芳并称南方四大名旦，又叫“四大金钢”）、刘汉臣（京剧界有两个刘汉臣，都是唱文武老生的，这一位是南方来的老刘汉臣。就在这一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姨太太看上了他，不断地向他表示爱慕之情，刘汉臣始终没敢招惹她。诸玉璞发现此事后，大发雷霆，把刘汉臣和另一个演员高三奎抓起来杀害了，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事情）、赵洪林（武生）、耿永奎（丑），还有一位名家就是孟小冬，她那年也不到二十岁，在连台本戏《七擒孟获》中扮演诸葛亮。赵君玉和刘汉臣的《天雨花》在北方还是非常新鲜的，我经常去那里学习、看戏。赵君玉有个侄女，没唱戏，跟着他学戏、练功，天天练耍绸子，把我吸引住了，我演《天女散花》耍的是双绸子，固定在身上，人家练的是单绸子，一只手耍，单绸子轻，耍的时候不能有停顿，扔起来发飘，不好接，可人家还带出手，绸子扔起来两头接，这就是功夫了。我看着真好、真想学，可上哪儿去弄绸子呢？我一个人唱戏、挣钱供五口人过日子，为了古装戏的服装，天天打印子借高利贷，哪里有钱再去买绸子？只好在人家练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人家去解手了，或者休息了，赶快拿过来练一会儿，就这么偷着练会了。
在天津，我的武功也得到很大提高、有一位前辈武生李兰亭老先生，当时在天津，已经不上场演戏了，主要是教学生。这位老先生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演戏是好演员，教戏是好老师，著名武生梁慧超就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张世麟和他论师兄弟，也跟他学戏。他的老伴杨金香和学生范幼亭跟我在天津第一台一起演戏，他的其他学生都在第一台练功，我和他们一起练。李老先生为人厚道，对我很爱护，我有什么不会的，他主动教我。师父和师娘对我也非常严格,比如跑圆场，我和一帮小伙子一块跑，跑多少圈没有数，只要台上还有一个人在跑，就不许我下来，直到所有的人都累得跑不动了，我才能休息。打把子也是和男的一块练，我要和十个人打快枪，和每个人打一套，连打十套才告一段落。李先生的学生都是学武戏的，手里都好，人家打多快，我也得打多快，慢了跟不上。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是够累、够苦的了，但是我明白不吃苦、不受累是练不出功夫来的。正因为吃了苦、受了累，我才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后来，我能青衣、花旦、刀马旦的戏都拿得起来,演《穆柯寨》“射雁”那场,一个圆场才跑了一半就能奔下满堂“好儿”来，《虹霓关》的枪架子到处受到欢迎，都是吃苦、受累换来的。
四、在济南、青岛的遭遇
在天津奋斗了一年．我算是初露头角。第二年（一九二六年）我十五岁了，跟着师父到了山东济南，在济南游艺园演出。济南游艺园和北京城南游艺园一样，里面也是花园、杂耍、话剧、京剧、曲艺什么都有。京剧演员有老生陆凤山、主角东方亮、东明亮、东亚亮姐仨,都是二十多岁，在山东一带很有名气。我和他们同台演出，“包银”已经三百元一个月了。这三百元也不是好赚的,头三天打炮不给钱，营业情况好，一个月的“包银”演三十三天；营业不好，就可能演三十五天，甚至四十天也只赚一个月的钱。
头半月，我除了单唱一出如《嫦娥奔月》、《玉堂春》、《虹霓关》、《麻姑上寿》等传统戏之外，还和陆凤山合演《四郎探母》、《珠帘寨》等生旦对儿戏。后来就参加他们的本戏了。头本《狸猫换太子》，我和人家双演寇珠，“九曲桥”是人家的，我演“打御”，二本里，寇珠事儿不多，她死后成神，在观音大士身边当差，观音命她去救李后，我拿个净水瓶,走“云路”，我把在天津偷着学会的单绸子安上了，师父给编一段唱，我边耍绸子边唱，效果很好，真是功夫没有白下的。
在济南游艺园三个月合同满了,我又到济南大舞台演出。有杨氏双菊之称的杨菊芬（老生）、杨菊秋（旦）姐妹期满回北京了，我过去接她们的“坑儿”，在济南大舞台挂头牌。在济南，我唱红了。但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对于女演员的压迫和侮辱也随着我的出名接踵而来了。
一九二六年，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他的公馆里三天两头有宴会，每次都把戏曲界、曲艺界的女演员和妓女一起传进去给他们清唱。护兵、马弁气势汹汹地来叫，不去不成，稍微露出一点不乐意来，张嘴就骂：“别给脸不要脸，这个码头的饭还想吃不想吃了？”幸亏我的师父牟芝田还是个正派人，他总是跟着我，我唱，他拉胡琴，保护着我。记得有一次奉军少帅张学良到了济南，张宗昌设盛宴招待，我也去唱过，少帅很年轻，脸色不大好，但是文质彬彬的，对人也还和气，不象张宗昌那些人那么粗鲁无礼。
时间长了，母亲和师父都很不放心，一是看那些人都不怀好意，二是演完戏再去清唱，夜里很晚才回来，耽误学戏，练功，不去又惹不起人家，幸亏旅馆老板挺讲义气，给我们出主意连夜逃出了济南，到了青岛。
到了青岛，在共和戏院（这个剧场已经拆掉了）演出，老生周啸天，小花睑耿永奎也从天津来到了这里，花脸是赵宝庆（大连艺术学校教师赵鹏声的父亲），我和周啸天仍旧合演生、旦对儿戏，我自己也单唱一堂戏，剧场营业不错。
谁知道，逃出了济南府，逃不出黑暗的恶势力，北洋政府海军司令毕庶澄手下有个团长，姓崔，外号叫“崔不死”，他老婆长的好象《法门寺》里的刘媒婆，专门为他男人物色女人。他们两口子挺捧我，也经常找我去他们家清唱，一唱就是成宿半夜的。去的时候派汽车接，听够了，手一挥就得赶快走，他可不管送，我和师父半夜过后，走在青岛高低不平的街上,心里酸楚得很，我对这种清唱简直厌恶透了，有时一听汽车响，就跑进厨房躲起来，这可把他们得罪了。戏甭想唱好了，他们找一帮人专门给你起哄、开搅，出台就有人怪声叫“倒好儿”，有一次．我演《天女散花》，“卧鱼”刚躺到台上，从包厢里飞下来一堆桔子皮打在我的身上。继续演吧，坏人捣乱演不成，走吧，合同未满，剧场业主不让走，真是进退两难了。这时，戏园子老板出主意，让我拜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势力的金司令（据说是当过土匪的）做义父。行礼那天，金把“崔不死”也请来赴宴；靠着这个关系，总算把戏演完，回到了天津。
蓉丽娟《贵妃醉酒》
五、回到天津、北京
一九二六年冬回到天津，过了年我十六了，进天丰（新中央）舞台演出，同台演员有后来成了唐派艺术创始人的唐韵笙，老生金继谭，旦角花翠兰等，后来又进东天仙戏院（现民主剧场）和王虎辰（武生，《周瑜归天》即他首创，丹东京剧团演员小王虎辰之父）、盖玉亭（武生）、李秀英（女老生、杜文林之妻）等人合作，我是头牌旦角。老戏、新戏都演，我还第一次接触了“改良戏”，如《锯碗钉》、《张汶祥刺马》都是清装的。李秀英从南方带回来一出《天雨花》（《左维明巧断无头案》），她演左维明，我演荀含春。这出戏是南方兴出来的，我最早看到的是刘汉臣和赵君玉的演出，后来白玉昆、周信芳、刘筱衡都演。我和李秀英演出后，也成了我的保留剧目，和曹艺斌合作后，我们俩经常演出,不断地研究,有了一点创造，一九六二年《对鞋》一折拍成了电影。
这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童芷苓当时还在天津上学，但是已经学戏了。有一次，她要在堂会上演《贵妃醉酒》，借了我的宫装。一九四九年，我在上海见到芷苓，她又提这码事。一九七九年，艺斌上北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芷苓见了他,还打听我的情况，对艺斌说：“我还上学的时候，丽娟大姐就是好角儿了，我头一回演戏，宫装还是借她的呢！”
在天津又过了一年，我十七岁了，春节后，北京城南游艺园来邀我和李秀英了。十四岁离开北京，过上了“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一晃三年了。如今，我成了挑头牌的主要演员又回到了故乡，心里的感触很多。我和李秀英挑的是一个坤班，全是女演员，连武生韩月楼、小花脸兼二路花脸范璞如也是女的，我们这里传统戏、本戏都唱，营业情况很好。
在北京，每天都是两工戏，下午、晚上都有演出，而且每场演出都是五个小时左右，整天又忙、又累。但是，我还是利用一切时间向前辈学习，我向方玉珍（武生）学武功，又跟吴彩霞先生学戏。吴先生是老一辈的青衣演员，和陈德霖、王瑶卿同时,他教了我一出吹腔戏《奇双会》，还把我演过的《贵妃醉酒》又给说了一遍。
在北京，我也唱出点小名气了，经常有堂会请我，在一家的堂会上，我认识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有一次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我和马先生清唱了《武家坡》中生、旦对口那一大段。
我在城南游艺团演出，经常见到一位中年女人来看我的戏，看派头儿象是个旗人家的妇女，时间长了，聊起来才知道原来是言派艺术创始人言菊朋的夫人言三奶奶——高又安。她说她不仅喜欢看我演戏，也喜欢我这个小姑娘，我哥哥跟言三爷有交往，跟她一叙，不是外人都是一个旗的亲戚。三奶奶认我做了干女儿，两家走动起来了，我和言慧珠处得也很好，她比我小三岁，才十四岁．还没学戏呢。
七月，上海丹桂第一台来北京邀我去演出,师父答应了，正在这时，高又安和言菊朋离婚了，她也带着言慧珠跟我们一起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她后来到明星电影公司工作了，解放后我在北京还见过她，在北京市文化局搞剧本创作。
六、我闯进了大上海（本期贴出的广告即为这一时期）
丹桂第一台，在上海四马路大新街口（现已不存），业主徐海杜，是英租界的“包打听”（暗探），后台经理常云恒，是南方著名武生常春恒（在天蟾舞台唱戏，因和老板顾竹轩闹翻，退出天蟾，进了丹桂第一台，两个剧场相隔很近，形成打对台的局面，顾竹轩使人将他枪杀于丹桂第一台门口，这是后话）的哥哥。来到上海这十里洋场，我简直成了个小土包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使我眼花缭乱，好在有师父和母亲跟着，否则我真不知怎样应付了。我们住在徐海杜家的楼下，徐的姨太太“黑老七”是妓院出身的，她陪我去拜访了她的结拜姐妹——“富春楼老六”，这位“老六”是上海有名的大交际花，那年二十四、五岁，自己住着一处花园洋房，和各方面都有来往，据说梅兰芳到上海都去拜访她。“老六”陪我去拜会了上海大闻人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她还借给我一个大钻石戒指，可能看我这个“角儿”太寒酸了。
