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与晚清士人群体

光绪二十四（1898）年五月，[1]诗家陈衍与学者沈曾植相遇于武昌张之洞幕府。二人相见恨晚。初投刺，沈曾植即记起曾在琉璃厂买过陈衍的《元诗纪事》，这书大概很投合沈氏研究蒙古史地的兴趣。陈衍则说：“吾于癸未、丙戌间，闻可庄（王仁堪）、苏堪（郑孝胥）颂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所谓“同光体”，是陈衍和郑孝胥等对“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的“戏称”。[2]次年（1899）冬，陈衍在赠沈曾植的诗中提到：



往余在京华，郑君过我邸。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杂然见赠答，色味若粢醍。……[3]



对“戏目同光体”这一事件的记述，此後陈衍还重複过三次，每次字句都小有出入。[4]大体而言，“同光体”的概念于癸未（1883）、丙戌（1886）间在陈衍、郑孝胥、王仁堪等人之间流传。与後来论同光体者多谈陈三立、郑孝胥不同的是，最初诸人心目中“同光体”的领袖是专精学问而对诗不甚在意的沈曾植。更重要的在于，陈衍是从沈氏与旁人的“赠答”中体悟出“同光体”的“色味”，诗体的背後有士人交游的背景。可见“同光体”最初提出时未必局限于诗学方面，而陈衍在戊戌以後世风日益衰颓之际一再重提“同光”，则隐然有感伤时势、标举风气的意味。

惯用概念往往容易流于汗漫模糊。民国以来文学史家竞言“同光体”，或界定宽泛，将近代桐城诗派也包含在内，[5]或划界太严，使之局限于光、宣。[6]其实，“同光体”从晚清到民国有一历时的流变过程。一如韩门、元白之于“元和体”，苏门、元祐党人之于“元祐体”，诗体的形成又往往与一定的政治、学术集团相关。考掘“同光体”之形成与晚清士人群体的关系，并非否定文学史家在习惯上运用的“同光体”概念，而是要将工夫做到诗外，从士人交游的角度，结合同光以来晚清政局与学术的变迁，重新检讨这一诗学构建的历程。



一、从同光清流到“同光体”

“同光体”名称所指涉的同治和光绪初年，在晚清号称“中兴”。忠于清室者在清季民初回顾此段历史，常常饱含向往之情。所谓“中兴”，不仅指此一时期在政治事功上之平定髮捻、开拓洋务，更包括中朝清议的崛起，在学风、世风上一改道咸年间的晦涩局面，俨然有恢复乾、嘉“盛世”之势。沈曾植就曾从科场风气变化的角度追述这一潮流的兴起：



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频有幽岐，其往还常集于津要之塗，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士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摈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躓当时，士林所共记也。……盖自咸丰戊午（1858）以後，兹风乃殄，而後单门孤进，遗经独抱者，始得稍霑稽古之荣。至于同、光之际，二三场重于头场，则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南皮（张之洞）、顺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经史古学，幾復反乾、嘉之旧。[7]



沈曾植提到的潘、翁、张、李诸公，大致都属于後来广义上所说的“清流”。清季民初关于“清流”结党分派的言说至为複杂。[8]大体言之，“清流”首先指在政治上勇于抗疏言事、制衡强权。如潘祖荫早在咸、同之际即有奏保左宗棠、谏阻文宗西幸等事迹，[9]而光绪初年张之洞、张佩纶等又以能言事而号称“四谏”。[10]与此同时，“清流”中人又利用其主持乡、会试或出为地方学政的机会，延引後进，净化学风。咸丰八（1858）年戊午，柏葰科场案发，大狱构兴，“北闈积习为之一变”。[11]同年六、七月间，潘祖荫、翁同龢出任陕甘正、副考官。[12]至同治末年，张之洞、李文田等学术名流又相继外放学政。诸人在主试时，贬首场时文，而重视二、三场之经文及经史时务策。沈曾植本人即为此种科场新风尚的受益者，故数十年以後犹津津乐道之。

于是遂形成一种学术潮流，大抵以潘、翁、张、李等所擅长之金石、碑版、书画、目录、西北舆地、辽金元历史为其主要方面，上承乾嘉考据学绪馀，又融合道咸以来的经世关怀，逐渐成为当时都下士人追捧的时尚。[13]另一方面，清流中人相近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方面，又在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联翩而来的诗酒文会间得到加强。同治十（1871）年四月，春闱甫毕，时任翰林院教习兼庶吉士的张之洞致信潘祖荫，以为“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拟以翁、潘为主，邀集新进学人，款洽一日。[14]最後则由潘祖荫、张之洞二人主持，于当年五月初一日在龙树寺宴集。到者十七人，约而不赴、欲约而不及者五人，其中许多人後来成为清末古学领域的大家。[15]次年（1872）夏，潘祖荫发起“消夏六咏”唱和，题为搨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先後参与者有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六人。[16]七月初五日潘祖荫又组织郑康成生日雅集，参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陈彝、谢维藩、许赓扬、吴大澂、顾肇熙五人。[17]与会者多为朝中清议干将，而两次雅集的主题，则更明白宣示了同光之际“清流”中人的生活趣味与学术宗尚。

有雅集则必有诗。同治年间，“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祖荫）、李莼客（慈铭）诸公，稍为翁覃溪”。[18]辛未（1871）、壬申（1872）这两年的清流唱和，的确多题咏金石彝器，模仿翁方纲以考据入诗者。但也间有异数，如张之洞和“消夏六咏”的《搨铭》诗即不注意于器物本身：“鼎彝何足好，所好其文字。款识多通假，往往证经义。……”更注重金石文字旁证经文的学术价值，与徒为清玩者不同。[19]又其郑康成生日诗第一首云：“戎马周旋刘使君，幅巾长揖大将军。後生不会雄奇意，但道研精注典坟。”强调郑玄与刘备交往、幅巾拜见何进等“雄奇”事迹，不仅仅以经师视之。[20]学问、事功并重，张之洞在此时已经在诗中显露出与考证之士不同的眼光。

其时陈衍、沈曾植等尚未取得科第，却不能自外于潮流。陈衍在同治十三（1874）年考取以“专考经史”著称的福州致用书院，却抱怨主讲林寿图不谙朴学。[21]沈曾植则于光绪三（1877）年南下学海堂问学于陈澧。[22]相对于出身微贱的陈衍，沈曾植的显赫的家世家学，更为其进入清流学术圈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沈曾植的祖父沈维鐈官至工部侍郎，林则徐、曾国藩、李文安皆其门下。[23]沈维鐈既从段玉裁习文字音韵，又精湛理学，服膺程朱，同时也注意学术新走向。[24]西北地理学先驱沈尧就曾受沈维鐈的扶持，且为沈曾植之父沈宗涵的“授经师”。故沈曾植得以在光绪己亥（1875）、丙子（1876）间即致力于蒙古地理学，预当时学术之流，亦得力于此一层关系。[25]

光绪六（1880）年夏，沈曾植参加会试，正考官为翁同龢，清流学者王先谦、朱逌然分校闱中。沈氏以其在第三场策论中所展现的西北史地造诣轰动都下，继而与同榜的李慈铭订交，正式加入到清流学者的行列中。[26]至1880年代中叶，内忧外患再度严重，清流中老辈如翁同龢、潘祖荫、张之洞等人之间的交游已趋冷落。而新进科第以李慈铭、李文田、王仁堪、袁昶、张謇、盛昱、黄绍箕等人为中心，形成了新的交游圈。沈曾植兄弟也参与其中。一时有“二李二王盛黄”、“沈李”及“二沈”之目。[27]

癸未（1883）、丙戌（1886）间，陈衍从王仁堪、郑孝胥处初闻沈曾植的诗名，且称之为“同光体”，正值沈曾植与李慈铭、袁昶等交游唱和最盛之际。癸未年陈衍首次入都会试，数遇李慈铭，以为其诗“遇考据金石题目，往往精碻可喜”。[28]同时“稍游陶然亭、苇湾、十刹海，天宁、崇效、法源诸寺”，[29]有诗句称“长安尘土百不適，惟有看花且须驻”[30]，对京师文酒之会不无流连。丙戌年再度入京，又结识张謇、王仁堪、仁东兄弟等清流名士。[31]在此前後，陈衍受清流学术风气的熏染，亦颇致力于清流所提倡的辽金元史地之学。早在光绪七（1881）年，即开始草创《元诗纪事》，[32]至丙戌（1886）年而粗成。有自叙称“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传作散见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復收寻常无事之诗”，自命承袭自钱大昕《元诗纪事》“专取夫关繫元史得失者”的体例，与计有功、厉鹗诸作不同；又转引陈揆、潘祖荫的版本研究，则陈衍对当时都下流行之学术风气又不无会心。[33]至于与陈衍同时标举“同光体”的郑孝胥，根据其日记，大概在丙戌（1886）年再次进京时就结识了沈曾植兄弟、袁昶、张謇、文廷式等人，并在随後加入其唱和圈子。[34]陈衍、郑孝胥的诗歌风格在此时尚未完全形成，而陈衍又特别注意沈曾植与他人的“赠答”之作。然则二人最初提出的以沈曾植为“魁杰”的“同光体”，实际上包含了对沈曾植、袁昶、李慈铭等清流门人圈子的认同，并由此可上溯到同光之际京师清流士大夫的唱和活动，将同治末光绪初的诗坛都包括在内。

同、光年间都下诗人的诗学祈向虽然多样，但基于大致相近的学术趣味，又有某些类似的倾向，如多以诗歌为馀事，主张（或表现为）诗与书卷相结合等。李慈铭在同治末年即扬言：“予二十年前，已薄视淫靡丽製。惟谓此事，当以魄力气体，补其性情，幽远清微，传其哀乐，又必本之以经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专一代。”[35]袁昶为自己的诗集作跋，以为“写情景句少而说理处猥多，不免如刘舍人所讥，非柱下之旨归，即漆园之义疏”。[36]而沈曾植在癸未（1883）以後与李、袁二人唱和独多，诗学议论亦受其影响。癸未十二月李慈铭卧病，沈曾植、袁昶分别致诗问疾。沈诗云：



