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因为早年间京剧演员“牌“、”位”的问题，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议论，本平台也转载了《【独家】寻找杨荣环 之 出科》一文，有好多读者看了这篇文章，大家有的惊讶，有的感慨，当然也有极个别认为不以为然的。针对个别人对《寻找杨荣环》一文的一些质疑，笔者今天想从“京剧史文献研究”的角度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进行京剧史文献研究要端正心态，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研究史料文献，必须要坚持客观的原则，不要仅凭主观好恶，戴着有色眼镜去整理。史实是怎么样的，就客观地根据相关文献进行陈述，至于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分析，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行为了。
《寻找杨荣环》问世以来，有人认为记录偏颇，总是去研究某人的黑历史。但我们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作者从“史实”角度发声的研究方法是值得赞赏的，从《寻找杨荣环》一文中看，作者秉承尊重历史的原则，绝不是在以个人喜好去专查正面或负面的报道。比如：
我们再仔细看一些相关的议论：有的人认为
“而对于某某某先生后人的观点……毕竟您对于其文化程度、科学思维、年龄健康和性格等状况未必都了解，不能听到不同声音就非要一争长短。
什么是“年龄健康”呢？年龄大了就可以乱讲？还是健康有了问题，就得按照病人的谬论去认知？再说，读者不晓得某位后人是怎样的观点，怎么去理解？这些人其实是为了打击一切自己不喜欢的声音，让著文立说者噤声，以杜天下人之口。我们毕竟不是在写小说、编剧本，文献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一点好。
第二，忠实于历史文献，不是全盘肯定，更非全盘否定。《寻找杨荣环》经过详细考证、研究和整理的历史事实，均有据可查的，大家既然喜爱京剧艺术，就不能默许“无中生有”的现象。
有人不是说：若提供不出文章所指这出戏的老广告，并证明某某是二牌，就必须删除有关（某某某跨刀的）文字。那就说明这个人也承认当年的报纸报刊，那总不能厚此而薄彼吧。
对艺术家艺术经历进行史料整理，这属于历史文献研究的范畴，这和对他艺术的评价根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确实会有偏颇，但经过几十年或上百年还能流传下来的，一定是发行量大，可信程度比较高的资料。再说，不同的报道还可以互为佐证，认真研究，也不至于会对历史人物有极偏颇的评述。
比如这一张历史照图片：
1948马连良与名票旦杨荣环之《摘缨会》照片
我们看到这张图，就不能武断地认为杨荣环先生是个票友，他可是荣春社出身，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当年的记者应该不会故意为之，只能说明杨荣环的知名度不甚高，当然记者也不会把与马先生并挂头牌的角儿写成票友吧？
第三，京剧史文献研究要有价值，不研究“伪命题”的素材。
有人说报纸广告就是“并牌”的铁证，也有人说报纸怎么排版格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说到底是一种人为的操作。早先的报纸广告并没有一定的规格，更不用说与班社规制一致了。慢慢地出于自身形象宣传的需要和对新闻传媒影响力认识的提升，报纸演出广告才越来越花样百出。但报纸广告的发展轨迹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来越彰显突出主演的地位。不管是“躺着”、“坐着”、“站着”，还是单独加一块牌子，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演员在班社中的地位和演出中的重要性决定的。
从报纸广告看谁是头牌，或谁和谁并挂头牌本身就是没有研究价值的“伪命题”，因为它根本就是一种商业宣传，并不是准确反映一个戏班里每个“角儿”的准确地位。尤其是注明“合作”的广告：
1947年08月09日《华北日报》毛世来、叶盛兰合作演出《南界关 战寿春》
1947年8月10日，和平社与育化社在北京庆乐戏院合作演出，毛世来与叶盛兰、杨盛春、孙盛武、贯盛吉、陈喜兴、刘连荣主演了《南界关·战寿春》，这是目前查找到的最后一次毛、叶合作演出这个戏。当时《华北日报》游艺专栏做了宣传：特烦两班合作贡献，数载未演精彩佳剧；文武香艳、夙著盛誉、轻不一演、伟大名剧！1947年前后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市面萧条，演出市场不甚景气，两大班社选择《南界关》这一剧目合作演出，可以说毛世来、叶盛兰作为两位班主（老板）并挂头牌。
那么，像这种情况：
1947年11月25日《华北日报》毛世来、杨荣环合作演出《娟娟》
这些演员的名字也一样大，能说这13位并挂头牌么？所以，研究史料还要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再说什么是“隐私”？若是研究史料还要认为报纸上曾经的报道是“隐私”，那也是个“伪命题”。在当时来看，如果当时的报纸涉及到了某人不实或不愿公开的私生活，那就确实涉及“隐私”，都拿到台上去表演，去宣传的的商业演出情况也属于“隐私”的范畴？
数十年前的报道流传到今天有多少人看过？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况且，作者所依据的材料本来都是已经存在于公共领域的信息。我们应该支持《寻找杨荣环》对京剧老艺人的艺术经历进行严肃的考证和研究，而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去妄加批评。
所以，正确看待和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很重要的，坦荡的记录历史，以坦然之心去考证和纠正历史错误，这是值得大大的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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