丹桂第一台是上海专演京剧的大剧场，梅兰芳第一次、第二次到上海都在这里演出。基本演员的阵容历来很强，我去的时候，正工老生是安舒元，文武老生兼红生是白玉昆，南方四大名旦这里就有两位，即刘筱衡和赵君玉；武生是盖玉亭，小生是李君玉，小花脸是孟鸿茂，都是有本事、有名气的演员，我呢，只是十七岁、学了三年戏的青年女演员。
丹桂第一台当时正演连台本戏《开天辟地》，我和剧场订的是一个月的合同，先演一个星期的传统老戏，头三天打炮戏是《虹霓关》、《玉堂春》、《四郎探母》。 一个星期后，我参加了他们的本戏，一个月合同满了，续了一年，一年期满，又续了一年．我十九岁了。
在丹桂第一台除了演连台本戏外，每个星期日都演传统戏，我和安舒元是小时候在北京东安市场茶馆里“清音桌”的朋友，没想到在上海碰到一起了，我们俩的对儿戏是《四郎探母》、《汾河湾》、《游龙戏凤》等，前面说过赵君玉唱过花脸和小生，所以，我和他演《奇双会》，他还是演赵宠，孟鸿茂老先生演李奇（孟老先生人称小孟七，我们尊称他孟七爷，是孟小冬的叔叔，老先生经验非常丰富，会的戏多，已经不大上场了，负责编戏、排戏）。和这些前辈一起演戏，对我来说，好处太多了，观摩他们的表演本身就是学习,合作中不断得到他们的指教，受益更多。参加本戏，对我也是锻练，在旧社会，光靠唱几出传统老戏是吃不饱饭的。
我从小有个长处，见了好的就想学，来到名家荟萃的上海，哪能不多学点本事呢？南方昆曲基础很雄厚，我知道要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必须学点昆曲；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等前辈没有不会昆曲的。师父为我请了一位施先生教我昆曲，老先生当年是南昆名旦，现在年纪很大了，又有鸦片烟瘾，行动不太灵活了，但教戏非常认真，笛子吹得也好，我跟他学了《孽海记·思凡》、《牡丹亭 · 闹学》、《西厢记 · 佳期》。学点昆曲, 好处太大了，昆曲都是载歌载舞的，曲子、身段、眼神、脚步高度和谐、统一，全都组织在非常优美的舞蹈语汇当中，对我后来艺术上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学昆曲的同时，我还向一位前辈老先生于连仙(小桂花)学了京剧《穆柯寨》、《十三妹》、《得意缘》，后来都成了我的保留剧目。
当时上海的京剧舞台很活跃，好角儿如林，新戏纷呈。天蟾舞台是周信芳、小杨月楼、王芸芳等的《封神榜》；共舞台（现延安剧场）是盖叫天的《大刀王五》、《霸王出世》；中国大戏院以京角为主，杨宝森、程玉青（王瑶卿弟子）在那里演传统老戏……只要场上没事了，我就出去看戏，观摩人家的表演，丰富自己的见闻，记得有一次上大舞台去看小达子（李少春之父李桂春）和金少山的《孙庞斗智》，小达子饰孙膑、金少山饰庞涓，这二位都是有名的好嗓子，金少山出场唱了一句，吓了我一大跳，简直太响了，不过他那时还只是班底花脸，并不象后来是挑头牌的大轴花脸。
在丹桂第一台两年合同期满,就到了一九三0年了,我和刘筱衡、白玉昆、盖春来、林秋雯(欧阳予倩创办的南通伶工学校的学生，出科后到北京投王瑶卿门下学戏，曾与马连良、杨宝森、谭富英等名家合作）等人组了一个班，在广东人聚居的广东大街广大大戏院（在虹口区）演出，这个剧场经常是粤剧（当时叫广东戏）演出，不大接京剧。我们在那里除了演传统戏外，还把当时流行的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姻缘》改编成了京剧，我演沈凤喜，刘筱衡演关秀姑，林秋雯演何丽娜，白玉昆演樊家树，盖春来演关寿峰，刘坤荣（唱花脸的，在天津被军阀锗玉璞杀害的刘汉臣是他的弟弟）演军阀司令。这是我第一次演时装戏，开始很不习惯，后来就适应了。在广东大戏院演了三、四个月，我们还到湖州去演了一个月，回到了上海，这个班就散了。
这年夏天，我和小生李君玉、旦角蓉素娟（后改名雪又琴．她也是我师父年芝田的徒弟。她的父亲高桂来是打鼓佬，原来给前辈女老生小兰英的女儿姚玉兰打鼓，姚玉兰到上海演出，被杜月笙看中强占而为侧室）以及师父、师娘、母亲一起到了汉口，在老浦公园演出。汉口夏天的炎热是出名的，那里的人们上午不工作，下午暑气消了一点儿，才出来活动。演出是在公园的露天剧场里，舞台上面有棚，观众坐在大竹椅上看戏，半夜十一点开演，凌晨三、四点钟打住，除了演传统戏，我们还和当地演员排演了上海的连台本戏《开天辟地》。
在汉口，我经常去看汉剧。那时．我还不知道京剧原是徽剧和汉剧融合而成的，只是觉得汉剧的唱腔伴奏音乐都和京剧挺相近，剧目也和京剧相同，所以，引起我很浓厚的兴趣。当时的汉剧演员都是好样儿的，老生余洪元，声望相当于京剧的谭鑫培,他唱《四进士》、《乔府求计》、《盗宗卷》等戏，和最高水平的京剧演员相比，不仅毫不逊色，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天保的《哭祖庙》一唱一百多句，悲愤激昂，一气呵成；周天栋的靠把戏，功夫好，基础深，身段边式利落；老牡丹花(董瑶阶)是陈伯华的老师，嗓音清脆、扮相漂亮、做工细致，《打花鼓》、《活捉三郎》、《挑帘裁衣》都是他的拿手戏；大和尚（李春森）是汉剧名丑，念白、做工、表情都很讲究，现在汉剧的名丑李罗克就是他的学生。观摩汉剧艺术家的演出，对我启发很大，在我今后的表演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他们不少东西。在汉口两个月，八月末回到上海，又应邀到了天津日租界的中原公司开张演出。
我第一次进上海，呆了二年多，除日常演出、学戏、练功外，有三件事值得记一下。
第一，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百代公司请我灌了唱片，共灌制了六张，我记得有《四郎探母》(老生是王洪福，原先是天津东天仙的演员，后来也到了丹桂第一台)、《连环记》、《打花鼓》（小花脸是韩金奎），另外三张我记不清是什么戏了，我一直保存在家里，“文革”中被抄走不知下落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参加拍了一部电影。有个“白相人”，叫谢宝生，是杜月笙的徒弟，开办了龙马电影公司，要拍摄一部名叫《梨园外史》的影片,内容是一个唱武生的京剧艺人，
带着一个女儿，一个徒弟，走江湖唱戏。一个军阀看戏时看上了艺人的女儿，军阀的姨太太又看上了艺人的徒弟，因为徒弟和女儿早已相爱，军阀便要抓徒弟，女儿去求姨太太，姨太太设计把徒弟放了，师父领着女儿和徒弟远走高飞，军阀没有得逞。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京剧艺人的艰难生活，还有一些进步意义。是无声片（中国的有声片那时还没出世），导演是王元龙，他还兼演老艺人，谢宝生的儿子谢文元演徒弟，我演女儿，姨太太由京剧演员雪明珠的妹妹雪明玉扮演。影片里有我们演戏的场面，我演的是《贵妃醉酒》、谢文元（他是个小票友）演的是《周瑜归天》，王元龙还在影片里演了《华容道》的关羽。影片拍成后，上海《罗滨汉》等报刊宣传得很热闹，上座率也还不错，不知这影片的拷贝还有没有了。
第三，一九三O年春节前,上海梨园公会照例要在腊月里组织义务戏,演出收入救济贫苦同业。梨园公会会长是周信芳先生。那年，周先生把上海十三个戏班都组织起来了，有盖叫天为首的共舞台；王虎辰、何佩华为首的更新舞台；小达子、金少山、林树森(哑人武花脸王益芳的外甥,老三麻子的学生，著名的文武老生、红生）、粉菊花（高秋颦，武旦）为首的大舞台；周信芳、小杨月楼、王芸芳、刘汉臣（这个刘汉臣是北方去的）为首的天蟾舞台；以我们这班人为首的丹桂第一台，还有大世界、小广寒以及永安、先施、新新等大公司的戏班共十三班全都参加演出。
周先生亲自主持排了一出《大观园》,是《红楼梦》中贾元春省亲的故事。指定我演贾元春，
李君玉演贾宝玉，李丽华（就是现在定居美国的电影明星）的母亲演贾母，大观园的小姐、丫环由各班的旦角扮演。我头一场就上，在后台唱完“导板”．场面上打“长锤”，先上太监，一对一对地上，头一对是周信芳和赵如泉，后面是何月山、王虎辰、高雪樵、盖玉亭、刘汉臣、林树森……反正全上海的老生、武生都上台站太监，共上了十对．因为都是有威望的好角儿，所以每一对儿出去都有“碰头好儿”，等我上场，剧场里已经沸腾了。我特为这次演出做的后面拖地的新式大红宫装，头上戴改良凤冠，坐在辇上，唱六句“西皮慢板”。唱腔是我师傅牟芝田的，每唱一句都有满堂“好儿”，我心里兴奋极了。“家宴”一场,有大型歌舞场面小杨月楼、刘筱衡、黄玉麟（绿牡丹）、王芸芳、刘玉琴、王兰芳等大旦角都扮宫女在场上舞蹈，剧场里又是一个高潮。
我只有十九岁．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有这么多的前辈名演员捧着我，来配角，可算是一段梨园佳话了吧。周信芳先生等前辈艺术家提携、培养后辈的美德令人感动，他们都已离开人间了，我也年逾古稀，回忆当年，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蓉丽娟男装照
七、第二次到上海
天津中原公司有一位刘寒香先生，原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爱好戏剧，做了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京剧演员，他主持排了《开天辟地》，演了三个月。十月到了北京,刘先生也跟着我去了，在第一舞台演出，主要演连台本戏《开天辟地》，也是刘寒香排的，这个人后来到了上海，晚年来到大连，就是大连京剧团刘三星的父亲。北京观众第一次见到这出戏觉得非常新奇。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师傅使了上海大舞台的钱，带着我又到了上海，在大舞台演出。
大舞台的主要演员换了另外一堂人了，北京去的有高庆奎（高派老生创始人）、李慧琴（旦角、著名老旦李盛泉的嫂子），我；班底还是林树森、金少山、高雪樵、粉菊花等人。高老先生挂头牌唱大轴，李慧琴专门和他配戏；我和林树森合演《游龙戏凤》、《乌龙院》、《连环计》等戏，在高、李前边唱，金少山那时还没起来，他的戏码在武生高雪樵的后面、我和林树森的前面，常演《牧虎关》、《李七长亭》等戏，那时他就有好误场的怪脾气，能按时到剧场、准时上场的时候不多，我们老得给他垫戏。