依然谈笑卻熊罴，谁识先生示疾时。肝胆轮囷老逾热，奇胲形色候方奇。稽山未许归狂客，稷下新闻迓老师。卻笑画人穷慕想，寻常惊怪见之而。（《问爱伯疾》）[37]



此即陈衍、郑孝胥最初看到的“赠答”之作。诗中借用维摩诘示疾的内典，句法奥峭，不避重字，已初具沈曾植盛年诗融会佛理而不斤斤于格调章法的面貌。李慈铭在日记中评沈此诗为隽峭，而袁诗为清劲，以为“皆善学山谷者”。[38]数年後沈曾植为袁昶诗集作序，称“自非识穷始素，思尽玄黄，玄同道情，该练俗变，蕉萃专笃，思理不渝者，则亦孰足与察比兴之渊薮，较有无之极致”，[39]更主张思理入诗，以学养涵养诗功。凡此种种，都可视作发挥潘祖荫、张之洞、李慈铭等在同光之际唱和的馀绪，不仅进一步反拨了都下一度流行的平易率直诗风，也冲击到清初以来王士禛等倡导的主流诗论，亦即陈衍所说“不墨守盛唐”的所指。

然而，就在“同光体”流传之时，“清流”本身也在变化之中。民国以後狭义上所说的“清流党”，一般不包括翁同龢、潘祖荫以至李慈铭、沈曾植辈，而仅指光绪初年，以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张之洞等人为中心的一派清议分子。其活动时间大体在光绪元（1874）年至十（1884）年，而尤以戊寅（1878）、己卯（1879）两年为最著。[40]

“清流”中翁、潘一系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人本来共同致力于清议，并无派别之分。光绪三年廷议穆宗升袝位次，五年廷议吴可读尸谏为穆宗定大统，两派中人都曾事先沟通，甚至联名具奏。[41]其分歧倒是更多地表现在学术方面。翁、潘一系主要继承乾、嘉汉学传统，以金石、碑版自诩。但光绪纪元以来，外患加剧，先有崇厚定约误国，继而日本占琉球、法国侵越南，言路新进受外来刺激与理学传统的双重影响，热衷事功，务为高论，以考订之学为无用。宝廷晚年作《古文尚书解纷叙》，指出：“自汉学之说兴，中华读书者多喜考据，……而远在海外者，则穷二百年智巧，考求天文、地利、物产、兵器，以谋富强，而结连窥伺，荐食上国。中华学士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他日有事，国家欲得真材，将孰用哉。”[42]最能代表此派中人的学术心理。

光绪八（1882）年，郑孝胥、陈衍同榜中福建乡试，座主即为宝廷。而此前陈宝琛因为同乡的关系早已与郑、陈二人相识。王仁堪、仁东昆仲又为陈宝琛内弟。癸未、丙戌间郑孝胥、陈衍入京会试时，正值中法战争前後，宝廷、张佩纶受到打压，但其诗酒唱酬却反而更为频繁。[43]宝廷、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四人皆能诗，一时有“元祐诸贤”之目。[44]光绪十一（1885）年四月十日，已经罢职的宝廷招陈衍饮于寓斋，出示游西山诗卷，并与陈衍等分韵赋诗。陈衍诗中描写此际竹坡先生的风采，是“吾师时一游，一游诗一卷。持笔御风行，笔笔卷雲片”。[45]陈衍、郑孝胥叨陪其座师宴坐之时，也正是其以“同光体”戏目当世诗人之际。数十年後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宝廷、陈宝琛及“二张”之间的唱和念兹在兹，则诸人对“同光体”诗风的影响亦甚为深远。[46]

要之，同光时代的“清流”分派本没有一定界限。陈衍、郑孝胥等既从沈曾植与其唱和圈中学人的“赠答”之作中领略到以学问涵养之诗，復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作为中濡染到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47]“同光体”的概念，便是在“清流”此种交错的影响下形成。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同光清流重振声势的最後努力归于落空，[48]清流名士李慈铭亦在忧愤中辞世。沈曾植挽李诗有句：“长怀刘向忧时奏，未竟康成写定书。”[49]至此同光清流的故事大致完结，而清流门生所主持的“同光体”却刚刚开始。

二、从清流门人到武汉幕客

宣统元（1909）年二月起，陈衍开始在沈宗畸主编的《国学萃编》上连载《石遗室师友诗录》。[50]这是陈衍的第一部诗学著作，附录了从壬寅（1902）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草创的《石遗室诗话》初稿。[51]已发表的六卷，收录张之洞、宝廷、陈书、陈宝琛、沈曾植、梁鼎芬、冯煦、陈三立八人的诗作。[52]其中，宝廷、陈宝琛固为陈衍之“师”。陈衍置此二人于全书前部，且大量收录其在清流时期的唱和诗作，颇有正本清源，从师承的角度将“清流”作为同光诗体开端的意味。但将同样曾经“清流”的张之洞列在卷首，却不无标榜之意。[53]在卷首《诗话》中，陈衍历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尤其突出自己在武汉幕府中的作为，[54]且称广雅诗文“中兴以来诸公皆所未逮”，竟有将张之洞奉为同光诗坛盟主的意思。[55]此外，陈衍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还曾向马贞榆等武汉幕府的同僚徵诗。[56]而已入录之诗人如沈曾植、梁鼎芬等，又皆为陈衍在张之洞幕府中所熟识，所录诗亦多为此一时期交游唱和之诗。因此，在编纂《师友诗录》之时，武汉入幕的经历已经超越了早年接洽“清流”的记忆，成为陈衍诗学构建历程中更为重要的时段。戊戌、庚子之间，陈衍、沈曾植相遇于武汉，相继加入张之洞所主导的武汉士人圈。这一圈子的政治认同，及其在晚清政局中的作为，亦可看作是“同光体”诗人之间达成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之洞原为翁、潘一系的清流考订之士，宗尚汉学。光绪初年间转投理学家李鸿藻主导的言事一派。[57]但又颇留心于时务，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徒事抨击者不同。[58]前後出入于不同的“清流”门户，使其学术日益带有调和折衷色彩，曾针对宝廷等“于天算则主中而驳西，于经学则抑汉以申宋”的观点，指出“若云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名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59]调和汉宋，笼括中西，已见日後中体西用说的端倪。故宝廷赠张之洞诗有“君言富经济，我言空讥弹”之句，盖其议论识见，已非“清流”所能局限。[60]光绪七（1881）年外放巡抚後，张之洞更日益关注洋务，兴办实业。尤其是在督鄂十馀年间，致力于武汉三镇的近代化建设，并以武汉为基地影响中枢决策，稳步推进清季新政的步伐；[61]而与此同时，又不放弃其清流背景，提倡“正学”，努力维持名教，为自己赢得“儒臣”的称号。[62]

与张之洞类似，“同光体”中的沈曾植、陈衍、郑孝胥诸人，在光绪年间也经历了从“清流”到“洋务”的身份转换。沈曾植在辛丑（1901）年与张之洞的通信中，称自己昌言变法“远在甲申（1884）、乙酉（1885）以前”。[63]其时沈曾植方以新进科第跻身清流唱和，却已经萌生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本来“清流”提倡的西北舆地、辽金元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对外来冲击的回应。光绪十六年底（1891年初），沈曾植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九（1893）年转补俄国股实职，更将清流学术的关注领域由“边疆”扩充到“四裔”：“自西伯利亚内外蒙古伊犁新疆以迄西藏西域，並南洋贸通沿革，遂及四国事，世界大势，莫不洞然胷中。”[64]甲午战败後，沈曾植与张之洞、唐景崧等电商联英保台不果，[65]又建议借英款修铁路、开学堂、办银行，得到奕訢、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赏识。[66]此际沈曾植与张之洞一派的政治观点既日益接近，对张之洞本人的事功文章亦甚为倾慕。二十三（1897）年正月，在致汪康年的信函中，沈曾植称赞张之洞“经营江左，规模具异，为时虽暂，而大体已张；交卸前一月奏牍勒为一编，何减王朴十策，合枢谋、廷论、士议、民望，海内之公心”。[67]同年十一月致信丁立钧论变法，则云：“纾外患只有讲邦交之学，图自强只有讲内治之学，不惟乾嘉纶綍为陈言，惟咸同章奏亦为宿物。自非一新壁垒，无以易彼观听，变法二字，终不可讳，顾吾曹力不能济耳。”[68]将乾嘉考订之学与咸同中兴名臣的事功之学同归于无用，说明沈曾植此时已然脱去“清流”面目；而言“吾曹力不能济”者，亦寄希望于张之洞等主张变法的朝廷重臣。

此前，郑孝胥于光绪十一（1885）年入李鸿章幕，十七（1891）年随李经方使日，甲午战起回国，即以“熟谙洋务”被张之洞延入幕府。[69]而陈衍则在光绪十六（1890）年改就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汉文教习，得以亲身感受十里洋场的西学氛围。光绪二十三（1897）年九月，陈衍的同乡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The International），聘请陈衍任主笔。《求是报》“断自甲午，取各省紧要成案，各使馆档案，分类编纂”，既关注国内时政、中外交涉，又包含西律、格致、制造乃至法国小说等制度、艺术层面的内容。[70]陈衍在该报上先後发表了《求是报後叙》、《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论报馆最有益于学子》三篇论说，[71]据说是“传诵万纸”、“风行一时”。而在陈衍报章文字的广大读者中，就有张之洞。光绪二十三年末，张之洞分别致电梁鼎芬、郑孝胥，令其代邀陈衍到鄂。这对于屡屡会试不售、沉沦下僚的陈衍而言，真不啻天外佳音。戊戌（1898）正月十日，陈衍赶到武昌谒见张之洞，遂留幕，呈诗有云：“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沈艰。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极言张之洞在四夷交侵之时坐镇武汉的意义，比之以刘弘、陶侃。[72]

自从光绪十五（1889）年履新湖广总督伊始，张之洞就注意在自己身边保持一个幕府（或门客）圈子，而光绪十六年两湖书院的兴办，更吸引了一批海内能学之士。[73]乙未（1895）、丙申（1896）间，幕中梁鼎芬、陈三立、杨锐、易顺鼎、紀钜维等人交游频繁，张之洞本人亦颇与之唱酬。[74]但是，戊戌以後的武汉士人圈具有相对明确的针对性，又与此前主要用来点缀风雅的幕僚门生圈子不同。在与陈衍初次见面的席间，张之洞提到“自中国大创于日，朝廷厉行新政，然起行必由于坐言，拟稍集留心时务者研究政学，庶幾有裨于万一”。[75]可知张氏此时是有意罗致人才，以应对“新政”的形势。其延纳郑、陈，看中的正是二人办洋务的能力。