当时，高庆奎和金少山两位老先生都刚过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他们艺术上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高老先生外号“高杂拌”,意思是他戏路子杂而不纯，在北京，这是个贬词；在上海，却不大讲这个，戏路子越杂，戏码越多，观众越欢迎。他的嗓子太好了，“三斩一碰”（《辕门斩子》、《斩黄袍》、《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碰碑》）、《哭秦庭》等戏，都是逢演准满的。全部《伍子胥》，他前面唱老生伍子胥，后面到《刺王僚》，他唱花脸姬僚,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他前鲁肃、中孔明、后关羽（他的学生李和曾还是这个演法）,《探阴山》能演包拯，《掘地见母》，他唱老旦，可见这位老先生的戏路子是够宽的了。高老先生不愿意在北京演出，经常在上海住“长班”，一是因为北京的保守势力较强,老是有人讥讽他，二是上海有整“包银”（月工资），收入有保障。旧中国上海京剧班里最高包银是三千六百元，拿过这个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庆奎，另一位是旦角琴雪芳。
第一次来上海时，我年纪还小，整天是战战兢兢地演戏。再就是学戏、练功，外面的事情几乎不闻不问。这次来，年龄大一点了，对于演出也有些把握了，所以, 社会上的事情，也逐渐知道一点了。旧中国整个都是黑暗的，上海就是更黑暗的了。远的我不知道，就说我见到的和听到的吧，一个艺人，要想上进、学好可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引诱你走邪路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常说吃、喝、嫖、赌、抽都不好，其实，吃、喝还是次要的，后三样是最厉害的。那时的上海，妓院多如牛毛，各种等级的，各种形式的都有，有的妓女专找演员，甚至倒贴也干，意忐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得被拉下水；再说赌，上海的赌场也多得很。里面有吃的，还有鸦片烟，都不收费，进去赌钱，由女招待伺候着，没有钱没关系，里面有专为你卖、押手表、手饰、衣物的，钱输光了，赌场还派人替你到银行、家里、公司里去取，当时取不来也不要紧，赌场还可以借给你（当然有利息），服务可算是“周到’了。进赌场的人很多，我就从没听说谁在赌场赢钱发了财，凡是赌的人都是输的，那么谁赢了呢？开赌场的人赢了，只有他发财。为在赌场输了钱,负债破产，自杀跳河，典妻卖子的可是太多了，有的艺人，辛辛苦苦唱戏挣的血汗钱也白白贴在里面；抽大烟、扎吗啡就更多了，那个年头唱戏很累，精神又空虚，染上这个嗜好，再戒可就难了。原来挺要强的人，能变得一点志气、一点脸面也不要了，最后身体和精神一齐崩溃，冻饿而死的不在少数。这些现象，旧中国到处都有上海就更多了。
女演员就更不容易了。相貌差一点，本事再不大，处处遭人白眼、谁也不愿理你；长的好一点，演出了名，麻烦更多。老一辈的女演员露兰春（女老生）在上海唱红了，很快就被黄金荣霸占了；姚玉兰出名了，她的母亲小兰英以为老来有靠，行监坐守，寸步不离，还是落入杜月笙的罗网，小兰英悲愤已极，至死不与女儿见面，也不用杜家一文钱；孟小冬红遍全国，被称为“余叔岩之后第一人”，也没逃出杜月笙之手，连人带艺俱葬于杜公馆，上海解放前夕，被杜月笙带到香港，据说死在台湾了。
在这光怪陆离、声色犬马的社会里，一个演员，特别是女演员能够“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是非常不容易的。上海滩上那些不是正经人应当去的地方，我概不涉足，十里洋场中那些不地道的人，我绝不应酬，只知埋头用功，认真唱戏，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到晚年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十分庆幸。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以蒋光鼐、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人民踊跃支援抗日部队，我也和京剧界的同事们一起，缝制棉衣、棉鞋，春节也没有演出。阴历二月，曹艺斌同志的父亲曹宝义从哈尔滨到上海邀角儿，他见我闲在上海，就约我去哈尔滨。
这时，我已经满师了，正好借这个机会离开师父，于是，我和母亲告别师父，离开上海到了哈尔滨，这时，我二十岁了。
八、“蓉丽娟家庭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到关外来。阴历三月，哈尔滨连一点春天的意思也没有，还是冰天雪地。艺斌跟他父亲在哈尔滨新舞台演戏，“倒仓”之后．嗓子不象小时候那么好了，正工老生戏不唱了，他在哈尔滨学会了不少麟派戏，是跟高百岁学的。高百岁原来是学刘鸿声的，嗓子好，以唱工戏为主，《三斩》、《一碰》是他的拿手戏，十四岁在上海拜周信芳为师，专学麟派，是麒派弟子的大师兄。他离开哈尔滨后，《徐策跑城》、《追韩信》、《六国封相》等戏．艺斌都能演了。在哈尔滨，艺斌还向唐派艺术创始人唐韵笙先生学了一些戏，如《驱车战将》、《闹朝扑犬》、《未央宫》等，他的关羽戏既有麒派、又有唐派的特点，他还演猴戏，本事比小时候大多了。
我到新舞台是挂头牌的旦角，我和艺斌除了各演自己的保留剧目，还合演《吕布与貂蝉》、《劈山救母》，他前刘彦昌、后沉香，我前王桂英、后三圣母，沉香劈开华山、三圣母得救后，我加上了舞绸子，表现她的喜悦；《六国封相》中，我演苏秦的妻子周氏。
我和艺斌都是青年人，艺术上一起合作，生活中互相帮助，慢慢产生了感情。但是，我的母亲却坚决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原来，她已经把我许给人了。这个人在上海时我也见过，是个在国外留过学的资本家，年纪不大，倒也文质彬彬、相貌堂堂。虽然如此，我和他没有感情，我不愿意让别人（即使是我的母亲）随意主宰我的命运，我不能再走姚玉兰、孟小冬等人的道路，我要和我了解的人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一点也不妥协地和母亲僵持起来，软、硬不吃，谁劝也不行，母亲看铁了心了，知道不能强制我了，就提出条件，让我们给她四千元养老费，我的演出服装也得给她一半，才能答应我和艺斌的婚事。四千元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唱戏虽然挣钱不少，但是，“满师”之前归师父,“离师”之后归母亲，艺斌也一样，十二岁就唱戏挣钱，全由他父亲掌管，我们俩都是两手空空。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了，为了终身的幸福，只好横下一条心，借四千元高利贷给母亲，服装也给她一半，这才和艺斌一齐离开哈尔滨，来到大连。这件事当时被当做新闻,很轰动了一阵儿，小报上称为“蓉丽娟家庭革命”。
蓉丽娟戏装
九、在大连同乐舞台
一九三三年，我和艺斌来到大连，在同乐舞台演出，我挂头牌，艺斌挂二牌。这个戏院子在西岗长江路和新开路交界处（现在已经成了仓库了）。
同乐舞台是大连最早的剧场之一，据说在本世纪初就修建起来了，楼东（老板）是东关街大桥里面一个开木厂的人和大连绅士、商会会长徐祥市。剧场业主原来是赵德胜，河北人，他的儿子叫小满堂，唱武生，儿媳妇是我在济南遇到过的东方亮，因为经营不善赔了钱，在一九三二年把同乐舞台倒给了崔善堂。
崔善堂是天津人，原来带着两个老婆、儿子、媳妇、女儿在河北、东北“跑帘外”，唱野台子戏，后来落到大连，从赵德胜手里接办了同乐舞台。
我和艺斌到大连带的琴师是迟德才，他起初拉河北梆子胡琴，以后拉京胡，在安东给我师父牟芝田磕头，成了我的师兄弟，拉二胡的是李荣，也是我师父的徒弟。到大连后，在同乐舞台见到了徐新民，他那年十七岁，还在学徒，条件不错，练功也非常刻苦；我们都很喜欢他。迟德才在艺术上很严格，对李荣的二胡老是不满意，李荣上场伴奏，见了迟德才就害怕,也不愿意干了，就离开我们了。迟德才代师收徒，徐新民也算是牟芝田的学生了,他接替李荣给我们拉二胡。迟、徐二人合作多年，还给许多名演员如秦友梅、吕慧君、王芸芳、闻占萍等伴奏，后来也是名琴师了。现在．他们还在大连，晚年为培养青年做出了贡献。
同乐舞台的班底有前辈老生张少甫（周啸天就是他的学生，艺斌也跟他学过戏），二路老生程凤楼、前辈小花脸吴喜昆（雷喜福、侯喜瑞的同科师兄弟）、老旦小海棠（李学贤，徐新民的老伴儿) 等人。后台“坐中”（后台业务总负责）是李宝林，李老先生是李学贤的父亲，原先在北京唱小生，和鼓师李孔志傍着吴铁庵（余派老生）到了大连，吴铁庵走后，他留在大连。老先生虽然不大上场了，但是，出戏码、派角色、安排演出、说戏这一套业务，都是非常老练，非常精通的。
我三天打炮戏仍然是《穆柯寨》、《虹霓关》、《玉堂春》，和艺斌合作的戏是《劈山救母》、《吕布与貂蝉》、《天雨花》、《六国封相》等，艺斌主演的《西游记》我也参加了。
二年后，杨瑞亭、赵松樵先后到了同乐舞台，艺斌暂时休息，我和他们合作演出。杨瑞亭也是武生、老生都演，京剧界有“白玉昆的嘴，杨瑞亭的腿”的说法，是说他的腿功很好。赵松樵有“累不死的赵松樵”的称号，他老生、武生、红生、黑头、花脸都能演，演《群英会 · 借东风·华容道》, 他前鲁肃、中孔明、后关羽；演《龙凤呈祥》,他连演乔玄、赵云、鲁肃、张飞；在一个晚上，他能在《走麦城》中演关羽、《大报仇》中演黄忠、《哭灵牌》中演刘备、《连营寨》中演赵云……说明了他在艺术上渊博、精深，也说明了他旺盛的精力和进取精神。几乎每个星期日，我都演出《玉堂春》，这出戏一贴必满堂，非常受欢迎。
在大连这两年多，我和艺斌都算“红”了，我们还清了在哈尔滨借的高利贷，又置了一些行头，总算挣了一口气。
十、第三次到上海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和艺斌两个人到了上海，这次去没打算搭班唱戏，只是想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结束了，松一口气．到上海玩一玩，休息一段时间。
有一天我们俩上黄金大戏院（现大众剧场）看戏，巧遇杜文林老先生。多年不见,很是亲热，杜先生问我们到上海干什么，我们如实说了。杜说：“麒老牌儿（周信芳）回来了，要找人组班儿唱戏，和麻皮（黄金荣脸上有麻子，故有此称呼，黄金大戏院是他开设的）谈好了，就在这儿唱，你们既然没事儿, 何不入他的班儿呢？”