戊戌（1898）年闰三月二十七日，沈曾植在上海登楚材兵轮谒见张之洞，时张之洞正准备北上入觐条陈变法事宜。[76]至四月初张之洞奉旨折回，沈氏又与文廷式、费念慈等送之至焦山。此行张之洞不仅得观明人杨继盛手札，且在焦山寺重题宝廷“留黄带诗卷”，对当年清流风声当不无怀想。[77]而沈曾植也逐渐发觉康有为一派变法的偏颇之处，是“草贼终须大败”，[78]从而倾向于“和润新旧，泯绝异同”的折衷观念，以为在当时情形下，“自非壶帅（张之洞）入都，殆於更无他法”。[79]至五月，沈氏即被张之洞延入两湖书院主持史席。

沈曾植的预见触及了张之洞当时所必须直面的一大问题，即康梁势力的崛起。张之洞与康、梁的分歧，主要在学术宗尚以及变法步骤的缓急上。光绪二十三（1897）年以後，张之洞辖下的湖南成为康梁派趋新人士活动的基地。《湘学报》、《湘报》等宣扬孔教改制甚至民权说，更使张之洞感到威胁迫近。戊戌（1898）年闰三月间，张之洞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勒令陈、黄“随时留心校正”。[80]而在武汉一边，则一面组织亲信编纂《劝学篇》，一面筹划开办《正学报》来抵消湘中舆论的影响。有报馆主笔履历的陈衍与反感康有为的沈曾植在此时被纳入幕府，很可能跟《正学报》的筹备有关。[81]

《正学报》最终并没有刊布。今《张文襄公全集》中存有《正学报序例》一篇，篇末罗列“题名”，包括了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钜维、朱克柔十二人。[82]所谓“题名”，是“仿宋元学案‘同调’之例，题之简端，此曾子以文会友之遗也”。此名单出现，正可标示戊戌以後武汉士人之间政治认同的达成。戊戌年初，张之洞命陈衍主持官报局，王仁俊、朱克柔帮办笔墨。四月八日，又致电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四人，申明《正学报》由梁鼎芬总理，“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诸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梁鼎芬）核定方可印行”。[83]梁鼎芬当时在两湖书院“日与诸生讲明君父之义、华夷之防，于近日康教尤所深斥”。[84]于是包括沈曾植在内的两湖书院教习受其影响，也被纳入到提倡“正学”的同调之中。官报局成员和两湖书院教员，构成了当时武汉士人圈子的主幹。

身为官报局总编纂，陈衍相当积极地参与了武汉士人主张“正学”的运动。他曾和王仁俊一起为《正学报》撰写两册样稿，呈张之洞批改。一册为“上谕、章奏、附书”，另一册为“叙文、论撰”。[85]後者载有王仁俊的《正学报叙》、《驳湘报易鼐中国以弱为强说》、《湘学报纠议》、陈衍的《卫孔教首在尊经论》、《报章宜进呈御览议》共五篇文章。王仁俊为《正学报》下的宗旨是“以中学为骨，以西学为肉，以中学救西学之弊，以西学补中学之穷。……故是报不曰中学，不曰西学，而曰正学”，大体是发挥“中体西用”论。陈衍的论说也颇能迎合张之洞的意见。《卫孔教首在宗经论》既强调经学是造就士子的基础，又建议在大学堂致用各科外，为潜心好古者另立一科从事专门研究，正是张之洞一贯主张的“救时局、存书种”的教育理念之翻版。[86]此外，陈衍还在该文中尝试将汉宋、中西学术的特点相沟通：“汉宋两学，性各有近。汉学以精覈胜，宜于理财、考工、刑律诸务，其不善用者，则拘牵泥古而已。宋学以明达胜，宜于治兵、用人诸务，其不善用者，空疏武断，遂以悞天下大事者，往往而有。”正好附和了张之洞早年“西法为中国所用，汉学为宋学所用”的理想。

光绪二十四（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德宗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张之洞在《正学报序例》中，依照其所擅长的“六书”之义，将“定国是”之“是”解释为“正”：“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在中西体用之间力主“中正”，无偏无袒，主张稳健改革，大概就是当时武汉士人圈应对康、梁急进派而形成的政治共识。戊戌七月间，陈衍撰写《戊戌变法搉议》，具体研讨变法得失。[87]己亥（1899）年两湖书院教习陈庆年在私人通信中探讨新旧派别，感慨戊戌以後“维新者不诋旧不得为新，其实所诋者乃今日之弊，并非厥初之旧；守旧者復自诬其与新无与，于是以空疏迂腐与所谓因循蒙蔽者自便自利，而以为旧，若是则所守者弊而已，何尝是守旧”。[88]而沈曾植在戊戌年底即已观察到康梁政变的恶果之一，就是玷污了“新党”的称号，使主张稳健者不敢以“新党”自命。[89]在辛丑（1901）年与张之洞通信中，沈曾植更指出：“中西之法虽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庄蒞礼动，纵千古，横四海，无异理也。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戊戌之败，本原在此。”[90]可见关于中、西、新、旧的讨论，于此後很长时间内，仍在武汉士人圈中延续。而後来以诗名世的陈衍和沈曾植，在武汉幕府的决策甚至行动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武汉交游与“三元说”

“江汉之间，南北绾轂。二千年来，常为志士才人游集之所。”张之洞的《正学报序例》不仅以“题名”的方式表达了政治共识，还在行文一开始就追溯了汉晋以来武汉士人交游之盛：自刘表牧荆州，陶侃开军府，中唐段成式、余知古、温庭筠等聚会汉上，以文章为乐，直至“本朝咸丰中叶，胡文忠公抚湖北，幕中多士，上者与文忠切磋道义，其次者纂述有用之书”，凡此种种，都成为张之洞及其幕客所追忆的对象。当然，戊戌前後“世运之阽危，人心之陷溺”为古来所未有，在追摹前贤时必须考虑时局，取其忠义经济，舍其章句浮华，但这一切却并不妨碍当时武汉士人在奔走国事的同时流连光景、互致唱酬。

从戊戌年正月陈衍抵武汉谒见张之洞，到庚子岁末沈曾植应刘坤一之邀东下两江，“同光体”诗人聚会的这三年，正值武汉士人交游频繁之际。其中，尤以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的己亥（1899）一年为最盛。武汉三镇名胜众多，本为历代士大夫流连之所，而张之洞督鄂十多年，不仅将武汉建设成南北交通的枢纽，而且兴办实业，为武汉增添了不少新景致。当时士人集会之地。既有月湖、琴台、姚园、黄鹤楼、宝通寺等故迹，又有两湖书院、织布局、纺纱局、安徽会馆、八旗会馆等新场合。郑孝胥在日记中描绘两湖书院雅集的环境，是“长廊绕湖，桃柳相间，有数海棠裁开四五分；後阁临外湖，直见黄鹤楼；左为八旗会馆，右为新闢体育场，夹堤亦皆垂柳，水鸭群飞拍拍，时泳时起，颇有远意。”[91]而集会之活动，则在诗酒之外，尚有看花、登临、祝寿、阅兵、食瓜，乃至夜谈法国小说等。庚子（1900）八九月间，郑孝胥百费周折从德国引进了全套“洋厨”，从此借郑家洋厨宴客又成为了武汉士人的新时尚。[92]此外还组织有“画社”，定期品评书画，“名流各携所藏，评真角胜”。[93]而海内学者、名士如杨守敬、顾印愚、周家禄、辜鸿铭、吴保初等亦纷至沓来，相与讲求金石、舆地、书画、辞章之学，幾乎可上比同光之际京师清流交际的盛况。[94]

身兼“清流馀孽”与“维新之魁”的张之洞自然是此中领袖。在从当时人诗文日记年谱中钩沉出的137次具体的交游活动中，张之洞发起或主导的就达32次之多。（见附表）武汉夏季炎热，张之洞却雅好夜谈，每每约陈衍、沈曾植、梁鼎芬、王秉恩、王仁俊诸人集织布局广台上露坐，“夜深乃散，集必有酒肴”。[95]在彼时的政治大环境下，张之洞聚会幕僚，多半是商谈政事，但也不乏谈诗、观画、赏花等雅事。尤其是身为晚清名公大臣中少有的能诗者，张之洞对诗歌与诗人的关注，对诗人的一贯提携的热忱，在此时也未因公务而消减。

张之洞本人的诗学宗尚，大抵是“能将宋意入唐格”[96]，即既脱胎于白居易为代表的唐调，又参以东坡句法，推崇“北宋清奇”。[97]在提出唐宋贯通论同时，撇却六朝，深恶江西，则又与其将诗风与世风相联系的认识有关。光绪初年写成的《哀六朝》诗就提到：



……今日六合幸清晏，败气胡令怪民招。睢水祆祠日众甚，蜡丁文字烦邦交。笛声流宕伶叹乐，眉髻愁惨民兴谣。河北老生喜常语，见此蹙额如闻枭。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为妖。[98]



在张之洞看来，晚清西教西学的侵入、世风的堕落、民生的凋敝，种种“败气”都与道咸以来诗人“攘臂学六朝”相对应。外放疆臣以後，张之洞更对“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的风气深恶痛绝。[99]因而提倡贯通唐宋，反对“浮诞嵬琐”，实际上都包含着对当下政治、学术走向的关切。