艺斌已经唱麒派戏了，他又好学，岂能放过这个机会？他连忙答应，托杜先生费心。杜和周先生一谈，周完全同意，于是，赶忙发电报把迟德才、徐新民招到上海，开始和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的合作。
周先生和上海剧场老板们闹矛盾，离开上海到各地演了好几年，刚回到上海，麒派戏迷狂热地欢迎他，上海有麒派票友组织“麒艺联谊社”，是专门捧周先生的。黄金大戏院门口悬挂着许多帐子和匾，盛况空前。
周先生当然挂头牌，我二牌，和周先生同台，艺斌不但不能唱麒派戏了，应老生也不行了，于是，他应武生，挂三牌。艺斌在天津就不叫小小宝义了，但是，黄金荣说上海人都知道小小宝义，谁知道曹艺斌？还是叫小小宝义吧。周先生以前唱戏都是用麒麟童的名字，从这起，改用本名周信芳了。
周先生头一天打炮是《追韩信》，我在他前面唱《玉堂春》，艺斌在我前面演唐派武生戏《驱车战将》；第二天周先生是《徐策跑城》，我的《穆柯寨》,艺斌演尚派的《长坂坡·汉津口》，杜文林老先生的曹操，赵云下去之后，曹操唱原板，他好在后台赶扮关羽。第三天周先生《打严嵩》，我的昆曲《春香闹学》，艺斌演黄（月山）派的《薛礼叹月》。一个星期后，金少山从香港回来了。
我在前面说过，金少山原是上海的班底，并不是唱大轴的主要演员。一九二六年，梅兰芳到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出，这时，杨小楼和梅兰芳先生已经分开了，没有霸王，梅先生的《霸王别姬》就不能演出，而上海的观众又强烈要求梅先生演这出戏，剧场老板跟梅先生商议，梅先生选择配角一向严格，何况《霸王别姬》又是旦角、花脸（杨小楼是以武生扮演）并重的戏，所以没有答应。有一天晚上，金少山在前面演出，梅先生在后台扮戏,金少山洪钟大吕的嗓音传进后台，引起了梅先生的注意，他停止化妆，到上场门看金少山演出，金少山不仅嗓音洪亮，个头儿、功架都很好，梅先生一问，原来是故人金秀山之子，马上找剧场老板说可以和金少山合演《霸王别姬》。剧场老板现给金少山置了黑靠、新夫子巾，李八爷（李春林、梅剧团大管事）给金少山说戏，梅先生亲自和金少山排戏。广告一登出来，天蟾舞台三层座席卖的满满的，一个班底花脸接了杨小楼的“活儿”和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引起上海京剧界和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不少人竟是专为看金少山的霸王来的。演出中，金少山一条穿云裂石的好嗓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身材又高大，扮上霸王真有个样子，剧场里的观众惊讶了，都给他叫“好儿”，那天晚上，他得的“好儿”几乎和梅先生一样多。从此以后，金少山在京剧界的地位就发生变化了，后来，他竟获得了金霸王的美称。我前二次到上海，金少山虽然还是班底，但已经唱正戏了，挂的牌也仅次于挑班的主要演员。这次赴香港等地演出回到上海，在黄金大戏院，周先生挂头牌，他挂特牌(特牌并不是高于头牌的，和头牌差不多，高于二牌）。
头一天，金少山演《盗御马》，剧场里的叫“好儿”声简直象打雷一样，他不光是凭嗓子唱戏，身上也非常漂亮，“走边”也有满堂“好儿”，在他前面演戏是很不容易的，软一点观众都不答应，我和艺斌合起来演，头一天是《千里送京娘》，他的赵匡胤，我的赵京娘，以后又演了《投军别窑》、《吕布与貂蝉》、《宝莲灯》，周先生和金少山也合演大轴《连环套》、《鸿门宴》等。我和艺斌还和周先生合演《薛家将》，他演徐策，艺斌和我演薛猛、马夫人。
金少山是个怪人，他在香港把挣的钱都化了，买了一只老虎，养进铁笼，就放在大沪饭店旁边的弄堂里，天天招好多人围着看。他还非常好客，哪方面的人都交，晚上打住戏后，大沪饭店便高朋满座。我和艺斌也经常去他那里聊天（我们住在他的楼上），”在那里，我认识了电影演员宣景琳，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金少山还养了一只猴子，他上剧场了，把猴子锁在屋子里，猴子把自来水笼头拧开了，饭店里发了大水,顺着走廊、楼梯流到大街上。他抽的鸦片烟也让猴子抹的到处都是,他觉得有意思。
这位老先生后来大红大紫，挣的钱是够多的，可是，他一点也不把钱当回事，随便花，结果晚年境遇很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北京时，去看望他，就已经穷得吃不上饭了，我周济了他一笔钱。他最后一场演出是在长安大戏院和赵燕侠演《霸王别姬》，演完没几天就死了。没想到他的命运和《霸王别姬》连得这样紧，红也是《霸王别姬》，死也是《霸王别姬》。一代名优，如此下场，到今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不已。
在黄金大戏院演了一个多月，我和艺斌到汉口、烟台、天津演了一个时期。第二年，北京女老生小兰芳接我们到北京，在华北戏院演出。
小兰芳，姓韩，出身于杨韵谱办的女科班奎德社，她的爱人沈曼华，原来唱旦角，曾拜王瑶卿、梅兰芳为师，后拜姜妙香，改唱小生，长期为荀慧生配戏。
蓉丽娟
十一、第二次回北京我挂二牌了
北京，是我的故乡，在城南游艺园，我曾做为主要演员唱了一个时期，观众和内行知道我，艺斌却是头一次来到这京剧的发祥地。京剧演员，不管在外边多么红，没在北京得到内行和观众的承认，也不算是真正的好角儿。另外，我是个女演员，在那个社会里，能唱几年呢？一代一代的女演员不是都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吗？所以，到了北京，我就把艺斌往前摆，让他挂头牌，我挂二牌，他的戏也放到大轴，我在他前面唱。
在北京，是孙奂如给我们办事，孙在北京是和万子和、童润三齐名的经励科，经营演出很有办法。金少山后来进北京,也是他给管事。头一天在华北戏院打炮是我的《虹霓关》,艺斌的《追韩信》。荀慧生、李万春等人都定了包厢，梅兰芳的弟子魏莲芳也带着他的徒弟吴素秋来看戏，剧场效果很好，艺斌在北京经住了考验。李洪春先生后来对我们说：“我们听说从南边来了个小老生，还能唱武生，是曹宝义的儿子，都想去看一看，一看还不错，虽然在外边转了这么多年，演戏规规矩矩，一点也不野。”荀先生五十年代到大连演出，我们在家里请他吃饭,他也说:“那次你们进北京可真不含糊，光内行去了多少，捧场的也有，挑眼的也有，看了戏都说不错。你们那出《天雨花》在北京还是挺新鲜的，丽娟唱的那段'四平调’听着真醒脾，我在《红娘》中唱的'反四平’，可比你们晚了。”
从华北又转到吉祥戏院，我们又演了《劈山救母》、《闹天宫》等戏，艺斌养了一只小狗，训练得很伶俐，能上台演出，它专门扮演杨二郎的哮天犬，在台上和演员配合得很好，演出中从来没有砸过，很受观众的欢迎。它还挣一份“包银”。
在北京唱了将近三个月，哈尔滨新舞台的班主秦玉峰来接我们了。
十二、在哈尔滨结婚
艺斌的父亲曹宝义在哈尔滨成班，当了班长，这位老先生不知怎么弄的，赔了不少钱，扔下债务跑了。那个时代，父债子还，所以艺斌不敢到哈尔滨去,我们俩好容易把四千元高利贷还了，哪里还有能力再偿还一大笔债呢？我一个人带着迟德才、徐新民等人到哈尔滨去了，艺斌在北京租了三间房，留下来深造。
秦玉峰是个很能干的人（沈阳京剧院秦友梅是他的女儿），原先也是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花脸的（最近，京剧界出了个女花脸齐啸云，我不想对她的艺术造诣做什么评价，只是有人说她是京剧唯一女花睑，则是对京剧历史太缺乏常识了，女花脸、女武生过去并不少见，北京奎德社全由女演员组成，花脸自然也是女的）。新舞台班底很硬，秦玉峰无论是接哪里的角儿，都选得很严，差一点的也不接。我去了一个月左右，老生周啸天去了，我们俩有时各唱各的戏，有时唱对儿戏，有一次唱《四郎探母》，“坐宫’那场，杨四郎和铁镜公主对口唱快板时，周啸天把词儿唱颠倒了，后面的唱到前面了，我一听不对，赶忙也把词儿提前了，算是接上了，观众没怎么听出来，否则，“倒好儿”就上来了，下来后，他向我道谢，并称赞我有随机应变的本事。
后来，由于秦玉峰的周旋，曹宝义的债务了结，艺斌才敢到哈尔滨。过了春节，奚啸伯继周啸天之后，也来到新舞台。奚啸伯是满族旗人，少年时就是个小票友，曾拜言菊朋为师，后又吸收了余叔岩、马连良的演唱技巧，终于自成一派，《哭灵牌》、《白帝城》、《李陵碑》等是他的代表剧目。当时，言少朋跟着他，给他排戏，管演出业务。到哈尔滨，头一天打炮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言少朋向秦玉峰提出要和班底排戏，秦玉峰回答说：“排戏？给谁排戏？是他不会，还是我们不会？不就是《失 · 空 · 斩》嘛, 什么好样儿的我们都陪着唱过，他要不会，叫他学会了再出来挣钱！”可见那个年头儿唱戏不是个容易事。
在哈尔滨，我和艺斌结婚了，是票友孙宝林给操办的，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艺斌因病去世，我们相依为命，甘苦共尝，再也没分开过。
蓉丽娟、曹艺斌结婚照
十三、难忘的哈尔滨
被秦玉峰邀到哈尔滨新舞台的角儿还有李仲林、邵汉良、齐燕云，他们是从天津去的。李仲林是和我在天津升平舞台同过班的前辈名丑小桂元的儿子，原来叫小小桂元，唱武生，特别是短打武生戏不错，又飘又帅，那年他才18岁。后来他到了南方，在上海京剧院,是那儿的当家武生；邵汉良是老生，以后在大连、沈阳都跟我合作过，解放后参加了抚顺京剧团，已经去世了；齐燕云是青衣花旦，当时也不过20多岁。
我到新舞台三天打炮戏是全部的《玉堂春》、《貂蝉》、《盘丝洞》。唐韵笙先生还没离开新舞台，他在我打炮头一天，除在前面唱了《灞桥挑袍》（仲林唱的是《恶虎村》），还陪我唱了《玉堂春》的蓝袍刘秉义。
艺斌到哈尔滨后，自然也参加了新舞台。哈尔滨是他艺术上的发祥地，12岁出山，在这里崭露头角，少年和青年时代又在这里边演出、边学习，向马德成学了黄（月山）派的《八蜡庙》、尚（和玉）派的《锤震四平山》等戏，又向高百岁学了麒派戏，向唐韵笙学了唐派戏……这些对于他在艺术上的成长提高，都是极为重要的。哈尔滨的观众也非常认他，他除了演出自己的保留剧目外，还和我唱了《貂蝉》（前关羽后王允）、《宝莲灯》（他前刘彦昌后沉香，我前王桂英后三圣母）、《天雨花》、《龙凤阁》(和《大保国 ·探皇陵 · 二进宫》同一故事，是连台本戏，艺斌饰徐彦昭，搓睑，老生嗓子唱花脸腔儿。《大保国》一场，三个人物都不唱“二黄”唱唱“西皮”，服装也是改良的）等。我在《貂蝉》中“大宴”见董卓和《宝莲灯》中沉香劈开华山，三圣母得救后都有绸舞，是我14岁在天津学的，很受观众欢迎。艺斌还在李仲林的猴戏里演唐僧，这是个配角，在当时的戏班里，主要演员是不大愿意干的，艺斌却不在乎，所以，他和同行们相处得都很好。