“贯通唐宋”同样也是戊戌、庚子之间武汉士人在诗歌唱和与诗论交流中关注的一大问题。郑孝胥在己亥（1899）十月呈诗张之洞，有句云“弥天诗学幾诗才，五百年间阙标举。寝唐馈宋各有取，挹杜拍韩定谁主”，[100]可见张之洞于唐宋各有所取、于杜韩不定一尊的诗学观在武汉士人中的反响。同年末，陈衍在与沈曾植的唱和中重提“同光体”，就主张“宋唐皆贤劫，胜国空祖祢。当塗逮典午，导江仅至澧”，[101]亦是推崇唐宋，撇却六朝，反对七子。沈曾植较晚入幕，但若干年以後为姚鼐诗集作跋，以为惜抱诗“经纬唐宋，调適苏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谛，实参实悟，庶幾在此。……抱冰翁（张之洞）不喜惜抱文，而服其诗，此深于诗理，甘苦亲喻者”，[102]同样受到张之洞唐宋诗论的影响。总之，在戊戌、庚子之际风雅道丧、内轻外重的局面之下，唐宋诗已经成为武汉士人圈诗学交流中流传的一个话题，而作为“同光体”核心论说的“三元说”，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生成。

己亥（1899）九月，沈曾植自扬州返回武昌，张之洞馆之于水陆街姚园，恰与同住在水陆街的陈衍为邻。其时阴雨不断，沈氏身患疟疾，数月不出户。陈衍、郑孝胥时来探望，三人交接频繁，復托之吟咏，互相夸示，往往谈及诗学。于是沈曾植乃在《寒雨闷甚杂书遣怀襞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的长诗中提到“三元”：



……吾思（《石遗室诗话》卷一作“乃知”）古诗（一作“时”）人，心鬥日迎拒。程马蜕形骸，杯盘代尊俎。莫随气化运，孰自喙鸣生（《诗话》作“主”，按韵是）。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韩白刘柳骞，郊岛贺籍仵。四河导崑极，万派播溟渚。唐馀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勃兴元祐贤，夺嫡西江祖。寻视薪火传，皙如斜上谱。中州苏黄馀，江湖张贾绪。譬彼鄱阳孙，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觞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数。强欲判唐宋，坚城捍楼橹。咄兹盛中晚，帜自闽严（羽）树。氏昧荀、中行，谓句、弦偭矩。持兹不根说，一眇引群瞽。……[103]



数年後陈衍在诗话中接过此诗话头：“余言诗学莫盛于三元，谓开元、元和、元祐。君（沈曾植）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开埠头本领。”[104]然则“三元说”起码是陈、沈二人在当时武汉诗人（特别是张之洞）关注唐宋诗问题的背景下，在交游唱和中共同提出的。[105]“同光体”反对墨守盛唐，故“三元说”的重点，其实在于纽合唐、宋的“元和”、“元祐”。

己亥一年武汉士人交游甚盛，其间议论、唱和颇有可以与“三元说”相映证者。正月十六日，梁鼎芬招郑孝胥、陈衍、顾印愚、朱克柔、汪鸾翔游伯牙琴台，事後互有诗歌赠答。陈衍在示梁、郑诗中有句“著花老树初无幾，试听从容长醜枝”，借用梅尧臣成句。不料郑孝胥早在十多年前就用力于梅诗，[106]一眼看破，和诗云：“临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凭君嘲老醜，终觉爱花枝”。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以为梅尧臣诗初无人道及，到此时才算有人提倡。[107]其实明代以来爱好都官诗者代有其人，[108]陈、郑等在清末标举梅尧臣的意义，还在于提出“宛陵用意命笔，多本香山”，而“东坡意笔曲达，多类宛陵”，发现了梅诗承上启下、沟通“元和”、“元祐”的作用。[109]八月，吴保初来武昌，称陈衍诗为“涪翁豪”。[110]秋冬之际，陈衍将自己的诗作拿给沈曾植、郑孝胥品评。沈曾植善徇人意，称赞陈衍诗“有香山风味”，“生劲乃类文湖州，笔妙真不可测”，“真北宋人语，王、梅间左挹而右拍矣”，[111]均以元和、元祐大家相推许。

但是，武汉士人圈中的人际关系颇为複杂，各人在关系网中的位置又各有差别，往往是因缘际会、一时遇合。反映在诗学认识中，在共同的话题之下，不同人往往有不同理解。如郑孝胥为幕府中参与密勿之人，陈衍则人微言轻，故陈衍对张之洞偏嗜海藏楼诗颇有微词，[112]陈、郑同时提倡梅诗，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113]更明显的分歧，则发生在沈曾植这个“畸人”与惯为幕客的陈衍、郑孝胥等之间。沈曾植为同光清流学术的嫡传，于陈、郑所师承之宝廷、陈宝琛一派诗学本无会心。其论三传高下则推举《公羊》，[114]论诗文学术则不薄龚自珍，[115]不仅与张之洞议论相反，更与康梁一派有同嗜。此外，沈曾植在张之洞幕府中的位置亦不稳定。戊戌（1898）七八月间，沈氏即曾在已就两湖书院史席的同时，赴湖南应陈宝箴聘主讲校经书院。[116]至庚子（1900）年奔走东南互保，辛丑（1901）年参与起草江楚会奏，则俨然已是代表盛宣怀、刘坤一方面与张之洞交涉，[117]其间甚至还与康有为、翁同龢等保持联络。[118]因而较之陈、郑之托庇于张之洞，沈曾植来去更为自由，其观念亦不受张之洞议论拘束。他参与提倡“三元说”，既受当时武汉交游酬唱风气的影响，又不无其独到的知识背景与现实关怀。

己亥（1899）秋冬之间沈曾植与陈衍的交往，借助居住密迩的便利，又较其与武汉幕府中其他人的来往更为密切。随着“同光体”的旧事被重提，二人之间的诗学交流亦日益深入。陈衍把自己遭遇沈曾植说成是“长江见白”、“东野于韩”，[119]沈曾植则将二人关系比作孤雲、寒石。[120]而具体到诗学，唱和之中却不乏观点的交锋。今《海日楼诗集》中存有《答石遗》四首，为沈曾植向陈衍表白诗学师承之作。其一云：



陵阳写本费揅摩，老屋横街冻夜过。卅载故心如梦见，瓣香何敢废涪皤。[121]



沈曾植自幼年寓南横街时就喜读韩驹诗，“尝得倦圃所藏旧本”，手自校勘。後在宣统元（1909）年与缪荃孙谋刻《陵阳集》，至民国二（1913）年方与饶节《倚松老人集》合刻刊布。[122]然则江西诗派固为沈曾植一生所宗尚。味此诗意，似陈衍原诗尚有非议山谷及江西诗派的语句，故沈曾植急为辩白，而陈衍答诗则云：



淡远深微有本真，镂金错采费精神。西江未必涪翁拜，何况桐城一派人。[123]



元祐诗坛，苏黄並称，後人每于二者之间有所轩轾。继而又有主张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相区分，专门贬低江西诗派者。所谓“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元好问《论诗绝句》），貌似为山谷撇清，实际上仍是尊苏甚至尊唐。晚清时张之洞尊苏斥黄，[124]也曾将“双井半山”与“江西魔派”相区别。[125]陈衍在此处实际上仍是重複武汉幕府论元祐诗的主流意见，反对沈曾植之“瓣香涪皤”。至于“元和”方面，沈曾植《答石遗》诗第四首云：



漫守张为主客图，旁行斜上破工夫。白家广大元无教，得似韩门变态无。[126]



沈曾植曾称赞陈衍诗有“香山风味”，“然观其所自作，则香山终非所嗜也”。[127]按照沈曾植後来自报的诗学门径：“鄙诗蚤涉义山、介甫、山谷，以及韩门。”[128]则韩愈又为沈氏沟通唐宋，由江西诗派上溯中晚唐的关键。又曾以禅喻诗示陈衍弟子黄濬，云：“有所悟者，能入；有所证者，能出。欧、苏悟入从韩，证出者不在韩，亦不背韩也。如此而後有宋诗。”[129]以韩愈为宋诗悟入的源头，与陈衍从白居易经梅尧臣而至苏轼的思路迥异。故而沈曾植在此诗中论元和诗，反对张为《主客图》独尊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而将白诗归入“韩门变态”，也是针对张之洞、陈衍沟通唐宋思路的偏至。

彼时诗人在交游中亦曾尝试互相影响。不仅陈衍曾建议沈曾植读梅尧臣、王令诗，[130]沈氏亦曾向陈衍出借自己收藏的诗集。[131]惟其互相影响程度之深浅，又须分别考察。戊戌（1898）七八月间，沈曾植曾在湖南购置王闿运编选的《八代诗选》，当时仅致憾于书中譌舛极多，于内容未加注意。[132]至一年馀以後的“己亥（1899）大雪节後二日”，正当与陈、郑等提倡“三元说”时，沈曾植重翻此书，“起读支（道林）、谢（灵运）诗数过，于诸文句颇渐理解，乃知选注之佳，向来讽味，只得鳞爪耳”，则又从王闿运的选注当中，悟出六朝诗的味道。继而又跋此书云：“‘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支公模山範水，固已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铿谐，则皆平原之雅奏也。陶公自与嵇、阮同流，不入此社。”[133]则开後来主张“三关”（元祐关、元和关、元嘉关），以“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之说的先河。[134]然而，沈曾植在张之洞幕中深自韬晦，将自己的诗学新发现视为独得之秘，“平生未尝为人道”。[135]一面则反而为陈衍等鼓吹“三元说”，截断众流从“开元”讲起（“开天启疆域”），而绝口不谈张之洞所深恶之六朝。则其用心之深与择术之慎，又非陈衍、郑孝胥、梁鼎芬辈一味附和者所能比拟。

因此，沈曾植之“三元说”，确与陈衍之“三元说”以及张之洞的唐宋贯通论有所不同。首先，张之洞、陈衍主张唐、北宋或开元、元和、元祐，带有非此即彼的否定性，即向上撇却六朝，向下否定江西诗派；而沈曾植之提出“三元”，则有开放性，向上有潜通六朝的可能，向下则与其一贯推崇的江西派相钩连。故其《遣怀诗》云“唐馀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勃兴元祐贤，夺嫡西江祖”，甚至还延续到江湖诗派、金元诗坛，绝非唐、北宋所能局限。其次，从“元和”、“元祐”的内部看，则陈、张偏爱白居易、苏东坡一系，而沈氏主张韩愈、黄庭坚一系。但沈曾植更强调不同诗派间的包容。此前此後，沈曾植在自己的学术笔记中颇有言及“开元”、“元和”、“元祐”之处，视野并不局限于诗学。《菌阁琐谈》中有“开元文盛”一条，颇能说明沈曾植“三元”贯通思想背後的关怀：