秦玉峰经营戏班很有办法，他看新舞台的旦角多，就贴出了四四的《五花洞》。《五花洞》的内容是比较荒诞的，但是在表演上倒也轻松有趣,算是京剧中的通俗喜剧吧。自从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凑在一起灌了唱片之后，京剧界纷纷效仿，只要旦角够数，总要演一演《五花洞》，而且花样翻新，不仅有四四的（两个真潘金莲，两个假潘金莲）, 还有八八的（真、假潘金莲各4个), 特别是义务戏、堂会戏经常这么演，观众对这种演出方式是很喜欢的。新舞台的张少茹、齐艳云演真潘金莲，我和雪又琴演假潘金莲，我们各用自己的京胡、二胡，迟德才、徐新民是傍着我的，张少茹有京胡没二胡，李仲林自告奋勇给她拉二胡，仲林虽是唱武生的，却爱好胡琴，平时总拉着玩。
“大堂”是全剧的高潮，4个潘金莲跪在台上，8把胡琴也从侧幕走上舞台，面向观众，演员还没唱，台下就叫好儿。16句“西皮慢板”，一个潘金莲唱一句，到第五句再从第一个开始唱。这种演法实际是演员、胡琴在比武、打擂。人家唱完叫了好儿，你没奔下来,就是当场“栽”了，所以，越在后面唱、压力越大。我是新舞台的头牌旦角，只能最后唱。她们3个都比我年轻,嗓子都冲，唱完都得了好儿。迟、徐给我定的是两个眼儿（A调）的调门儿,他俩拉的劲头足，情绪也饱满，他俩创造的西皮慢板的大过门儿，当时还没有人会拉，刚拉起来，观众就哄堂叫了一个好儿，等我唱完，剧场里简直开花了。不知是用力太猛，还是太激动了，徐新民竟然把胡琴弦拉断了，他赶紧又抄起一把胡琴接着往下拉。演员“卯上”、乐队卖力，在台上竞争，观众看着才过瘾、解气，所以，这出《五花洞》非常上座，每贴必满。秦玉峰赚了不少钱，整天眉开眼笑，每次打住戏，都请我们吃涮羊肉。
春节过后，李万春也到了哈尔滨新舞台，我和他演了《武松》（我饰潘金莲）我们还一起上北铁俱乐部去和票友联欢。北铁俱乐部是北满铁路局的业余京剧团，票友的水平都很高，排戏、演出非常正规，文戏、武戏全能唱，有些连戏班都不常唱的戏，他们都有。票友中如陈远亭（老生）、顾珏荪（小生）、韩诚之（丑角）、林钧甫（旦角）、李吉甫（老生）等都是相当有水平的，前大连艺校校长哈鸿滨同志当年也在那里活动。里面还有负责教戏的教习，周喜增（北京富连成出身，教老生）、李妙兰（姜妙香的师兄弟，教旦角）、吴喜年(北京富连成出身,教武戏）等京剧界前辈在那里教戏。到哈尔滨来唱戏的艺人,一般都去拜访、联欢、联络感情、切磋艺术。我们这次去，我演了昆曲《春香闹学》，艺斌演的是《追韩信》，万春饰韩信，他自己演的什么，我记不清了。
十四、在北京的艰苦奋斗
3月，天津新民大戏院把我们接去了，在那儿唱了3个多月，小兰芬又接我们到北京，在东柳树并租了一所房子住下，小兰芬给操持组班、演出的事儿。
在北京唱戏和外面不一样，外面是剧场和戏班在一起，角儿挣固定的包银,只要你没唱砸了，钱准可以拿到（营业不好．多唱几天不拿钱，叫“帮日子”），剧场有稳定的班底，你只管唱戏就行了。北京不然，戏班是戏班，剧场是剧场，中间有经励科专管戏班演出的事。我们20多人，搭别人的班显然不行，只能自己组班，演员、乐队、舞台工作人员都由经励科给找,演戏卖了钱，先和剧场分帐，然后分给邀来的人，剩下才是我们的。
在北京唱戏，不能天天有戏，一个星期唱三场就不错了，剧场也不固定，经常换地方，我们先在华北大戏院（后来拆掉了），后来又到广德楼（现前门小剧场）、哈尔飞（现西单剧场）、广和楼（现广和剧场）、华乐（现大众剧场）、三庆（现已拆掉）演出。我的《虹霓关》、《穆柯寨》、《花田错》、《春香闹学》，艺斌的《追韩信》、《古城会》、《徐策跑城》，我们俩的对儿戏，都很受欢迎，京剧界同行来看戏的也不少，记得在华乐演出时，后台人都站满了，迟德才、徐新民拉了个反的“哭皇天”，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北京的京剧是正统，水平高，但也比较保守，墨守成规。
由小兰芬介绍，艺斌拜了李洪春先生为师。李先生是京剧演员，也是京剧教育家，他出身陆华云办的长春科班，20岁在扬州拜南派关羽戏创始人王鸿寿(老三麻子）为师，追随王鸿寿多年，后来回到北京，为南派关羽戏在北方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仅研究多年关羽戏，老生、武生戏会的也非常多，对许多前辈艺术家的表演艺术了然于心。所以，斌庆杜、鸣着社、中华戏校、上海戏校等科班请他教戏，李万春、高盛麟、李和曾、王金璐、傅德威、宋遇春、尚长春等名演员也都是他的学生。艺斌拜师并没请客，就在李先生家里给他磕的头，送上一个“红包”（里面装一定数目的钱）做为拜师礼。艺斌跟李先生学了不少戏，就连他经常演出的戏，也请李先生重新加工,李先生也喜欢艺斌的虚心、好学精神,爷儿俩感情很好。李先生在他著的《京剧长谈》一书中说：“曹艺斌是我徒弟中，文武唱作都拿得起来的一个全材演员……是把我的剧目和表演学得非常好的一个。”又说：“为什么他改得快、学得多呢？主要是他虚心，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个有名气的演员而不服教，而是认真地学，专心地改，所以我的剧目与表演他大部分都掌握了。”
外边的演员在北京组班唱戏，时间不可能长了，因为挑费、花销太大，剧场、乐队、班底、服装都得花钱，自己带的20多人也得给钱，上座好也剩不了多少钱，再加上不能天天有戏，就更难维持了。我们在北京坚持了半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哈尔滨新舞台秦玉峰又接我们，于是又离开了北京。
蓉丽娟、曹艺斌《斩经堂》
十五、在大连宏济大舞台
从天津乘船到大连，准备转乘火车赴哈尔滨,被李祥阁留下唱了5天。他是宏济大舞台成班的财主, 天津人、乐队出身（也有人说是箱倌出身），非常精明。他利用大连是水陆码头的方便条件，经常截留过往的演员在他的剧场短期演出（那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山海关日伪把守森严，许多艺人都不愿意过那道鬼门关，而从大连走），他可以省一笔接、送的路费。李祥阁有个姓若松的日本人为他办事。大连码头也不是好过的，日本当局控制得很厉害，中国人上船、下船不仅检查行李，还要搜身，若松到码头去接、送就省事多了。5天唱完,李祥阁约我们哈尔滨期满再回宏济大舞台，我们答应了。
到哈尔滨时，李万春还没走，我们与他合作了一段时间，大连的陈麒麟（妓院老板、福兴大戏院股东之一陈富贵的养孙女，文、武老生，戏路子很宽）去了，我们回大连了。
在大连赶上了“七 · 七”事变。
宏济大舞台是在永善茶园原址上改建的，当时算是很现代化的大剧场了, 有近2000个座位。1934年开幕时,请的是上海三星舞台(现中国剧场)全班,主要演员有赵如泉(绰号赵老开,老生、武生、红生都演）、刘五立（武生）、金素琴（旦角）、陈彼穆（老生）等人，《彭公案》、《螺丝峪》等戏都是他们带过来的。那时，我和艺斌正在西岗新开路的同乐舞台演出。宏济大舞台建成后，南北的戏班、演员到大连的就多了。
当时，在宏济大舞台的演员有邵汉良、邵志良（武生）兄弟，前辈小花脸吴喜昆先生、小生刘德兆先生和他的女儿青衣、花旦刘淑琴（他另一个女儿刘慧琴还小、正在学戏）、花脸李富万等人，后台坐中刘三长。我和艺斌同他们合作演出。
不久，李香匀和邢威明来到宏济。李香匀是王瑶卿王大爷的学生，后来专学梅派．长得非常漂亮，有美男子之称。他和宏济演了《凤还巢》、《霸王别姬》、《廉锦枫》等梅派戏，很受欢迎。李香匀晚年在中国戏曲学校教戏，已经去世了。邢威明是票友下海，原先在银行做事，学马连良很有成就，马派老生戏唱得不错，我和他合演了《御碑亭》、《范仲禹》、《四郎探母》、《四进士》、《苏武牧羊》、《乌龙院》、《法门寺》等戏。这个期间艺斌休息，没参加演出，但是，我们和邢威明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表演艺术，闲时上海边游泳,感情处得很好。建国后，他也在中国戏校教戏，当时比较有成就的中年马派老生冯志孝、朱秉谦在校时都跟他学戏，前几年我们还经常通信。1984年邢威明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李香匀走后，言菊朋到宏济大舞台演出，给他拉胡琴的是李慕良，才9岁,傍着他的花脸是李和春，刚从科班出来不久。言慧珠也跟来了，不上台唱戏,我俩也多年不见了,倒很亲热。言老先生那年还不到50岁，已经从继承谭派转化成自创一派——言派。他在大连演出了《捉放曹》（公堂起）、《卧龙吊孝》、《奇冤报》、《三让徐州》等戏，演唱水平是很高的。但是大连观众对他的唱法听不习惯，再加上他的音量小，当时的剧场也没有扩音设备，所以，他在大连并不太受欢迎，算是“窝”了。李和春正在“倒仓”，嗓子不行，演《击鼓骂曹》的曹操，让观众叫了倒好儿，也唱“砸”了，言菊朋走时也不带他了，李和春就一直留在大连，直到去世。
李样阁送走言菊朋，又从北京把金少山、吴素秋、李多奎、张如庭（老生）组成的松竹社接来了。这时的金少山已经是名震全国的金三爷了，在北京开辟了花脸挑班、挂头牌、唱大轴的先例。过去的开场戏《草桥关》、《牧虎关》等戏，他都能唱大轴。吴素秋还是个出世不久的小姑娘，在金三爷的提携下，正在闯名儿。金少山和我父亲是结拜兄弟，在上海又同班唱过戏，他这一次来到大连，我理应尽点责任，对他各方面给以照顾。
金少山住在动物园（当时叫电气花园）对过的中央大旅馆（现大连工学院实习接待站），带着一只猴子，和他住一个房间。没事逛公园、逛市场，看见花、鸟、瓷器什么的，掏钱就买。演戏没有一天不误场的，都快该他上场了，还在旅馆没起床，催过好几遍,他才起来喝茶、吃点心，然后慢腾腾往剧场走，路上见到什么稀罕玩意儿还得停下来看看，买点儿，好容易进到后台，场上已经一再“码后”，或者正垫着戏呢，别人都急得什么似的，观众也不耐烦而鼓噪起来，他却一点儿不着急，不紧不忙地剃头、刮脸，然后拿笔勾脸，扮戏，经常是一面唱着“导板”一面勾着脸，跟包的一面给他穿服装，穿靴子，“导板”唱完，戏也扮好，出去正合适。
金少山和吴素秋演了《霸王别姬》，和李多奎演了《遇皇后·打龙袍》，他自己主演了《草桥关》、《审李七》、《牧虎关》等戏，凭着他那异于常人的嗓子、个头儿、功架，油然是大红特红了。
艺斌戒除了嗜好，身体恢复了，我们就排本戏，头一出是《六国封相》。
《封相》是周信芳先生的代表剧目。高百岁把《封相》带到哈尔滨，从头一场演出，艺斌就在舞台旁边用心观摩，高百岁演几场他看几场，每个细节，连锣鼓点都记，然后自己复习，终于学会了这出戏。
在宏济大舞台演《六国封相》，艺斌演苏秦，我演苏秦的妻子周氏，邢威明（他没和李香匀一起走，留在大连了）演苏秦的王叔，吴喜昆演苏母，艺斌的父亲曹宝义（他从上海来找我们，他虽然演武生，但由于基本功扎实，见的也多，所以，老生、花睑也都胜任愉快, 艺斌唱《古城会》，他来张飞，也相当出色）演苏公，阵容还是挺强的，戏排得也认真，演出水平比较高，很受欢迎，连满7天, 演了2个月。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出戏没有机关布景,没有廉价的噱头，没有庸俗的场面，就是靠剧情、靠表演吸引观众，演员没有功夫是不行的。
《六国封相》还在演着，我们又排连台本戏《封神榜》（也是周信芳先生在上海编演的）。那个年代，排戏归排戏，演出不能停，否则，谁给钱哪？所以，都是打住戏夜里排。头二本是我们自己排的，到第三本，从哈尔滨把吴清泉接来，接着往下排，吴清泉也是南方唱老生的，能排上海的连台本戏，我们共演了5本。
唱连台本戏，对演员也是锻炼，每本戏的主人公都有变化。你得在里面扮演各个不同行当、不同类型的人物。艺斌在《封神榜》头本演苏护，2本以后演黄飞虎, 3本以后演梅伯、白玉考、姜子牙；我连续扮演琵琶精变的假妲妃、姜皇后、龙女；邢威明演商容、周文王；刘淑琴前后演真、假妲妃；李铁英（赵松樵的徒弟、李祥阁的女婿．现在山西省京剧团）演商纣王；李富万演申公豹；吴喜昆演姜子牙妻子马氏，搭配还是很整齐的。虽然是连台本戏，但决不是“跑梁子”的演法，每本都有剧本，每个角色都有准纲、准词，表演上也有“死守”，所以,上座始终不衰，为剧场老板赚了不少钱(据说李祥阁用这笔钱在天津买了房）。旧历十一月廿一日是艺斌的生日，李祥阁借祝寿的名义，请全班人吃饭，以表慰劳。
《封神榜》告一段落，李样阁又先后接了唐韵笙、李仲怀、樊幼亭、雪又琴、张菁华、郑玉华等人，张菁华还带着他的徒弟杨洪辛（就是大连评剧团的杨啸云）。唐先生进宏济大舞台后，除了演出他自己独有的剧目《二子乘舟》、《郑伯克段》、《闹朝击犬》、《走麦城》之外，还演出了《八仙得道》、《后羿射日》等连台本戏。《后羿射日》又名《扫除日害》、《尧舜禹汤鉴》，是古代神箭手后羿箭射九日，为民除害的故事，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编演这样的戏，反日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观众也能看得出来戏里的意思，所以剧场气氛总是非常热烈。唐先生敢在“关东州”演这出戏，说明他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和他的胆量，幸亏他演完这出就到烟台去了，否则，日本当局是不会放过他的。
唐先生在宏济，每个星期日都演传统老戏，他唱《走麦城》，艺斌饰关平；《截江夺斗》我的孙尚香。全部《法门寺》，我前孙玉姣，后来巧姣，他前刘媒婆，后赵廉。他演刘媒婆有一手绝技——耍烟袋，他一面走，一面唱，烟袋在右手指头上转圈，每到这儿台下都是满堂好儿。他很爱这出戏，到哪儿都要演，我就和他在大连、沈阳演过，在上海他还跟童芷苓演过。
十六、辗转在东北
在大连宏济大舞台，足足唱了两年多，1939年春节，我们到了沈阳，参加了共益舞台。共益舞台在沈阳北市场内，这里是居民集中、商业集中的地方，有点儿象北京前门外一带，非常热闹，光剧场就有三家，除共益，还有大观（现青年剧场）、中央（现沈阳大戏院）。共益过去一直演京剧，我们去之前，评剧演员筱桂花在那演了一阵子。她走后，又演京剧，是几个人合伙成的班，有何玉莽、于德宝、于德瑞兄弟及刘长青，这些人都是乐队出身。还有剧场楼东孙福臣以及唐韵笙一股。主要演员有唐先生、张云溪、李盛斌，我和艺斌爷俩，梅兰芳大弟子魏莲芳也去过。其余的角儿也很硬，如老生管韵华、花脸王奎升、武生郑玉廷、旦角素雅坤、素雅卿姐妹等。由于角儿多，不明确谁是头牌，谁是二牌，谁是三牌，谁的戏重，谁在后面唱，有时把主要演员挂一块唱。每天两场戏，日场12点开戏, 下午5点多打住，晚场7点开戏,夜里12点打住。我和其他角儿一样，白天开场有一出，中间有一出,大轴在群戏中上一个角色；晚上开场有一出，大轴如果不上，中间唱一出。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间歇时匆匆忙忙吃口饭，连卸装、洗脸的时间都没有，院子里又冷，我老是咳嗽，吃什么吐什么，有时候还吐血，嗓子也出了毛病。从前我是刚开始唱嗓子不大好，唱起来慢慢就好了，现在是刚开始唱还好，越到后来越不行了。病成这样，我也没去过一次医院，也没有一天不唱戏，就这么硬顶着。解放后，有一年在医院胸部透视，才知道我患过肺结核。
共益由于角儿多，好多戏都唱四四的，如《铁公鸡》．唐先生的向帅，艺斌、张云溪、周少楼、郑玉廷四个张嘉祥；《金钱豹》，唐先生、艺斌、张云溪、我的老公公都来豹精,一人一场，我来小丫环。老爷子当年以这出戏闻名，杈耍的好，有“神杈手”的绰号,所以让他来耍杈那场，还特地给他做了服装，谁知他老人家耍着把杈掉到台上了。我们还唱过《八蜡庙》，唐先生、艺斌双演褚彪，张云溪、郑玉廷双演黄天霸，我的小张妈。大轴戏经常唱《溪皇庄》，有一场“跑车”，所有的旦角都上，不过是卖个热闹。艺斌的父亲和唐先生是好朋友，又是盟兄弟，感情很好，唐先生也很喜欢艺斌，在哈尔滨就给艺斌说过《驱车战将》等戏，这次同班，对艺斌更是倾囊相授，想学什么教什么。老爷子对他说：“让艺斌拜你为师吧。”唐先生说：“收徒弟我不乐意，徒弟不如义子近一层啊！”于是，艺斌拜唐先生为义父，感情更亲密了。演出中，唐先生也多方提携艺斌，比如，大轴唱《走麦城》，让艺斌演前部关羽，到刮骨疗毒,唐先生从失襄阳接；《过五关》、《古城会》等关羽戏，也都让艺斌演一半, 他的《陈十策》、《绝龙岭》、《闹朝扑犬》等代表剧目，也无私地教给艺斌。
在共益唱了3个月，我们来到城里大舞台,我和艺斌挑着唱,除了唱老戏,还排了连台本戏《西游记》,头本基本上是传统的《闹天宫》。
艺斌演猴戏年头不少了，但是，开始并没有名师认真指教过，我一个人到哈尔滨，他留在北京时，和著名京韵大鼓演员白凤鸣（少白派京韵大鼓创始人，建国后曾任中央广播曲艺团团长）时常来往，我们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时，白凤鸣也在上海演出，我们常去听书，成了朋友。他和清朝宣统皇帝溥仪之叔贝勒载涛有交情，这位涛七爷是戏迷，还好粉墨登场，跟杨小楼和余玉琴等名家学过戏，武生戏《长坂玻》、猴戏《安天会》、花脸戏《芦花荡》、旦角戏《贵妃醉酒》都学得非常正统、实授，表演也确实不凡。李万春的《闹天宫》就是他给说的。白凤鸣带着艺斌也上西扬威胡同七贝勒府去请教。涛七爷对于猴戏的表演给予仔细规范、指导，使艺斌受益很大，再演猴戏更有章法，有“死守”了。
那时代，演员生活没有保障，艺术上很难完全认真、严肃，《西游记》头四本还是准纲、准词，有固定的表演，到后来就看小人书现编、现唱了。我们从大连宏济带走一个跑龙套的南方青年，他有点文化、能编戏，往往是今天拉出提纲来，第二天把演员找到一块说说情节、意思，第三天排戏，广告、海报也出去了，第四天就演，一直演了20多本。为了全班人的生计，也只能这样做了，我们还有狗能上台演戏，迎合观众，上座还算不错。
这时，共益的武戏演员康坤山参加我们这个班了。康坤山是北京斌庆社出身，学武生，傍着邵汉良、邵志良，从营口到大连宏济和我们同过班，他在共益为包银和业主闹翻，辞班不干了，艺斌替他还了欠帐，他就跟我们了。在以后的排戏、演出中，康坤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少春有一出猴戏叫《十八罗汉斗悟空》，李万春也有一出武戏是《十八罗汉收大鹏》，各是他俩的拿手戏，还先后到沈阳演出过,京剧界都去观摩、学习。后来,张云溪在共益也演了《十八罗汉斗悟空》，康坤山参加了排戏、演出，他是个有心人，脑子聪明、好学、好研究，老戏也好，本戏也好，演出的路子、武打的“档子”都记得很清楚。张云溪的《十八罗汉斗悟空》演过几场后，这出戏里的东西他基本上掌握了。
离开沈阳，我们到丹东永乐舞台唱了些日子，佳木斯佳明舞台又把我们接去了，在佳木斯一面演出，一面准备、研究、排练《十八罗汉斗悟空》，康坤山、徐宝元都起了很大作用，艺斌对这出戏兴趣很大，因为它和连台本戏《西游记》不同，是正统的猴戏，又肯定能上座，所以，大家积极性都很高，雄心勃勃，齐心合力，天天练功、排戏。我们还从天津把做刀枪把子有名的把子许请到佳木斯，按李少春原样，化一千元，做了二套刀枪把子，一套练功，一套演出用，同时买料子做服装，人家赠送的锦旗、帐子也拆了做罗汉袈裟，佳木斯的演出快结束了，戏也排出来了，临别纪念，演三天《十八罗汉斗悟空》，卖了三个满堂，我们又到哈尔滨了。
哈尔滨有三个演京剧的剧场，新舞台接的我们，中央大舞台的角儿是唐韵笙、周少楼，华乐舞台是白玉昆，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场激烈的竞争摆在面前。唐、白二位都是有本事、有威望的前辈，唐先生还是艺斌的义父，但是，关系、感情是一回事，艺术上的竞争又是一回事，我们打出去的《十八罗汉斗悟空》，阵容很强，老爷子的长眉罗汉、徐宝元的降龙罗汉、李春元的伏虎罗汉、何连奎的矮罗汉、李俊峰的睡罗汉。艺斌的孙悟空把李少春、李万春、张云溪等人的长处都吸收过来，“窜塔”、“扔刀”、“掉刀”等绝活都用上了，我演一个在灵霄宝殿给玉
皇大帝跳舞的仙女．一是为了让艺斌有时间在后台休息，二是为了调剂舞台气氛和色彩。这出戏头一天就红了，中央大舞台回戏，演员都上新舞台看戏。
过了春节，在长春新民大戏院成班的侯八爷把我们接去了。前辈老先生范永在在新民大戏院当后台坐中，武生有范先生的徒弟高亚樵，还有孙毓楼，老生是韩少芳，小生是李秋波, 我和艺斌先唱《追韩信》、《古城会》、《走麦城》、《貂蝉》、《八宝公主》、《玉堂春》等戏，紧接又唱《十八罗汉斗悟空》，上座还是很好。
演出期间，设在长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来了几个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和我们商议要把《十八罗汉斗悟空》拍成电影，谈了好几次，终于没有拍成，大概是我们要钱太多，他们没答应。
在长春，艺斌收了第一个徒弟——刘济舟。济舟那年十三、四岁，父亲是裁缝、南方人，全家都爱好京剧。在这以前，他已经跟长春一个唱老生的王宝生学过两出戏了，看了我们的演出，非要拜艺斌学戏不可，王宝生找了康坤山，康坤山跟艺斌说这码事，范永在先生也劝艺斌收，碍不过情面，只好收下了这个徒弟。其实，那时到处奔波，天天演出，哪有时间教人家孩子呢？平时都是康坤山给他练功。在吉林市, 坤山还陪他唱了《捉放曹》、《上天台》，后来还为他请过老师。大概有一年多吧，他在辽阳离开了我们。解放后，他在内蒙一个京剧团当团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死了。