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经大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盛满一代之大业。燕、许宗经典重，实开梁、独孤、韩、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晋宋以跂建安，而元、白、韩、孟实承其绪。画则吴生接迹僧繇，尽华、竺变通之用。书则前有欧、虞，後为颜、柳，开元徐、李实为通变復古之中权。韩、史八分，冰、潮篆，旭、瓘草，皆自谓凌跨六代者。人才之盛关运会，亦不可不谓玄宗之精神志气所鼓舞也。贞元、元和之再盛，不过成就开、天未竟之业。自後经晚唐以及宋初，並可谓元和绪胤。至元祐而後復覩开、天之盛，诗与书其最显者已。[136]



沈曾植主张“以史例治诗词”，以为诗是“志与时相摩相荡”的产物，[137]所以其论诗之“开天启疆域”，亦是基于史的观察，欲追摹“一代之大业”。这与张之洞“哀六朝”在论理前提上并无二致。惟张氏既为国家柱石，方此世变日棘之际，自然注目于政治事功方面。沈曾植则以其“通儒”的眼光，考察包括“六艺九流”在内的文化整体，且“必究其原委”，故而与张之洞、陈衍等人同一关怀而有不同之结论。尤为重要的是，沈曾植後来还将此种观察下移到晚清，民国六（1917）年为沈瑜庆作《涛园记》云：



自余识君于乙、丙之际，其时中兴耆硕多在朝，金瓯无缺，士大夫志气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观，願其自愤于功名，学术风声，亦往往以唐宋诸贤为职志。[138]



乙、丙之际，当指光绪乙酉（1885）、丙戌（1886）年间，正值清流当道，鼓吹学术，而沈曾植、袁昶、李慈铭等清流後劲唱和于京师，被陈衍、郑孝胥目为“同光体”之时。沈曾植的此段追忆，将“同光”视为初具“元和”、“元祐”规模的“文盛”时代，说明直到己亥（1899）秋冬才提出的“三元说”，正可视作对此前“同光体”命名的补充。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139]对“同光”的回溯在世风日下的清季已经成为士大夫迷恋的一种言说，而“同光体”的称号也正是在此时开始行世。在武汉幕府中，沈曾植突兀的存在就是一种象征，往往触发周围人对于同光之际京师交游的追忆。陈衍在答沈曾植的诗中说“因君老屋横街语，预想京尘忆印泥”，[140]郑孝胥则在《答子培见访湖舍不遇》中慨叹：“斜街诸邻不可呼，存殁聚散痕欲无。当时痴肠那復热，賸有世议穷揶揄。”[141]虽然具体论诗的观点有所参差，但出于对“同光”的共同体验，“同光体”诗人唱和与议论背後的政治关怀仍然大体相近。

馀论

正当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在武汉幕府中发酵“三元说”时，梁启超在东渡夏威夷的旅途上已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将诗学与“革命”的政治话语相接合。相比之下，“同光体”虽与晚清政局有着种种联系，但其所依托的士人集团的政治立场既属于调和折衷一派，其对政治的介入与“反映”机制也要婉转曲折得多。沈曾植提出“三元说”，立足于“程马蜕形骸，杯盘代尊俎”，“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的进化史观，强调一代有一代之诗，然而“三元说”与“同光体”背後的政治寓意却是怀旧甚至感伤的，这一切都影响到“同光体”的政治关怀与交游背景在後来文学史叙述中的淡出。

光绪三十四（1908）年三月，陈衍入都就职于学部。庚戌（1910）春，与赵熙、胡思敬、温肃、江瀚、罗敦曧、曾习经、胡琳章等人创为诗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菓饼饵集焉”，至辛亥（1911）则增入陈宝琛、郑孝胥、冒广生、林纾、梁鸿志、林思进诸人，颇有重现当年京师文酒之盛的势头。[142]陈衍结交的重点，为赵熙、胡思敬、温肃等朝中谏官；而以罗敦曧、潘博等康门弟子为中介，远在海外的梁启超亦得拜陈衍学诗。[143]

光绪三十一（1905）年陈衍结识陈三立，并在随後将之纳入到《师友诗录》中，则是“同光体”风格的又一次扩充。[144]此後陈衍关于“同光体”的叙述，往往以陈三立代表的“生涩奥衍”派与郑孝胥代表的“清苍幽峭”派的比较为情节主线。同时，深服范当世的陈三立加入“同光体”，又增添了“同光体”与“桐城诗派”的一段因缘。稍後陈衍在学部与大学堂中颇与马其昶、陈澹然、姚永概等人交游。沈曾植在安徽任上，也曾先後招致桐城学人如方守彝、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时时相从考论文学，人谓自曾文正公治军驻皖以後，数十年宾客游从之盛，此其最矣”。[145]後来文学史家将“桐城诗派”也看作“同光体”，渊源在此。

庚子以降，“同光体”与其他士人群体的交涉仍在继续，使得“同光体”的构成以至风格依然处在不断流变之中。然而种种变数，都发生在“同光体”的概念行世之後，属于阐释与重构的问题，故不阑入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00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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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行文所署日期一律采用夏历，纪年附注与当年大致相当的公元年份。

[2] 陈衍《沈乙盦诗叙》，载《石遗室文集》卷九，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排印本）上册页507-508。括号中人名为笔者自注，下同。

[3] 《冬述四首赠子培》其三，载《石遗室诗集》卷三，《陈石遗集》页109。

[4] 分别为《沈乙盦诗叙》（1901）、《石遗室师友诗录》附载《石遗室诗话》（1909年之前）、《庸言》第1卷第1期所载《石遗室诗话》卷一（1912年底，即通行本）。字句出入处，如《沈乙盦诗叙》、《师友诗录》附诗话记述“同光体”由陈衍、郑孝胥二人在癸未、丙戌间共同提出，沈曾植被他们目为“同光体之魁杰”；而《庸言》本诗话则以“同光体”为陈衍一人在丙戌年的发明，沈曾植仅为“能为同光体”者。又《沈乙盦诗叙》、《庸言》本诗话皆以同光体的提出为“戏称”或“戏目”，而《师友诗录》本诗话则称：“同光体者，余与苏堪号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之称”，以“同光体”为正式的命名。

[5] 钱鍾书《谈艺录》四二“桐城亦有诗派”条下：“濂卿弟子范肯堂（当世）亦同光体一大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增订本，页147）曾克耑《论同光体诗》：“真正这场运动的中心人物，那只有通州范肯堂先生。”（原文撰于1950年代，载《香港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诗词曲篇》页1-3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案曾克耑为吴闿生门生，将桐城诗派的范当世看成是“同光体”的中心人物，可能出于门户之见。

[6] 钱仲联《论同光体》：“先後被列在‘同光体’内的诗人如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按其创作的时期而言，却在光绪以後，而不是同治年代。……所以陈、郑举出同光体的旗帜，‘同’字是没有着落的，显然出于标榜。”见氏著《梦苕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416。

[7] 《沈子敦先生遗书序》，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文献》1990年第3期，页185。

[8] “清流”不一定是当时清议分子的自称，而往往出于後人的回忆。“清流”中有南、北（前、後）之分，在不同人的记述中又有不同版本。如陈衍以为“北派”或“前清流”以李鸿藻为後台，包括张之洞、张佩纶等；“南派”或“後清流”以翁同龢为领袖，包括盛昱、王仁堪（？）等。（《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一）胡思敬则以张之洞、张佩纶、张之万为“北党”，李鸿藻为其领袖；孙家鼐、孙诒经、汪鸣銮、李文田、朱一新为“南党”，潘祖荫、翁同龢为其领袖。（《国闻备乘》卷二“南党北党”条）其实“後清流”中的翁、潘等人言事尚在“前清流”诸人之前，而各派中人交游亲疏则有之，结党则未必。若将清季民初流传的南、北党名单拼合起来，则大致可以还原当时所谓“清流”的所指。

[9] 潘祖年编《潘文勤公年谱》（沈雲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光绪间刻本）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具疏奏保左文襄公，时文襄以举人参骆文忠公幕，有齮齕之者，兄（潘祖荫）力辩其诬。”又：“文宗显皇帝巡幸木兰，兄三上疏力争，前後两疏廷臣会衔。同治元年二月，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10]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陈宝琛）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初，与张篑斋（佩纶）、宝竹坡（廷）、邓铁香（承修）号为‘四谏’，以直言风节声于天下；又与张孝达（之洞）、黄漱兰（体芳）辈，号为清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页47）但所谓“四谏”究为何人，历来说法不一。

[11] 参见《清史稿》卷108《选举志·文科》。

[12] 见《潘文勤公年谱》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条下。

[13] 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民国甲子南昌刊本）卷二“朝士嗜好”条：“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覘其趋向。”又震钧《天咫偶闻》：“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方纲）、阮仪徵（元）之馀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蓺，下逮贾竖平準，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廠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鉴赏二家外。未幾，盛司成有大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幾，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益骎骎乎承平盛事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页70-71）可见同光之际所谓“清流学术”在京城之流行。

[14] 《致潘伯寅》第一通，载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排印本）第12册，页10100。张之洞在本年四五月间一共写了七封信给潘祖荫，商讨此次雅集事宜。

[15] 张之洞《致潘伯寅》第七通（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信末附有名单，并注出与会诸人的学术擅长，大体都在书画、金石、小学、舆地方面。其中既有胡澍、赵之谦、李慈铭、许賡扬、王闿运、陈乔森、王懿荣、董文焕等业已成名者，又包括孙诒让、黄以周、杨守敬、曹耀湘、谭廷献等学术新秀。

[16] 见潘祖荫编《壬申唱和集》，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滂喜斋丛书》本。

[17] 据李慈铭《壬申七月五日郑司农生日集潘侍郎郑盦记》，附氏著《桃花圣解盦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手稿本，以下徵引李慈铭日记皆从此本）己集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18] 陈衍《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一，见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排印本）页6。

[19] 《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搨铭》，《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488。

[20] 《潘少司农嗜郑学名其读书之室曰郑盦属张掖张君据高密汉人石刻画像模写为图以同治十一年七月五日康成生日置酒展拜会者十一人因题小诗二首》，《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486。