长春当时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改名新京, 日伪统治非常厉害, 人们都叫它“心惊”。有个日本刑事叫张啸九，最不是东西，专门欺侮戏曲艺人，到长春唱戏的没有不吃他的亏的。据说李盛藻到长春演出时，他不在家，所以没去拜他，等他回来，李盛藻已经上火车要走了，他竟追到火车上，打李盛藻两个嘴巴。我们在那演出时，也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唯恐横祸飞来。张啸九每天都带着一帮子妓女来看戏，从来不买票，不过，他没找大的麻烦，就算万幸了。有个姓孟的警察，经常到宿舍和后台转悠，嘻皮笑睑，没话找话说，我心里烦极了，但是为了省事，也不敢说什么。有一天，我正在宿舍扮戏，一个消防队姓张的挎把战刀进来了，我扮我的戏，没理他，跟包的和管服装的韩长福说了几句，请他出去，他马上就变脸，破口大骂，抽出战刀往桌上拍，把镜子也拍碎了。那个年代，唱戏这碗饭真是太难吃了。
蓉丽娟晚年
十七、在大连福兴大戏院
在长春担惊受怕、忍气吞声地唱了半年戏, 又经抚顺口到沈阳城里大舞台, 大舞台楼东彭绶卿帮我们在大南门里工部衙门胡同买了16间房, 我和艺斌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这才算是有了个“家”。
安家之后，又到吉林、辽阳等地演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走下坡路，东北各地市面都日渐萧条，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戏也越来越难唱了，相比之下，大连还比别处好一点，我们又到了大连，宏济已经不演戏了，我们参加了福兴大戏院，这是1943年正月的事。
福兴大戏院（现大众影剧院）在西岗大同街，是1937年由陈富贵（妓院老板）、袁金洞、崔家大柜（高利贷者、房产主）等几家合资建起来的，陈富贵是成班的业主，他接的我们。
我们来的时候，后台经理是闻子芳，他是我少年时在天津的老师，我和艺斌在宏济大舞台唱《六国封相》、《封神榜》的时候，把他从海拉尔、满洲里一带请到大连来帮助说戏、排戏的，我们离开，他留在大连了。演员有赵鹏声、荣桂芬、张二庄、李学贤、沙世鑫等人。闻占萍、刘慧琴、李蓉芳（原名强艳荣．现在宁夏，是马派老生王和霖的爱人）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跟闻先生学戏，李铁英和任玉燕是后来的。
在福兴大戏院，除了打炮戏之外，主要是演连台本戏，先排《狸猫换太子》，艺斌前边演陈琳，我演寇珠，后边艺斌演包拯，我演庞妃，直唱到10多本,接上《七侠五义》了,艺斌演锦毛鼠白玉堂和北侠欧阳春。接着又演了《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和《封神榜》。闻先生参与指导排戏，赵鹏声参加了演出，他虽是唱老生的，但戏路子很宽，本戏里缺什么来什么，我记得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中来过苏献，这是个花脸“活儿”，在《狸猫换太子》中还来过小花脸应工的范仲华，而且都演得不错，这也是他自幼在舞台上奋斗，经得多，见得多，实践经验多的缘故。
大连的汉奸、走狗们也经常到剧场来胡闹，找演员的麻烦。有个姓赵的商人，跟日本人有关系．专棒任玉燕，看戏时弄一帮人给任玉燕怪声叫好儿，别人演出他就捣乱，还有事没事的满后台“出溜”，嘻皮笑睑的找女演员说话，谁也不敢招惹他。有一天，艺斌喝了点酒，看他又上后台找便宜来了，忍无可忍，上去拍了他一个大嘴巴，艺斌倒是出气了，可把我们都吓坏了．日本刑事哪惹得起呀！后来还是陈富贵请出人来，才把事了啦。
十八、艰苦的历程
在福兴大戏院唱了3个多月，我们又到了丹东、鞍山、辽阳等地, 已经是越走越难了。在丹东, 碰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游览风景名胜镇江山，全市戒严, 10多天干呆着不演出，分文不进；在辽阳，警察跑到旅馆去找我，没找到，用刺刀把堂鼓扎破把所有的翎子全撅折了。我们住的旅馆是个大院，大清早起，警察砸门查户口，艺斌起来开门，警察上来就是一个嘴巴，说是开门晚了，后来，听说是两个警察打赌，敢打曹艺斌嘴巴的赢东西。
回到沈阳，在南市场的商埠大舞台演出。日本投降前夕，市面已经不是萧条，而是混乱了，成班的业主都没有了，我们和东北名丑张春山（即1933年8月在大连连滨大舞台和刘筱衡同时被刺的那个人）合股，维持着演出。
这时，艺斌又收了一个徒弟——李师斌。师斌那年16岁，正在倒仓，艺名叫九龄童，他师父姓董( 长春市京剧团老生董春柏的父亲），师娘待他好象不怎么好,人家自己有儿子,他又在“仓门儿”上，学戏、演戏当然轮不上他，他就想跟着我们。张春山跟我们说的,那时刘济舟也走了，我们同意了。他跟师父写的合同没满，还有二年才出师，我们给了董家一笔钱，算是把他赎出来了。以后李师斌跟艺斌学了不少东西，他脑子很聪明，又有心胸，很快就能演好多角色了，而且还能排戏。1947年离开我们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赴朝参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回国后在山东省京剧团，又当过青岛京剧团副团长，今年也快60岁，已经离休了。我的女儿就是嫁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女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们正在海城、戏自然是不能唱了。岫岩县人把我们接去了，到那儿一看，更够呛，苏联红军进去了，伪军、宪兵还在垂死挣扎，县城一片混乱，根本没有演戏的可能。我们在岫岩整整困了半个月，八路军从庄河过来了，接管了县政府，缴了伪军的械，市面才平静一点了。部队首长夏彬同志来看望我们，看我们缺粮食派人给送来小米,看我们衣服少，又派人送来棉花，让我们做棉衣，我们感动极了。“自古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一点不假，唱戏的碰上当兵的，没有不倒霉的，可是，八路军对待我们是多么亲切和关怀呀！我们也主动提出演戏慰问部队，就在露天地搭起舞台，演了《打渔杀家》、《过五关》、《古城会》等我们认为思想内容好一些的戏。我和艺斌还是头一次在露天地唱野台子戏，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我们对人民军队满怀感激之情，部队战士对我们演出的热烈欢迎，都使我们顾不得苦和累,演出格外卖力气，一丝不苟。
不久，夏彬同志动员我们参加革命队伍，但是，那时候我们对革命了解的太少了，政治觉悟也太低了，心想，军队是打仗的，咱们唱戏的进去干什么？再说，这么多人在沈阳都有家有业，跟部队走了，家怎么办？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夏彬同志一点儿也没勉强我们，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出了岫岩县。
在前面给我们办事的是苏兆海，火车不通，他翻山越岭到营口，联系在小红楼剧场演出，我们随后坐马拉的大车，披星戴月赶到营口，谁知也是一片惶惶乱乱，哪里有人看戏,一大帮子人，又困在营口了。
在营口，幸亏遇上了固桐晟。固是北京的旗人，说评书的好演员,以说《清宫三年》最出名，他在茶馆里说书，生意很好，收入不错。我们不唱戏，没事可干，常去听他说书,慢慢成了朋友。这个人非常仗义，看我们遇到困难，慷慨相助，我们在营口，几乎全靠人家接济，才度过难关。李师斌的名字，也是人家给取的，离开营口时，还借人家的钱。固桐晟“文革”前是长春市曲艺团团长，“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了。
在营口雇了两辆大车拉着东西，全班人马乘运货的敞篷火车，坐在草堆里，身上盖着棉被走走停停，千难万险回到沈阳，已经囊中空空，现找唱老旦的王亚伦借了500块开发了大车钱。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占领了沈阳，人民生活还是得不到保障，不过剧场都恢复营业了。我和艺斌参加了中央大戏院，绰号赵眼镜的成的班，前、后台都是他的，艺斌是后台管事。中央的演员还有女老生孟幼冬（孟小冬的妹妹），花脸是方荣翔，武生马季良，青衣李韵秋。在中央，老戏、本戏都唱，我唱《穆柯寨》，孟幼冬唱《辕门斩子》，艺斌和方荣翔唱《连环套》，孟幼冬和李韵秋唱《四郎探母》，艺斌唱《十八罗汉斗悟空》，都挺有号召力。后来，业主从天津接来了稽古社出身的青年武生徐俊华、刘武华，打炮没“对”，业主就要人家“退包银、滚蛋”，艺斌出来说了话，留下了他们。正好，唐韵笙、周少楼等在共益舞台演出连台本戏《怪侠锄奸记》（又名《怪侠欧阳德》），上座很好，艺斌在中央主持排了《忠义锄奸记》（《慈云走国》），让徐俊华、刘武华也参加演出，他们总算站住脚了，否则，刚出科唱戏让人家撵回来了，就算一个跟头栽到底，这碗戏饭就难吃了。
方荣翔那时才20岁刚出头，已经看出来有前途了，个儿不高，脸盘儿也不大，但嗓子是唱正工花脸的材料。业务上又好钻研，艺斌和我都喜欢他，他对我们也很尊重、恭敬，并且拜艺斌做了义父，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到沈阳，荣翔还和我去东北旅社唱过《霸王别姬 》。现在荣翔已经是国内外著名的裘派花脸了。1983年他到大连演出，还特地到家里来看我，艺斌已经去世，他也年近花甲，相对不胜唏嘘。
1947年旧历年三十，东北“剿总”把沈阳京剧界不少人, 特别是女演员都找去给他们唱戏，我演的是《盘丝洞》，饰蜘蛛精，周少楼的孙悟空，那些军官们吃饭、喝酒、划拳、跳舞，我们给他们唱戏，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亮时，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回家一看，全家人眼睁睁地等我回来过年，都替我耽着心。我心里也非常不是滋味。我虽然自幼走上唱戏这条道路，但是，对自己的人格、尊严，是极为看重的，我们凭本事挣钱、吃饭，不是别人的玩物，难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奔波劳碌，担惊受怕，连和自己家里人一块过个年都不行吗？这种事情今后就能避免吗？再一想，我也30多岁了，一个女演员，这样的世道，能唱几年呢？决心一下，我退出舞台,不唱了，从此当起了家庭主妇。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民党很快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出现了失败的局面。沈阳市兵慌马乱，百业凋敝，又没有成班的，也没有看戏的，我们也只好变卖家具、衣服，勉强糊口，李师斌甚至跟人家去捣腾洋蜡（那时经常停电），卖点钱贴补家用。市面上不唱戏了，国民党军队却纷纷办剧团，不少人为了生活，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的剧团。艺斌和唐先生奔了天津，我也跟去了。
十九、终于迎来了黎明
艺斌和唐先生到天津后，参加了长城戏院，那里的主要演员有武生袁金铠（出身于中华戏曲学校，长靠、短打戏都好，建国后在山东省京剧团工作，已经去世了）、旦角李蓉芳（即大连福兴大戏院跟闻子芳先生学戏的强艳荣）等。天津市面上还好一点儿，天津人爱看京剧的又多，所以剧场营业还可维持。
艺斌和唐先生除了各演出他们的保留剧目及双演《走麦城》（前、后关羽）等关羽戏之外，还排了全部《楚汉争》，由《追韩信》、《霸王别姬》、《未央宫》三出戏组成，唐先生是韩信到底，艺斌是萧何到底，中间的虞姬是李蓉芳的；还有全部《岳飞》，包括《枪挑小梁王》（这是黄派武生戏，唐先生以武老生应工）、《宗泽之死》、《岳母刺字》三出戏,艺斌全本的岳飞，唐先生前面饰宗泽，到刺字又饰岳老夫人，唱起老旦来了。
唐先生不愧是全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姑且不论他编剧本和排戏的才能),文、武老生不要说了, 武生戏《驱车战将》、《铁笼山》、《艳阳楼》均不同凡响；红生戏自成一派；花脸戏《陈十策》、《绝龙岭》、《铡美案》独具特色；彩旦、老旦也都有绝的，很受观众欢迎。艺斌和唐先生合作，既受到他的培养又得到他的提携，演出效果也是不错的。
在长城唱了两个多月，上海的业主周剑星派人到天津，接他们爷俩去上海演出、我回北京住到过了仲秋节，赶到上海找他们。
周剑星是天蟾舞台和共舞台（今延安剧场）两家剧场的老板，共舞台以本戏为主，天蟾舞台专接京角儿,唱传统老戏。共舞台是赵如泉老先生为主要演员,他休息了,艺斌去接他的“坑儿”，唐先生参加了天蟾舞台，和童芷苓合作。
艺斌在共舞台参加了连台本戏《蜀山剑侠图》的演出，编导是吕君樵，演员还有郭玉昆、毛剑秋、小王桂卿、小二王桂卿、小三王桂卿等人。半年之后, 天蟾的童芷苓、高盛麟休息, 艺斌从共舞台过来接了高盛麟的“活儿”。
天蟾的班底历来很硬，二路老生李宝魁、小生姜妙香、花脸金少臣、马世啸、肖德寅、武生郭金光、林鹏程、武旦班世超、小花脸艾世菊，大部分是北京去的，可以说是一时俊彦了。唱什么戏角儿搭配都非常整齐，比如《群英会 · 借东风 · 华容道》, 唐先生前诸葛亮后关羽，艺斌鲁肃，姜六爷周瑜，艾世菊蒋干，金少臣黄盖，马世啸曹操；《逍遥津》唐先生汉献帝，艺斌穆顺，金少臣曹操；《黄鹤楼》唐先生刘备，艺斌赵云，姜六爷周瑜。这些戏都挺能叫座。
唐先生在天蟾演出期满，也到共舞台唱了一段时间，说是缺旦角，把我也拉进去了，参加了一出本戏，戏名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我演他的妹妹，为哥哥伸冤，去官府告状。
1949年春节，上海梨园公会会长梁一鸣（现在哈尔滨京剧院）出面组织为救济失业同行的义演，在三个剧场同时演出。天蟾的戏码是《铁笼山》（高盛麟）、《恶虎村》(盖叫天、李万春、李仲林三演黄天霸）、《奇双会》（梅兰芳、姜妙香）；共舞台是《泗州城》（班世超）、《追韩信》（李如春、徐荣奎）、《走麦城》（唐先生的关羽，艺斌的关平）；中国大戏院前边什么戏记不清了，只知道大轴是周信芳和赵晓岚的《乌龙院》。
这个时候．已经是解放战争后期了，淮海战役也结束了，地下党在上海很活跃，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是姜椿芳同志（现为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主编），他的公开身份是写剧本的，经常在戏班里活动。上海京剧界的吕君樵（离休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秘书长）、吕君武（武戏演员，离休前为上海演出公司剧场总支书记兼天蟾舞台经理）、林鹏程（离休前为上海京剧院顾问）等人都在姜椿芳同志的教育下，参加了地下党，在京剧界开展工作, 和国民党做斗争。
艺斌和这些同志平时很合得来，是好朋友，经常在一块研究艺术，也经常凑一块喝酒,玩儿。他们组织了一个“艺社票房”，联系一些“票友”和艺人研究麒派艺术，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系、团结戏曲界人士的组织。我已经是家庭主妇，外面的事不大参与。艺斌参加了这个组织，经常去活动，矿君樵、君武、鹏程等也随时和他谈心，姜椿芳同志也和艺斌谈过，主要是谈政治形势。这些同志都没有暴露身份，可是，周围的人还是有感觉了，有人就离他们远远的甚至跑到外地去了。我和艺斌多年来奔波江湖，唱戏吃饭，算不上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党，对革命更谈不到深刻认识，但是军阀、官僚、日本人的气是受够了, 国民党的腐败也看够了。1945年在海城见过共产党，一对比就知道谁好谁坏了。当时上海的有钱人怕共产党，唱戏的怕什么？我们心里盼着国民党快垮台，盼着解放军快过来。所以，和他们接近、谈话，从原来的交朋友，逐渐成为自觉行动了。不过，人家既然没向咱们暴露身份，咱们也不能去问人家：你是共产党吗？心里有数就行了。记得艺斌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告诉我，他和君樵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地窨子里开会，墙上挂着外国人的像片。解放后，看到马克思、列宁的照片，他说那回看见的就是这几个人。
1948年圣诞节，演完了夜戏，吕君樵说领我们去个地方玩，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儿，艺斌好象知道点什么，后来知道是我党办的时代出版社，负责人是冯雪峰、丁玲、姜椿芳同志，还有个叫罗果夫的苏联人，我们在那里玩了一个通宵，大家都说了好多话，不过有些话我听不大明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头天晚上，吕君樵给了艺斌一个红袖标,他们组织了一个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团结包括梅兰芳、周信芳二位先生在内的京剧界同行和他们的家属，宣传党的政策，做安定人心的工作，艺斌还是这个纠察队的副队长。我和艺斌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从来都不是锋芒外露、活跃好动的，这会儿怎么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劲头十足，朝气蓬勃，整天在外面跑,好象也不知累。解放了,人的精神也变了。
解放军虽然进了上海，但国民党势力并未肃清，提兰桥以东还是他们占据着，破坏、扰乱活动时有发生，市面很不安宁。
文艺界的党组织出面动员、组织了京剧界的一些人配合上海解放搞宣传活动, 仅仅两天就排了《新小上坟》、《百丑图》、《莽荡山》、《打沙锅》等戏。大家分乘五辆汽车,上工厂演出，到电台播音。这些新戏大都是吕君樵编的。《新小上坟》写的是秦始皇抓伕修万里长城，六个役伕的妻子去给死去的丈夫上坟的故事，讽刺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百丑图》是揭露国民党接收大员，发国难财，大搞五子登科的，我记不清艺斌在哪出戏里演了个老头儿。
上海市民庆祝解放大游行，艺斌也参加了。戏剧界的队伍很热闹，有腰鼓、狮子、红绸，武戏演员还边走边翻跟头，艺斌除了当纠察队副队长，负责维持秩序外，还耍大旗,那天下了大雨，游行队伍冒雨前进，欢庆解放，每个人心里都升起一团火，风雨算什么？
社会安定下来了，还得唱戏呀，艺斌和唐先生上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演出,北京孙奂如（经励科，给金少山、吴素秋办事的）来信约他去北京。我们明知在北京唱戏困难多，但艺斌老是想着到北京学习、进修，那里到底还是京剧的中心，于是，我们和唐先生分手，又回北京了。
以上就是蓉丽娟口述的回忆文章《六十年的回顾》。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民国时期的京剧演员走南闯北、边学边演，每到一地、每一场演出，都背负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京剧艺术才能在那个时期到达顶峰。这篇文章回忆时间段，是截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在这里再简单补充一下蓉丽娟先生在建国后的一些情况。
1955年，蓉丽娟与曹艺斌应邀自北京到大连定居。1956年，大连京剧团奉派出访前苏联、蒙古，蓉丽娟毅然接受任务为国家争得了荣誉。1960年，蓉丽娟出任大连戏曲学校教师，为京剧事业培养人才。1973年，她又调大连艺术学校任教，梅花奖获得者王玉兰、李萍均得其教益。退休后，蓉丽娟依然为中青年演员说戏，90岁高龄时仍然坚持教学。大连京剧团三代旦行演员几乎都得到过她的教益。
《貂蝉》
1930年百代唱片
蓉丽娟 饰 貂蝉
【西皮原板】
叹世人爱金珠难以释手
倒叫我背地里暗自含愁
将此事说明了不求配偶
执琴瑟抛箕帚沉吟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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