[21] 陈声暨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閼逢阉茂（1874）条下，《陈石遗集》下册页1947。

[22] 王遽常编《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光绪三年丁丑：“是年赴粤，……是行得交陈兰甫澧，讲学甚契。”

[23]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己集上光绪十年四月十一日：“子封（沈曾桐，沈曾植弟）之大父，故工部侍郎鼎甫先生维鐈，合肥太翁愚荃（李文安）先生入学座师也。侍郎有清节，合肥（李鸿章）言初入翰林时，曾随太傅数谒见之，盖通家也。又案林文忠公、曾文正公亦出司空公（沈维鐈）门下，门墙之盛，媲迹河汾，惟公则非子安所能匹矣。”

[24] 参见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卷首载曾国藩为沈维鐈所撰《行状》。

[25] 参见前揭《沈子敦先生遗书序》。又沈曾植《序元圣武亲征录校本》（1917）：“曾植始为蒙古地理学，在光绪乙亥、丙子之间，始得张（穆）氏《蒙古游牧记》单本，沈（尧）氏《落帆楼文稿》，以校鄂刻皇舆图，李氏八排图，稍稍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序》（中），《文献》1990年第4期，页198-199。

[26] 前揭《序元圣武亲征录校本》：“庚辰会试，第五策问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则删节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清场而後交卷。归家自喜曰：此其中式乎？长沙王益吾先生、会稽朱肯甫先生分校闱中，榜發，与人曰：闱中以沈、李经策冠场；常熟翁尚书尤重沈卷为通人。顾李莼客（慈铭）负盛名，而沈无知者。某君曰：嘉兴沈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尚书于谒见时，特加赏借，而两先生之言传诸学者，莼老相见，亦虚心推挹。”又李慈铭《荀学斋日记》乙集上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沈刑部曾植来，嘉兴人，故工部侍郎左都御史维鐈之孙，字子培。”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沈子培送行卷，久谈，此君读书极细心，又有识见，近日所罕覯也。其经文皆博而有要，策对西北徼外诸国，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视余作为精密矣。”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子培来，谈甚久，于西北边事，攷古证今，多有心得。尚论宋明学术，亦具有微言，此事知者鲜矣。”可见当时沈、李之交往，与李慈铭对沈曾植学问的倾慕。

[27] 沈曾植《逸社第七集会于庸庵制军寓分咏京师胜迹得陶然亭》：“……後来人事多復多，二李二王盛黄载酒时经过。”（《海日楼诗注》卷七，见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页929-930，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排印本）又《沈寐叟年谱》光绪六（1880）年庚辰：“自是公名益隆，先後得交朱蓉生侍御一新、袁爽秋太常昶、李仲约侍郎文田、黄漱兰侍郎体芳、宗室盛百熙祭酒昱、文道希学士廷式、王幼霞侍御鹏运、李爱伯侍御慈铭，与爱伯讲习尤契，人称沈李。”光绪十二（1886）年丙戌：“夏，公弟子封（沈曾桐）成进士，朝考用庶吉士，在京有名，人称‘二沈’”。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此际的交游，大多在後人所分清流“南派”的范围内。

[28] 《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一，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55-156。

[29] 参见《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昭阳协洽（1883）条下，《陈石遗集》下册页1953。

[30] 《重游天宁寺同道安》，载《石遗室诗集》卷一，《陈石遗集》上册页66。

[31] 参见《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柔兆阉茂（1886）条下，《陈石遗集》下册页1957。又《石遗室诗话》卷四：“丙戌己丑间，余由苏戡（郑孝胥）识季直（张謇）。”见《陈衍诗论合集》页61

[32] 参见《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二重光大荒落（1881）条下，《陈石遗集》下册页1952。

[33] 陈衍《元诗纪事原叙》，载《元诗纪事》卷首，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341。

[34] 《郑孝胥日记》（劳德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排印本）光绪十一（1885）年九月六日：“余步访季直（张謇）。”十一月廿四日：“午後，同旭庄（王仁东）过袁爽秋，不遇，遂至文芸阁寓。”十月六日：“沈子封（曾桐）来。”十二月二日：“午後季直以字来，言昨偕沈子封来访，不值。今日可同往报之。”十二月六日：“午後，季直来，邀赴广和居袁爽秋（昶）、沈子培（曾植）之约，余曰‘已却之’，乃已。”

[35] 《桃花圣解盦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下文云：“道光以後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後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鹜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可见同、光诗人相对于道、咸诗人的自觉意识。

[36] 袁昶《安般簃集跋》，载《安般簃诗续钞》（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卷末。

[37] 《海日楼诗注》卷一，见《沈曾植集校注》页103-104。

[38] 《荀学斋日记》戊集下光绪九（1883）年十二月十三日。

[39] 《渐西村人安般簃诗序》（1892），原载袁昶《安般簃诗续钞》卷首，此处引文据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文献》1990年第3期，页172-173。

[40] 参见陈声聪《清末所谓清流党前後与其言事大略》，载《兼于阁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51-58。

[41] 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1928年铅印本）光绪三（1877）年五月：“太庙九室，一室一世，至是世数已增于九，庙当别建，议者纷纭，时潘文勤公为礼部尚书，公（张之洞）详稽历代之制，为三议以进。”案：今《张之洞全集》卷282书札一载有光绪三年间《致潘伯寅》书十二通论穆宗升袝事。又吴可读尸谏定大统事，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光绪五（1889）年：“时廷议引雍正七年不建储之谕，谓将来神器所归，皇上必能斟酌尽善，非此时所得预拟，请勿庸置议。同时，尚书徐桐、翁同和、潘祖荫、翰林侍读学士黄体芳、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並公（宝廷）皆另摺具奏。大意皆谓吴可读既有此奏，若不明白宣示，恐天下臣民转未能深喻，宜申明宣示将来继承大统之元良，即穆宗皇帝之圣子。公（宝廷）並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与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宫，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见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排印本）下册页1002。

[42] 《偶斋诗草》下册页984。

[43] 光绪八（1882）年底，宝廷因纳船妓事自劾罢职。从此“日偕故人及门生弟子，春秋佳日，携酒临眺。樵夫渔竖，久之皆相识，不知公之曾为卿贰也。自是岁（光绪九年）结消寒社，明岁又结消夏社。公为之评定甲乙，指示诗法。……”（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光绪九年条下）光绪十（1884）年，法国犯马尾，张佩纶坐失守，被遣戍张家口。陈宝琛、张之洞等皆有赠诗。

[44]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四八〇：“广雅（张之洞）与竹坡（宝廷）、绳庵（张佩纶）及弢庵（陈宝琛）先生，当日在朝，謇謇立风节，並有文字道义之契，世目之为元祐诸贤。”（张金耀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排印本，页324）清流中人亦以元祐党人自比，如张之洞在光绪末年作《李文正（鸿藻）故宅诗》云：“独乐园中花药荒，思贤重上读书堂。谁编元祐初年事，且喜诸郎尚有康。”（《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555）

[45] 《孟夏十日竹坡先生出视游西山诗卷遂集同人分韵赋诗得徧字》，《石遗室诗集》卷二，见《陈石遗集》页73。

[46] 如《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一载张之洞为宝廷题诗，卷十三载张佩纶出塞诗、陈宝琛为张佩纶作诗、及宝廷与陈宝琛唱和诸篇等。

[47] 关于清流诗人“政治参与意识”的例证，可参见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卷一“清流党一二诗事”条。

[48] 此处采取石泉《甲午战争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一书的观点：“甲午‘主战派’以清流为中心，而翁同龢一系尤为重要。其主战虽由认识之不足，而同时则亦颇欲借此一战，以转移政局，挽回十年来清流之厄运。”（页94）

[49] 《越缦先生挽诗》其一，《海日楼诗注》卷一，见《沈曾植集校注》页160。李慈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清史稿》本传）即诗中“刘向奏”所指。

[50] 《国学萃编》为著涒吟社社刊，沈宗畸（太侔）主编，半月刊。创刊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初），今存50期。《石遗室师友诗录》在该刊上共发表六卷，载第5、6-7合刊、9-14、17-26、31-32期。如果按期号计算，发表时间大概在宣统元（1909）年二月到宣统二（1910）年三月间。

[51] 陈衍《海藏楼诗叙》（1902）：“苏戡写定其诗，示余顾子子朋所为叙，曰：子方草创诗话，必有微言深恉，可以叙吾诗者。”（《石遗室文集》卷九，《陈石遗集》上册页508）又王真续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玄黓困敦（1912）十月：“梁任公开办《庸言》杂志，约公编诗话，……公旧有诗话百十则，未成书。”（《陈石遗集》下册页2021）

[52] 陈步编《石遗室丛书总目录》著录《石遗室师友诗录》凡三十卷，（《陈石遗集》下册页2200）但据《国学萃编》第17期所载之《石遗室师友诗录前六卷出书启》，云：“此书共十二卷，今先印六卷。”则此书在最初筹划时仅为十二卷。今三十卷本与十二卷本俱未见，仅见国学萃编社所刻之六卷本。

[53] 然而，《师友诗录》在《国学萃编》上发表时，却是先刊陈宝琛诗的卷三（第5-7期），然後才刊载张之洞诗的卷一（第9-14期），原因待考。

[54] 《石遗室师友诗录》卷一（载《国学萃编》第9期）：“甲午（1894）五月，林赞如侍郎出守雲南昭通，道过武昌，谒相国（张之洞）。相国见侍郎扇头有余赠行三绝句，至为激赏。丁酉（1897）腊月，又在他处见余论时事文数篇，以为才识罕有其匹，令梁节庵（鼎芬）致电招往武昌，又电告郑苏戡（孝胥）令转邀。戊戌（1898）正月，余至武昌，遂留幕府。……庚子（1900）後相国与两江总督刘忠诚公（坤一）会奏变法条陈，曾采余《变法榷议》入告。壬寅（1902）又以熟于中外古今政治之学，荐之于朝，尤为逾量称许。前後委办学务、商务，创译商律及理财各书，筹议铜元、钞票、小银元各货币，刊在杂报，一时有钱流地上之称云。”又陈衍还曾将《师友诗录》呈张之洞过目，《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一：“……此论曾刊印《师友诗录》中，公（张之洞）薨前数月，特取阅之。”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52。

[55] 《石遗室师友诗录》卷一：“相国（张之洞）平生文字，以奏议及古今体诗为第一。奏议旁皇周匝，见人所未及见，达人所不能达，如颜鲁公书，力透纸背，如虞道园诗，自谓汉廷老吏，中兴以来，诸公皆所未逮。古体诗才力雄富，今体诗士马精妍，考据题咏，皆有名论新意寓乎其间。”按此条阿谀太过，既不见于今本《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述评加以转述时亦大加删削（参见《陈衍诗论合集》页889）。

[56] 《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四：“余尝欲刻《师友诗录》，前岁为友人促成数卷。因寄书季立（马贞榆），使录一二诗付余。”见《陈衍诗论合集》页63。

[57] 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三年（1877）条下注：“太傅（陈宝琛）又云：是时侃侃论列，公（张之洞）未开坊，犹不得具摺言事。然自是究心时政，不復措意于考订之学。”

[58] 陈衍《张之洞传》（1912）：“同治间，大乱初定，朝廷尚兢业、开言路，言官竞进，颇党同伐异，久而孝钦太后厌之。独之洞多上书陈政事，不以参劾为能。”见《石遗室文集》卷一，《陈石遗集》上册页427-428。又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南皮惟上条陈言时务，与张（佩纶）、陈（宝琛）等事抨击者不同，故官运颇佳。”（页63）

[59] 《致宝竹坡》，《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343-10344。

[60] 宝廷《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1881），《偶斋诗草》内集卷四，见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页54。

[61] 张之洞自光绪十五（1889）年履任湖广总督，至光绪三十三（1907）年奉诏入枢廷，中间于二十（1894）年、二十八（1902）年两度署理两江总督，二十八至二十九（1903）入京议学制，共督鄂15年。其治理湖北之业绩，可参考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铅印本）中的记述。

[62]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见闻·清流党》：“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以儒臣者以此。”见《辜鸿铭的笔记》（台北：国民出版社1954年排印本）页6-7。

[63] 见沈曾植《扬州与南皮制军书》（辛丑春，1901），见钱仲联辑《沈曾植未刊遗文》（续），《学术集林》卷三，页110。

[64] 西本白川《大儒沈子培小传》（1923），转引自《沈寐叟年谱》光绪十五年己丑条下。

[65] 沈曾植电由张之洞转致唐景崧，见《致台北唐抚台》，《张之洞全集》第8册“电牍”，页6298-6299。

[66] 参见《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一（1895）年条下。

[67] 沈曾植《致汪康年》第十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整理本）第1册，页1141。

[68] 沈曾植《与丁立钧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手迹，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页214。

[69]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夜接督署来札：‘……照得本大臣衙门办理洋务，事体殷繁，关系重要，一切文牍函件必须熟谙洋务之员分为经理，以资得力。查有江苏试用同知郑孝胥、江苏候补知县章鸿森两员，均堪委办洋务文案。所有每月薪水即由支应局核拟，呈候批定支给，以资办公。”

[70] 《求是报》栏目分为“谕旨恭录”、“内编”、“外编”、“路透电音”四大块。刊载西学内容的“外编”又有“西报译编”、“西律新议”、“製造类编”、“格致新编”、“泰西稗编”等栏目。其刊登法国小说，则与深通法国文学的陈季同有关。

[71] 分别载《求是报》第5、9、10册，光绪二十三（1897）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五日。

[72] 《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其二，《石遗室诗集》卷三，见《陈石遗集》上册页102。

[73] 两湖书院每科设分教一人，由总督聘任。前後被张之洞延聘者包括：经学科：易顺鼎、杨裕芬、钱桂森。史学科：杨锐、汪康年、梁鼎芬、姚晋圻。理学科：邓绎、周树模、关棠。文学科：陈三立、屠寄、周锡恩、周树模、杨承禧。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二章“教育之设施”。

[74] 参见张之洞集中《九月十九日八旗馆露台登高赋呈节盦孝通伯严斗垣叔峤诸君子》、《腊月十六日邀汪进士陈考功易兵备杨舍人至两湖书院讲堂看雪月余以畏寒头痛先归》、《封印之明日同节盦伯严实甫叔峤登凌霄阁》等诗。

[75] 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著雍阉茂（1898）正月十日条下，《陈石遗集》下册页1975。

[76] 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本年闰三月二十七日条下引沈曾桐《百研斋日记》。

[77] 题杨继盛手札事，文廷式、费念慈均有诗涉及，见前揭《沈曾植年谱长编》页197。题宝廷黄带事，见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本年四月条下。

[78] 《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四（1898）年戊戌四月条下引沈曾植《护德瓶斋客话》所载与文廷式议论语。按康有为与沈曾植订交甚早，公车上书与举办强学会时都曾得到沈曾植的支持甚至保护。但此时面对康有为“鲁莽灭裂”的激进变法策略，沈氏的议论有所改变。

[79] 沈曾植《致汪康年》第十三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页1143。

[80] 《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电牍”，页7581。

[81] 是年正月十日，张之洞在初见陈衍的时候提到《求是报》，以为陈可以“弃彼就此，此间亦拟出一杂志”，次日又请陈衍暂任官报局总编纂。後来由陈衍主编的《湖北商务报》要迟至光绪二十五（1899）年春才创刊，这裏所说到的“杂志”，当即《正学报》。见《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条下。

[82] 《正学报序例》，载《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066-10069。

[83] 《致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幹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未刻汉口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电牍”，页7586。是年春，章炳麟来武汉参与《正学报》的筹办。在其所撰《正学报缘起》一文中，举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章炳麟五人为发起者。然而，章炳麟主张“正学”、反对康、梁的背後，却有种族论的学理背景，很快遭到梁鼎芬的排斥。张之洞此电强调以梁鼎芬为“总理”，似即针对此事。参见章炳麟《正学报缘起》（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58-6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本年条下，及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本年正月十日条下注文。

[84] 《梁节庵太史与王（先谦）祭酒书》，载苏舆《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书店2002年排印本页155。

[85] 《正学报稿》二册，稿本，藏北大图书馆。“叙文、论撰”一册卷首贴一红纸，为王仁俊所写禀单，云：“案正学报叙已改定，拟梁节庵前辈口气，故後有鼎芬等云云。其篇中原有之格致古微与实学报等字，均已删去，馀遵夫子改本。合并申明。受业王仁俊上。”从口气推断所云“夫子”当即张之洞，而揆之以书体，二册稿本中出现的大量眉批、按语亦当为张之洞的手迹。

[86] 参见《劝学篇·守约》。

[87] 《戊戌变法搉议》分“议相”、“议兵”、“议卒”、“议将”、“议械”、“议税”、“议农”、“议学”、“议译”、“议上书言事”十篇，主要针对变法提出具体建议，但对“百日维新”中的某些政策如官民上书言事等亦颇致批评。载《陈石遗集》下册页1673-1789。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申报》刊有《屡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内云：“闻侯官陈叔伊孝廉衍亦有驳保国会章程一帙，足补孙（灏）所未详，真好文字也。”

[88] 陈庆年《復陈惕庵（玉树）同年书》（己亥七月二十五日），载《横山乡人类稿》（民国间刻本）卷十。

[89] 沈曾植《与黄绍箕书一首》（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手迹）：“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讳饰其邪逆，覥然自称曰新党。其狡狯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斲丧国家之元气。”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页208。

[90] 沈曾植《与南皮制军书》（二），载钱仲联辑录《海日楼未刊遗文》（续），《学术集林》卷三，页110。

[91] 《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1899）年二月十六日。

[92] 参见《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六（1900）年九月十六日、九月廿五日、十月十四日。李宣龚、陈衍都曾向郑孝胥借洋厨宴客。

[93] 梁鼎芬《沈乙盦属题葡萄画册三首》其三注：“今年上巳，在乃园开画社修禊，招集文流，各携所藏，评真角胜，以义州李葆恂、献县纪钜维为导师，夜阑乃散。昨遇苻娄庭，恨乙盦（沈曾植）不与也。”见余绍宋编《节庵先生遗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卷四。又陈衍《乙盦雪中招饮观沈石田山水长卷》：“雪中打门来急递，乙盦主人借行厨。来朝画社设寒具，出观石田山水图。……”（《石遗室诗集》卷三，《陈石遗集》上册页110）陈衍此诗作于己亥（1899）年末，则梁鼎芬所说的画社成立的“今年”当为己亥年。

[94] 当时交游的具体情况，参见本文附录《戊戌、庚子间武汉士人交游表》。

[95] 见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著雍阉茂（1898）条下。

[96] 张之洞《四生哀·蕲水范昌棣》，《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478。诗作于同治末年外放学政时。

[97] 胡先驌《读张文襄广雅诗》：“盖公诗脱胎于白傅而去其率，间参以东坡之句法者也，其渊源如此。”又：“广雅堂诗之脱胎于长庆，习于唐宋之辨者，一望即能知之。”见《胡先驌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上卷页181-182。

[98] 《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502-10503。按此诗在《广雅堂诗集》中的位置，当作于光绪初年张之洞参与张佩纶、陈宝琛等言事时。

[99] 见张之洞《学术》诗注，《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559。

[100] 《广雅留饭谈诗》其一，《海藏楼诗》卷四，见黄琨、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排印本）页102。按《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1899）年十月二十四日：“广雅留饭，谈诗甚洽。”十月二十六日：“作诗二首上南皮。”即此诗。

[101] 前揭《冬述四首赠子培》其三。

[102] 《惜抱轩诗集跋》，《海日楼题跋》卷一，见钱仲联编《海日楼札丛》附《海日楼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页41。

[103] 《海日楼诗注》卷二，见《沈曾植集校注》页266-271。又《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一亦载此诗，个别字句有出入，见《陈衍诗论合集》页7-9。

[104] 《石遗室师友诗录》卷四所录《石遗室诗话》，载《国学萃编》第22期。又《庸言》本《石遗室诗话》卷一亦有此段，个别字句有出入。

[105] 关于“三元说”的提出者，前人颇有争论。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屠维大渊献（1899）九月：“（沈曾植）有《寒雨积闷杂书遣怀》一长古，论诗宗旨多本家君（陈衍）说。”以“三元说”创自陈衍，《石遗室诗话》本意亦然。而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条下则云：“（沈曾植）论诗宗旨略见《寒雨积闷杂书遣怀》一首，与陈石遗、郑太夷创诗有三元之说。”以沈、陈、郑三人共创“三元说”。陈衍女弟子王真在《续编陈侯官年谱跋》中反驳王遽常，云：“不知师所标举者三元，指自唐至宋之开元、元和、元祐，撇却六朝也。寐叟所标举者三关，有元嘉而无开元，杂六朝于唐宋中。宗旨不同，焉得指鹿为马乎？”按：沈曾植标举“三关”，尚是後话。细味沈诗，则当时交游密切者除“陈君泥滑滑，税舆践今雨”、“郑侯凌江来，高论天尺五”外，尚有梁鼎芬、周家禄、沈曾桐等。沈曾植、陈衍本年又与周家禄、吴保初等人颇多唱和。然则“三元说”当生发于武汉士人圈子的唱和环境，尤其与张之洞诗论的影响有关，并不局限于陈、沈、郑三人。

[106] 《郑孝胥日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890年1月10日）：“连日阅宛陵诗。”又前揭陈衍《海藏楼诗叙》（1902）：“己丑（1889）、庚寅（1890）入都，君寓可庄所，及官学，案头手抄诗本，有晚唐韩偓、吴融、唐彦谦诸家，北宋梅圣俞、王荆公诸家。”（《陈石遗集》上册页509）

[107] 《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陈衍诗论合集》页133。陈衍诗为《游琴台归再作二律视节盦太夷》其二（载《石遗室诗集》卷三），郑孝胥诗为《偶占视石遗同年》其二（载《海藏楼诗》卷四）。

[108] 钱鍾书《谈艺录》五〇：“近人誇诞，以为同光以来始道宛陵，不知王渔洋《池北偶谈》、全谢山《春凫集序》皆推宛陵。”接着又博徵明清以来诗人之推崇梅尧臣者，以说明陈衍说之不根。（页169）

[109] 《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四：“宛陵用意命笔，多本香山。异在白以五言，梅变化以七言。东坡意笔曲达，多类宛陵，异在音节，梅以促数，苏以谐畅。苏如丝竹悠扬之音，梅如木石摩戛之音。”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98。又《放翁诗选叙》（1915，《石遗室文三集》）：“余谓宛陵古体用意用笔，多本香山。香山多用偶，宛陵变化用奇。香山以五言，宛陵变化以七言。放翁、诚斋皆学香山，与宛陵同源。” （《陈石遗集》页637）则又进一步勾勒出从白居易到梅尧臣，直至南宋陆、杨的诗学脉络。

[110] 《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八：“己亥，彦复（吴保初）客武昌，所常过从者，子培（沈曾植）及余。余答子培诗所谓‘屡简吴郎益旧题’也。彦复与余拉杂唱和者甚多，稿零落殆尽。有《读陈石遗诗集遂和其论诗原韵》云：“……词妥极艰辛，语妙益凄婉。始觉涪翁豪，不逊临川锻。吾师擅风雅，薪传火未断。”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13。按吴保初来武汉，在己亥年八月，见《郑孝胥日记》。

[111] 《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一：“余居武昌时，有所作必示苏戡、子培，必加评品。《雨後同子培子封对月》云：‘此雨宜封万户侯，能将全暑一时收。未知太华如何碧，想见洞庭无限秋。’子培云：真是香山风味。……《次韵答子培云》：‘凭余自写陈居士，步屧频来不筍将。入室屡呼无门者，借书私喜有诗藏。长江见白难为客，东野于韩讵在旁。随意恣谈敧坐久，累君烟月受清凉。’子培云：生劲乃类文湖州，笔妙真不可测。……《二月移居水陆街二首示子培》……其二云：‘一亩荒园故足窥，不如园里即书帷（故居有空园，纳凉最宜）。绿苔生榭宜铺板，汲井当门待插篱。借荫喜分邻树美，伤根悔把旧花移。落帆黄鹤三年共，细菌寒匏欠夥颐。’子培云：真北宋人语，王梅间左挹而右拍矣。”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64-165。

[112] 戊戌正月陈衍初次谒见张之洞，坐间“谈及苏戡诗，（张之洞）甚为称许，惟言所见不多。（陈衍）答以赵甌北评元遗山诗：学不甚博，才不甚大，惟以精思健笔，戛戛独造。苏戡似之。”见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著雍阉茂正月条下。而《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八中，更有一条专门讨论“文襄于苏戡诗，实有偏嗜”，见《陈衍诗论合集》页250。

[113] 郑孝胥答陈衍“著花老树初无幾，试听从容长醜枝”诗共四首，其一：“一世诗中豪，用意常在小。永叔故可人，举头惊飞鸟。（廣雅举介甫语为问，余答之。）”则是推重欧、王。其二：“临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凭君嘲老醜，终觉爱花枝。”并举王、梅。其三：“诗要字字作，裕之辞甚坚。年来如有得，意兴任当先。”又主意兴为先，与陈衍主张“老树著花”，“浑朴中时出苕秀”的趣味并不相同。见《海藏楼诗》卷四，《海藏楼诗集》页94。

[114] 《海日楼札丛》卷一“三传高下”：“公羊学在西汉最先，谊最古，道最质。穀梁次之，少文而近人情。左氏最後出，文彩最优，最近人情，而曲学阿世之讥，难乎免矣。”见《海日楼札丛》页43。

[115] 沈曾植对龚自珍的推崇，见《书龚定庵文集後》（载钱仲联辑《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三，《文献》1992年第1期，页150-151）。又《海日楼文集》中有《龚自珍传》，已佚。

[116] 关于此次湖南之行，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页204-205的考证。

[117] 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自里北征，而辇毂拳乱卒作，公停于上海，主沈涛园（瑜庆）。痛北事之不可捄，以长江为虑。与督办商约大臣盛杏荪（宣怀）密商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决大计于两江总督刘岘庄（坤一）；来往武昌，就议于两湖总督张香涛（之洞）。”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春：“杏荪尚书约作沪游，刘岘庄制军又约至金陵，属拟奏稿。”

[118] 戊戌年有《寄上虞山相国师》诗，己亥年有《长素海外寄诗次韵答之》。

[119] 《次韵答子培》：“长江见白难为客，东野于韩岂在旁。”见《石遗室诗集》卷三，《陈石遗集》页108。

[120] 沈曾植《奉呈石遗》：“孤雲与寒石，郢路偶相将。老斲知轮苦，新硎得刃藏。……”见《海日楼诗注》卷二，《沈曾植集校注》页249。

[121] 《海日楼诗注》卷二，见《沈曾植集校注》页246-247。

[122] 参见沈曾植《重刊江西诗派韩饶二集序》（1913），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叙》（中），《文献》1990年第4期，页186-188。

[123]《调子培并答惠诗》，《石遗室诗集》卷三，《陈石遗集》页107。

[124] 张之洞尊苏斥黄的意见，见于其《忆蜀游十一首》之七《摩围阁》：“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梗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行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坦荡殊雕饰。枉受党人祸，无通但有塞。差幸身後昌，德寿摹妙墨。……”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515-10516。按诗集樊增祥跋，《忆蜀游》为乙未（1895）以後督楚时作。（见《张之洞全集》页10590）

[125] 张之洞《过芜湖吊袁沤簃四首》其四：“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张之洞全集》第12册，页10579。）後来陈衍在诗话中曾反对张之洞将江西诗派与黄庭坚相剥离，认为“不喜江西派，即不满双井。……阳不贬双井，而斥江西为魔派。实则江西派岂能外双井，双井岂能高过子美，雄过子美，而自闢门庭哉。”（《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一，见《陈衍诗论合集》页151）但在答沈曾植的诗中，陈衍却主张区分山谷与江西派，自是受一时流行议论影响。

[126] 《沈曾植集校注》页247-248。

[127] 见前揭陈衍《放翁诗选叙》。

[128] 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1918），见钱仲联辑《沈曾植未刊遗文》（续），《学术集林》卷三，页117。

[129] 《花随人圣盦摭忆》页58。

[130] 前揭陈衍《沈乙盦诗叙》：“余曰：‘君（沈曾植）爱艰深，薄平易，则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广陵。’君乃亟读宛陵、广陵。”

[131] 沈曾植《与陈衍书》（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手迹）：“陆集廿册、张集十册奉览。”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页218。惟不知此陆、张为何人。又《石遗室诗集》卷三《次韵答子培》有“借书私喜有诗藏”句，见《陈石遗集》上册页108。

[132] 钱仲联编《海日楼题跋》卷一有《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四则，仅第二则标明写于“己亥（1899）大雪节後二日”。第一则云：“客中无书，以四百钱置此，譌舛极多，不知其抄集时所据何本。湘中无校刊学，近始有为之者。而後生争言世事，无復好古者承流接响矣，可为太息也。”案王闿运湘人，其书亦流行于湘中。沈曾植在戊戌七八月间应陈宝箴聘讲习于长沙校经书院，此跋言“客中无书”，又言“後生争言世事，无復好古者承流接响”，正与戊戌时湖南情境相合。

[133] 《海日楼札丛》附《海日楼题跋》页44-45。

[134] 见《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学术集林》卷三，页116-117。

[135] 前揭《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

[136] 《海日楼札丛》卷七，页279。

[137] 参见《海日楼札丛》卷七“史例治诗词”条，及《海日楼文集·张文达公退思轩诗集序》（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文献》1990年第3期，页179）。

[138] 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未刊遗文》，《学术集林》卷二，页12。

[139] 陈宝琛《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摹本》，《沧趣楼诗集》卷六，见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排印本）页133。

[140] 《再答子培》，《石遗室诗集》卷三，《陈石遗集》上册页107-108。

[141] 《海藏楼诗》卷四，《海藏楼诗集》页104-105。

[142] 参见《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二，《陈衍诗论合集》页180。

[143] 参见《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九关于陈衍为梁启超改诗的记载，《陈衍诗论合集》页121。

[144] 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旃蒙大荒落（1905）：“与陈伯严年丈会，自伯严丈与家君为同年，相知二十馀载，初未相见。”（《陈石遗集》下册页1994）

[145] 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条下转引姚永概《慎宜轩诗自序》。